船政學堂《中國近代第一所高等學院》

中國最早引進西方教育模式
最早創立留學生教育制度
最早實施產學結合、多元教育的高等學院

左宗棠、沈葆楨一手創辦
嚴復、詹天佑、鄧世昌從這裡走出

本書披露中國近代海軍的搖籃、福州馬尾船政學堂輝煌而鮮為人知的歷史，勾畫出左宗棠、沈葆楨創辦船政學堂的過程與成就，以及該校畢業生、留學生的風采。從西方教育模式中國化的角度，探索其歷史地位，並闡述船政學堂如何為現代的高等教育及技職教育，提供可資借鏡的經驗。

本書特色

1.市面僅見對船政學堂的辦學模式進行深入探討的專門著作。
2.作者是中國船政學堂研究專家，資料豐富完整。
3.特別適合推薦給關注高等教育、技職教育及中國近代史的讀者。

《船政學堂》序
趙啟正

說起嚴復、詹天佑、鄧世昌，大家都耳熟能詳。但說起他們的母校，可能很多人不甚明瞭。

說起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家都會翹起拇指──它們確實是中國一流的高等學府；但第一個真正符合近代教育制度的高等學校，是哪一個呢？

說起現在的留學制度，大家都很清楚，但第一個真正建立起留學制度並取得成效的學校，又是哪一個呢？

我想給大家推薦沈岩先生的這本書。它也許可以給大家解開這些謎團。

我非常推崇教育對於強國的意義。我認為，消除人的無知，斷不可少的辦法就是教育。福建船政學堂把育才作為根本，關注的就是教育。19世紀60年代，洋務派師夷禦侮，力排眾議改革舊制，創辦了福建船政學堂，定期培養學生赴歐留學，為近代海軍建設、機器製造、礦業冶煉、電訊、鐵路、外交等領域培養出一大批國家急需的專業人才。她引進的是西學，教育出來的是愛國圖強的仁人志士。當時的船政學堂，成就卓著，聲名遠播，成為「開山之祖」，各地紛紛效仿，從而促進了中國近代教育制度的誕生，促進了追求科學、追求真理之風的形成。這不就是教育的力量嗎！

沈岩先生是馬尾船政文化研究會的會長，在船政文化研究方面已有相當影響。為了填補船政教育研究方面的空白，作為高校教育工作者的他有著更多的直覺和使命感。他從教育的角度，認真收集整理史料，開展課題研究，花了兩年的心血寫下了這本書，再現了清代船政學堂的歷史，讓讀者瞭解了船政學堂的原貌，真是可喜可賀！據我所知，迄今為止還沒有人這麼認真、這麼系統地整理過她。說它在這方面填補了空白也不為過。這是本書特點之一。

本書特點之二是作者不僅僅停留在一般的史料整理上，而是在此基礎上對船政學堂的組織模式、教學模式、學生管理模式和留學模式等進行了深入地剖析與研究，從而概括出船政教育的模式內涵和特點，闡述其歷史意義和現實啟示。這的確難能可貴。這對於借鑑其辦學經驗，辦好我們的教育事業是十分有益的。

本書特點之三，是作者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科學分析方法，突破前人對此課題研究的某些片面和似是而非的粗淺觀點，提出了一系列很有見地的新看法。
作者認為，創辦船政是非常之舉，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當時的思想觀念已產生革命性的變化，船政學堂的成功創辦，其政治意義、軍事意義、經濟意義和教育工作意義都十分深遠。所謂「師夷制夷」的愛國自強精神、「窮則變，變則通」的變革思想、「東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陸」的海權意識、「船政根本在於學堂」的人才觀、「引進西學，為我所用」和「求是、求實、求精」的教育觀、「窺其精微之奧」的留學觀等，確實是令人驚羨的革命。船政學堂在海軍建設、抵禦外侮、維護海權方面，在近代工業建設、科技隊伍建設方面，在開創近代教育方面，也都功勳卓著，令人讚歎。

作者進一步認為，船政學堂的教育模式是先進的。引進西方教育模式為我所用的辦學原則，突破傳統、改革創新的辦學理念，工學緊密結合的辦學形式，科技與人文結合的教育形式，人才為本、精益求精的教學理念，勇為天下先的開拓精神，權操諸我的獨立自主原則等，都是值得弘揚的。船政學堂是思想觀念大變革的產物，是中國近代教育之先驅，是近代海軍和科技隊伍的搖籃。她的辦學理念和教育模式確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文化遺產，著實值得我們繼續發掘、研究和發揚光大。

作者是從西方教育模式中國化這個全新的視角對船政學堂的歷史地位進行探索的。他認為船政學堂是中國近代引進西方教育模式的第一所高等院校，是中國近代第一所海軍軍事院校，是中國近代首創留學生教育制度的高等學府，是中國近代第一個產學一體、多元結合的教育機構，是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面旗幟，是近代西方先進教育模式中國化的典範。這是作者獨到的見解，也是很有創見的。我沒有對船政學堂進行過深入研究，但讀後也會為船政學堂的輝煌而拍案叫絕。她培養的是一代精英，是國家的棟梁之才，是近代的風雲人物，是啟蒙思想家、教育家、外交家、鐵路之父、軍事將領、民族英雄。我們怎麼不對她肅然起敬呢！

當然，終因歷史條件所限，船政學堂無法演變為綜合性大學。按照國際公認的現代一流綜合性大學的模式，一般認為應該有三種主題性基礎學科：自然學科（包括數學、物理、化學）、社會學科（包括經濟、政治、社會、心理）、人文學科（包括文學、歷史、哲學）；並在此基礎上，有若干關鍵性實用學科，如工程學、醫學、商學、法學等；更大規模的學校還應擁有某些特色學科，如建築、新聞、公共管理、教育、美術等等。而船政學堂始終沒有發展成為一所基礎學科主題齊全、實用學科重點突出的綜合性大學，這也是她的缺撼。

中國有無數需要「說明」的題材（為此我連續出版過兩本都叫《向世界說明中國》的書）。船政學堂就是可以被詳盡說明的題材。她那一段不應當被忘卻的故事，被人們忽略得太久了。沈岩先生的這本《船政學堂》，也許可以彌補這個缺憾。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把它放在案頭擇時品味品味。是以為序。

第一章 師夷以制的創舉
中國造船鑄炮，……即可師敵之長技以制敵。
——林則徐

是書何以作?曰……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
——魏 源 
 
竊惟東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陸。……臣愚以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
——左宗棠

中國自強之道，全在振奮精神，破除耳目近習，講求利用實際。該督現擬於閩省擇地設廠、購買機器、募雇洋匠、試遣火輪船只，實係當今應辦急務。……左宗棠務當揀派妥員認真講求，必盡悉洋人製造、駕駛之法，方不致虛糜帑項。
——同治皇帝載淳

第一節 興辦船政的歷史背景
船政學堂是洋務運動的產物。她的誕生不可能脫離當時的社會環境。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發生了激烈的變化，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已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向西方尋求真理，探索強國禦侮之道，成為當時的新思潮。師夷長技的洋務運動也應運而生。

一、 鴉片戰爭後的中國——危機四伏
19世紀上半葉，清朝統治下的中國社會已經到了封建主義的末期，矛盾叢生，危機四伏。帝國主義列強為擴展殖民地，以求獲得更大的政治特權和經濟利益，把幅員廣袤、資源豐富的古老中國作為覬覦侵奪的主要目標，悍然發動侵華戰爭。他們以堅船利炮敲開了清廷閉關自守的大門，迫使清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的領土主權、領海主權、司法主權、關稅主權和貿易主權遭到嚴重破壞，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原來占統治地位的自給自足的封建經濟逐步瓦解，列強利用特權瘋狂地向中國傾銷商品和掠奪資源，把中國逐步捲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封建社會已變成了半封建社會。

鴉片戰爭前，以英國為主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輸入量是很少的。據統計，從1781年到1793年，英國賣給中國的貨物總值僅為1,600萬兩，而中國賣給英國的茶葉就達9,000萬兩：中國佔據出超地位。到19世紀30年代，中國年進口總值也不過1,000萬兩左右——1,000萬兩對於有4億人口的大國來說無甚影響。而且這些進口商品除鴉片外，主要是毛織品、金屬製品和棉花等物，與廣大民眾日常生活所需關係並不大。由於進口商品稅收高、附加於商品的其他費用較多，因而缺乏市場競爭力。

鴉片戰爭之後情況發生重大變化。首先，通過不平等條約及其附約的規定，進口商品稅收大大降低；其次，資本主義國家產品的勞動生產率大為提高，進口商品的價格在中國市場急劇下降；第三，資本主義國家改變策略或採取傾銷政策，把商品強銷於中國。以英國為主的外商們，大量推銷與民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商品如棉布等物。由於「其質既美，其價復廉」，形成「民間之買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的局面。這些廉價商品、特別是廉價的棉紡織品大量增加，摧殘了中國的手工業。在19世紀40—50年代，正如馬克思所說：「中國紡織匠因外國的這種競爭而大受其苦，這一點就在全國引起了相當的震動。」

以英國為主的外商們除大量推銷與民眾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商品外，還無恥地向中國走私鴉片，大量掠走中國的白銀。在19世紀初的20年中，平均每年輸入鴉片4,000餘箱；到了1838—1839年已激增至近40,000箱。道光十八年（1838年），據鴻臚寺卿黃爵滋提出嚴禁之議時說，「僅廣東一口，歲漏銀三千餘萬兩，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國內沉於煙癮者眾，上自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均有吸食者，為害甚烈。

1838年間，道光皇帝派當時湖廣總督林則徐到廣州實行禁煙。林則徐洞察英人雖外表聲勢顯赫，但也有理短膽怯、勞師困頓等弱點，準確地估量敵人的力量，「責令夷人將躉船所有煙土盡行繳官」，並把它「銷除淨盡」，從英人手中收繳鴉片21,306箱，在虎門銷毀。從1839年6月3日開始至6月25日完畢，共銷毀鴉片2,376,254斤，取得了禁煙運動的初步戰果。但英帝國主義並不死心，北上挑釁，終於在1842年8月29日，逼迫清廷簽訂了《南京條約》。從此，中國在西方列強的威脅之下被迫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

鴉片戰爭是中國歷史的轉捩點，標誌著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開始。隨著社會形勢的變化，社會的主要矛盾也發生了變化，外國資本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已成為各種社會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當時，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已動搖了清朝的統治。洪秀全等太平天國領導人開始向西方尋求真理，探索中國獨立、富強的途徑。當時，關心社會的經世致用學者、思想家們也試圖解決社會的矛盾。他們開始拋棄夜郎自大的陳腐觀點，關注世界，探索新知，關心時局，尋求強國禦侮之道，掀起了向西方學習的新思潮。

二、 變革思潮的形成——師夷長技
中國人對於西方資本主義有一個逐步認識的過程。早在19世紀初，王大海的《海島逸志》就對西洋諸國的地理、人情、風俗和技藝等做了描述。由常年在外輪上擔任水手的廣東嘉應人謝清高口述、楊柄南筆錄的《海錄》，也對西方諸國的情況加以記載。但那時，人們對於西方的瞭解和記錄，還不是出於政治經濟改革的需要。直到鴉片戰爭英國炮火的轟擊，才驚醒了一些有識之士，促使他們從政治經濟改革的需要為出發點去瞭解西方。這種有目的、有選擇和比較有系統性的瞭解記錄，首推1840年林則徐領導編譯的《四洲志》。

林則徐是「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總結鴉片戰爭的教訓時，認為 「器不良」、「技不熟」是重要原因，而取勝的八字訣則是「器良技熟，膽壯心齊」，並說：「剿夷而不謀船炮水軍，是自取敗也」。在廣州時，他就非常積極地「籌計船炮水軍事宜。恐造船不及，則先雇船；恐鑄炮不及且不如法，則先購買夷炮」。1839-1840年，他就購買了適用於兵船和炮臺的三四千斤或八九千斤的大炮共200多門，購戰艦兩艘，其中購美國軍艦「劍橋號」（又譯「甘米力治」號），載重達1200噸；還自造大炮數百門，仿造雙桅兵船兩艘。

他甚至在「獲咎之後，猶以船炮二事上陳」。林則徐把「船炮水軍」提高到「驅剿外夷」、「舍此易濟」的高度來認識，認為「不論造船制炮以及練兵，均應以師夷長技為原則，因不論船炮，夷人均較我為優」。在他主持編譯的《四洲志》中還寫道：英國「技藝靈巧。紡織器具俱用火輪、水輪，亦或用馬，毋須人力」；法國「精技藝，勤貿易，商船萬四千五百三十」；而俄國「及至比達王，聰明奇傑，離其國都微行，游于岩氏達覽等處船廠、火器局，講習工藝，旋歸傳授，所造火器戰艦，反優於他國。……造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蘭國十部落，又擊敗佛蘭西國王十三萬之眾，其興勃然，遂為歐羅巴最雄大國。」

上述對英法技藝器具的肯定和對彼得大帝學習西方技藝以致強的論述，表明林則徐等許多有識之士已認識到：中國要擺脫落後挨打的局面，就必須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而學習之首，就是船炮。這也就是「師夷長技」的思想。據魏源《道光洋艘征撫記》記載，林則徐曾奏言：「自六月以來，各國洋船憤貿易為英人所阻，咸言英人若久不歸，亦必回國各調兵船來與講理，正可以敵攻敵。中國造船鑄炮，至多不過三百萬，即可師敵之長技以制敵」。並自請「戴罪效力」，「必能殫竭血誠，克復定海，以慰聖廑」。

魏源於1842年寫成的《海國圖志》，共60卷本，進一步闡述了「師夷制夷」的主張。魏源自問，是書何所據?一據前兩廣總督林尚書所譯西夷之四洲志，再據歷代史志，及明以來島志，及近日夷圖、夷語。鉤稽貫串……又問，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他認為「夷之長技三：一戰炮，二火箭，三養兵」，提出置造船械、聘請夷人、設水師科等設想，認為可以「行取佛蘭西、彌利堅二國，各來夷目一二人，分攜西洋工匠到粵，司造船械，並延西洋柁師，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欽天監夷官之例。

而選閩粵巧匠精兵以習之，工匠習其製造，精兵習其駕駛攻擊。……而盡得西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使中國水師可以駛樓船於海外，可以戰洋夷於海中」。魏源還意識到「師夷」、「制夷」，不能僅限於軍事，而應該是多方面的。因為「奪造化，通神明」的西洋器械，「無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長而用之，即因其所長而制之」，更多的應該是在「民用」方面。他設想引進西方技術所建造的船廠，不僅是造軍艦，而且更要製造商船。

這樣，一方面有利航運的發展，另一方面可使船廠長期興旺不衰，因為「戰艦有盡，而出鬻之船無盡」。軍事工廠，照樣可以製造民用器械，「量無尺、千里鏡、龍尾車、風鋸、水鋸、火輪機、火輪舟、自來火、自轉難、千斤秤之屬，……皆可於此造之」。最可貴的，是魏源還提出培養新式人才的設想。

他認為發展近代工商業，必須有相應的新式人才，而原來的科舉取士顯然不能適應這一需要。他主張學習西洋「專以造船駕舶、造火器奇器取士掄官」的辦法，「今宜於閩、粵二省，武試增設水師一科，有能造西洋戰艦、火輪舟，造飛炮、火箭、水雷奇器者，為科甲出身」。他相信，抓緊培養新式科技人才，必能促進近代工商業的發展，必能「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矣。

繼《四洲志》、《海國圖志》之後，留心洋事、對西方國家瞭解認識的著作陸續問世。1844年梁廷佘的《海國四說》，1846年姚瑩的《康輏紀行》，1848年徐繼畬的《瀛環志略》，和稍後的《中西紀事》等書，都對西方的技藝和民主政治等方面，進行了較為深刻的闡述和探討。而這些作品的目的只有一個，誠如姚瑩所說，是為「知彼虛實」、「徐圖籌制夷之策……冀雪中國之耿，重海疆之防，免胥淪於鬼蜮」，即外禦強寇、內事改革，以圖改變我落後面貌。

三、 師夷長技的實踐——洋務運動
「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催生了60年代發展起來的洋務運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使更多的中國人覺醒了。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在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的共識下聚集起來，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洋務派。在中央以恭親王奕訢、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等權貴為代表，在地方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沈葆楨等封疆大吏，洋務派還擁有一大批為革新著書立說、大造輿論的知識份子，以及一批渴望採用先進生產技術的民間工商人士為他們搖旗呐喊。他們適時地登上政治舞臺，在19世紀60到90年代掀起了一場蓬勃的洋務運動，推進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

咸豐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61年1月20日）清廷批准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標誌著洋務運動的開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是根據奕訢等所上《通籌夷務全局酌擬章程六條折》章程中的首條：「京師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專責成」的建議而成立的。上諭任命奕訢和桂良、文祥等管理該衙門，其中以奕訢為首席總理大臣。從此，奕訢成了洋務派的首領，坐鎮中央。

歷史給洋務派以機會，正所謂「洋務運動適逢其會」。1861年8月22日，咸豐帝病死熱河。權力欲極強的慈禧，趁機聯合恭親王奕訢於11月2日發動了祥祺政變，消滅了肅順集團，奪取了朝政大權。奕訢集團和後黨勢力緊密配合，從此，洋務運動蓬勃興起。

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李鴻章在致總理衙門的函中說：「竊以為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知細心，以致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無事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為變怪神奇，以為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為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鴻章以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 。

李鴻章不僅提出了「變法自強」的必要，而且還提出「自強」的要害，提出了中國要「自強」，就必須跨越用手工製造機器的階段，儘快實現從手工作坊到近代大企業生產的轉化。李鴻章的意見得了朝廷中掌握實權的恭親王奕訢的支持。奕訢把此函呈送慈禧「御覽」的同時呈了一份奏疏，說「治國的根本在於自強，根據當前的形勢，以練兵最為重要，而練兵又必須先制武器」。慈禧很快便下諭同意了關於練兵、制器以圖「自強」的方針，並令學習洋槍洋炮和各種軍火機器與制器之法，「務得西人之秘」。

當時，太平天國運動已經趨於平息，第二次鴉片戰爭也告結束。洋務派利用國內外環境暫時和平這一有利時機，大規模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興辦近代化軍事工業，培養新型人才，建設新式海軍、陸軍，引發了一場長達三十年的洋務運動。

關於洋務運動，歷史學家夏東元教授就其歷史地位作過如下的簡要表述：「洋務運動，是在中國資本主義必然代替封建主義的歷史趨勢中興起的；是在變落後為先進、變封建主義為資本主義、變貧弱為富強的變革思潮條件下發生和發展的；是在清政府遭受太平天國運動和英法聯軍入侵雙重壓力面前，採取『兩害相權取其輕』的策略而起步的。

這就是說，洋務運動的「起步」，在政治上是反動的，但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以發展近代工商業為中心的近代化的改革，卻是符合中國社會發展客觀經濟規律和作為客觀經濟規律的反映的變革思潮要求的。」 他認為對洋務運動的研究，一方面要將它置於階級關係中考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要將它置於經濟關係、經濟規律中進行考察；置於階級關係和經濟關係的相互關係中考察。而在過去一個長時間裏，史學界習慣於以階級和階級鬥爭劃線，將洋務派、洋務運動劃在「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一邊，加以全盤否定。這是由於僅僅把「兩害取輕」的「起步」作為概括和評定整個洋務運動的緣故。顯然這是片面地運用和理解歷史唯物主義。

「兩害取輕」的「起步」，在政治上是反動的，但「起步」以後對中國社會所起的作用，卻是符合歷史發展趨勢和反映這一趨勢的進步思潮要求的。我個人不同意把政治與經濟截然分開的分析方法，對洋務運動的起步是否反動還可探討，但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以發展近代工商業為中心的近代化的改革，我認為是符合中國社會發展客觀經濟規律和變革思潮要求的。

洋務運動以引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創辦和發展軍用、民用工業企業，建設新式海軍，培養新型人才為主要內容。馬尾船政作為洋務運動的產物，其主要成就也是在這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