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身體」到「世界」：晚清小說的新概念地圖

當傳統中國的天圓地方「天下觀」崩壞，新的「世界觀」建立，
作為時代結構一環的小說文本，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本書以「概念地圖的轉變」此一觀點，直探晚清小說之核心，
開展了一個晚清小說研究的新視角與新典範。

愈是知識遽變的時刻，愈能牽動歷史鏈上的文化信碼，使得原本穩定的所指與能指鬆動、斷裂、重組，反映知識圖譜的轉型。本書從文學的視角觀察晚清小說敘事如何接受、置換與剪裁「身體／國體」、「冒險」、「忠義」、「烏托邦」、「世界」等概念。這些自文化傳統翻陳出新，或吸取西方術語而展現新貌的概念，寄寓著澎湃洶湧的時代思潮，時而反思當下的桎梏困蹇，時而想像未來的重振雄風，銘刻近現代中國的掙扎困頓與憧憬期許。

本書文字暢達，論述緊密，在結構上極具統一性與完整性，亦有高度的可讀性。全書各篇剖析晚清小說折映的概念地圖，發掘過去乏人問津或隱而未顯的材料議題，挖掘縱橫交錯的文化思潮，突破以往的研究疆界，呈現晚清知識、文化與文學的轉型軌跡，是一部深具學術分量的研究著作。

名家推薦

研究晚清文學，十分辛苦，必須閱讀大量作品，滄海撈珠，難得顏健富教授抓到了一個最關鍵性的空間問題，並找到被忽略但值得我們重視的「冷門」作品，細加分析，將之置於晚清到民初的文學史脈絡中，功力深厚，也功不可沒。
──李歐梵（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

顏健富

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一邊旅行，一邊研究，遊歷各國多異想。研究領域為近現代小說，涉及世界想像、烏托邦視野、冒險文類、新地理觀、概念旅行與魯迅小說等。目前正進行「晚清文學的非洲想像」之研究。著有《革命、啟蒙與抒情：中國近現代文學與文化研究學思錄》，多篇論文發表於一級期刊。

序言
李歐梵

研究晚清小說，有相當大的難度。我個人斷斷續續研究了二、三十年，至今未能成書。最近讀完顏健富教授的大作後，決定放棄寫專書的計劃，因為我發現晚清文化的最關鍵性問題，在顏教授此書中已經做了相當深入的研究，我樂觀其成，不必再費心力了。

我認為晚清文學的最大難點是：在這個時期（約自1895年至1911年，特別是二十世紀初的十年）受到政治和社會潮流的影響，生產了大量的文本：包括小說、詩詞、翻譯，和其他「次文類」，在風起雲湧的印刷文化機制──書店，和報章雜誌──推動之下，為中國文學傳統增添了不少新的內容，更為五四新文學運動奠定基礎。然而，這個改變，表面上卻看不出來，也不受當時菁英知識分子的重視 ，由於它的文體仍然是舊的，文言白話兼用，但文字一般並不精鍊，新的文類也好像不能登大雅之堂。後世學者必須花很多功夫整理，研究和評估，才能還其真面目。

多年來致力晚清文學和文化的學者不少，特別在資料蒐集和整理方面，成績輝煌。然而這些資料性的研究只能算是初步，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總體的輪廓，也為文本的細讀和分析作準備。前輩學者（包括阿英和魯迅）大多只能泛泛而論，或選其中最著名的文本（如所謂「晚清四大小說」──《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官場現形記》、《孽海花》，和《老殘遊記》）為例，但對於其他大量不見經傳的作品則避而就輕或略而不談，有待年輕一代學者進一步探討。王德威的《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可謂是此中的里程碑，他把晚清所有的重要文本蒐羅幾盡，分門別類詳加分析，成績有目共睹。然而，此書仍然不免滄海遺珠，而且方法的背後是文學理論而非歷史，所以對於某些關鍵性的問題未能兼顧。

什麼才是最關鍵性的問題？簡而言之，我認為就是晚清文學中時間和空間觀念的改變，二者皆直接與歷史背景有關。顏教授此書的重要貢獻在於把晚清小說中「空間」──他用「概念地圖」這個名詞來概括──的問題分析得十分透澈，他花了極大的功夫，找到以前被學者忽略的文本，加以細讀，發前人所未發的洞見。本書的第一章：〈「世界」想像：廣覽地球，發現中國〉，就出手不凡。晚清的「世界觀」是由「五大洲」的模糊印象急劇發展為「萬國」的想像，並由此進入科幻小說中的「烏托邦」，這一大轉變，可謂驚天動地。顏教授從大陸名學者如鄒振環、熊月之、葛兆光等人著作出發，繼續深入，從「奇境」和「異域」的分析及「遠遊」的敘事方式，一步步展示出晚清的新世界觀。最後又討論梁啟超譯自日文的〈世界末日記〉（只差沒有參考Camille Flammarion的法文原著）， 並引出大量學者忽略的文本和資料。顏教授不但開展了一個晚清小說研究的新視角，而且為這一代的學者建立了一個新的典範。

這個敘述空間的發展是漸進的，而且蘊含幾個階段和層次。一般學者大多總結為「家國想像」意指晚清小說已經建構了現代「民族國家」的雛形，然而它由何而來，如何建構，卻語焉不詳。其實在晚清文化的語境中對於「國家」、「國體」和「民族」的論述，仍然處於探索階段（見本書第五章），並沒有完全體現西方學者所謂的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模式。中國如何從傳統的「大一統」帝國演變成現代的民族國家？在晚清時期的文學作品中如何顯現？這是一個大問題。一般學者往往直接借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的理論，認為晚清知識分子如梁啟超已經鑄造了一個現代國家的「想像社群」，其根據就是安德森書中所討論的「印刷文化」，特別是報紙。然而作為一種現代媒體的報紙又如何用來展現這個「想像社群」？安德森自己在書的第二章中分析得也不夠完整，僅僅借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共時性」（homogenous time）的觀念，又語焉不詳。其實這個問題很複雜，牽涉到一種時空相應的「共時性」，而這種共時性的主軸是一種社群共有的「現時」（jetztseit）的時間觀念和價值。換言之，新的空間的想像必須和「現代性」的時間觀念連在一起，才有意義，二者是互補互動的。安德森是研究東南亞（特別是菲律賓）的歷史學家，他在書中只用了一本菲律賓的小說為例，也只談小說開頭的一個宴會，消息傳出來人人皆知，這是基於空間的敘述。他並沒有仔細討論這本小說的敘事技巧和文體問題，換言之，就是如何把敘事的想像時間和現實的時間掛鉤的問題，他更沒有談菲律賓小說的敘事技巧，只略略帶過這本小說如何打破西班牙小說傳統的問題。小說可以用報紙作為媒體連載，但其形式不等同報紙，所謂「想像」，勢必要依賴小說本身的「虛構性」。這當然是一個大問題，在安德森的下一本書《比較的幽靈：民族主義、東南亞與世界》（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中才做了補充。

研究中國文學的不少學者立刻借用安德森的理論，似乎有點匆促而草率。其實晚清小說的座標系統仍然是傳統的「老大帝國」，小說中的「中國」的空間觀念更是從傳統演變出來的。晚清的大量翻譯和小說的貢獻在於：它把想像的中國版圖和「世界」的觀念和想像接軌，用作者顏健富的說法，就是：「以『末日記』與『未來記』的極端敘事場景，將『中國』置入『世界』的座標，重新想像／評估／定位中國的位置」。（頁10），這一個過程，在各種小說的新文類（或可稱之為新創的「次文類」）中逐漸展現，從「遠遊」到「冒險」到「烏托邦」和「仙人島」，琳琅滿目，在顏教授書中皆有精彩的分析和描述。對於此類小說，顏教授在第二章（「冒險」精神：何迥《獅子血》「支那哥倫波」的形塑）和第五章（「仙人島」轉調：論旅生《癡人說夢記》的空間想像）中，以兩本不受重視的文本為例做了極為細緻的解讀。而第四章討論的正是「烏托邦」的概念旅行和由此而生的敘事問題，從西方烏托邦的傳統脈絡一路推演下來，經由嚴復、梁啟超和馬君武的翻譯，進入晚清小說的敘事語境，並舉出大量文本資料為例。我認為這一章是本書的精華。第六章（「身體／國體」觀：「病體中國」的時局隱喻與治療淬鍊）則把域外的烏托邦世界收入中國，而進一步討論國家和國體，和與之相關的國民和國民性（第七章）問題。第三章討論晚清對於「忠義」的演繹，又把第六和第七章聯繫起來。雖然大部分的篇章皆曾以單篇學術論文在學術刊物發表，但納入本書後，自成體系，可見這些表面上單獨的課題是互相連貫的，不僅如書名所言，織成了一個「概念地圖」，而且隱含了一個「論證」（argument），幾乎無懈可擊。從我的研究立場看來，只差沒有仔細討論上面所說的敘事時間問題，以及它如何和敘事空間連接的問題。且以晚清的新文類「烏托邦」科幻（一作「理想小說」）小說為例。

中國傳統文化和文學中關於「烏托邦」的資源相當匱乏，因為傳統的時間觀念不是直線向前進行的，在朝代更替的「輪迴」（cyclical）觀影響之下，中國傳統的烏托邦模式不是前瞻未來世界，而是對於過去的憧憬，如《桃花源記》。除此之外，中國一向以「中土」自居，對中土以外的世界興趣不大，雖有不少神話傳說，但描寫依然不足。天朝的中國以外的世界是什麼樣子？天朝之西是崑崙群山，天朝以東是海，傳說乃仙島所在。晚清作者把這些「異域」或「奇境」和西方的海洋世界接軌並賦予現代意義，已經很不簡單。但如何在敘事上展演？這不僅是觀念的改變問題，也牽涉到小說敘事的時空模式和方法。

我認為晚清小說家在「空間」想像方面的發展遠遠超過「時間」轉換的描述，前者的開展時有新意，而後者似乎沒有隨之而改變。這一個「矛盾」現象，使得晚清小說在總體上既「進步」又「退步」，王德威以英文「involution」一詞概括，這是一種文學理論的語言，從另一個角度而言，也可以視之為時空落差的問題。在此我只能簡單地提出幾點假設和論證，希望以後繼續深入研究。我的初步假設是：隨著地理思想觀念（也就是空間觀念）的改變，晚清小說中敘事方法勢必自覺或不自覺地也調整和改變，但策略如何？

意大利學者莫瑞提（Franco Moretti）認為：文學形式的「進化」（他自認是文學上的「達爾文進化論」的信徒）不是突變，而是「漸變」，而且變的不是主要文類，而是往往不受注意的「枝節」；小說作者不是建築大師，而是「泥磚匠」（bricoleur），其「新意」也往往不自覺的出現在這種渾水摸「泥」，堆堆砌砌（bricolage） 的敘事方式之中，而取得另一種新的作用，它稱之為重新轉變文體功能「refunctionalization」。 我覺得莫瑞提的這個理論倒頗適合晚清小說的敘事實踐。總體而言，晚清小說在形式和語言上還談不上全然創新，然而在某些小節上是否可以窺見一點變革的端倪呢？

晚清的作者顯然從翻譯小說中學到不少敘事技巧的方法，和傳統不盡相同，但表面上並不顯眼。在這方面，林琴南功不可沒，他雖不懂外文，但仍然在翻譯的過程中或刪或改，解決了不少中西小說敘事上的分歧，例如他的譯文不用章回小說每章開端的詩詞對聯；有時把敘事者「我」的姓名直接道出（如《茶花女》或加上註解，但還是沒有完全解決西方小說敘事觀點的問題。剛過世的美國名學者韓南（Patrick Hanan）就曾寫過論吳趼人小說中的「敘事者」的專文，認為其角色和功能皆已改變，介入故事的主動性加強了許多。吳氏在《九命奇冤》故事開頭用倒敘手法，也是前所未有。這些都是敘事枝節上的例子。除此之外，與本書主旨更相關的當然是敘事時間的問題。在這一方面，顏教授沒有多說，容我補充幾句，或可作為此書主題的一個「變奏」。

本書的第五章論《癡人說夢記》的空間想像，十分精彩。故事從秦始皇派方士尋找仙山的架構上，衍生敘事，但其時間架構很傳統，以賈父所作的一個夢開始，然後是子輩人物賈希仙尋找父輩的仙人島，終於在海外尋得，顯然將傳統的仙人島「接枝」到現代烏托邦。只不過內容變了：耕田種地、免課稅等傳統議題，被科技和民主的理想社會所取代。顏教授從「空間」的角度逐步推演這本小說中涉及的地理和「中國中心」等內容和價值問題，最後歸結到此書可以作五四「德先生」與「賽先生」議題的先聲。我的問題是：為什麼還要用如此傳統而保守的父親的夢作敘事的幌子？何不乾脆從兒子的主觀觀點直接切入，或從一個第三者的客觀觀點直接敘述航行異地發現異地烏托邦的事？誠然，本書第二章討論的《獅子血》已經露出某些端倪。顏教授引了我的話說：「小說敘事技法未必成熟，可是頗有『泥磚匠』的堆砌之功。」（頁50），其實是我取自莫瑞提的「泥磚匠」說法），敘事用倒敘手法，呈現不同於「故事時間」的「敘事時間」，但「未必能切合時人的閱讀習慣」。也許這恰是這本小說創新但未受重視的原因之一？一方面好迎合當時的讀者，一方面有收到西方小說的啟發；一方面用中國傳統的「夢」作為幌子，另一方面又把其一部分內容變成「烏托邦」，於是把將來和過去接上了。然而仍然是一種「半調子」的手法。

從負面的角度看，作者在討好讀者「約定俗成」的閱讀習慣的同時，也把小說的「現代性」拖累住了。換言之，它的敘事時間比不上敘事空間那麼新穎。吳趼人的小說《新石頭記》更是如此：第一部先用賈寶玉的一個夢作時間的「虛構幌子」（fictional frame），把故事先帶到「現今」（小說寫作的「共時」），描寫晚清各種「維新」趣事，然後在第二部突然進入一個新世界，於是「賈寶玉坐潛水艇」的場面出現了，還有氣球、地鐵、火箭、大炮等新奇科技和武器，但展現的「理想國」依然是道家的「小國寡民」農業社會的雛形，只不過衛生和科技設備更先進，但道德價值還是儒家掛帥。且不談其內容，從敘事方法而言，其時間轉換――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的過程十分模糊，也是用一個夢交代。總而言之，「夢」取代了時間的變遷。這在中國傳統說部――從唐傳奇到晚清小說――屢屢出現，已不足為奇。但鮮有夢到將來世界的。董說的《西遊補》算是一個例外，內容中有一小段描寫孫悟空一個跟斗掉進「將來」，但沒有詳敘，未幾又回到過去世界。夢的作用並非與導引將來有關。

西方的烏托邦小說引進中土時，有的也以夢作為幌子，但價值和作用大不相同。傳教士李提摩太引進中國的美國科幻小說《回頭看》（Looking Backward）， 描述的是二十世紀的理想世界（波士頓），主人公在1887年（即作者寫此書的年分）做了一個夢，到了小說結尾（2000年，二十世紀最後一年，也是二十一世紀第一年）他夢醒了，時間座標十分清楚。妙的是在故事結尾，主人公應該回到十九世紀他寫作的年代（1887），但隨後發現原來那也是一個夢，2000年才是「現實」。這個結尾有點牽強，但明顯指出作者對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的嚮往。另一本有關將來世界的小說，較《回頭看》更早，作者是荷蘭人，書名叫做《AD 2065》，指的是此書出版後一個世紀。小說也以敘事者的夢開始，進入未來世界的倫敦，在第一章就發現倫敦的大鐘有三種世界時間的時針！然而此書的中譯本《回頭看》（譯文典雅，並有詳細註解），也沒有受到當時讀者注意。反而在日本掀起一陣「未來學」的思想波瀾。

眾所周知，《回頭看》這本小說直接影響梁啟超自己寫的〈新中國未來記〉，這本小說第一章開頭把故事發生的時間定在「新中國建國六十週年」的慶祝大會上，然後倒敘回去。然而，故事沒有持續，第二章轉為兩個人物的辯論，第三章更「離譜」，改敘當代上海，和原來的主題完全不符。雖然梁啟超早在1899年末寫的《汗漫錄》（夏威夷遊記）中已經提到中國應該改用西曆的必要，理由也是和世界其他國家接軌（基於空間的考慮），他並沒有用這本創作為「未來學」鋪路，或為中國的烏托邦小說奠基。

與烏托邦對應的「末世」小說，似乎對梁啟超更有吸引力。他從日文翻譯的第一本小說就是〈世界末日記〉，顏教授在書中也討論到了。值得注意的是：梁把這本小說作為「進化論」的反面教材，和原作者的旨意不同；而且著重的也是地理「空間」――地球冷卻後世界的淒慘景象。但故事開頭的時間座標 （從地球有生物，凡二千二百萬年，到人智開發期二百萬年）並不明確，這個「將來」太遙遠了，文後又加上「譯者注」，大談佛家華嚴宗，道德意味甚濃。而包天笑杜撰的同名小說則乾脆把時間設在「一億萬而後」，更是遙不可及，內中還有一位「老博士」，自稱篤信釋氏輪迴之說。其他不少以將來世界為題的小說，如〈烏托邦游記〉、《電世界》、《空中戰爭未來記》，多注重科技和戰爭武器的描寫，對於時間語焉不詳，故事也往往不完整，或沒有寫完就被腰斬。

對我而言，十九世紀以降的西方小說敘事技巧的理論背景，就是現代性的時間觀念：時間是「往前走」的，由過去經現在而未來，這種「直線前進」（linear progression）的觀念和價值，取代了遠古（荷馬史詩時代）的「古今不分」（本雅明的「共時性」homogenous time的原意）和「輪迴」觀念。西方小說的發展和演變和現代性的時間觀念分不開，有了「直線前進」的觀念，小說敘事才會有「倒敘」的必要，也才會出現「烏托邦」和「反烏托邦」，當然後者又和基督教的末世（apocalypse）傳統有關，才會產生「未來記」與「末日記」兩個極端。晚清的小說家對此無甚敏感，因為中國傳統的時間觀念並非如此。即使有例外，如《獅子血》，其著重的依然不是時間而是空間的細節。倒敘手法基於時間的先後，《獅子血》的目的並非如此，反而用在偵探小說，可以製造懸疑和緊張的題材很契合，吳趼人的《九命奇冤》開頭用了倒敘手法，可惜技巧也不佳，並沒有達到莫瑞提所說的「refunctionalization」功效，原因是作者本人相當保守，不見得贊成現代性，否則當可從倒敘手法發展到不同的主觀觀點。

總而言之，研究晚清文學，十分辛苦，必須閱讀大量作品，滄海撈珠，難得顏健富教授抓到了一個最關鍵性的空間問題，並找到被忽略但值得我們重視的「冷門」作品，細加分析，將之置於晚清到民初的文學史脈絡中，功力深厚，也功不可沒。

序言╱李歐梵

導言
　一、「概念地圖」的轉變
　二、晚清「新小說」方案
　三、新概念地圖：從「身體」到「世界」
　四、各章結構
　五、論文各篇章之出處

第一章　「世界」想像：廣覽地球，發現中國
　一、前言：思考的起點
　二、晚清文藝圈：「我願共搜索世界之奇境異境」
　三、「異域」表徵：「話說天下五個大洲」
　四、範式轉移：「遠遊」敘事
　五、末日／未來記：以「世界」座標重觀「中國」
　六、結語

第二章　「冒險」精神：何迥《獅子血》「支那哥倫波」的形塑
　一、前言：「泥磚匠」的堆砌
　二、「哥倫布」傳播：從宗教人格到冒險精神
　三、雜混伎倆：「支那哥倫波」的形塑
　四、繞行地球：「東亞病夫」的正名
　五、開荒拓野：「非洲」場景的突破
　六、結語

第三章　「忠義」爭奪：論晚清「水滸傳」的忠義堂與新舊世界
　一、前言：聚焦「忠義」
　二、水滸精神：遮蔽與彰顯
　三、爭奪：忠義難兩全？
　四、正名：「忠義堂」變軌
　五、認同：新舊兩個世界
　六、結語

第四章　小說「烏托邦」：概念旅行、敘事展演與文學史反思
　一、前言：現實與理想的對照
　二、概念旅行：「烏托邦」的翻譯
　三、敘事展演：「小說」烏托邦
　四、文藝脈絡：烏托邦視野的發生
　五、新小說話語：烏托邦書寫的位置
　六、結語

第五章　「仙人島」轉調：論旅生《癡人說夢記》的空間想像
　一、前言：旅生的「癡人說夢記」
　二、「地理大發現」與晚清知識界
　三、「父子」關係：從「仙人島」轉向「鎮仙城」
　四、新地理觀：天下為家／天下無家
　五、如何現代？「德先生」與「賽先生」的先聲
　六、（反）解放的圖景：烏托邦？反烏托邦？
　七、結語：「誤讀」的空間

第六章　「身體／國體」觀：「病體中國」的時局隱喻與治療淬鍊
　一、前言：身體／國體觀
　二、身體時局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三、小說診斷學：「回春妙手，救國良醫」
　四、魂體對比法：「化分我舊質而鑄我新質」
　五、結語

第七章　「國民」想像：從晚清到魯迅小說的「新中國」與「鐵屋子」
　一、前言：「國民」反思
　二、「國民」奇觀：詞彙的流變
　三、覺醒與昏睡：從「新中國」到「鐵屋子」
　四、夢想與噩夢：從「未來」到「過去」
　五、救贖框架：「國民」的功能論
　六、結語：「國民」之表述

結語

引用書目

導言（摘錄）

一、「概念地圖」的轉變

當傳統「萬國衣冠拜冕旒」、享盡「天朝榮光」的空間想像破滅，「中國」不動的「定位性」被迫延伸與流動，打破「萬邦為首」的穩固位置。時人紛紛反思傳統「天下」觀，提出新知，如魏源《海國圖志》指出「中國」不代表天下中央，「謂其天時之適中，非謂其地形之正中也」、徐繼畬《瀛寰志略》拋棄棋局的空間觀念，改採「地圓」說。「五大洲說」的傳入，進一步衝擊「中國」以自我為中心的地理想像，激發時人極具形象性的「世界」論述，如魏源指出：「旁咨風俗，廣覽地球，是智者之曠識」、梁啟超指出：「十九世紀世界大風潮之勢力所簸盪、所衝擊、所驅遣，使我不得不為國人焉，浸假使將我不得不為世界人焉。」從「廣覽地球」到「世界人」等證詞，反映「天下觀」到「世界觀」的轉向，已非傳統的「華夷之辨」所能概括的新格局。就張德彝《航海傳奇》、李圭《環遊地球新錄》、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薛福成《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黎庶昌《西洋雜誌》、王韜《漫遊隨錄》等日記、文件或遊記，描繪各國新知與國內外局勢，記載博覽會器物、工商製造、上下議院制度等，掀開「世界」的圖景。

當既有的「中心─邊緣」框架搖搖欲墜，各種涉及政治、科學、文學、教育、社會的觀念譯介、知識傳遞，逐漸浮現。據熊月之統計，從1843年上海等東南通商口岸開埠開始，西學即在中國蓬勃傳播，1843年至1860 年出版西書有一百零五種，1861年至1900年出版西書有五百五十五種，涵蓋哲學社會科學（內含哲學、歷史、法學、教育等）、自然科學（含算學、重學、電學、化學、光學、 動植物學等）、應用科學（含工藝、礦務、船政等）與其他（包括遊記、雜著、議論等）。若就報刊脈絡而言，自創辦於1815年的第一份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紀傳》以降，諸如《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遐邇貫珍》、《新釋地理備考》、《萬國地理全集》、《地理全志》、《中西聞見錄》、《萬國公報》、《西國近事彙編》、《萬國史記》、《萬國通鑒》、《泰西新史攬要》、《天下五洲各大國志要》等刊物，相繼介紹世界地理景觀。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世變」、「奇變」、「奇局」、「奇境」、「創局」、「大變」、「變局」，牽動中國思想文化與概念知識的轉型。梁啟超曾指出「近代」與「中世紀」的差異在於學術革新：「有新學術，然後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藝、新器物，有是數者，然後有新國家新世界」。在學術革新的視野中，法律、教育、軍備、科學、武藝、社會、性別、醫學等新概念，衝擊中國傳統的知識結構，尤其反映於以「通纂」、「匯通」、「全書」、「大辭典」為名的書籍，開啟不同於傳統類書的「百科全書」視野。

霍爾（Stuart Hall）《表徵：文化表象與意指實踐》透過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語言符號系統分析概念的轉變：由文化信碼所決定的能指和所指間的關係並非永遠確定，詞所指稱的各種概念（所指）由歷史改變，每一次變動都改變著文化的概念地圖（conceptual map），在不同的歷史時刻，引導各種文化用不同的方式區別和思考世界，遂成「概念地圖」的轉變。「概念」乃是人們認識事物的基本單位，反映事物的抽象化思維，把所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質加以概括。概念作為社會經驗與世界認知的智性範疇，構造了生活世界，是社會意義的載體，承載了經驗事實與價值意義的關聯性。藉著經驗事實與價值關聯的沉積、附著，也漸而形構出理念型概念（ideal-typical concepts），並進而積澱、呈顯為一種意識形態化的觀念系統，支配著社會制度，指導著文化行動。概念的變化和擴大，反映了對世界的知識和認識的轉變與拓展。就近現代中國的處境而言，如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指出：中國人自十九世紀初與西方接觸後發現置身於嶄新的世界，不同於與「天朝」或「華夏中國」的新天地，在認知上需要新世界觀――對新世界的認知地圖（cognitive map），以在新世界中作文化自我的定位。

概念或觀念史研究在西方學術界雖有派別差異，大致上通過語彙內涵和含義層次的探討，揭示各種概念的生成變化。就近現代中國學術研究而言，學者陸續開拓不同面向的討論，頗能勾勒新名詞、關鍵詞、新概念的作用，如金觀濤與劉青峰指出「觀念作為意識型態的組成要素，比意識型態更基本」，因而「釐清觀念的起源，才能理解意識型態的形成和演變」。兩人根據「中國近現代思想研究數據庫（1830-1930）」，具體而微地考察「權利」、「個人」、「公理」、「民主」、「社會」、「科學」、「經濟」、「革命」等觀念的挪用、演變與定型過程，揭開「破碎的萬花筒：中國當代思想之謎」。黃興濤提出「新名詞」與「新概念」對於中國「思想現代性」的推動作用：「西方現代化過程中那種重視邏輯實證的思維方式，那種科學、民主、人權、文明、社會和民族國家的現代性觀念價值，那種進化論的思想主張和現代社會科學知識的重要性，才開始得到一種帶有整體性和連動性的認知，獲得了某種程度的社會性傳播和綜合性實踐」。無論是「概念地圖」或是「認知地圖」的轉變，都能反映彼時競相湧起的概念思潮。當代學者或是揭開「破碎的萬花筒：中國當代思想之謎」，或是思索其對中國「思想現代性」的推動之功。

二、晚清「新小說」方案

論者每每援引歷史、地理、教育、政治等材料，卻忽略作為時代結構一環的小說材料。事實上，每一時代都標誌著使「話語」成為可能的知識框架，當新概念作為帶有整個社會集團的政治、科學、哲學、文學等有機知識的「知識型」進入晚清脈絡時，小說材料必然也捲入或參與其中。晚清小說匯集不同脈絡的複雜話語，反映概念思潮的互撞、融合、交錯，交織出紛然複雜的文學樣態，恰可見社會多維結構所重構的觀念思維對於文學與文本空間的銘刻。

本書的研究範疇主要介於1902至1911年的「新小說」，乃是各文類革命競相發聲的時刻。1900年，梁啟超〈汗漫錄〉提倡「詩界革命」與「文界革命」，前者鼓吹詩歌「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後者呼籲文章內容輸入「歐西文思」，文筆「流暢銳達」。1902年，梁啟超〈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又提出「小說界革命」，指出小說具有「支配人道」的「不可思議之力」，具有四種基本感化力量――「熏」、「浸」、「刺」、「提」，強調「新小說」乃是「新民／新國／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風俗／新學藝／新人心／新人格」之前提。曾被視為「街談巷語」的小說文體，變為文人志士抒發抱負、維新救國的工具。

雖然，學界對晚清新小說的起點持有不同觀點，但是差異不大，大多彰顯「變革求新」的視野。「新小說」之「新」兼具兩種詞性：一屬「改革」的動詞概念；一屬相對「舊小說」的名詞概念。就小說功能而言，「新小說」文體預設龐大的期待視野，從社會政治改革、移風易俗到經國濟世等，最終目標是建立新國家。時人刻意凸顯「新舊」對比：「舊小說，文學的也；新小說，以文學的而兼科學的。舊小說，常理的也；新小說，以常理的而兼哲理的」，又參照域外經驗：「歐美小說多係公卿碩儒，察天下之大勢，洞人類之賾理，潛推往古，豫揣將來」、「西哲有恆言曰：小說者，實學術進步之導火線也，社會文明之發光線也，個人衛生之新空氣也，國家發達之大基礎也」。凡此種種，皆可見新小說並非被動「回應」時代思潮，卻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介入時代進程，傳播新知。各小說刊物懷著參與國家改造的熱誠，如《月月小說》發刊詞強調「此本之出，或亦開通智識之一，進而助國民於立憲資格乎」、《繡像小說》創刊號強調「醒齊民之耳目，或對人群之積弊而下砭，或為國家之危險而立鑑」。

雖然，作為「新小說」對立面的「舊小說」常被比附為「說部之毒」，寄寓著「汰舊換新」的「進化」思維，可是卻無法遮掩其自身內蘊的文學傳統。陳平原已指出：「當他們聲稱反叛傳統時，分明拖著一條長長的傳統的尾巴；當他們表示皈依傳統時，分明又現出西方的影響。正是這介於古今與中外之間的特殊處境，決定了這一代作家的創作視野和審美情調。」文學傳統雖具有或隱或顯的規範力，並非一成不變，反而具有調控與修正的功能，以美國學者希爾斯（Edward Shils）之語便是「傳統的延傳變體鏈」（chain of transmitted variants of a tradition）。在中西座標衍生的複雜作用力下，作者一旦召喚文學傳統，必因異文化的介入而出現一番拉鋸。各種固有或新起的概念在文學傳統、異文化的拉扯下，折射西學新知、救亡圖存、革命論述、文化傳統等。以此而觀，西潮東漸與文學傳統並非二分，卻在敘事的衍生轉化中磨合頡頏、滲透交融，進而確立起特定的文學意義與時代精神。

就研究方法而言，小說敘事有其虛實交錯的想像，無法直接以歷史或思想界的視角切入，而得重新調整思考：「概念」如何作為一喻體進入語象符碼與敘事結構，進而產生衍生連接、裂變轉化？本書從「文學視角」切入，觀察小說敘事如何接受／置換／剪裁／虛構特定的概念，透過敘事、人物、對白、場景、意象等元素，呈現生動鮮明的概念衍繹？本書有意從小說文體特有的質素，探討各作者如何透過敘事元素如文字排列、意象經營、人物形象、情節塑造等展演概念，接而辨析箇中可能隱含的範式轉變。本文並非觀念史研究般就語詞形態為中心或據若干新名詞相應的觀念群，探討其使用頻度與意義變化，卻是根基於文學研究的視角，探討概念在小說敘事中的展現，以及其對於小說敘事的衝擊。

三、從「身體」到「世界」

本書聚焦於「世界」、「烏托邦」、「身體」、「國民」、「冒險」、「忠義」等視角，乃是切合彼時之改革訴求的新興議題。各概念看似各自獨立卻又相互呼應，小至個人魂魄，大至宇宙世界，實屬不同層次的「疆界空間」，寄寓著澎湃洶湧的時代思潮，或反思中國現有的桎梏困蹇，或想像未來重振雄風的景象。沓至紛來的時代亂象促使晚清作者發出焦慮、憂傷、憤怒之聲，卻也激勵高亢激昂的救贖之音。從肉身形體、魂魄精神到國家世界的思考，尤可呼應「新小說」文體的功能期許，展現多位一體的視野：文體／身體／國體，隱藏著一振衰起敝的「理想」視域，反映家國興亡的焦慮與社會改革的期許。

「身體」作為「存活的有機體」（living organism）， 也是「文化產物」（cultural product），在各文化和歷史階段中呈現不同的概念。近代中國「身體」被置入由族到國或由國到族的認同與主權建構過程，國力建構依賴的是「身體」的存在與其強弱特質，於是開啟各種操控身體的機制。小說渲染各種身體意象，使得「身體」成為無盡延展的空間，折射羸弱、衰敗、阻礙、陰暗、死亡、落後的印象，反映四分五裂、分崩離析、積弱不振的國體。「國民」與「奴隸」屢屢成為一組對比的概念，在衰頹的時局中，「國民」被塑想成救國救民的「工具」，處處針砭中國民眾的「奴隸」根性，使得眾多論者鼓吹「國民」義務與權利，將中國傳統體制下的「奴隸」轉換成西方概念下的「國民」，如同沈松僑所稱：「『國民』概念最突出的特質，卻是將所包攝的個人尊嚴、平等與權力等西方（特別是英、美）自由民主政治體制所賴以存立的諸項核心價值。」「國民」可視為一套「模範」框架，注入自由、自主、權力、義務、文明等價值。

晚清作者將各種看似生理存在的「身體」引入近代崛起的「國體」規訓，從形體、魂魄、筋脈到器官等都可編成「國體」指涉，或凸顯國家遭遇或反映治療期許，共構成「身體／國體」的新視角。1902年，梁啟超倡導屬「公德」之一的「冒險」精神：「歐洲民族所以優強於中國者，原因非一，而其富於進取冒險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梁啟超的登高一呼，迭有迴響，提倡可以「振冒險之精神，勖爭存之道力」的著作，鼓盪冒險進取、勤奮樂觀、愛國憂族等「救亡圖存」的特質。除倡導西方的冒險精神外，時人亦重新反思中國的傳統倫理，替「忠義」觀注入後起的民主、民權、軍國民、無政府主義、俠義、烏托邦、公理等思潮，重啟「中心」與「邊陲」的秩序。傳統以「朝廷」作為「定位空間」的認同方式遭到挑戰或解構，晚清作者重新繪製「忠義」觀念，在「忠義堂」的空間布局上拓展立憲堂、選舉廳、獨立廳等，反映晚清政治與文化認同的變動軌跡。

文藝作者處於一個已非天圓地方的時局，必然對時勢有所回應。早於十九世紀七○年代，文藝刊物如《瀛寰瑣紀》、《四溟瑣紀》、《寰宇瑣紀》便出現有別於傳統「天下觀」的「瀛寰」、「四溟」、「寰宇」等命名方式。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各作者更進一步開啟「世界」櫥窗，介紹各國史地、國際政治、瀛寰人物、西方思潮、海外文藝等，不同程度地鬆動、衝擊、轉變文學傳統的「天下」觀。在新世界觀的傳播中，由英國摩爾（Thomas More）創建的「烏托邦」（Utopia）概念先後被來華傳教士、中國知識分子翻譯，經由中西概念的交錯／混淆／重疊，成為具有反思中國的理想圖像，進而衝擊小說敘事的範式。從地球到月球、從村到城、從新中國到新未來、從鄉鎮到世界、從島嶼到山峰，都出現殊異於傳統仙鄉桃源的理想境地，構築豎立於「世界五大洲」之中心的「新中國」。從「身體／國體」、「烏托邦」、「世界」等，或自傳統概念上翻陳出新，或吸取西方術語展現新貌，無不反映「概念地圖」的轉向，乃是晚清小說研究的新視角。愈是知識遽變的時刻，愈能牽動歷史鏈上的文化信碼，使得原本穩定的所指與能指鬆動、斷裂、重組，勾勒知識圖譜的轉型，展現時人的政治批判與社會期許。從「身體」到「世界」等不同的疆界空間，均寄寓社會家國議題。作為時代結構一環的晚清小說，必然也反映概念地圖的轉變，透過小說敘事、人物形象、時空布局等觀察，可見到概念進入語象符碼的衍繹，經由接受、闡釋和再創造，銘刻各種涉及政治、科學、文化、歷史、教育與社會的內涵，反映晚清概念、文學乃至文化之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