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世界史（簡體書）

作者文筆優美，全書極富畫面感。

內容、視角新鮮，多為我們熟知的大事件周邊鮮為人知的故事，揭示出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理位置發生的歷史事件的相似性。

全面描述了人類科技進步與政治發展的歷程，探討了人類未來要面對的危險和希望。

整本書就如同BBC的節目一樣，充滿畫面感，同時又透著一種新聞記者式的揮灑自如。

——《泰晤士報》

這本書非常美妙，瑪爾的文筆和對材料的掌控令人印象深刻。所有學歷史的學生都應該讀一讀，甚至那些在大學裡教歷史的人也該讀一讀。

——《旁觀者》

文筆生動，充滿了趣聞和鮮活的人物描寫。瑪爾有一種罕見的天賦，只用幾句明快的句子就能解釋清楚複雜的問題。

——《星期天電訊報》

人創造的，人才能理解。

——以賽亞·柏林，引自維柯

歷史是乏味的，一再被戰爭打斷。

——德里克·沃爾科特，《賜福》

撰寫世界史有點自不量力。因為信息量太大，任何個人都難以消化。作者需要閱讀海量文獻，並可能犯下無數錯誤。寫作和閱讀世界史的唯一理由是，人若缺乏對世界史的瞭解會更加荒謬絕倫。回顧過去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審視自身。如果能更好地理解統治者何以會脫離現實，革命催生出的獨裁者何以會多過它們帶來的福祉，世界上的一些地區何以會比其他

地區更富裕，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我們身處的時代。這個課題規模龐大，充滿風險：一方面可能陷入乏味的抽象觀念；另一方面則可能讓生動的故事眾聲喧嘩，混淆視聽。我挑選了一些自認為有代表性的主題和時刻，並嘗試將它們與更宏大的敘事串聯起來。不過，我可以選擇完全不同的主題和時刻來寫這本書，在那之後，無疑還可以再寫一本完全不同的世界史。

本書的主旋律簡單明瞭。我們有能力理解和塑造周圍世界。憑藉這項能力，我們人類的技藝與思維都在加速發展。儘管存在局限，這種發展趨勢仍使人類在數量和力量上加速累積。如今，我們已破解許多難題，如地球生命的起源、人類社會的結構及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等。我們甚至開始探索人類的自我意識。正如一位哲學家所說，在“逐漸覺醒的世界”中，人類的自我意識就好似一顆閃亮的星星。今天，人口數量太過龐大，地球也許根本無法長久承受（當然，這取決於我們選擇何種生活方式）。但是，科技能力至少能帶來一線生機，就像我們曾經克服挑戰、渡過難關一樣。另一方面，我們在政治上的表現就遜色得多，根本無法與科技上的卓越成就相提並論。

想像一下，你可以復活耶穌時代的農婦或阿茲特克族的勇士並與之交談。如果你把自己的手機拿給他們看，並嘗試向他們解釋手機的工作原理（假設你知道），他們根本無法理解你在說什麼。你首先要向他們描述一個由聞所未聞的概念組成的世界——這就是一部歷史書的容量。但如果你給他們講史達林的故事，揭露政治家的腐敗，或談論當今阿拉伯世界人民與獨裁者的鬥爭，他們會很快瞭解個大概。我們取得了一些進步。在世界大部分地區，暴力事件都比先前的社會少了很多。儘管有聯合國存在，貧窮仍似膿瘡般腐蝕著人類肌體，戰火仍在熊熊燃燒，令世界不得片刻安寧。但與帝國爭霸的時代相比，當今世界還是祥和了許多。然而，一旦牽涉欲望、怒火和權勢，我們所謂的進步就不值一提了，完全無法與科技發展相提並論。唯有更深入瞭解歷史——狩獵—採集社會的歷史、漫長的農業社會的歷史及世界貿易與工業發展突飛猛進的歷史（將我們帶入現代社會），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現實。最後，我希望本書隨後的內容不僅能促使讀者思考那些早已逝去的帝國和遙遠的異邦世界，也能促使讀者思考此時此地的問題。

與此同時，歷史又變化不止。對歷史愛好者而言，這是個黃金時代。每年，出版社都會出版大量主題新鮮、細節豐富的歷史書，涵蓋領域從貨幣史到歐洲已被遺忘地區的歷史，從羅馬帝國與中華帝國的比較研究到對史達林與“二戰”進程的重新解讀，不一而足。沒人會期望讀完所有書，但本書已經從各個領域的出版著作中獲得大量養分。我已經壓縮了章節附註，只留下基本的參考資訊。不然，冗長的“補充書目”對讀者來說將是沉重的負擔。我統計了一下，小冊子和期刊除外，本書正文大約參考了2000冊圖書。

我還有幸參與了英國廣播公司製作的有關世界史的8 集紀錄片。借此機會，我走訪了大約60 處歷史遺址。從秘魯沙漠到烏克蘭，都留下了我的足跡。踏訪歷史發生地——如托爾斯泰的莊園和埃及修建帝王谷的工匠所居住的村莊——確實有助於理解歷史事件。而且，紀錄片的拍攝也改變了我的寫作方向。電視敘事具有放大效果：它會強調某人做的某件事或說的某句話造成了某種後果。電視節目最忌諱抽象表述，它需要具體的人物、日期和事件。結果，儘管吸收了新興的環境史、經濟史和社會史的研究成果，但本書的主體內容仍遵循如今已不再時髦的寫作方法，即以“偉大人物”為切入點的寫作方法。

歷史不是抽象的，任何變化都是實實在在的。其中一些因素與人無關，如氣候變化、火山噴發、疾病傳播、潮汐運動、氣流轉變，以及動植物分佈等。這些因素都能影響人類。但是，大部分歷史都是由人的選擇和人的力量塑造的。也就是說，歷史是由社會中的人創造的。其中，有些人的影響力超越群倫，成為“偉人”。由於我們生於其中的民主文化有些病態，人們都在大聲叫嚷平等，避談財富與權力上的鴻溝，因而對談論偉人的作用有些神經過敏。農業家庭生產的細微變化或近代早期商業網絡中婦女的作用會比皇帝或發明家的所作所為更“真實”嗎？

簡言之，答案是否定的。歷史學關注變化，它將注意力集中在偉大的變革者身上。當然，在尊嚴和潛能上，所有人都平等；在法律面前，所有人也平等。不過，大部分人的生命都在平淡中流逝。倘若說每個人的經歷或成就沒有不同，擁有相等的價值，那就滑稽可笑了。一個依靠耕牛的勃艮第農民，他辛勤勞作，養家糊口，為人清清白白。在他42 歲去世後，村民們都為他掬一捧淚。儘管如此，他的歷史重要性肯定比不上一些歷史人物，如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或佛陀悉達多。閱讀歐洲水手的故事非常有趣。他們在歐洲近海發現了新漁場，在捕撈鱈魚時會航行到越來越遠的陌生海域。而且，在此過程中，他們還會改造船隻，雖然只是小小的改進，但很有用。克里斯多夫·哥倫布正是依靠他們積累的知識跨越了大西洋。不過，就個人而言，哥倫布的故事要重要得多。

考慮到行為與思想的局限性，所有“偉人”都植根於身處的社會和時代。除了宗教領袖，沒有歷史人物會毫不猶豫地說，沒有他或她，某件事就絕對不會發生。倘若詹姆斯·瓦特早生了100 年，或生活在西伯利亞，他就不會發明蒸汽機。正是站在其他發明家、機械師、教育家和商人的肩膀上，他才能做出自己的貢獻。他在正確的時間出現在了正確的地點。倘若瓦特沒有發明分離式冷凝器，其他人早晚也會發明。不過，他確實發明了新型蒸汽機，至於他如何發明及為何發明蒸汽機才是問題的關鍵。蒙古草原的遊牧民族早已意識到馬匹是一種重要武器。在饑餓的驅使下，他們會經常襲擊周邊的定居社會。但是，假如成吉思汗沒有統一爭鬥不休的各個部落，沒有建立殘酷無情但鼓舞人心的領導權，亞洲許多地區的歷史恐

怕都要重寫。

因此，本書內容必然是精英的歷史。因為，唯有出身特權階層的人才有能力、金錢，或閒暇去改變社會。有時這指的就是“國王和王后們”。在莫臥兒王朝的統治家族中，只有一人能成為印度皇帝，就像奧朗則布那樣。事實上，也正是奧朗則布深刻影響了印度，而不是他的某位兄弟。因為他是個宗教狂熱分子，使莫臥兒王朝走向衰落，並在無意間向英國人打開了國門。克利奧派特拉出身於統治埃及的希臘家族（其血統並不純正）。在尤利烏斯·愷撒和馬克·安東尼時代，是她主宰了埃及，進而影響了古典世界，而不是她的兄弟。

後來，高度文明的社會相互融合孕育了更多的人物，變革者的出身階層背景日益擴大。但是，唯有具備智慧、勇氣或運氣的“偉人”才能取得旁人無法企及的突破。“原子彈之父”羅伯特·奧本海默比同時代的傑出物理學家更有影響力，因為他們無緣進入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沒有希特勒，德國的歷史就會是另外一番景象。與那些在啤酒館發表演說的極端民族主義者相比，希特勒的故事要重要很多。因為前者所屬的黨派逐漸衰落，並最終消失在歷史中。所以，我想清楚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以“偉人”為中心講述歷史並不是說他們脫離了身處的時間和空間，毋寧說他們身處的時間和空間才是成就或扼殺他們的社會時刻。而且，使用“偉人”一詞並不意味著他們在道德上無可指摘，他們之中的一些人無比混帳。

隨著故事的推展，我希望讀者會喜歡這些暴露在陽光下的細碎情節，所有事實都是我從真正的歷史學家那裡“搶”來的。在一本新近出版的有關義大利的著作中，作者告訴我們：在1861 年義大利統一之初，只有大約2.5% 的義大利人會說所謂的義大利語。1 另一本書告訴我們，為考取功名，15、16世紀的中國官員要記住431286 個漢字。2 第一個例子說明，義大利正努力成為一個現代國家。第二個例子則提醒我們，中國為何要花費很長時間才能培養出數量龐大的知書達理的中間階層。假如中國像義大利那樣運用二十多個表音字母，中國的歷史將會截然不同。

我們可以通過數字來描述人類的歷史形態。地球人口不斷增加：上一次人類幾近滅絕的時候，人口總數只有幾千人；但到了今天，世界人口規模已達70 億，不久將會躍升至90 億。如果我們用圖表來表示，將時間軸當作橫坐標，那麼人口增長就是一個加速躍升的過程。

在開始階段，當人口總數幾乎不變的時候，圖表上只是一條長而平緩的線。此後，狩獵—採集部落開始慢慢從非洲向外遷移，這一過程大約持續了7 萬年。人類發明農業生產大約經歷了1 萬年。在這一階段，部落社會和小型城鎮逐步發展，人口曲線才開始緩慢上升。

隨後，文明出現了。大約5500 年前，人類在農耕之後又創造了文字。在接下來的人類歷史中，貿易和工業革命先後成為主角。在我們身處的時代，人口數量直線上升，這主要歸功於清潔水源和醫藥。人口為何會激增？為何緩慢增長之後會出現人口爆炸？這源于現代智人［Homo sapienssapiens，這是個多麼自吹自擂的詞，竟然用了兩個“智慧”（sapiens）］改造自然世界的能力。其他物種也在努力適應環境，並不斷改進自身的特性和習性，以獲得自然界中的一席之地。僅僅為了生存，它們會改變環境。凡是見過白蟻巢穴或觀察過河狸在河流上築壩的人都會認可這一點。所有生命都在改變世界，世界在不斷變化。

然而，人類擁有更高級的大腦和交流技巧，他們利用這些能力在截然不同的水準上塑造世界。我們捕捉或驅趕其他哺乳動物，直至趕盡殺絕。我們還圈養並馴服一些動物，使它們完全變換了模樣。看看現代奶牛的祖先或蘇格蘭高地獵犬的祖先，我們就能明白這一點。我們也改變了植物的模樣。以玉米為例，起初它們只有指骨大小，後來則發展成營養豐富、籽粒飽滿的圓柱形。如今，通過漁場養殖，我們甚至改變了魚類的大小、形狀和肉質。它們給我們帶來了充足的能量，這是其他獵食者難以想像的。利用這些技藝，人群由家庭演變成部落，由部落演變成村莊和城市，直至形成國家。利用這些技藝，我們還改變了最初的生活環境。我們通過使河流改道獲取能源，還通過開採煤炭、石油和天然氣，利用在人類出現之前的古代植物儲備（活著的和滅絕的）獲取能源。在現代，我們通過積累的知識發展醫藥科技，目的是大幅延長生命。

再次強調，上述種種情況均是人力所為，是無數人類行為累積的結果。人們都在為眼前利益奔忙，就像一個個微小的生物築成了巨大的珊瑚礁。當然，這些小生物都沒有自我意識。否則，它們也會連續記錄評論自己的所作所為。一項人類史的研究得出了直白的結論：“驅動歷史發展的是人類的野心。為達成願望，人們會改變生存境遇。”3 一種更易咀嚼的根莖、一隻更肥美的山羊、隱藏在森林中躲避入侵者、一首歡快動聽的樂曲、一段更有趣的故事、一種新調味品、生育更多子女頤養天年、一種避稅的方法、一塊手錶、一台軋布機、一輛自行車和一張飛向太陽的機票都是誘惑和鞭策。正是這些誘惑和鞭策促使我們不斷前進，直到下一位領袖為我們帶來新飛躍。

在本書涵蓋的時間範圍內，沒有證據表明人類的生物特性或本能發生了改變。但在進化過程中，人類確實發生了細微的變化。例如，隨著飲食的改變，我們上下齒的咬合方式也發生了變化。當然，由過多咀嚼穀物導致的“覆咬合特徵”要到很晚時才出現。為攝入牛奶，部分人類群體開始飼養奶牛，他們由此形成了與之相適應的消化系統。相較而言，亞洲人則沒有喝牛奶的習慣，所以他們的消化系統也稍有不同。走出非洲後，人類沿不同方向行進。最終，他們都在肥沃的土地上定居下來，彼此分隔開來。因此，人類形成了不同的外貌：皮膚的顏色、眼睛的形狀和顱骨都有細微的差別。當遠隔千山萬水的種族再次相遇時，相互猜疑是必然的。但是，人類在體型、力量、想像力、理性、交流能力、使用手的方式、處事方法和辛勤勞作等方面並沒有太大差異。我們的知識越來越多，但我們並沒有變得更聰明。

如果沒有變得更聰明，人類數量何以成倍增長？我們在提高物質生活水準方面何以如此成功？答案很簡單，我們是一種善於合作和學習的物種，不斷積累前人的勞動成果和成功經驗，並在此基礎上永續發展。我們不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還站在我們祖父母及曾曾曾祖父母的肩膀上。例如：近期有一個聰明的研究者試圖製造一台簡易的烤麵包機，這台麵包機要依靠電力驅動，可以將麵包片自動彈出。如果他希望從頭做起，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為他需要首先瞭解石油勘探和塑膠等工業材料的歷史。隨後，他還要學習專門的工業生產知識。

如果這套機制順其自然發展（不被戰爭、自然災害或饑荒打斷），必然會導致人口加速增長。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發明文字之後（中國、美洲和印度也都獨立發明了文字），一旦在地中海地區傳播，那裡的人們就會迅速運用和改進，並不需要由法國人、土耳其人或丹麥人重新發明文字。在1.2 萬年至5000 年前，世界不同地區曾七次發明了農耕技術。但是，正如剛才所說，蒸汽機並不需要發明七次才能傳播到世界各地。4

而它引發的另一個後果則會使人感到畏懼。無數人各自獨立研習農作物的形態、管護方法和灌溉手段，農業生產由此產生。這種變化內嵌於人類的家庭經驗，因此具有謹小慎微的特點，儘管它會帶來重大且意料不到的後果。工業革命迥然不同，蒸汽動力的獲得需要煤礦工人、冶金學家、律師和資本家的通力合作，但搭乘火車的旅行者或身穿由蒸汽動力機器縫製的衣服的人則根本不需要領會這項技術。總體而言，專業化意味著生產進步不再依賴個人，大部分人只要信任他人即可。人類文明日益複雜化，但我們對其原理的瞭解卻越來越少。因此，大部分人影響社會進程的能力似乎正在消失。今天，數十億人依靠數位技術和現代醫學生活，但沒幾個人真正明白其中的原理。作為個體，我們幾乎不能控制任何事物。這就是為何政治依然重要的原因，但就是這唯一的杠杆也並不可靠。

當更多的人使用更多的能源去構建更大的社會時，人類歷史就成為一個充滿顛簸和挫折的故事。縱觀早期歷史，自然災害會導致重大挫折：劇烈的火山噴發足以毀滅莊稼、氣候和生態系統；氣候系統的劇烈變化可以摧毀整個人類文明；危害較小的自然災害如洪水、地震及河流改道也會造成大災難。在早期大部分宗教信仰中，恐懼和疑惑的人們都在祈求神祇多降雨水或停止大地的轟鳴。一旦人類擁有了應對之策——如建造堤壩、灌溉系統或遷往他鄉，歷史就變得更加有趣。

後來，自然災害仍會阻斷人類的發展進程，但這時的罪魁禍首已是人類自己。在定居之後，人類迅速成為懶惰和無知的犧牲品。他們將容易捕獲的動物斬殺殆盡，毀壞森林以種植莊稼，結果造成水土流失。復活節島上的居民就犯了這樣的錯誤。古希臘人和日本人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但他們都找到了彌補過失的方法。隨著人們貿易範圍的擴大，他們就將某些疾病傳給了那些體質較弱的人。疾病傳播影響了晚期羅馬帝國和中國的發展進程。在歐洲人抵達美洲時，兩大種族已經隔絕了1.3 萬年，歐洲傳染病造成的後果就更加可怕。

我們再看看篇首引用的加勒比詩人德里克·沃爾科特的悲觀反思，他認為歷史是乏味的，一再被戰爭打斷。歷史上爆發了無數戰爭。新研究表明，早期的狩獵—採集社會極其好戰：王國和帝國僅僅意味著參戰人數更多，武器更先進，戰爭規模更大。

戰爭的影響不可一概而論。毫無疑問，戰爭是恐怖的。但戰爭也催生了新發明，促使人類更深入地思考社會問題。戰爭摧毀了一些國家，但也孕育出新的國家。浴火重生者更加強大。由於容易捕捉的魚或鹿逐漸絕跡，人類被迫發展出新的捕魚方式和狩獵方式，而洪水則迫使人類設計出新的防洪堤壩和灌溉系統。由於抗險的需要，各個村落逐漸聯合在一起，人類就此踏上了締造國家的道路。瘟疫除了導致人口銳減，也能使倖存者自由冒險，踏上不同的人生，15 世紀的歐洲就是如此。戰爭不僅僅傳播恐懼、製造毀滅，也能促進技術、語言和觀念的發展。

在如此之多的大膽論斷中，我們需要謹記：絕大多數歷史故事都已湮沒無聞，唯有少量歷史碎片殘留至今。歷史進程中大部分閃光時刻都已經被人們遺忘。何人首先意識到那些雜亂的線條可以作為表音文字的組成部分，而不只是其他事物的微小摹畫？何人首先意識到不大聲朗讀也能閱讀文字？何人發酵了穀物獲得芳瓊，並一飲而盡？這些問題都已無從獲知。從中國南方到阿拉伯半島，潮濕的土壤和移動的沙漠掩埋了盛極一時的文明，我們永遠無法明瞭它們衰敗的緣由。

我們無法獲知的事情太多了。我們不知道希臘青銅時代的壯麗宮殿為何會遭遺棄，他們如何遺忘了自己創造的文字。就大部分歷史而言，遺存下來的東西都是偶然所得，都是那些不會腐爛或能經受時間淘洗的東西。在大多數地區，木質建築、夯土建築、彩色織物、語言、繪畫、詩歌、音樂和故事都永遠消失了。主要由木頭和羊毛、歌曲和故事塑造的文明已很

難復原。

正文部分的結構極不平衡。史前一望無際的大草原和人類社會演化的漫長穩定期都只在一兩頁中簡單述及。但在小片地區於數十年間發生的社會大變動則會被給予濃墨重彩的書寫，如大約西元前400 年至西元前300年的希臘和1500年前後的歐洲。變化有時循序漸進，有時則會一蹴而就。革命爆發的根源可以被回溯至幾百年或幾十年前，但革命爆發的時刻才是故事的高潮部分。

不過，在開始講述世界史之前，我們要先停下來，向99% 的人致以敬意。這些平凡年代的無名英雄為生計埋頭苦幹，從不停歇。他們是驅趕耕牛的莊稼漢；他們是辛勤勞作、養家糊口的農夫，沒完沒了地繳稅，直至被蒙古騎兵殺死或被拿破崙徵召入伍；她們還是在千百萬村莊中生育兒女的婦女。本書的內容是偉大的變革者及其時代，但是倘若沒有他們身邊的餘下眾人，這場人類劇碼將無法上演。

蘇聯時期的偉大小說家瓦西裡·格羅斯曼（我們在以後會具體介紹）在其名著《生活與命運》中曾這樣寫道：

人永遠也不會明白，他們親手創造的城市並非自然界的必要組成部分。如果他想自己的文化免遭狼群和暴風雪的侵襲，如果他想讓自己的城市不被野草吞沒，他就必須時刻準備著掃帚、鏟子和步槍。一旦入睡，或花費一兩年的時間考慮其他事情，他就會失去一切。狼群走出森林，薊草四處蔓延，所有東西都將被塵埃和積雪掩蓋。

想想看，有多少偉大的都城被塵土、積雪和野草摧垮。在寫作過程中，這段出自非專業歷史學家之手的箴言時刻在我的腦海中回蕩。

第三部

劍與道

從西元前300 年至西元600 年前後：中國、印度和歐洲的古典帝國及其與新興宗教的遭遇

耶穌誕生時，地球上大約有一半的人口都生活在兩大帝國中。但他們自己並沒有意識到這個事實：遠離大城市的農民很難接觸到外面的世界，他們只能瞭解到有限、失真的資訊。這是世界歷史上空前絕後的情況。羅馬帝國和漢帝國大致同時興起，其統治的人口也大體相當：在鼎盛時期，羅馬帝國有4500 萬人；根據稅收狀況推斷，漢帝國有5760 萬人。兩大帝國的領土面積也不相上下，大約都是400 萬平方公里。不同的是，一個帝國坐落在內陸海洋的邊緣，另一個帝國坐落在河流交錯的遼闊平原。它們的軍隊看上去也很相似：統一配備了盔甲和武器，行軍列隊整齊劃一，都有戰車和騎兵配合作戰。

羅馬人崇拜家神和祖先，中國也是如此。他們都講求實際，注重現世生活。他們也都唯我獨尊，認為自己比任何潛在的對手都更嚴肅、守禮和文明。羅馬皇帝宣稱要統治“全世界”，中國皇帝則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羅馬人修建了令人讚歎的高牆以抵禦異族入侵，中國人也是如此。羅馬人擁有筆直的道路，中國人挖掘了漫長的運河。兩大帝國就連行政區劃的數目也大致相當。兩國政府也都會用實際利益來激勵軍隊——戰鬥結束後，中國軍人可以憑敵人的首級獲得金錢和更高的地位，而英勇的羅馬軍人則可以贏得家鄉的土地。

在地中海世界的邊緣，羅馬帝國擊敗了眾多敵人，崛起為強大的國家。在中國，地處邊鄙之地的秦國統一了六國，終結了戰亂，為漢帝國的崛起奠定了基礎。羅馬人和中國人彼此知之甚少。他們相隔大約4500 英里，炙熱的沙漠和高大的山脈阻擋了人員往來。而海路則更長，比陸路遠了大約2000英里。1 儘管如此，兩大帝國仍存在微弱的交流。羅馬人對中國的認識很模糊。在他們的頭腦中，中國是個神話般的國家，位於遙遠的東方。在古羅馬語言中，“賽裡斯”一詞可能就指中國人。

西元97 年，中國將軍班超曾派遣使節出使羅馬帝國，但使節本人並未見到羅馬皇帝圖拉真。由於路途實在遙遠，使節半途而廢，返回國內。因此，歷史上一次偉大的“倘若如此”假設就在埃及以東某個塵土飛揚的驛站中夭折了。2 這位名叫甘英的使節搜集到許多關於羅馬人的傳聞。他報告說，羅馬帝國有四百多座城池，都城坐落在一條大河的出海口。羅馬人身材高大、為人誠實。他們從傑出的大人物中選舉國王。在遭遇災禍時，這些傑出人物會代替民眾接受懲罰，毫無怨言。3 甘英說，羅馬“國王”手下有 36 位大臣參與議政，他也會接受老百姓的請願。這是千真萬確的，因為他大致勾勒出羅馬元老院的模糊輪廓。很明顯，中國人對這種政治觀念（同時容納勝利者和失敗者）感到既陌生，又好奇。

這不是唯一令人著迷的事情。甘英還興致勃勃地彙報說，羅馬的雜耍藝人很神奇，可以口吐火焰，並能同時拋接12 個球。

根據中國史書的記載，70 年後，一個羅馬使團經海路抵達越南（當時越南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使團有可能是偉大的哲學家皇帝馬可·奧勒留派遣的。但是，使團被遣返回國，兩個帝國自此只有依靠長途貿易維持聯繫。大約在耶穌生活的時代，羅馬婦女開始穿著半透明的絲綢裙子，這引起羅馬衛道士的強烈不滿。這些絲綢來自中國，經由長途海上航行從越南運到今天的斯里蘭卡，然後再轉運至埃及。中國已經發現了來自羅馬帝國的玻璃器皿和硬幣。此外，還有一種可能性：在西元前54 年，帕提亞人曾經俘虜過一些羅馬士兵。之後，使用“魚鱗陣”的羅馬軍團可能曾與漢帝國的士兵在吉爾吉斯斯坦兵戎相見。

兩大帝國延續的時間也大體相當。起初，羅馬人只是生活在義大利中部的城鎮居民，默默無聞。他們的發展壯大一部分歸功於能吸引移民到來，另一部分則是由於他們能在血腥的戰爭中屢戰屢勝。亞歷山大死後，馬其頓帝國分裂成多個希臘王國。當羅馬崛起爭奪霸權的時候，這些王國已紛紛衰落。從西元前149 年到西元前146 年，羅馬人摧毀了他們在北非

的競爭對手——迦太基人。大約在70 年之前，中國的第一位皇帝統一了列國。幾個世紀之後，羅馬世界分裂成兩大帝國：西羅馬帝國於西元5 世紀瓦解，而東羅馬帝國（又稱拜占庭帝國）則一直延續到1453 年。那一年，奧斯曼土耳其人攻佔了君士坦丁堡。漢帝國於西元220 年壽終正寢，但中國直到317 年才最終四分五裂。在當時，中國的南方地區較少受到入侵，在文化上更保守。我們可以將其與歷史悠久的東羅馬帝國進行比較。

兩大帝國存在了大約500 年。與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的早期文明相比，它們存續的時間並不算長。但以現代民主制度的標準來衡量，兩大帝國的表現令人驚歎不已。隨著中國的崛起，歷史學家們開始專注於這樣一個疑問：我們的世界——統一的中國和破碎的歐洲——是否以某種方式延續了羅馬帝國和漢帝國的經驗？畢竟，在第一位皇帝出現後，中國大約有一半的時間在政治上都大致保持了統一；而在羅馬帝國衰亡後，地中海和歐洲西部就再也沒有統一。原因何在？

地理環境可以提供一些答案。儘管河谷和山嶺將中國分割成不同的區域，但整個國家又被沙漠和海洋環繞，這切斷了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聯繫。政治統一的實現非常艱難。根據統計，從西元前656 年到西元前221 年，中國斷斷續續爆發了至少256 場戰爭。然而，一旦形成大一統的帝國，這個由漫長海岸線圍繞的單一地理區域就會形成很強的地形學邏輯。道路、運河和城牆劃出了交通線和防禦線，這些線不會輕易變動。儘管外來入侵者不斷挑戰中國，但他們無法抹掉“一個中國”的文化版圖。

然而，地中海和歐洲世界則截然不同。確實，“陸地中間的海”使羅馬帝國的交通更加便利，但能抵禦侵略者的天然屏障也少之又少。同時，星羅棋佈的河流奔流四方，這些河流與縱橫交錯的山脈將歐洲大陸分割得支離破碎。從地理學上觀察，歐洲是一個淩亂、分裂的半島，不太可能實現政治統一。

這種解釋乍看之下令人滿意，但似乎又過於膚淺。因為，中國也曾分裂長達數個世紀。在中國，南、北方人的生活方式不同，方言不同，有時分別由各自的皇帝統治。中國曾派出龐大的遠洋船隊，整個國家幾乎已走向世界。但事實上，中國並沒有真正走向世界，這主要是由於政治上的考量。在西方，東羅馬帝國曾有機會統一地中海地區。在很久以後，儘管

存在河流與山脈的阻隔，但像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和科西嘉島的冒險家拿破崙·波拿巴也都有統一全歐洲的可能。

還有其他因素嗎？外來者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中亞的遊牧民族全副武裝，驍勇善戰。他們引發了數次移民浪潮，席捲了整個歐洲。在許多人稍事安定之後，下一波移民潮又迫使他們再次遷徙。在蒙古入侵之前，中國的中央政權大體能有效地抵擋遊牧民族。但蒙古人最終戰勝了中原王朝，快速、徹底地征服了整個中國，建立了帝國統治。從某種角度看，他

們的統治有助於維護中國的統一。

中國和歐洲都受到外來宗教的挑戰。但與佛教對中國的影響相比，一神教（如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對西方的影響要更加顯著。中國皇帝有能力抑制佛教的影響力，歐洲宗教戰爭中的尖銳對立和以命相搏的矛盾是他們不曾經歷過的。儘管遵循的模式有所不同，但一神教反復將西方社會的民眾劃分為“信仰者”和“異教徒”兩大類。而中國則從未發生這種情況，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法律和保守的社會思想比宗教的影響更大。另外，中國和歐洲還存在文化差異，如中國文字的學習難度更大。因此，中國形成了一個獨立、強大的官僚精英階層，這是西方社會所沒有的。關於這些問題，我們將稍後討論。

不過，中國和羅馬世界的歷史同樣血腥、殘酷。憤世嫉俗的統治者、國家的恐嚇行動，以及對持異見者的迫害充斥在各自的歷史中。中國和歐洲都出現了富有吸引力的人文思想家和恢宏華美的建築（但漢朝的建築大多是用木材和夯土建成的，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樣，這樣的建築很難保留下來），但這些體現權力的建築都是通過暴力和恐嚇才得以建成。絕大部分的建造者都是農民，我們唯有透過他們被汗水濕透的脊背才能詮釋這些建築的美學和哲學意涵。羅馬帝國的成就依賴于地方精英集團和軍隊的榮譽，而中國則更多依靠赤裸裸的武力。然而，無論那些有教養的精英是否學習過孔子或耶穌的訓誡，是否向皇帝磕頭叩拜，是否會閱讀元老院的公告，軍隊都會在集權政府的指揮下屠殺叛民，也都會通過公開、令人生厭的刑罰來昭示權威。倘若權威名正言順，集中組織和動員民眾的權力就會更加合理。

阿育王

在羅馬帝國和漢帝國臻于鼎盛之前，世界上還存在另一個偉大的帝國。它的故事截然不同。印度的孔雀王朝是當時的第三大帝國，可能擁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除南部的偏遠地區外，這個帝國幾乎覆蓋了現代印度的所有版圖，再加上今天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許多地區。據推測，在西元前2 世紀，孔雀王朝的人口大約是5000 萬。在這個王朝創建的西元前324 年，羅馬人尚在義大利中部艱苦奮鬥，而中國人也還未擺脫諸侯爭霸引發的慘烈戰爭。儘管孔雀王朝最偉大的統治者阿育王非常英明神武，但這個帝國還是在西元前185 年崩潰了。孔雀王朝創造了古典世界，隨後又將其摧毀。在孔雀王朝之後，印度再無力對外擴張，主宰其他地區。今日世界的政治版圖與宗教格局很大部分都是由我們熟知的歷史人物

在2000 年前就奠定了的。

然而，孔雀王朝的統治者們卻處在可知歷史的邊緣地帶。詹姆斯·普林塞普是18 世紀一名業餘語言學家，他的日常工作是在加爾各答經營英國的薄荷園。經過他的努力，人們才終於認可阿育王是真實的歷史人物，而不是虛構的神話人物。與羅馬帝國和漢帝國相比，阿育王帝國的知名度並不高，相關史料也很少——印度歷史一貫如此。關於阿育王及其帝國，

我們主要有三個史料來源。一個來自希臘歷史學家麥加斯梯尼，他曾為塞琉古·尼卡特效力。塞琉古·尼卡特是亞歷山大大帝的將軍，他以波斯和今天的巴基斯坦為中心，建立了一個小帝國。麥加斯梯尼很可能到訪過孔雀王朝的都城華氏城。如今，華氏城已被掩埋在現代城市巴特那地下，而這座城市無疑是世界上秩序最混亂、污染最嚴重的大都市之一。不幸的是，麥加斯梯尼的著述早已散佚。我們只能通過後世歷史學家的引用才能略窺其內容。第二個來源是一本關於印度治國之道的手冊，其中部分內容的作者有可能是孔雀王朝的宮廷謀士。第三個來源是阿育王的言論，它們被鐫刻在印度許多地區的石柱上。

阿育王的祖父是旃陀羅笈多。現代人認為，他和麥加斯梯尼所說的“月護王”是同一位印度統治者。據說，旃陀羅笈多曾見過亞歷山大大帝。月護王率領民眾奮起反抗印度北部的王朝——難陀王朝。在一位精明、殘忍的謀士的幫助下，他推翻了難陀王朝，於西元前321 年創立了自己的王朝。月護王的一貫戰略是：首先在邊遠地區消耗敵人的力量，然後再向中心地區挺進。經過漫長的消耗戰，敵人的領土逐漸縮小。相傳，月護王曾聽到一位婦人教訓她的孩子，吃飯時不要從盤子中間開始，因為中心一定比邊緣燙。受此啟發，他想出了這一戰略。

如今，旃陀羅笈多轉而進攻當時所向披靡的希臘人。大約在西元前303 年，他擊敗了塞琉古王國。很顯然，希臘人並沒有被徹底擊垮。因為，旃陀羅笈多從數千頭戰象中挑選了500 頭送給塞琉古王國，以此換取新獲得的領土。4 亞歷山大的軍隊是首次見識印度戰象威力的西方軍隊。他將一些戰象帶回巴格達，配備到私人護衛隊。對希臘人來說，塞琉古王國得到的這些禮物，相當於印度人給他們配備了幾個團的“虎式坦克”或武裝直升機。希臘國王們經常將這些大象用於交易、出借及饋贈。例如，埃及的國王們就曾利用印度戰象鎮壓揭竿而起的猶太人。在此之後，這些戰象還會被用來對抗日益崛起的羅馬人。

旃陀羅笈多的帝國擴張到了印度次大陸的絕大部分地區。如果有關政府的歷史文獻可信的話，那麼旃陀羅笈多的帝國就不僅好戰，而且熱衷干涉別國事務，非常官僚化，且行事偏激。然而，我們對這位被描述成印度愷撒的統治者所知甚少，對他的兒子則瞭解得更少。西元前297 年，旃陀羅笈多退位，由他的兒子繼承王位。據說，旃陀羅笈多是因虔誠的苦修絕食而亡。不過，我們對他的孫子阿育王更為關注。阿育王的統治從大約西元前268 年一直延續到西元前233 年。他的“詔書”散落在印度各處的石柱上。在這些神秘的“詔書”被成功破譯之後，現代世界才有機會傾聽他的聲音。而在此之前，人們主要通過佛教典籍來瞭解他。阿育王是何許人？我們並不很清楚。1837 年，一位英國的鑄幣監管員破譯了一些詔書，上面記載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故事。

阿育王的名字可以直譯為“無憂無慮”。起初，阿育王經歷了血腥的王位繼承戰爭。根據銘文記載，他殺死了99 個與自己為敵的兄弟，但這有可能不是事實。然而，從其父親去世到阿育王登基，印度出現了一段“空位期”。這暗示當時有可能發生過慘烈的廝殺。在此之後，阿育王開始進攻那些自己統治之外的地區，羯陵伽便是其中之一。經過一場可怕的戰爭，阿育王重新征服了這個地區。根據他留下的銘文，有10 萬名士兵在戰鬥中被殺，更多的人傷重而亡。或許，戰後還發生了大屠殺。此外，還有15 萬人遭到流放。

羅馬皇帝愷撒會吹噓斃敵人數，中國的王侯或旃陀羅笈多也會如此。但是，阿育王的內心似乎經歷了一場刻骨銘心的變化。他皈依了佛教，很可能是受到妻子的鼓勵。在一段銘文中，阿育王說道，他為這場戰爭感到自責，“當一個獨立的國家被征服時，百姓會遭受屠戮，而民眾的死亡和流離令他極其悲痛……如今，倘若有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民眾再罹患災難，神所鍾愛之人（指阿育王自己）的心就會異常沉重”。上面這段話出自第13 塊石刻詔書。在這份詔書的後文中，阿育王繼續告誡自己的後代，警示他們避免新的征戰，要求他們只可對民眾施加“輕微的刑罰”。

假如阿育王沒有再發動戰爭，這將成為人類歷史上意義非凡的時刻，他將成為空前絕後的為勝利而致歉的征服者。這就仿佛是拿破崙在奧斯特利茨戰役後宣稱自己痛悔在政治上的肆意妄為，並將成為貴格會教徒。阿育王試圖建立的是以佛教的“達摩”觀念為基礎的帝國，“達摩”意為美德、良善與莊重，勸諫民眾善待下人和親朋，避免殺生（既不能殺人，也不能殺死動物），實現宗教寬容。在印度，從北部冰封的山脈到南部炎熱的森林，鐫刻阿育王詔書的石柱隨處可見。他號召人們食素，禁止獻祭，尊重不同宗教教派，將所有人都視為自己的孩子。

這些語錄被人們用各種語言記錄下來，其中有在西北部希臘世界邊緣地帶使用的亞蘭語，有梵文及其各種方言，還有一份用婆羅米文書寫的手稿。最早的詔書被鐫刻在岩壁和巨石之上。旅行者聚在一起，坐著聽人們宣讀銘文的內容。後來，阿育王又在華氏城創設了很多作坊，用於製作頂部雕刻獅子的巨大石柱。印度人利用恒河等河流運輸這些石柱，將它們豎立在印度的核心地帶。對早期歷史的國王而言，這種宣傳方法很可行，可以將拋光過的砂岩當作“揚聲器”。阿育王並不是謙卑之人，他也在詔令中誇耀自己的功績：在道路兩側栽種遮陰的樹木，建立形制規整的客棧，挖掘水井以供人畜飲用。阿育王公開宣佈棄絕戰爭和暴力。為了將這些話語傳揚到更遙遠的地方，他開始向國外派遣佛教僧侶，命他們將和平的資訊帶往緬甸、斯里蘭卡和埃及，甚至是希臘。

這一切聽上去太過美好，很難讓人信以為真。事實或許是這樣的：印度有太多相互競爭的宗教，不同的種姓和語言使社會四分五裂。因此，如果謀求長治久安，任何王朝都要依靠統一的理念。很顯然，阿育王有意識地創造出了現代統治者所謂的意識形態。儘管這種意識形態很溫和，但孔雀帝國的統治未必有多開明。阿育王還保留了一定程度的死刑刑罰。而

且，他在針對森林居民的一系列詔書中表現出的憤怒也並沒有被佛教的開明思想化解。甚至他奉行的素食主義也不是絕對的：由於垂涎鹿肉和孔雀肉的美味，他將這兩種動物排除在禁食名單之外。畢竟，我們只能憑藉阿育王自己的話來理解當時的歷史。如果只通過那些溫情脈脈的人道主義演說來理解史達林，我們很可能會認為他是一個溫柔慈愛之人。不過，由於阿育王屢次痛悔早年的血腥戰爭，他很可能真的皈依了佛教，並力圖建立一個“良善的帝國”。

這種解釋似乎更合理，因為阿育王很快就失敗了。他很可能在晚年散盡了家財。在彌留之際，阿育王的手中只有半顆芒果，但心中充滿喜樂。在阿育王死後，大量印度社區都分崩離析。我們對阿育王的繼任者知之甚少。唯一確切的資訊是，孔雀王朝的最後一任國王遭遇暗殺而亡，整個帝國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混亂之後最終滅亡。在此之後，印度在笈多王朝的統

治下又迎來了一個白銀時代，甚至是黃金時代。笈多王朝始於西元320 年，梵文創作和十進位數字學等領域由此進入了繁榮期。在穆斯林闖入印度北部地方後，佛教徒被迫流離失所。加之面對印度教的敵視，阿育王的信仰幾乎在印度銷聲匿跡。

阿育王並不只是歷史的注腳。在現代印度，不同宗教和種族之間存在著一道道裂縫，人們發現實現宗教寬容實在難上加難。因此，他們把阿育王奉為睿智的英雄。阿育王的三頭獅是印度共和國最為人熟知的形象，如今已被印製在貨幣的背面。1956 年，印度爆發了一場反對宗教偏執的抗議運動，這表明阿育王的政治性的佛教思想並沒有消逝。

安倍德卡爾是印度早期民主政治的偉大人物之一。他出身於“賤民”階層，後來成為一名傑出的律師。安倍德卡爾曾任憲法起草委員會的主席，這個委員會負責起草新生共和國的憲法5，新憲法廢除了“賤民”身份，將特別投票權賦予工人、鞋匠、清潔工及從事骯髒工作的邊緣群體。但是，安倍德卡爾仍然認為印度政府未能為自己的人民做更多的事情，為此深感沮喪和憤怒。在他看來，無論法律條文如何規定，印度教的種姓偏見（包括宗教偏見）仍存在于現實生活中。因此，在1956 年他去世前不久，安貝德卡爾在一次眾人參加的儀式上公開皈依了佛教。有100 萬人參加了他的葬禮。有許多低種姓階層的民眾追隨安貝德卡爾，也先後成為佛教徒，這促進了佛教信仰在當今印度的復興。顯而易見，阿育王石柱上的道德觀念仍閃耀著光芒。

秦始皇

中國的第一位皇帝與阿育王的仁慈形象相去甚遠。秦始皇嬴政與阿育王是同時代的人，他也在山頂豎立石柱，頌揚自己的功績。然而，嬴政並不是因其言論而被後人記住的，其偏執、殘忍和無情的名聲來源於後世一段臭名昭著的歷史。近幾十年來，人們對宏偉的秦始皇陵的部分發掘又加強了這種印象，其中最引發世人矚目的就是兵馬俑。如果說阿育王希望克制欲念和自私，那麼嬴政則希望通過用泥土和青銅構造的官僚機構和軍事機器來護衛自己。那些繪有圖案的兵馬俑正時刻準備擊退惡魔。

嬴政的願景源於征服與恐懼，非常現實。對羅馬人，甚至埃及人來說，嬴政的願景比阿育王的佛教避世思想更容易讓人理解。在今天的中國和世界各地，嬴政的影響力遠超阿育王。然而，與那位印度統治者一樣，秦始皇的王朝也很短命。漢帝國迅速取而代之，並延續了嬴秦的政治成就，但少了些許暴虐。儘管不是令人喜愛的歷史人物，但嬴政統一了中國的文字，修建了偉大的公共工程，終結了延續幾個世紀的內戰，擴充了中國思想的內涵。就人性而言，秦始皇的形象實在糟糕，但又無法擺脫。

有關嬴政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我們所能獲得的史料。這些史料的作者是司馬遷，我們在前文中曾提到過，他也是第一個為孔子作傳的人。司馬遷是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堪稱亞洲的普魯塔克。他的一生充滿悲劇色彩。與同時代的羅馬歷史學家一樣，司馬遷很清楚，逾越雷池批評統治者的後果就是流放或死亡；抑或像他那樣，被迫遭受腐刑。不過，司馬遷似乎也意識到，歷史學家可以通過評價過去的統治者（尤其是那些失敗的統治者）而對現實的統治者進行勸諫。因此，司馬遷將有關嬴政的負面傳言保存下來。他的歷史著作《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根據這部史書的記載，嬴政很可能是一位大商人的兒子，這位名叫呂不韋的商人是衛國人，而非秦國人。呂不韋的一位美妾趙姬受到秦國公子異人的垂青。於是，他將懷有身孕的美妾送給了這位秦國公子。趙姬則謊稱這個孩子是異人之後。待異人繼承王位後，趙姬就成了王后。嬰兒隨後誕生了。

這個嬰兒就是嬴政。因此，秦始皇是個私生子，其出身就是一場騙局。13 歲時，嬴政的“父親”莊襄王（異人）去世，他登上了王位。故事進展到這裡已經很糟糕，但隨後的情節發展就近乎猥瑣了。大商人呂不韋重回舊愛的懷抱，但身為太后的趙姬已然心生倦意。在這裡，我們最好直接引述司馬遷的原話，（太后）“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6如此行徑確實駭人聽聞。為禁絕流言，呂不韋羅織罪名對嫪毐施以宮刑。但在行刑過程中，嫪毐得以蒙混過關。他小心翼翼地刮淨了鬍子，以太監的面目示人。嫪毐被留在宮中，繼續與太后縱情淫樂。太后賞賜嫪毐許多禮物，並為他生了兩個孩子。此時，圍繞在嬴政身邊的是一位舉止荒誕的母親、一位老奸巨猾的“謀士”（根據傳言，是他的生身父親）、一位假冒的太監，以及兩位同母異父的兄弟（他們都是王位的潛在繼承人）。是時候解決這個荒謬的局面了！嬴政放逐了自己的母親（儘管最終又將其召回）和呂不韋，而後者寧願服毒自盡，也不願面對刑罰。他還殺死了這兩個同母異父的兄弟，對性欲旺盛的嫪毐施以車裂之刑。這些人的黨羽或是被斬首，或是被流放。假使電影製片人昆汀·塔倫蒂諾親自指導拍攝莎士比亞的名劇《哈姆雷特》，其效果也不會比這個故事更血腥。

當然，所有這一切都可能是虛構的。我們可以信任司馬遷的記錄，也可以認為這是後世匿名史家摻入的不實之言。這些歷史記錄都是為漢帝國的統治服務的，他們沒有理由為前朝歌功頌德。不過，司馬遷至少是一位苦心孤詣的史學大家。後來，在為朋友（一位戰敗的將軍）辯護的時候，司馬遷冒犯了皇帝。為了完成這部歷史著作，他不得不選擇接受腐刑，放棄男人的尊嚴苟活於世。

在付出了失去親人及面對後世史家的嘲諷的巨大代價後，嬴政完全控制了這個最強大、最具侵略性的諸侯國。在贏得了一系列戰爭之後，秦國最終統一了中國。秦國的先王們已經為統一奠定了基礎。他們用計謀騙過了蜀人，蜀人生活的四川，地處難以逾越的秦嶺的另一側。根據史書記載，秦惠王向蜀王展示了幾頭製作精美的石牛，牛的下身鑲上了黃金。這位蜀國的國君輕信了秦王，向其索要能排泄金塊的石牛，並應允修建一條穿山越嶺的棧道，以便將這些禮物運回蜀國。棧道修好後，秦軍尾隨石牛而至，出其不意地擊敗了蜀國軍隊，佔領一片廣闊的新領土。

之後，秦軍又相繼攻取或智取了其他諸侯國。在稱帝后，秦始皇又派兵深入中國的南方地區，最終完成了統一中國主要地區的任務。統一戰爭非常殘酷血腥，戰鬥的主力是步兵和弩兵，但對農業和城鎮的破壞尚不及戰國時期的爭霸戰爭。我們永遠無法知道生活在平原地帶的“黔首黎民”如何看待他們的第一位皇帝，因為他們能做的只是拼命收割莊稼，避免被

強征入伍而已。

除了王侯興替外，世界其他地區還受到宗教的強烈影響，但中國截然不同。正如上文所言，中國崇拜祖先靈魂和地方神祇的傳統非常悠久。人們把這套複雜的習俗信仰稱為“道教”。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民眾都會利用道教支援或挑戰皇權。後來，佛教也從阿育王的印度傳到中國各地。佛寺與僧侶時而受到包容，時而受到壓制。但中國並沒有出現像地中海世界那樣能夠感化民眾或顛覆王朝的新興宗教。有教養的中國人都被哲學義理凝聚在一起。不過，在秦始皇時代，孔子宣導的人道、保守的社會思想（儒家思想）遭遇了新興政治學派的挑戰，即通常所謂的“法家思想”。

法家把秩序和服從置於一切之上。這種信念基於對社會失序的恐懼，其最終目的是引起統治者的關注。嚴厲、公正、明確的法律是最高的社會福祉。法家認為，政府應組織民眾、灌溉土地、規範度量衡，保證官員和士兵能按照嚴格、可行的標準晉升。例如，按照殺敵的數量來計算功勞。與之相應，政府還要對家庭和村莊實行保甲制，令民眾互相監督。政府還有許多恐怖的懲罰手段：包括車裂、烹煮、砍頭和腰斬等。如果運氣好的話，刑罰僅僅是切掉手指或挖掉膝蓋骨。另一方面，近期發現的歷史證據表明，執法過程是審慎和公正的，刑罰也沒有聽上去那麼恐怖。7

在著名法家人物商鞅的遊說下，法家思想成了秦國的立國之本。秦國位於中國西北地方的邊緣地帶。在敵國眼中，秦國是化外之地，民風野蠻。法家思想則使秦國愈加嚴酷、強硬和專制。秦國的戰爭哲學是不擇手段地屠殺敵方的有生力量。就殘忍程度而言，秦國足以比肩斯巴達和現代的獨裁國家。在秦始皇執政時期，商鞅已經離世很久了，但他的影響並未減弱。

商鞅一定會贊同嬴政另一項更為臭名昭著的行動。在信奉法家思想的大臣李斯的建議下，嬴政命人收集並焚毀了中國大部分竹簡，其中包括大量詩歌、歷史和哲學著作。根據司馬遷的記載，秦始皇的目的是蒙蔽民眾，即以毀滅歷史記錄的方式消除人們徵引傳統和歷史以對抗新法的能力。事實上，正如近期許多歷史學家指出的那樣，大量歷史著作和指導實際生活的書籍都得以倖免。相對來說，藏匿竹簡比較容易，儘管這樣的行為會受到黥刑和活埋等刑罰的懲戒。中國的傳統觀點堅持認為，嬴政確實活埋了許多儒家學者。但是，司馬遷有可能誇大了事實，因為這樣做可以使其職業生涯更具犧牲精神和英雄色彩。當然，中國人記錄歷史和創作詩歌的熱情從未泯滅。

吞併諸侯國的戰爭並不是嬴政留給中國的最後遺產。他僥倖躲過了一次著名的暗殺行動。當時，刺客帶來了敵國的地圖和叛將的頭顱（這位將軍也參與了刺殺計畫，他用自己的頭顱襄助這次行動），這才得以接近嬴政。根據司馬遷的記載，刺客在卷起的地圖中藏匿了一把匕首。嬴政通過與刺客近身肉搏才僥倖獲勝，而眾大臣則被驚呆，只是從旁觀望。難怪

嬴政變得更加多疑，他在多座宮殿之間修建了封閉的通道，以使外人無法得知他的行蹤。

對嬴政而言，修建大型建築工程（包括運河和水道）變得越來越重要。他對各國原有的長城進行修繕和擴建，其中部分建築就是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萬里長城。他還修建了直道，將帝國的各個地區連接在一起。在列國紛爭的時代，各國都有自己的貨幣、度量衡、車軸形制和文字，嬴政終結了這樣的局面。有人特別指出，倘若沒有秦始皇，中國就不會出現統一的文字體系，也就不會有共同的文化認同。

秦始皇在中國各地巡遊，向新帝國的臣民們展示君威、炫耀武力，並在各地刻石紀念。極度自我膨脹的嬴政還“懲罰”了一座被閃電擊中的山丘，他下令砍掉山上所有的樹木，將其塗滿紅色。嬴政想盡辦法尋求長生不老，並曾在海上射殺了一條神秘的大魚，但所有這些努力都徒勞無益。在術士的建議下，嬴政還服食了含汞的丹藥，這可能加速了他的死亡。

使嬴政聞名於世的是宏大的秦始皇陵。據估計，這座陵墓中有8000座陶俑，包括馬匹、戰車和官吏，所有這一切都被掩埋在西安附近的一座山丘之下。我們還要最後一次回到歷史學家司馬遷那裡。根據他的記載，嬴政本人被安葬在陵墓的中心，中國人心目中的世界環繞在四周：水銀仿製的河流和頭頂的星空。這段記載很可能是真實的。有證據表明，陵墓附近的山丘之下確實存在水銀超標的情況，而且山體的形狀非常可疑，與地宮的規模大致吻合。或許，在未來幾十年裡，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考古發掘將向世人揭示嬴政的本來面目。

與其他中國人一樣，嬴政也相信存在死後世界（陰間），那裡和現世非常相似，必須提早做準備。在更早的時候，中國的王公貴族會殺死自己的僕人陪葬，也會用特製的仿製品陪葬。埃及人、希臘人和維京人等古老民族都相信，安葬遺體是對來生的準備。對他們而言，嬴政的觀念並不古怪。而對嬴政來說，諸如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或死後要面對道德審判的宗教思想則十分荒謬。這就如同我們會認為，用陶俑軍隊護衛皇帝免遭邪魔侵害是不可思議的。

嬴政第二個有關不朽的觀念十分奇妙。他自稱“始皇帝”，因為他認為自己的王朝會千秋萬代、世襲罔替。但嬴政沒有想到秦王朝會迅速土崩瓦解，皇位的傳承也就此中斷。但是，皇位承襲的觀念在中國一直延續到20 世紀。這種觀念使人們對秦始皇的記憶綿延不絕，嬴政可謂是“死而復生”。共同的語言文字、安全的交通運輸和眾人共戴一君的觀念使中國人創造出最持久，也最統一的古代文明。中國文明從未產生能解放人性、擾動人心和分裂社會的一神教信仰，而正是這種具有私人性、普適性和流動性的宗教使唯一可與秦漢帝國匹敵的西方社會分崩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