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民國初年的新聞史：老報人王新命回憶錄

大清宣統三年，也就是辛亥革命爆發的那一年，王新命先生選擇投入了新興的新聞事業，開始了他長達四十餘年的報人生涯。其派駐與採訪的據點從東北大連、北京、上海、廣州至香港，再至與國民政府播遷後的臺灣，足跡可謂遍布大江南北；其報導與主筆的經歷從軍閥割據、民國政局、民生景況、乃至美國總統大選等國際新聞，並追憶了當時報業經營的種種內幕，是第一手史料兼回憶錄，具民國史、新聞史價值。

（本書原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當時原書名為《新聞圈裡四十年》。今重新出版後，將書名改為《走過民國初年的新聞史：老報人王新命回憶錄》。）


本書特色 

新聞舊談：詳盡收錄民初新聞圈內的大小事
真情推薦：世新大學創辦人成舍我專序推薦
絕版重現：重新尋找傳遞真相的新聞人精神

原著／王新命
本名王曦（1892-1961），又名王吉曦、幾道，字無爲。1911年投入中國東北新聞工作，創辦《健報》，後因反對袁世凱的帝制而遭支持袁的張作霖通緝、亡命上海。後任《民國日報》、《中美晚報》總編輯，提倡中國本位文化運動。內戰後隨國民政府來台，任職於《中央日報》。

主編／蔡登山
文史作家，曾製作及編劇《作家身影》紀錄片，完成魯迅、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從文、巴金、曹禺、蕭乾、張愛玲諸人之傳記影像，開探索作家心靈風氣之先。著有：《人間四月天》、《傳奇未完──張愛玲》、《色戒愛玲》、《魯迅愛過的人》、《何處尋你──胡適的戀人及友人》、《梅蘭芳與孟小冬》、《民國的身影》、《讀人閱史──從晚清到民國》、《叛國者與「親日」文人》與《楊翠喜‧聲色晚清》等十數本著作。

【自序／四十七年舊夢的重溫】
一個人如果感覺往事值得回溯，那他就已經進到了老境。而今我發表四十幾年來在報界做馬前卒的回溯錄，當然就是說明我已進到了日薄崦嵫的時期。

辛亥那年新秋，我就做了報界的馬前卒，但在今天之前，我不曾寫過回溯往事的文章，也不曾寫過自傳，儘管還在十幾年前，便有幾位朋友慫恿寫自傳，我卻不肯寫。我總覺得：一個自強不息的鬥士，最光榮的日子，永遠不在過去，在將來。你如果自信能在將來發出生命的奇光，替國家社會消滅黑暗的勢力，那你便不會因為過去的生命也曾發出微光，有過和黑暗鬥爭的事蹟，而沾沾自喜，我和許多倔強的老人一樣，儘管兩鬢漸白，然而還是不知老之將至，從不曾作回溯過往的打算。

三十八年十二月九日，為了割治十二指腸潰瘍，進了台大的附屬醫院。除夕的正午，由醫院回到宿舍，攬鏡自照，照出了滿頭白髮，一臉縐紋。哦―我的確老了。但如果我是薑桂，愈老愈能發揮辣性，而且時代用得著薑桂的辣味，老就毫無關係，我實不必為老的來臨而驚心。可惜的是，我不是愈老愈辣的薑桂，時代也不允許薑桂充分發揮其天賦辣性。在這情形之下，我便只有自承衰老無用的一法，既然自承衰老無用，未來的日子，縱令不全是生命無光的日子，也必然失去人龍人虎的活力，縱令無人指為活屍，但也不能再以鬥士自居，人生到此，豈不是遇到真正無可奈何的厄運？

那麼，怎麼辦才對呢？
自殺？這是我所最反對的愚舉，我決不自殺。
高蹈？蹈到這孤島也夠高了，還有什麼地方可蹈？

不肯自殺，又別無可高蹈的地方，而衣食住行，在在要錢，試問錢從何來？是絞腦汁寫報國的文章換來的？不是！是每日在辦公室坐八小時的板凳換來的？不是！說來奇怪，是賣老換來的！賣老為生，豈有此理！然而卻是不折不扣的事實。這一事實的不合理，在我的生活史中，縱未絕後，亦已空前，我心匪石，天然是不安之至。

為了減少不安的情緒，決計從今天起，來做一件無益的事；寫一本回溯錄，回溯新聞圈裡四十年恍如一夢的往事。莊周說：「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遺有涯之生？」我想把它改為：「不為無益之事，何以安不安之心？」

當然，我應該讓自己沸騰的血和辛酸的淚，透過癡人說夢的回溯錄，使這回溯錄成為有生命的著述，免得浪費紙張油墨；但這一點究竟是不是奢望。依然有待事實的證明。這不是說，我自己或許會在中途改變用血淚寫夢影的初衷，因而回溯錄會變成無生命的死物，而是說，新聞圈裡的四十幾年，雖恍如一夢，夢裡許多活潑潑血淋淋的事實，我有沒有完全自由把它搬到紙上展覽，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萬一如夢的往事，也沒有搬到紙上展覽的自由，我就不能保證回溯錄中的隻字片言這都有我的血淚。

現在我開始寫恍如一夢的四十餘年的往事，同時我將重溫過去那種不論在什麼地方都能以龍虎人姿態出現的舊夢。

代序／馬星野
代序／龔德柏
代序／成舍我
代序／張文伯
代序／伍平一
自序／四十七年舊夢的重溫

找到了一塊新大陸
上帝魔鬼之間
天堂之上地獄之下
永不回頭的浪子
關外討袁軍
鐵索鎯鐺進監牢
軍營的一夜
草就了絕命詞
越過了死線
剃了光頭穿了囚衣
活見鬼的故事
結束了獄中的歲月
「窩窩頭」的啟示
幻夢是成功的溫床
從窩窩頭到大米飯
晴天的一個霹靂
棉被是生命的保險箱
逃出了虎口
亡命生活的開始
不能成眠的一夜
害了一次病
空前凄楚的病中歲月
最後的一元錢
沒有鬍鬚的悲哀
他就是關東都督沈縵雲
做了醫院的會計
再會罷！大連
一個革命人像的幻滅
沈縵雲的噩夢
又一次的遇險
杯中別有天
再會吧，瀋陽！
遇到了騙子
又一次的貧病夾攻
上了開灤運煤船
來到高樓櫛比的上海
賣文生活從此始
做了《中華新報》的撰述
十二人中最少年
《中華新報》的幾個人
向愷然的社會主義
無政府主義的幼稚病
一住四年的客廳
盧家兄弟
第一次坐上冷板覺
全國報界聯合會成立
新人社的成立
新人社的幾位社友
從上海到長沙
不易忘卻的一件小事
組織革命軍的建議
無儀式的訂婚
乘風破浪下瀛洲
月印精舍七弟兄
我所接觸的「日本精神」
日本學店式的大學
我究竟要先做什麼事？
滿載悲傷返大連
飛霜如霧入濱江
哈爾濱的氣候和房屋
旅俄僑胞的空前浩劫
幾件足以自豪的事
像破落戶的北京
做三個月的試用編辑
回到上海以後
無愁天使的夭折
舉行從簡的結婚禮
《中美社》馮玉祥
手口耳目並用的工作
安寧的誕生
北京的張宗昌恐怖
北京的報業和報人
不能忘的人與事
《三民週報》的創刊
做了中校總編辑
辦了一次入黨的手續
焦頭爛額別南京
「九一談話會」
如此《勞工日報》！
福建《民國日報》的改革
向十一軍放了一槍
狂風駭浪中的除歲
願為福建除三害
威武不能屈的勝利
《民國日報》的暫行停刊
邱神仙、「六十會」
《新中國日報》關門大吉 
香港的形形色色
進了廈門《江聲報》
《江聲報》的言論方針
一次最激烈的論爭
一度退出了新聞圈
譯書、賭三十六門
譯書、掮客、《正報》
平兒的夭折
《晨報》的誕生
一年間的嚮心運動
中國本位文化運動 
抗戰前夕
一次考試，三月祕書
「八一三」上海之戰
政論委員會的成立
舉行了一次假綁票
香港《國民日報》的戰鬥 
孫寒冰、何西亞、許性初
食與住
啼笑皆非的宣傳政策
十八日的香港戰事
小沙坪的孟嘗君
到了抗戰首都重慶
從重慶回桂林
《萬象》與《辛報》
傷寒胃潰瘍併發
從桂林飛重慶
上了《中央日報》第一課
《中央日報》二三事
倩鄭炳森代書遺囑
從上海到台灣
《中央日報》的創業精神
跨進了賣老關口
老兵不會死

《新聞圈裡四十年》付印記

【上帝魔鬼之間】
有一個時期，我為了新聞記者究竟是上帝還是魔鬼，發生異常惶惑不安的情緒。把新聞記者當做上帝的人，認為一個新聞記者，一定有一副擔得起道義的鐵肩，一雙鑒往知來見微知著的明眼，一支董狐那樣不屈不撓的直筆，能做政府的諍友，也能做社會的導師。把新聞記者當做魔鬼的人，則認新聞記者是潦倒無賴文人的化裝，他們的筆下，無一字不是獵取金錢的獵槍，給他一點金錢，他會恭維你是比上帝更神聖的偉人；拒絕他的求索，他會痛罵你是比魔鬼更猙獰的人妖，他是最能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一種人。

在新聞記者究竟是上帝還是魔鬼一問題解決之前，我極懊惱。正在懊惱，新聞界發生一件敲詐不遂誣人窩藏盜匪的事；一件向妓女求賄挨了一頓打的事。那些本來厭惡新聞記者的人，藉著這題目大加發揮，幾乎把報館描繪成了罪惡的淵藪，把新聞記者形容成萬惡不赦的罪人。於是我在領到第二次的訪稿稿費之後，就擱下寫新聞的筆。

不久武昌起義的消息，來到瀋陽，工程局因局長翁鞏回福州去，參加革命，一時無人接替，宣布停辦，我的七叔也已去杭州，於是我就遇到了職業的問題。恰好自治籌辦處有一名一等司書的缺額，幾個朋友都勸我去爭取這一位置，但我為了兩、三月以前在報上諷刺了楊性恂和方樞，就不肯去爭取這一位置，後來還是表兄林文奎替我做好一個可以半推半就的滑稽圈套，我才去就這個毫無意義的一等司書。

那年年底，自治籌辦處歸併到布政司，布政司後又改為民政司，我也跟著進了民政司，在疆理科做一個司書。疆理科科長陳樵琴，曾在福州廈門兩地做過報館編輯，在司裡有文豪詩聖煙霞客之稱。這是形容他的文章好、詩好、鴉片癮大，他對於我的曾經投稿各報，早已微有所聞，故另眼相看，時常對我談過去辦報的經驗。他有兩句話，至今還留在我的腦海裡。他說：一個報人，倘能跳出金錢這一關，那這人就會被譽為萬家生佛；倘不能跳出金錢這一關，那這人就將被目為無恥的東西。他又說：我贊成你學做報人；但希望你能夠替無告的人說話。他本人後來雖竟因在興城縣長任內以貪墨罪入獄而死，但這兩句話，卻是至理名言。
我在和陳科長作幾次長談之後，解決了新聞記者究竟是上帝還是魔鬼的問題。我恍然大悟：一樣是人，但有上帝和魔鬼之分，新聞記者亦然，要做上帝，自然就成為上帝，要做魔鬼，自然就成為魔鬼。

疑團既已冰釋，我就又開始投稿的生涯。這時我除卻普通的韓僑歸化及各縣劃界事宜以外，還有極關重要的疆域糾紛案件。因此，我的投稿，漸受重視，幾乎做到了有稿必登的境界。

【從上海到台灣】
三十七年這一年，是國軍失敗最慘的一年。這一年的徐州大會戰，國軍最有力的黃伯韜、邱清泉等部隊，都成為戰爭的犧牲者。共產黨縱深的工事，吃住了國軍之後，馬上又繞出國軍後方，加以包圍，這就使國軍腹背受敵，終於失敗。
在國軍著著失敗中，金元券的貶值，更為迅速。早晨手裡的金元券，到得黃昏，已經貶值一、二成。不論是誰，都不能不把許多時間放在金元券的保值上面。國軍生活也就江河日下。國軍士兵，每食僅得定量配給的白飯和一些食不下咽的青菜。在這情形之下，要國軍士兵拚命作戰，就當然不可能。所以，三十七年秋天國軍徐州之敗，敗於貨幣貶值的成分，實比敗於共產黨的成分更多幾分。
當徐州戰事正在進行時，馬星野先生從美國回到上海。他問我的看法如何？我說：我的看法並不樂觀，現狀最多只能維持一年，少只九個月，南京不出半年就要失守，南京丟了之後，上海也保不住。《中央日報》最好是遷台灣。他說：他也已經看到台灣可作退步，所以決定把《中央日報》新機器運往台灣。不過，他為了決定遷移《中央日報》，受了許多方面的責難，都以為在這人心惶惶的時候，不應有此動搖人心的舉動。
馬星野先生回到南京後，李荊蓀先生也來上海，問我對時局的看法。我說：論時局？我覺得半年以前還有救，現在是已成不治之症。現在問題是時間，多則一年或十個月，少則再拖半年，只是無希望的拖，並不會發生什麼奇蹟。我們還進一步討論何處可退的問題。我說：這一次我們的敵人是共產黨，共產黨不比日軍閥，日軍閥在中國人裡面不生根，好對付，所以抗戰八年，我們還能守西南，以重慶為根據地，共產黨本身就是中國人，我們現已無法對付，廣東固不能守，重慶亦不能守，現在唯一能守的據點只有台灣。李荊蓀也認我的意見很正確。他問我：你想到什麼地方？我說：你到過台灣，我也到過台灣，台灣情形都略知一、二，現在我想到台灣。

但時局形勢，我雖看得非常的清楚，然而交通情形的惡劣，卻出乎意料之外。我預算可以等到三十八年二、三月之間，離開上海，飛抵台灣，然從三十七年底到三十八年二、三月之間，交通情形，卻有了大變化。飛機票普通人買不到，就是輪船票，也成為大家搶奪的目標。飛機票所以不易購買，是因為票價奇廉，買票的人多，座位卻甚少。在飛機座位遠較購票人為少之下，機票便幾乎全部要在黑市裡交易。黑市機票，由一兩黃金買二張喊起，越喊越貴，最後喊二兩一張。這種喊價的黃牛，手裡都沒有機票，都是要拿進票錢之後，才再設法買票，因此，委托黃牛買票的人，幾乎都要企踵引領，等待信息，大約最多是百人中有一人買到機票，其餘的人，都是付了票錢，卻等不到機票，終則淪陷在上海，成為共產黨的俘虜。

我從三十八年二月起，就開始買票活動，同時還托潘廷幹、湯增敭兩先生代為購買，但直到四月二十左右，還是買不到票。潘廷幹正害風濕病，臥床不能起，幸而他有一個學生在海軍裡做一艘登陸艇的艇長，把他夫婦和兒子都接登艇上，這才脫離了虎口。我和湯增敭則仍在尋覓交通工具中。一直到了四月二十四日，才由於學生的殷勤，送我幾張船票，我才帶了兩個孩子允健、允康、和湯增敭父子，下了華興輪。

華興輪是去廣州的一艘船，也是行政院管理的交通工具之一，我因上海情形日惡，沿蘇州河已都佈好崗位，看情形，上海確已接近戰爭的邊緣，所以，決定先去廣州，再走台灣。
我在四月二十四日登船的前夕，曾開一次家庭分金會議。在這會議中，計算全家儲藏，是二百元美鈔，五百元港幣，還有十兩多的黃金。太太決定離去上海的人，應該多帶一點錢，省得臨時舉目無親，呼天不應。長女也說：這點家財，我們都不需要，不如爸爸一起帶在身邊。我說：現在我是先去廣州，所以需要帶點錢，如果去台灣，那就無須多帶，現在我帶美鈔和港幣，剩下的黃金，一人手裡帶一顆戒指也就算了。但爭執多時，太太還是給我美鈔、港幣和三兩黃金，給健、康兩人各二兩，把它縫在褲帶裡以免遺失。

在家庭會議中，我說：上次我單身到香港，心裡有幾年後必然能夠再見家人的把握，這一次卻沒有再見家人的把握。因我的年齡已瞬屆六十，能夠再活幾年，無法估計，如果大陸重光是十年後的事，那就未必能再和家人相見了。
這時候，在我是有最溫暖的家庭的人，太太和九個孩子都在一起，除卻新中國學院的事經常使我煩心之外，其餘幾乎無事可管。現在我不能不帶兩個小孩離開上海，好像是由最美麗最溫暖的春天，轉到最蕭瑟最枯燥的秋天，真是無比的難過。

這無比難過的日子，也就是我從虎口逃生的日子，心裡雖非常難過，卻還應該多謝一位叫做趙沛的學生。這位趙沛，是濱海中學學生之一，曾隨政府西遷，勝利後才回到上海。他有一位哥哥，在行政院擔任科長，專管交通工具，在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前，手裡有飛機、輪船和車票，到四月二十四日，才辦理結束。趙沛在他哥哥辦結束前一日，來到濱海中學看我，問我：「你作何打算？」我說：「我想走，卻買不到機票船票。」他馬上就說：「可惜太晚了一點，如果是昨天，那就可乘飛機到台灣。因昨日飛機乘客都不到，只載一個國大代表前往台灣。現在還有輪船，要開往廣州，你如果肯坐船到廣州，那我就去要票。」他立刻出去，馬上拿了華興輪統艙票五張給我說：「現在艙位沒有了，只剩這一些統艙，並且明天要上船。」我接過船票後，立即通知湯增敭，請他準備乘船去廣州。我自己也同樣準備明天下船。

二十四日上年，我帶健康和湯增敭及其長公子明貴，前往浦東下華興船。在下船前十幾分鐘，一位《新夜報》的外勤記者蘇連城也要走，我們要他自己到趙沛的哥哥那裡辦交涉，趙沛的哥哥也給他一張票，於是我們六個人，便同舟共濟，前往廣州。船本定於二十五日開行，但二十五日沒有開，二十六、七兩日也沒動靜，原來船上員工已經罷工，提出了改善待遇的要求。一直延到五月三日，船才從上海開出。在船開之前，我還回到濱海中學校舍一次，我看到的一切，都是別離的顏色，聽到的一切，也都是別離的聲音。最難過的一剎那，是在最後看到長子。這孩子的腳，已成殘廢，我沒有方法替他醫治，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我臨行沒有和他說話，僅僅在無言中離別，我希望他能痊癒，能殘而不廢。近得家書，他的腳已醫好了。

五月七日，船抵廣州，我們跟著在碼頭迎接的胡春冰先生，同往沙面胡春冰先生家中暫住。我們到達胡家那一天，正是陳芷町離粵赴港之日，相差不過幾小時，真是不湊巧之至。
在廣州，十幾天的小住中，我很想去看一看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然卻沒有去。沒有去的原因，是因為車位太少，我想帶湯增毅父子和健康同去，但車位卻只許我個人前往。

我們在廣州唯一的清遊是荔枝灣。荔枝灣海上盪輕舟，吃艇仔粥，令人有但願終老是鄉之感。
在沙面胡家做了十幾天客之後，我們又上了景興輪。景興從廣州開台灣，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它來到台灣後，即行出賣，不再來台灣。在船上我們遇了若干故人，中間不少是從上海乘華興輪前往廣州，再由廣州轉乘景興前往台灣的旅客。他們和我完全相同，費了最多金錢，最多時間，然後再間接乘船，逃出了上海。他們都在四月二十四日登上華興輪，直到五月二十四日才由景興輪載往台灣。

景興輪從廣州拔錨出發之後，上海已在失守的邊緣，湯恩伯犧牲了一部警察和極少數守軍，帶了大隊人馬走到疏散輪船，一部開到舟山群島，另一部卻開到台灣。第二天，即五月二十五日，共產黨開始從上海南部滲入，到二十六日，正式宣布佔領，共黨佔領上海消息，是景興輪賬房收音播送的，聽到這消息的旅客，一方面是為留在上海及其附近的家屬而擔憂，另一方面卻為著自己的幸獲逃出而慶幸。旅客們的擔憂，是不知淪陷在共產黨手的家屬，今後將如何過活。究竟是要遭鬥爭清算，還是要被迫掃地出門？因為共產黨對待他們所謂敵人的手段，實在太過毒辣！

二十七日下午六時許，船到了台北外港，大家都預備入港上岸，其歡欣之情，實不能以言語形容。但港口司令因為時間已宴，難於檢查，卻令船主候到二十八日入港。
二十八日，我們早晨在船上吃了一碗向茶房買的粥以後，一直等候檢查。因船上已不開飯，大家都只能設法買東西來吃。茶房煮了大鍋粥，賣到上午十時，已經賣光，此後便只有小艇的西瓜、香蕉之類可買。結果，好些艘小艇的西瓜和香蕉，都賣得乾乾淨淨，時間也已超過正午十二時，檢查還未終了，僅僅是允許船再開向內港，以便繼續檢查。
我們等候到下午四時，才檢查完畢，被允下船。下船後，我們立刻僱一輛卡車，裝載人和行李，前往台北，把行李卸在漢口街的《中央日報》社，結束了一個月零五日的一次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