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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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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變:當代政治與經濟的起源(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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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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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在這部公認的偉大著作中,波蘭尼的主要關切是:造成19世紀西方文明衰敗的起因。波蘭尼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勾勒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要求與民族國家內部社會福利的追求這兩者之間的衝突。換言之,他以自由經濟制度與社會制度之間的衝突過程來解釋自律性市場社會的建立及其衰敗,亦即19世紀西方文明的崩潰。這一主題是波蘭尼一生思想的總結。

作者簡介

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1886~1964年)
匈牙利政治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也是20世紀公認的最徹底、最有辨識力的經濟史學家。當法西斯主義興起時,他離開了出生的匈牙利,成為英國公民。他以對傳統經濟思想的批判和《巨變》一書而聞名於世。

黃樹民
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人類學系博士。現任臺灣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研究專長為臺灣漢人社會、華南社會、泰北社會文化等。

名人/編輯推薦

20世紀思想巨匠卡爾•波蘭尼的代表作,中研院黃樹民教授經典譯本修訂版,一本“曆久彌堅”的著作。
在這部公認的偉大著作中,波蘭尼的主要關切是:造成19世紀西方文明衰敗的起因。波蘭尼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勾勒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要求與民族國家內部社會福利的追求這兩者之間的衝突。換言之,他以自由經濟制度與社會制度之間的衝突過程來解釋自律性市場社會的建立及其衰敗,亦即19世紀西方文明的崩潰。這一主題是波蘭尼一生思想的總結。

出版說明
《巨變》一書最初於1944年出版,與幾乎同時出版的另一部著作——《通往奴役之路》——將自律性市場奉為圭臬不同,波蘭尼的這部經典著作的核心觀點是:純粹的自律性市場是一個烏托邦。與哈耶克相比,卡爾•波蘭尼的思想長期被忽視。但是發生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源於自律性市場經濟的經濟和政治危機卻表明,波蘭尼關於人類的經濟活動總是“嵌含”於社會之中,且無法從中“脫嵌”的思想的深刻性。正如弗雷德•布洛克在本書導論中引用某位知名經濟史學者的話對《巨變》一書所下的論斷,“有些著作曆久彌堅”,波蘭尼的影響與重要性在當前更加凸顯出來。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波蘭尼這本書所談論的是歐洲文明從前工業化時代轉型到工業化社會的歷史巨變,以及伴隨而來的思想、意識形態、政治、經濟政策的轉變。放眼中國,近代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巨變與18~19世紀歐洲所發生的在很多方面有根本區別,但毫無疑問,正在親身經歷和感受當下中國歷史巨變的中國人所受到的衝擊絲毫不亞于當年的歐洲人。是以,波蘭尼在書中所討論者定會給我們以啟發。
迄今為止,波蘭尼這一著作的中文譯本共有兩種。此次我們推出的這個譯本是在臺灣遠流版(中國大陸第一個版本為浙江人民版)的基礎上由原譯者黃樹民教授修訂而成。此次修訂,黃樹民教授新譯出“序言”和“導論”兩部分,並對原譯本部分進行了修訂。值得一提的是,黃樹民教授為了便於讀者瞭解相關背景知識,更好地理解作者的思想,在書中提供了大量譯者注釋。儘管我們在編輯過程中追求精益求精,但是,對於一部旁徵博引、涉及多個學科的經典著作而言,交到讀者手上的這個版本肯定還有這樣那樣的不足,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序言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出任世界銀行資深副總裁及克林頓總統的首席經濟顧問。 ——譯者注

能為波蘭尼(Karl Polanyi,1886~1964年)這部古典名著寫序對我是項殊榮。這本書討論歐洲文明從前工業化時代轉型到工業化社會的歷史巨變,以及伴隨而來的思想、意識形態、政治、經濟政策的轉變。當時歐洲文明所經歷的轉變,今日看來就如同當代世界各地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轉變一樣,以至於波蘭尼這本書幾乎就像是在評論當代議題。他的主要論點與關懷,與1999年在西雅圖以及2000年在布拉格上街遊行示威的反對者一致,都是抗拒世界金融組織。R.M.麥基弗(R.M.MacIver,1882~1970年)在本書1944年版的導讀中,曾寫下一段頗具寓意的話:“今日首要之事,就是讓未來國際組織的締造者瞭解本書的教訓。”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甚至聯合國,都還只是存在於紙面上的構想計畫。倘若這些國際組織的締造者用心讀過本書,並慎重考慮其論點,他們後來提出的政策構想必然能大有改善。
對於一部論點複雜且嚴謹的專著,要以短短幾句話來摘要其精髓,既困難也易失之偏頗。雖說這本半世紀前出版的書,在語言的使用及經濟學的觀念上與當前並非完全契合,但波蘭尼所提出的議題與觀點,仍未失去其重要性。他主要的論點是:所謂“自律性市場”的概念從未被真正實行過。而且由於其明顯的缺點,使得各國政府必須介入干預其內在運作,及其外部直接影響(如對貧民的影響)。另外,改變的步調快慢對其後果的影響,也至關重要。波蘭尼的分析明確指出:坊間流行的“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即經濟成長對於包括貧民在內的全民有利,實則無歷史根據。他也厘清了意識形態與特殊利益團體之間糾纏不清的關係。例如,自由市場這種意識形態,本是新興工業利益團體的僕傭,這些利益集團選擇性地利用這種意識形態,在對其有利之際,呼籲政府干預。

在波蘭尼撰寫《巨變》一書時,經濟學尚未理解自律性市場的局限性。然而,今日學術界中已無人會支援自律性市場必導向高效率且均勻的資源分配這一論點。只要在資訊不全或市場機制不完整的狀況下(這可說是全球常態),國家的干預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資源分配的效率。時至今日,吾人已能採取較為公允的立場,即承認市場的力量與限制,以及政府在經濟治理上所扮演的必要角色。只不過市場與政府兩者具體職能的分界如何,仍有爭議。譬如,一般學界皆接受政府管制金融市場的重要性,但至於該如何管制,卻仍無定論。

當代社會提供的許多證據可以支援過往的歷史經驗,即經濟成長也可能導致貧困。不過,我們從現代世界中較發達先進的工業國家來看,也可以看到經濟成長的確為大多數人帶來了福利。

波蘭尼強調自由勞工市場、自由貿易,以及金本位制下的貨幣自律機制之間密切緊扣的關係。他的著作可說是今日已成為主流的“系統論”(systemic approach)之先導,亦是20世紀與21世紀交替之時“一般均衡論”經濟學者(general equilibrium economists)的先驅。現在仍有些學者服膺于金本位制理論,並認為當代經濟問題正是因為違背了此體制所致;但這也為宣導自律市場機制的學者帶來更多挑戰。浮動匯率已是今日國際金融之主流,而這可視為有利於主張自律性市場學者的觀點。畢竟主導國際貨幣交易的市場規律,不應有異於他類市場的規律。但也正是這點,充分暴露了自律性市場的弱點,尤其是忽視此制度的社會影響所顯示的問題。我們已有充分證據顯示,這類市場(一如其他實物市場)常出現極端擺動的現象,但我們無法採用基本經濟結構的改變來解釋這種擺動。另有許多證據也顯示,當價格出現巨幅變動,或投資者的期待改變時,都會對經濟體造成傷害。最近的這次國際金融危機,提醒了現今年輕人他們的祖父輩在大蕭條時期已吸取的教訓:自律性市場並不會像那些吹鼓手所宣稱的那樣順利運轉。即便是如美國財政部(不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當政)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些捍衛自由市場制度的堡壘,都認為國家不應干涉貨幣兌換率,但是它們卻從未能提出一套完整且具說服力的說帖,來解釋何以貨幣市場應有異於別種市場。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說理上前後的矛盾性,早在19世紀各種意識形態的辯論中即可預見:它一方面堅信自由市場機制,但本身卻是一個公家機構,且經常干擾貨幣兌換率,甚至提供資金救贖瀕臨破產的外國債權人;與此同時卻又向國內企業支取高利貸般的利息,使之破產。勞工與商品方面的真正自由市場從未出現過。今日最諷刺的例子便是,絕少有人會提倡開放(國際)勞工自由流動。那些先進工業國家總是向低度發展國家說教,指出保護主義與政府補貼的謬誤;但它們更在意的是打開發展中國家的市場,而不是開放自己的貨物及勞務市場,而這些正是發展中國家較具競爭優勢之處。

時至今日,論爭焦點已非波蘭尼寫作時的重點。如前所述,只有冥頑對立的死硬派,才會堅持完全自律的經濟體,或是認定政府應全面控制經濟。每個人都知道市場擁有巨大的力量,但也會注意到其局限。即便如此,不同經濟學者間的觀點仍有極大差異。誠然,其中有些學者虛偽且易辨識,就像那些依照意識形態或特殊利益的需求,而自詡為真正的經濟科學者及優良的政策者的那些人。最近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財政部在發展中國家所推動的金融及資本市場自由化,正是這種例子。當然,許多國家的一些管制法規,既不能加強其金融體制,也對其經濟成長無助,自然應予廢除。這毋庸置疑。但即便在最近金融風暴發生前,已有眾多跡象顯示這種自由化的措施,會給各國帶來巨大風險,且將貧民推上風口浪尖;而且這種自由化必能帶來成長的證據,卻微不足道。然而,這些“自由市場學者”(free marketers)卻更進一步要求發展中國家遵循他們的建議,進而造成近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災難性後果。另外一些議題似乎也難有定論。如自由化的國際貿易可讓一個國家發揮其相對優勢,以增加平均國民收入,但它也可能導致一些人失去工作。然而,在失業率高企的一些發展中國家中,因貿易自由化所導致的裁員,明顯大於其增加的工作機會。這個問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推動的改革方案中尤其可見端倪:它結合貿易自由化,加上高利率,使得創造新工作機會及發展新興企業難上加難。沒有人會相信,把低生產率工作的工人弄成失業,能夠減少貧窮或提升國家收入。服膺於自由市場的人堅信一種薩伊定律[Say’s Law,或稱市場定律(Law of Market),出自法國經濟學家及商人讓-巴蒂斯特•薩伊(Jean-Baptiste Say,1767~1832年)——譯者注],即增加勞工供應時,就會自然產生其對工作的需求。對依賴低工資的資本家而言,高失業率倒是對他們有利,如此就能施壓、降低勞工工資。但對經濟學者而言,失業工人恰足以證明經濟失調,在許多國家中我們都可以見到種種這類失調的充分證據。有些自律性市場的吹鼓手將這種失調歸咎於政府。不論其論點正確與否,這個自律經濟的神話,早已名存實亡。

波蘭尼曾指出自律經濟的另一個缺陷,最近又被重新提出討論。它涉及經濟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尤其是經濟體制或其改革如何影響社會中的人際關係。雖則本書論及的社會關係的重要性已日趨明顯,但如今我們使用的語彙卻已多有改變,如吾人今日討論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重要性。我們理解在許多拉丁美洲國家所面臨的長期失業、持續的高度分配不均、貧困髒亂遍地等現象,對社會和諧造成的災難性影響,以及引發暴力高升。我們也認知到俄羅斯經濟改革的措施及其速度,侵蝕其社會關係、破壞社會資本,甚至引發俄羅斯黑手黨及其霸權的興起。我們也理會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印尼正值工資下跌、失業率上升之際,取消對糧食的補貼,加上該國原有的特殊歷史考慮,自然可預期造成政治與社會動亂。上述幾個例子中,經濟政策導致原有社會關係(雖然原本可能已極為脆弱)的破裂,而破裂的社會關係也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投資者擔心將資金投入社會關係緊張的國家,而這些國家的人也會將資金移出,產生負面的連鎖效應。

多數社會都會發展出具體方法,以照顧貧困無依者。工業時代卻逐漸使得個人難以完全照顧自身。固然,一個農民有可能面臨歉收,而自給自足的小農也可能難以存錢以備旱澇之需,但無論如何他都不需仰仗雇傭的工作糊口。在現代工業社會中,人們無時不受外在力量的左右。若失業率高升,就像在經濟大蕭條時期,或像今日的許多發展中國家,人們便一籌莫展。他們不一定接受自由市場吹鼓手所宣揚的彈性工資的重要性(這隱含著受雇者得接受無償解雇或自願減薪),但他們也無力推動改革,即便他們能預期未來的充分就業。而且這也並不意味著只要他們肯接受較低的工資,就有工作。經濟學上的“效率工資論”(efficiency wage theory)、“圈內圈外論”(insider-outsider theory),以及其他諸多理論,均已明確指出何以勞工市場並不以自律性市場吹鼓手所宣稱的方式來運作。

無論何種解釋,事實就是失業並非幻覺。當代社會必須發展出自律性市場經濟所未能做到者,即提出該社會能接受的應變之策(其實對此另有其他幾種理論說法,但因與主題無關,故不贅述)。快速社會變遷會摧毀既有應對機制及社會安全網,但在社會發展出新的應對機制前,新的需求已產生了。不幸的是,19世紀的教訓,卻被那些鼓吹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當代自由主義教條分子拋諸腦後。

社會應對機制的失靈,造成社會資本流失。20世紀就有兩個鮮活的例子可茲說明。我已提及亞洲金融危機時印尼的災難。危機發生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美國財政部中的新自由主義吹鼓手,均抗拒解決此危機的重要手段,即判其違約。一般而言,大多數的貸款,都是由私人信貸機構借給私人貸款人。當借錢者無法償付債務時,標準的做法就是宣告破產。破產是當代資本主義的重心,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卻否決此議,認為破產違背了契約的神聖性。並且,他們也無視於違背另一種更重要的契約:社會契約。他們寧願提供經費給一些政府以挽救這些外國的貸款機構,而這些機構正是因其不慎放款才導致失敗的。與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推行一些傷及無辜的政策,受害者包括工人與小生意人,但他們實際上與此金融危機的形成毫無關係。

更戲劇化的是俄羅斯的失敗。這個國家已是另一個實驗——共產主義——的犧牲品,但被置入下一個實驗,也就是在政府尚未有機會建立必要的法制及制度架構之前,就引進自律性市場經濟機制。就像70年前布爾什維克加諸俄國的社會變遷一般,今日的新自由主義者也在這個國家強加上另一種重大的社會變遷,而且帶來災難性惡果。俄國人民被告知:一旦能釋放市場的力量,經濟就會騰飛。此論述的背景乃因舊有無效的中央計劃經濟常會歪曲資源分配,並且無法催生社會財富的誘因,所以此時計劃經濟應被地方分權、自由化與私有化取代。

然而,經濟騰飛並未出現。俄國經濟體萎縮過半,貧民人數(按每日4美元生活費的標準)從總人口的2%增為近50%。雖說私有化在少數政客中造就了幾個億萬富翁,但政府卻無錢支付養老金給退休者。不過,俄國還算是一個資源豐饒的國家,其資本市場的開放,對全球而言理應是個深具吸引力的投資點。但實情卻正好相反,毫不意外的是,改革後大量的國內資本外逃。由於俄國私有化過程常有不合法情事,因而無法達成社會共識。那些將錢留在俄國的人,自然會擔心一旦新政府成立後,他們會失去一切。即使不考慮政治問題,任何一個理性的投資者都會將錢放在美國飛騰的股票市場中,而不會投入一個面臨各種不景氣的國家。俄羅斯資本市場的開放,使得掌權新貴有機會將其非法所得潛送國外。今日來看,當年這些錯誤政策的後果已浮現。此時,除非政府能保證不追究財富的來源,且繼續保障其所有權,否則已難將這些大量外逃的資金引回國內。但若這樣做,也就無異於保證這些掌權新貴會繼續掌權。

經濟學與經濟史學界都已認可波蘭尼中心意旨的正確性。但公共政策,尤其反映在華盛頓共識中認為發展中國家及其經濟改革應如何達成巨變的政策,卻對此視若無睹。如前所述,波蘭尼揭開了自律性市場神話的真相,人類史上從未有過真正自由的自律市場。即便是今日高度工業化的國家,在其轉變過程中,政府都曾扮演積極的介入者的角色,不但以關稅保護其工業,也保護其新興科技。美國第一條電報纜線就是聯邦政府在1842年出資興建的。提供工業化基礎的農業生產暴增,也仰仗政府資助的研究、教育與推廣服務。西歐各國直到最近都對資本流通有嚴格管制。即便今日,保護主義與政府干涉都仍極為活躍。美國政府威脅歐洲各國,促其對美商控制的加勒比海香蕉業開放,否則就施以報復性的貿易制裁。雖然有時政府干預有其必要性,尤其在面臨對手政府也介入時。但更多案例顯示的卻是赤裸厚顏的產業保護主義及補貼,尤其是在農業方面。當我擔任(美國)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時,曾經手無數此類案例,從墨西哥的番茄與酪梨、日本的影片、烏克蘭的女裝,到俄國的鈾礦。中國香港向來被視為自由市場的最後堡壘,但當香港特區政府發現紐約投機客試圖借投資其股市與匯市,來干擾其經濟時,就全力出手干預。美國政府為此向香港特區政府抗議,認為此乃違背自由市場原則。但香港的干預政策奏效,不但穩定了股市和匯市,破除對其貨幣的未來威脅,同時也賺進了大把銀子。

倡議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者強調:政府干預是所有問題的根源。其關鍵論點就在於改革途中需找出正確的價格,並借助私有化及自由化,將政府從經濟活動中抽離出來。根據這種觀點,所謂經濟發展只不過是資本累積,以及提升資源分配的效率,但這些都只是技術問題而已。這種意識形態誤會了變遷的本質,變遷所影響的乃是社會整體,而非僅限於經濟層面。經濟上的改變,遠遠超過其字面意義。正如波蘭尼所指出的,這種觀點的持有者,僅顯示出其誤讀歷史

假若波蘭尼今天撰寫本書,將會有更多證據支持其結論。譬如,在當今世界發展最快速的東亞地區,政府都扮演著中心的角色,明確或隱微地表明保存社會和諧的重要性,不止保護社會與個人資本,同時更加以提升。在此區域,不但可見快速經濟成長,也同時可見貧窮明顯減少。假若共產主義在蘇聯和東歐的失敗,證明市場制的優越性勝過社會主義,那麼東亞的成就也充分證明,一個政府積極參與介入的經濟體,絕對優於自律性市場。這也就是何以當亞洲金融風暴出現時,這些自由市場的基本教義派樂不可支,因為他們以為這暴露出政府主導模式的根本弱點。當然,在他們的說教中也包括需要更好管制金融市場的建議,但他們卻借此機會強調需要更多的市場彈性。這其實才是他們的重點,即如何削減社會契約。而這種社會契約實際上等同于亞洲奇跡,即提供社會與政治穩定的經濟安全網。實情是,東亞的金融危機反而是最足以證明自律性市場失敗的案例。由於短期資本流通的自由化,導致數十億的資金在全球打轉,搜尋最佳報酬,並隨情緒波動而起落轉變,這才播下危機的種子。

最後,讓我回到波蘭尼的兩個主軸,來結束這篇序言。其一是政治與經濟之間的複雜關係。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並非只是另類經濟體,它們實質上代表著背離自由政治的傳統。但正如波蘭尼所指出的:“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樣,都是在市場社會無法運轉時,脫穎而出。”新自由主義的巔峰期大約是1990~1997年,時值柏林牆倒塌,而世界金融危機尚未發生。有些人甚至辯稱共產主義在蘇聯和東歐的失敗就已證明市場經濟與自律性市場信念的勝利。但我認為這個推論有誤。畢竟在當時所有發達國家中,到處都有抗拒雷根及柴契爾(Reagan-Thatcher)自由市場教條的動向,並代之以“新民主黨”(New Democrat)或“新工黨”(New Labor)的政策。新自由主義市場論點曾提出的較有說服力的解釋是,在冷戰期間,先進工業國家不敢放手採用這些可能會對貧民造成重大傷害的政策,因為在東西分裂的冷戰時期,若是西方國家失敗,就會將其他各國驅趕到東方陣營。但是,在柏林牆倒塌後,這些國家已別無選擇,即便是風險甚大的政策,也可肆無忌憚地加諸貧民頭上。不過,這種觀點不但無情,也很反智。因為實際上在排除那種不為多數人服膺的市場經濟後,仍有一些並不令人欣賞的措施成為選擇。一個號稱自律性市場的經濟,可能演化成為黑手黨資本主義及黑手黨政治體制。不幸的是,在世界許多地方,這已成為事實。

波蘭尼視市場為廣義經濟體的一部分,而經濟體又是更廣義社會體的一部分。他認為市場經濟並非終極目標,而是達到終極目標的手段。吾人常誤以為私有化、自由化甚至宏觀穩定都是改革的目標,也因而制定各種量表來評斷各國私有化的速度有多快。這完全無視私有化其實只是便宜行事的事實,即將公有財產私下轉讓給親朋好友,然後等著他們回報賄賂。但我們從未見過任何一種量表,來記錄有多少人被推入貧困,有多少工作被裁減,或暴力的提升,或不安全感、無力感的提升。波蘭尼關注的其實是更根本的價值。

今日這種根本價值與自律性市場意識形態之間的差距,顯而易見一如波蘭尼的時代。我們向發展中國家強調民主的重要性,但在面對它們最關心的議題,即影響它們生計的經濟時,我們卻改變聲調說:經濟鐵律讓你別無選擇,且因你的民主體制可能會壞事,所以你必須放棄一些重要的宏觀經濟決策權,將之轉給一個受國際金融界代表所控制的獨立中央銀行。而且,為了確定你會根據這些金融界的利益而行動,你被告知必須全心關注通貨膨脹的問題,而不顧工作就業或成長。同時為了確定你會按照這些要求行事,你被告知要執行中央銀行的規定,像是在固定利率下擴大貨幣供應。若是這整套方法不靈,就會引進另一套做法,像是“通貨膨脹指標制”(inflation targeting)。簡而言之,在這些前殖民地,我們一方面打著民主之名賦權給個人,另一方面又將之硬生生奪走。

波蘭尼在本書結論中,很貼切地討論了在複雜社會中的個人自由。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年)在大蕭條時期曾說:“除恐懼之外,我們一無所懼。”他所說的不只是一般所說的古典自由,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聚會自由、信仰自由等,還包括免於饑餓與恐懼的自由。各種各樣的社會管制可能剝奪一些個人的自由,但它同時能增進其他人的自由。自由地將資本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國家對某些人而言是種自由,但對他人卻可能有極大傷害。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這都是大規模的“外部性”(large externalities)所致。不幸的是,這種自律性經濟的神話,不論是披著自由放任主義的舊外衣,還是現在華盛頓共識的新衣,都無法平衡這種不同自由的需求。這乃是因為貧民面對的不安全感遠大於其他人。在某些地方,如俄羅斯,貧民人數正急劇上升,而生活水準卻迅速下降。在此地,免於饑餓與恐懼的自由都在下降。若波蘭尼今日仍持續著述,我相信他一定會提出,現代國際社會所面臨的挑戰,就在於是否能在為時已晚之前,重建這一平衡。


導論
弗雷德•布洛克,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研究教授,其專長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學、經濟史及福利社會學。作者在導論首段附了一長段鳴謝詞。因與本文無關,故不贅述。——譯者注

某位知名經濟史學者在回顧《巨變》一書如何在過去幾十年間從被人勉為接受到產生影響時,下了個評斷:“有些著作曆久彌堅!”這個說法極為貼切。雖然本書出版於20世紀40年代初期,但卡爾•波蘭尼成果的影響與重要性卻與日俱增。今日一般出版之專著,其上架期間超過數月或數年者甚少,但在經歷半世紀後,《巨變》一書仍能為我們提供諸多新見解。尤其是當我們試圖瞭解人類進入21世紀後面臨的全球社會困境時,本書乃一部不可或缺之巨著。

本書的恒久意義可說明如下。《巨變》是迄今為止對市場自由主義最嚴峻的批評。自由市場學說認為,國家、社會與全球經濟都應按自律性市場來規劃運行。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尤其是經歷了20世紀90年代初期冷戰的終結,市場自由主義——不論我們稱之為柴契爾主義、雷根主義、新自由主義,或華盛頓共識等——已壟斷全球政治。但本書在1944年問世時,美國與蘇聯的冷戰加劇,因而掩蓋了波蘭尼的理論貢獻。當時,極端對立的陣營在捍衛資本主義或蘇聯式社會主義的雙方辯論中,沒有人對波蘭尼細緻且複雜的論證感興趣。是以我們可說:隨著冷戰的終結,波蘭尼的成就才開始得到應有的重視。

後冷戰時期的主要議題就是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者堅持,通信與交通科技的快速發展,加速了全球貿易與資本流通,加上接受了英美式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更使得全球經濟整合變為不可避免且必要之途。世界各地的各種學派、思潮,根據不同的政治立場,批評此全球化潮流論述。有些是基於民族、宗教、國家或地區認同的觀點而與之抗拒;有些則對全球合作或協調抱持不同看法。然而,不論在此爭議中位處何派,應該都能從《巨變》一書中獲益。新自由主義者及其批評者均可從市場自由化的歷史,以及早期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不幸後果中,獲得更深層的理解。

波蘭尼的生平與貢獻
卡爾•波蘭尼(1886~1964年)生長於布達佩斯一個社會參與及智識成就均極為顯著的家庭。他的弟弟邁克爾(Michael Polanyi,1891~1976年)成為一位重要的科學哲學家,其著作至今仍被廣泛閱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波蘭尼在匈牙利學生圈與知識界都很活躍。20世紀20年代波蘭尼在維也納的《奧地利經濟學人》(Der Osterreichische Volkswirt)週刊擔任資深編輯,該刊是當時中歐最主要的經濟與金融期刊。他在那時與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年)及其有名的弟子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年)初次交手。當時米塞斯與哈耶克試圖重建自由市場制的學理合法性——此時自由市場被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大革命及社會主義風潮破壞。當時米塞斯及哈耶克都毫無影響力。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到20世紀60年代,凱恩斯經濟學派強調政府應積極參與管理經濟事務,在西方各國當道。但“二戰”後,米塞斯與哈耶克孜孜不倦地在美國與英國鼓吹自由市場,並直接影響到後來成名的追隨者如密爾頓•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年)。哈耶克活到1992年,目睹了蘇聯解體,自己的名聲也因而重建。在他死時,已被公認為新自由主義之父。他激勵了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1925~2013年)及羅奈爾得•雷根(Ronald Reagan,1911~2004年)推動去管制、自由化及私有化等政策。但在20世紀20年代時,波蘭尼已直接挑戰米塞斯的論點,且將批判自由市場視為個人學術生涯的中心議題。

波蘭尼在《奧地利經濟學人》週刊工作時,目睹1929年美國股票市場崩盤,及1931年奧地利信貸銀行(Kreditanstalt)破產,這些事件均導致“大蕭條”的出現,以及法西斯主義的興起。隨著希特勒在1933年當政,波蘭尼的社會主義觀點便成為問題,他也被迫辭職。他到英國後,在牛津大學及倫敦大學的社教課程中擔任講師,在工人教育協會(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開課。此時波蘭尼為了準備教課,浸淫於英國社會及經濟史。在《巨變》一書中,波蘭尼熟用這些資料以批評米塞斯及哈耶克,後來成為甚具影響力的觀點。

本書實際撰寫於20世紀40年代早期,當時波蘭尼在佛蒙特州的本寧頓學院(Bennington College,Vermont)當訪問學者。由於獎學金的資助,他得以全力寫作。周遭生活環境的改變,也讓他能整合其論點中的不同理路。本書主要的貢獻,即是從制度面的角度分析全球經濟,而這正是基於波蘭尼本人的多重流亡經驗,他從布達佩斯遷移到維也納,再搬到英國、美國。加上他原本即具備的深度道德責任感,波蘭尼成為一個世界公民。在他晚年時曾寫信給一位老友:“我的生命即是個‘世界性’生命。我生活在人的世界裏,我的著作屬於亞洲,也屬於非洲,更屬於新人類。”雖然波蘭尼對他的故鄉匈牙利有深厚感情,但他能超脫歐洲中心主義的觀點,並約束自己因全球經濟體制宰控下所產生的強烈民族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波蘭尼到紐約市的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他在那裏與學生一起研究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人類學問題,如貨幣、貿易及市場等。他與C.M.阿倫斯伯格(Conrad M.Arensberg,1910~1997年)和H.W.皮爾遜(Harry W.Pearson,1887~1934年)合編《早期帝國的貿易與市場》一書。其後他的學生將他這時寫的論文集編輯成冊,由A.羅特斯泰因(Abraham Rotstein,1929~2015年)主編成《達荷美與奴隸貿易》一書,於身後出版。另外G.多爾頓(George Dalton,1926~1991年)將其所有出版的論文,包括《巨變》的摘要,收集整合成為《原始、古代及現代經濟:卡爾•波蘭尼論文集》一書。最後,皮爾遜也將波蘭尼在哥倫比亞大學上課時的講稿編成《人類的生活》一書。

波蘭尼的論點:結構與理論
《巨變》一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及第三部分集中討論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戰、經濟大蕭條、歐洲大陸法西斯主義興起、美國推行新政及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等事件產生的主因。在其導論及結語的各章節中,波蘭尼試圖提出一個問題:何以歐洲大陸經歷了1815年到1914年的長期和平昌盛,卻突然崩潰,落入世界大戰與經濟蕭條?在本書核心的第二部分,波蘭尼便試圖回答此問題。他回顧19世紀初期英國工業革命伊始,英國思想家就試圖解決早期工業革命帶來的動亂,而提出自由市場的理論,其核心論點就是人類社會應服膺於自律性市場。波蘭尼解釋道,由於英國在當時扮演著“世界工廠”的領導角色,這套信念就成為世界經濟的準則。在第二部分的下半段,即從第十一章到第十八章,波蘭尼指出自由市場主義所引發出的不可避免的反彈,即全力保護社會以免受市場傷害。這些現象顯示自由市場制並不能如其理論的臆測一般運作,此外,當時宰製世界經濟的一些國際組織,反倒加深了各國內外的緊張對立。波蘭尼追溯當時各種政治運作,均試圖借自由市場的規則來重建全球經濟,但其直接的影響卻是:和平的終結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經濟秩序的崩潰則帶來了經濟大蕭條。法西斯主義興起這個第二次巨變,即是自由市場第一次巨變的後果。

波蘭尼的學術觀點,源自他在歷史學、人類學與理論等方面的廣泛閱讀。《巨變》一書對從15世紀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間的重要歷史事件都有深入分析,對許多廣泛的議題也有獨到創見,例如,互惠與再分配在前現代社會中的重要性,古典經濟思想的局限性,以及將“自然”商品化的危險性。許多當代社會科學者,像是人類學者、政治學者、社會學者、歷史學者、經濟學者等,都從波蘭尼的論證中得到靈感。今日已有眾多專著及論文衍生自《巨變》的觀點。

由於本書內容豐富,難以將之扼要摘錄,此處僅能簡述波蘭尼的幾個主要思路。首先需要肯定的是他在理論上的原創性。波蘭尼不輕易採用當下的政治標籤分類,雖然他大致贊成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年)對自由市場的批評,但他決非凱恩斯派信徒。他一生都認同於社會主義,但與各種經濟決定論(包括主流的馬克思主義)截然不同。他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定義,也異於一般俗間的用法。

波蘭尼的“嵌含”概念(Embeddedness Concept)
要瞭解波蘭尼的思想,最好的出發點就是“嵌含”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是他在社會思想上最重要的貢獻,但也導致許多誤會。波蘭尼從解構當代經濟學思想傳統(直到現代為止)著手,指出其基本經濟觀念是按價格機制來自動調節供應與需求的連鎖性市場。即便經濟學者承認有時市場機制需要政府協助以克服失調,但他們仍視經濟體為一個自我調整的連鎖性市場。波蘭尼的意圖就是要從人類歷史生活中,證明這種經濟觀如何背離社會現實。他強調,在19世紀以前,人類的經濟活動總是嵌含在社會之中。

嵌含一詞即點明經濟本身並非如經濟學理論所稱的是一個自主體,實際上必須服膺於政治、宗教及社會關係。波蘭尼對此詞的使用有別一般用法,即認為市場交易必須依靠信任、相互瞭解,以及契約的法律約束力。他以此詞來彰顯古典經濟學者,尤其是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年)及李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年),與以前的思想家有何種重大區別。歷史常規告訴我們,經濟應服膺於社會,但他們的自律性市場卻要求社會服膺於市場邏輯。他在本書第一部分寫道:“這就是何以市場對經濟體制的控制會對社會整體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即視社會為市場的附屬品,而將社會關係嵌含於經濟體制中,而非將經濟行為嵌含在社會關係裏。”(這段話實際上是第五章開始部分的一段話——譯者注)但這樣的說法,卻使一些人誤讀了波蘭尼的觀點,他們誤以為波蘭尼宣稱19世紀資本主義的興起,導致經濟體制成功地從社會中“脫嵌”(disembedded)出來,並主導社會。

這種誤讀掩蓋了波蘭尼觀點的原創性與理論的豐富內涵。波蘭尼確實說過,古典經濟學者希望建立一個能從社會中脫嵌的經濟體制,而且他們也鼓勵政客們如此做。但波蘭尼也強調他們無法也不可能達成此目標。他一再強調,一個脫嵌且完全自律的市場經濟只是空想,不可能存在。在本書第一章的第五段,他如此寫道:“本書的主題是,這種自律性市場的信念蘊涵著一個全然空想的社會體制(utopia)。假如不放棄社會之人性的本質及自然的本質,像這樣的一種制度將無法存在於任何時期,它會摧毀人類,並將其環境變成荒野。”

脫嵌為何無法成功
波蘭尼辯稱,若要建立一個完全自律的市場經濟,必須將人與自然環境變為商品,而這將導致兩者的毀滅。他認為自律市場論者及其盟友,都不斷嘗試將人類社會推往自毀的深淵。但是,一旦脫韁的市場出現明顯的影響時,人們會開始抗拒。他們不願像北歐鼠(lemmings)一樣成群結隊跳下懸崖自殺。反之,他們將放棄自律市場的教條,挽救社會與自然以免於毀滅。由是觀之,將市場從社會中脫嵌,就有如拉扯一條巨大的橡皮筋。要給市場更多自主性,就會不斷增加社會壓力。繼續拉扯橡皮筋,不是使之斷裂,造成社會解體,便是逼使經濟回歸社會嵌含的位置。

這個論點的基本邏輯就是基於波蘭尼對真實商品(real commodity)與虛擬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y)兩者之區分。所謂商品,按波蘭尼的說法,就是為市場銷售所生產的東西。依此定義,土地、勞動力與金錢都只是虛擬商品,因它們並非為市場銷售而生產。勞動力是一種人類的活動,土地則是自然的一部分,而貨幣與信貸在某個社會的供需,全由政策決定。但現代經濟學卻辯稱:上述這些虛擬商品都應該與真實商品一樣按同一規則運作。波蘭尼指出,這種詭辯有其致命後果。這意味著經濟學理論乃是建構於謊言之上,而這謊言會將人類社會推向危機。

波蘭尼的論述其實有雙重意義。第一重的道德論述指出,全由市場價格來決定自然與人類,是一根本錯誤。這種論調違反人類有史以來的基本信念,即自然與人都有其神聖不可侵犯的面向,而此面向同服膺於市場的勞動力與自然格格不入。波蘭尼反對將自然視為商品,實際上可說是開創了當代環境保護主義的先河。

波蘭尼論述的第二重意義,就是國家在經濟上扮演的重要角色。雖說經濟體有其自律性,但國家必須不斷調整貨幣與信貸的供應,以避免通貨膨脹及萎縮的雙重危機。同樣,國家也必須為勞工需求的轉變提供協助,救濟失業工人,為未來勞工提供教育與訓練,並調控移民的流量。就土地而言,國家必須通過各種政策,以保障農民不受收成好壞或價格波動的影響,從而穩定糧食的生產。在都會地區,政府借助環境法規與土地使用法規,來調節土地利用。簡言之,由於政府必須管控這些虛擬商品,它也就成為這三個最重要市場的核心。這自然無法支持市場自由論者認為政府應退出經濟活動的觀點。

虛擬商品的存在,充分說明了何以經濟無法從社會中脫嵌。真正的市場社會需要政府在市場調節上扮演積極的角色,而此角色有賴於政策決定,這些都不能化簡為某種技術或行政功能。當國家政策朝向脫嵌,即變得更仰賴自律市場時,一般民眾便會被逼得承擔更多支出。工人及其家屬因失業而變得脆弱,農民也因糧食進口而暴露於更多競爭之下。此時,工人與農民也面臨國家削減其應有的補助。通常在此情形下,政府需投入更多努力,才有可能確保這些群體能承擔支出的增加,而不致從事破壞性的政治活動。這也就是波蘭尼所稱的:“自由放任其實是有計劃的。”我們同時需要政治策略及壓制,才有可能推動市場邏輯與其給一般民眾帶來的風險。

不可能的後果
自由市場學者試圖將經濟從社會中脫嵌,卻註定面臨失敗。然而,自由市場這種空想的社會觀(utopia)卻有驚人的學術復蘇力。由於每當全面實施自由市場實驗時,社會就會反彈並退縮,這些理論家便理直氣壯地辯稱:失敗的理由並非其理論上有缺陷,而是因政客們缺少足夠的執行決心,且自律市場的信念不能用歷史的失敗經驗來否定。此派學者有完整的托詞來辯解其失敗。近來的此類狡辯,可見諸試圖用“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將市場資本主義強加到俄羅斯頭上。雖然這次實驗的失敗有目共睹,但休克療法的辯護者仍將過錯歸罪於政客頭上。他們堅稱,若非政客們太快向政治壓力屈服,或者要是他們能堅持得更久,快速轉向市場經濟的預期利益就會馬上降臨。

由於波蘭尼對經濟從社會中脫嵌極度懷疑,引發出他強而有力的“雙重動向”論(double movement)。他聲稱,市場社會包含了兩種對立的力量,即自由放任的動向以擴張市場,以及反向而生的保護主義以防止經濟脫嵌,將經濟從社會中脫嵌的努力必然會遭遇抗拒。雖說在保護主義運動中工人階級會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但波蘭尼明確指出,其他社會各階層也會參與此運動。例如,當週期性經濟萎縮傷及銀行業時,商業團體就會要求強化中央銀行,以區隔國內的信貸,免受國際市場的壓力。換言之,即便是資本家,他們也時而會抗拒自律性市場所產生的不確定性與波動,而要求保護政策來增加穩定性與可預測性。

波蘭尼堅稱:“自由放任系由計畫所產生,但計畫本身卻不是。”他批評自由市場論者,因他們認為抗拒全球化市場所建立的保護措施,都是出自“集體主義者的陰謀”(collectivist conspiracy)。反之,他認為建立保護屏障是一個自發且非計劃性的措施,由社會各階層參與,以抗拒自律性市場所產生的無比壓力。保護主義的反向運作,就是要防止脫嵌後的經濟所造成的災害。波蘭尼認為朝向自由放任的經濟動向,必須要有反向的力量以維持穩定。例如,美國在20世紀20年代(或20世紀90年代),其自由放任動向太過強勢,過度的商業投機及不平等終究摧毀了持續繁榮的基礎。不過,雖然波蘭尼一般都會同情保護主義的反動向,但他也知道保護主義會導向危險的政治與經濟的對峙僵局。他在分析歐洲法西斯主義的興起時便指出,當此雙重動向互不讓步、也無法單方面解決困境時,社會壓力就會上升,直至法西斯主義獲得足夠力量奪權,並背離放任主義與民主。

波蘭尼的雙重動向論,截然有別於市場自由主義及古典馬克思主義,因他認為任何時刻都有各種新的可能想像出現。市場自由主義及馬克思主義都認為,每個社會都必須從此二者中選一:不是市場資本主義,就是社會主義。雖然兩者想法對立,但他們卻同意除此二者之外,別無其他選項。反之,波蘭尼則認為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並非真的選項,它只是一個虛無幻想。而在第十九章,他將社會主義定義為:“是工業文明的先天傾向,這種傾向試圖使自律性市場服膺于民主社會的方法,以超越自律性市場。”這個定義就意指社會主義國家中仍應有市場可扮演的角色。由於市場可以以不同形式被嵌含於社會中,波蘭尼認為在任何時刻均可能有新的形式出現。當然,其中有些形式可能較能提升生產或推動創新,而另一些卻較具“社會主義”色彩,能以民主程序來管控市場。波蘭尼認為在19世紀及20世紀均出現過既有效且民主的另類選擇。

全球經濟體制的中心
波蘭尼是個成熟的思想家,所以他並不認為每個國家都可隨心所欲地找出調解此雙重動向的做法。反之,波蘭尼的論點之所以適用於當前全球情勢,正是因他將掌控全球經濟的規則置諸理論架構之中心。他分析了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興起的法西斯主義,認為就是因國際金本位制所扮演的關鍵角色,限制了一些國家的政治決策。要瞭解波蘭尼的觀點,我們必須先在此轉變話題,來討論金本位制的邏輯。不過,轉變話題並非離題,因為金本位制直至今日仍對市場自由主義者具有強烈的影響。波蘭尼認為金本位制是傑出的智慧結晶;它可說是一種制度創新,將自律性市場付諸實踐,且一旦推動後,就可使自律性市場看似自然產生。

市場自由主義者希望能為世界創造更多的機會,以供國際市場擴張。但要達成此目的,他們必須設法讓不同國家、持不同貨幣的人交易。他們認為,如果世界各國都能遵從下列三項簡單原則來運作的話,世界經濟就會有完整的自律機制:第一,各國應按定額黃金來決定其貨幣的價值,並按此價值自由買賣黃金;第二,各國應按其黃金儲存量來決定貨幣發行量,即其流通貨幣是以黃金為後盾;第三,各國應盡最大努力,讓其居民有最大的自由從事國際貿易。

金本位制為全球貿易自律提供了一個完美的機制。英格蘭的商號能向全球各地輸出商品,或在各地投資,因它們知道賺回來的貨幣就像黃金一樣可靠。按理說,如果某國國民的國外消費超過其收入,而在該年出現赤字時,該國的黃金儲存就會外流以支付外國債主。此時,該國的貨幣及信貸供應便會自動縮減,利息上升,物價與工資下降,內銷需求降低,外銷變得更有競爭力。此時,該國的貿易赤字會自動削減,各國的國際貿易量會自動達成平衡,不需政府出手干預。即便沒有一個全球性政府或國際金融機構,全世界也會整合為單一市場。但同時,政治主權仍是分散在各民族國家手中,它們的自利需求引導它們自動接受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的影響
金本位制的目的是建立一個整合的全球市場,從而降低國家及政府的重要性,但其結果適得其反。波蘭尼指出,在19世紀70年代,當許多國家採用金本位制時,此制度卻極為反諷地加強了國家的重要性,以便整合內部。雖然市場自由主義者幻想塑造出一個和平的世界,其中唯一的國際競爭就是個體或企業試圖超越其競爭對手,但他們以金本位制來建立此理想王國的企圖,卻製造出兩次世界大戰。

事實的真相是,金本位制的簡單法則帶給人們無法承受的經濟損失。當一個國家的內部價格結構乖離國際價格水準時,其解決黃金外流的唯一合理做法,就是通貨緊縮。這就意味著讓經濟收縮,直到遞減的工資能降低消費需求,以重建外貿平衡。此時,工資與農產品價格都會下降,失業增加,企業與銀行破產也急速增加。

然而,並非只有工人與農民覺得這種通貨緊縮調整策略的代價過高。商業團體也無法忍受這種不確定性及波動的結果。是以一旦金本位制確立,各社會階層就會串謀以應對衝擊。他們採用的第一道策略就是提高保護性關稅,以保障農、工產品。降低貨物流通受價格波動的影響,可讓各國在國際貿易中掌握較高的預測性,也不至因黃金突然外流變得脆弱。

另一對策就是在19世紀的最後25年間,歐洲各強權、美國、日本都紛紛建立殖民地。自由貿易的邏輯其實是強烈反殖民的,因為若是所有的貿易者都有平等的機會進入市場或投資,殖民帝國的支出便會超過其相對的利潤。但在國際貿易的保護主義高漲時,這種計算方法就翻轉過來。新建的殖民地受帝國關稅的保護,而殖民宗主國的商人在殖民地的市場及原料有優先權。此時,建立帝國的競爭,加深了英國與德國之間在政治、軍事與經濟上的對抗,終而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對波蘭尼而言,我們無法從國家的生物基因中找到建立帝國的衝動。只有在它們試圖自保,以減輕金本位制的無窮壓力時,帝國野心才會出現。從富庶的殖民地輸入資源,可讓該國避免黃金突然外流所造成的危機,而剝削海外殖民地的人民,可讓內部階級關係和緩。

波蘭尼指出,市場自由主義者空想的社會藍圖指引他們發明金本位制,並企圖借之以建構一個繁榮昌盛的無疆界世界。但金本位制所造成的持續震撼,卻逼使各國加強其內部整合,並提升其國家甚至帝國疆界的重要性。金本位制不斷對各國施壓,其作用卻被興起的各種保護主義(從關稅到殖民帝國)抵消。然而,即便這個有內在矛盾的制度隨第一次世界大戰崩潰,金本位制已被視為理所當然,一干政客也群起動員來重建它。不幸的是,這出悲劇在20世紀20年代及30年代再度上演,各國也被迫在保護其外匯兌換率或保護其公民之間做選擇。在此僵持對立時,法西斯主義乘虛而起。波蘭尼認為,這種法西斯衝動,即借犧牲個人自由以保護社會免受市場傷害,是普遍的人性反應。然而,各地不同的條件,也可決定法西斯團體是否能成功奪取政權。

本書的當代意義
在當前全球化論爭中,波蘭尼的論點更顯重要,因現時的新自由主義者又再度擁抱當年推動金本位制的空想社會藍圖。自從冷戰結束以來,他們堅持全球經濟的整合已使得國界變得陳腐,也為新世紀的全球和平打下了基礎。一旦各國都接受全球市場的邏輯,且將其經濟對自由流動的商品與資本開放,國際衝突就會被良性競爭取代,生產出更好的商品和勞務。與他們前輩相同的是:新自由主義者堅稱,我們此時只需遵從自律市場的效應。

當然,現在的國際金融市場已與金本位時代很不一樣。外匯兌換和國家貨幣都不再以黃金定位,大多數的貨幣都能按外匯市場的浮動而改變價值。此外,還有些強有力的國際金融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等,能操控全球金融。不過,隱藏在這些重大差異之後的,卻是同樣的基本信念,即如果每個人或每個企業都能得到最大的自由以爭取個體利益的話,全球市場就會讓大家得利。

這個信念隱藏在新自由主義者背後,引導他們去除貿易與資本流通障礙,以及減少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湯瑪斯•弗裏德曼(Thomas Friedman,1953~)這位有影響力的全球化捍衛者,就如此寫道:“當你的國家領悟到自由市場的規則在今日全球經濟中的重要性,且願意接受其規範時,它就穿上一件我所稱的‘金夾克’(Golden Straitjacket)。金夾克就是全球化時代中政治經濟的決定性外衣。冷戰時曾有過毛裝、尼赫魯外套(Nehru jacket)、俄羅斯皮衣等,全球化則只有金夾克。若是你的國家還未穿上一件,它應很快就會為此治裝。”弗裏德曼繼續說道,金夾克需要縮減政府,去除跨國貿易與資本流通的限制,並去除對資本市場的管制。此外,他更興高采烈地描述了一些投機炒賣外幣及金融市場的“電子管理人”,如何移除這件夾克的枷鎖。

波蘭尼分析三種虛擬商品,指出這種新自由主義觀的自律市場,在全球操作時是危險的幻想。一如國家經濟需要政府積極參與,全球經濟也需要強有力的管控機構,包括最終的貸款者。若無此種機構,個別經濟體,甚至全球經濟都會遭逢危機。

我們從波蘭尼的著作中學到的更根本的論點是,市場自由主義者強加在一般民眾頭上的負擔,毫無永續性。工人、農民及小商販都無法忍受一種在日常經濟活動中,經常有激烈波動的經濟體制。簡單來說,在新自由主義那種無國界且和平的虛幻世界中,數以百萬計的平民,必須要有極大的伸縮性,以忍受每5~10年便出現一次的困境,並能以減半或更低的工資生存。波蘭尼認為,這種伸縮性不但在道德上是錯誤的,且不實際,人們必然會動員起來以保護自身免受經濟衝擊。

最近持續提升的新自由主義,已因人們為抗拒全球化所帶來的干擾,在世界各地激發出各種抗議風潮。當這種不滿加深時,社會秩序便難以維持。而政客們為轉移不滿情緒,從國內或國外尋找替罪羊的風險也就會增加。這便是何以新自由主義的虛幻視野並不會帶來和平,反而會使衝突加劇。例如,在非洲許多地方,結構性調整政策所帶來的毀滅性後果便已瓦解了地方社會,製造出饑荒與內戰。在後冷戰時期,其他地區也出現好戰的民族主義政權,它們對國內的少數民族及其鄰國都有侵略性的意圖。更有甚者,全球各地都見得到好戰組織,它們有時與宗教的基本教義派攪和在一起,也在準備利用全球化所帶來的經濟與政治震撼展開行動。倘若波蘭尼是對的話,這些失序的信號便是將來更危險景況的溫床。

民主的選項
雖然波蘭尼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撰寫本書,但他對未來卻充滿樂觀。他認為國際衝突的惡性循環可被打破,第一步就是推翻社會生活必須服膺於市場機制的信念。一旦我們擺脫這種“陳腐的市場心態”,我們就可將各國經濟體與全球經濟都置於民主政治之下。波蘭尼認為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年)的新政,即是將來的一個可能模式。羅斯福的改革意指美國經濟仍將按市場規律運轉,但建立了一套新的管控機制,使得人與自然免於市場的直接壓力。在民主體制下,人民可以決定借助社會保險制(Social Security)來照顧老人。同樣的民主政治也擴大了勞工的權利,通過《全國勞工關係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以組織工會。波蘭尼視這些創舉為一項新啟程之開端,即社會可用民主方式來保障個人與自然免於經濟危機。

波蘭尼也預期,全球會有更高層次的國際經濟秩序,來調節國際貿易與合作。他並沒有提出具體的藍圖,但明確指出其原則:

然而,由於金本位制這個自動機制的消失,各國政府可放下最具干擾性的絕對主權面向,即拒絕在國際經濟上合作。同時,這也可讓各國按其特色建構國內經濟體制。如此就可以超脫19世紀虛假的教條,即在全球經濟中,各國都需遵循統一的標準。

換言之,各國政府之間的合作,會產生各種協定來推動國際貿易,但各社會也會發展出各種策略,來減輕全球經濟的壓力。此外,由於單一經濟模式的終結,發展中國家有更多機會來改善人民的生活。這個觀點也假定會發展出一套全球管控機制,來約束市場的運作。

波蘭尼的看法是擴大政府在國內和國際的角色。他挑戰現時流行的觀點,即過多的政府只會帶來低效率的經濟後果,及國家對社會生活的過度干涉。對他來說,國家在處理虛擬商品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也因如此,我們可以拋棄市場自由主義者認為政府必定無能的僵化看法。波蘭尼也明確駁斥政府擴張必然會導致壓迫人民的說法。他辯稱:“市場經濟的隱退,可成為一個前所未有的自由時代的開端。法制與實際的自由能更擴大及普及化,管制與調控不但給少數人帶來自由,且澤被群眾。”但他此處所討論的自由,超越一般學者所關心的減少經濟或社會的不公平。他呼籲擴張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強調:“在一個成熟的社會中,個人不服從社會的權利(nonconformity)必須獲得制度性的保障。個人應能自由追隨其良知行事,而不必擔心在社會生活中會面臨某種行政管理制度的干預力量。”

波蘭尼最後以優美的文句總結本書:“只要人們仍忠於其為全人類創造更多自由的任務,他就無須擔心權力或計畫會變成自由的障礙,並因其工具性而摧毀他所建構的自由。這就是在複雜社會中自由的意義,它賦予我們渴望的安定感。”當然,波蘭尼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樂觀看法,事後證明並非完全正確。冷戰的來臨意味著美國的新政成為社會改革的終點,而非起點。全球經濟合作很快就讓步給擴大全球市場的動力。歐洲的社會民主政府,尤其是在斯堪的納維亞地區,從20世紀40年代到80年代的顯著成就,證明波蘭尼的觀點不止有力,而且可行。但在較大的國家中,波蘭尼的觀點則被排斥,與其對立的市場自由主義觀點,如哈耶克等論者,卻逐漸得勢,在20世紀80年代及90年代成為主流。

然而,現在冷戰已成為歷史,波蘭尼原先的樂觀也可能付諸實現。由市場自由主義的非永續性所造成的經濟危機,以及專制和侵略政權的再現,此時應可取而代之。替代品即是世界各國人民共同努力,以民主政治駕馭經濟,並借國際合作來重建全球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最後幾年,我們已見到明確徵兆顯示,利用這種跨國社會運動以重建全球經濟並非紙上談兵。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活躍分子都組織各種戰鬥性的抗議活動,以對抗推動新自由主義規範的國際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世界各地的草根團體也開始展開對話,討論如何重建全球金融體制。

這些萌芽中的運動必然面臨諸多挑戰。南半球人民的需求與北半球常有衝突,也因此難以化解並建立長久的聯盟。此外,當這種運動越成功時,它所面臨的策略性挑戰也就越大。我們無法確定國際秩序的改革是否能由下而上,而不致將全球經濟因投資者恐慌而帶入危機。不論如何,這是首次在人類歷史上,跨國社會運動將全球經濟管控機制作為其對抗的目標,確有重大意義。

這種跨國運動證明波蘭尼觀點的持續活力與實用性。對波蘭尼而言,市場自由主義的致命傷就在於其將人類的需求,放置在非人性的市場機制邏輯下。他堅持我們應使用民主政治的機制,來控制及指引經濟發展,以滿足個人及群體的需求。他告訴了我們20世紀因無法應對此挑戰而造成的巨大傷害。他對21世紀的真知灼見,無比清晰。

2001年版說明
準備出版卡爾•波蘭尼的《巨變》的更新版時,我對此書的1957年版做了些細微的修正。第一,新版包含了波蘭尼在本書第一版于美國付梓之後所做的些許改變,而這些改變在本書被英國的戈蘭茨公司(Gollancz)于1945年發行時,就已涵蓋。第二,原本出現在1957年版“資料來源注釋”最末端,關於《貧民法》的“其他資料來源注釋”,現在已移到“資料來源注釋”部分的適當之處。第三,有些名字被改正,且將其拼音及標點改為現代使用的形式。最後,本書重新標示所有頁數,因此不會出現早期美國版本中如258A頁及258B頁這種分頁的情形。
弗雷德•布洛克



目次

出版說明/001
序 言(約瑟夫•斯蒂格利茨)/003
導 論(弗雷德•布洛克)/015
2001年版說明/038
作者致謝/039

第一篇 國際體系
第一章 百年和平/043
第二章 保守的20年代,革命的30年代/064

第二篇 市場經濟的興衰
第一卷 撒旦的磨坊
第三章 “居住環境與進步”/081
第四章 社會與經濟制度/093
第五章 市場制度的演進/109
第六章 自律性市場及虛擬的商品:勞動力、土地與貨幣/123
第七章 1795年的《斯皮納姆蘭法案》/133
第八章 前提與結果/144
第九章 貧窮與烏托邦/165
第十章 政治經濟學與社會的發現/175
第二卷 社會的自我保護
第十一章 人•自然•生產組織/198
第十二章 自由主義的誕生/203
第十三章 自由主義的誕生(續):階級利益與社會變遷/223
第十四章 市場與人/238
第十五章 市場與自然/256
第十六章 市場與生產組織/272
第十七章 自律性市場的損壞/282
第十八章 使國際經濟瓦解的壓力/291

第三篇 進行中的轉變
第十九章 民眾政府與市場經濟/307
第二十章 社會變遷之齒輪中的歷史/324
第二十一章 錯綜複雜之社會中的自由/340

資料來源注釋354
索 引/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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