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的戰爭：1939-1945納粹統治下的全民意志（簡體書）

在本書中，著名歷史學家尼古拉斯·斯塔加特利用私人日記、法庭記錄和軍人信件等非常多的第一手材料，描繪出了前所未見的戰時德國，這裡面既有東線戰場上的步兵和坦克指揮官，也有大後方的平民。以一個個普通戰士、指揮官和平民的視角，再現了戰爭時期他們在納粹蠱惑和控制下對戰爭的狂熱，以及失利後的沮喪、無奈和反抗。本書內容豐富，極具人文精神，為讀者提供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前線和後方生活的第一手資料。

尼古拉斯·斯塔加特（Nicholas Stargardt）
英國歷史學家、作家。1962年出生於澳大利亞墨爾本，父親是德裔猶太人，母親是澳大利亞人。他曾經在澳大利亞、日本、英國和德國生活過，就讀於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目前是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教授、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員，主要研究歐洲兒童史和納粹德國社會文化史。
斯塔加特曾經出版過多本關於現代德國歷史方面的著作，如關於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反軍國主義運動的思想和政治史作品《日爾曼思想和軍國主義：激進和社會學批判》、首次以兒童視角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納粹德國社會史的作品《戰爭目擊者：納粹統治下的兒童生活》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德國來說，與以往的戰爭截然不同。納粹政權把它挑起的衝突轉變成歐洲歷史上最駭人聽聞的戰爭，早在佔領波蘭並建立起第一個毒氣室之前，它就開始使用種族屠殺手段。第三帝國在1945年走向“全面崩潰”時也與眾不同，它垂死掙扎，耗盡了德國社會的全部精神和物質儲備。德國人在柏林為了保衛帝國總理府而戰鬥，而日本人卻沒有像他們那樣，頑抗到東京帝國皇宮大門前。為了實施如此規模的戰爭，納粹所需要的社會動員和個人奉獻必須遠超戰前歲月。然而，70年過去了，雖然關於戰爭的起源、具體進程和種種暴行的書籍已經汗牛充棟，但我們仍然不知道德國人對他們親身參與過的戰爭持什麼看法，不知道他們是怎樣把戰爭堅持到底的。這本書研究的是德國人如何經歷和承受這場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非但沒有隨著經歷這場戰爭的幾代人逐漸凋零而失去光輝，反而一直受到公眾的關注。在德國更是如此，過去15年來，我們已經看到相關電影、紀錄片、展覽和書籍氾濫如洪水。然而，無論是學術式還是大眾式的表述，對這場戰爭都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它們要么把德國人描繪成受害者，要么說他們是加害者。過去10年中，受害者敘述極為顯著，著述者專注於挖掘曾經被埋藏的普通民眾記憶，這些民眾經歷過英國皇家空軍和美國空軍對德國城市的大轟炸、蘇聯紅軍到達前的大逃難和紅軍到達後頻頻發生的屠殺和強姦。很多德國老人一再敘述他們最為痛苦的記憶，只是想讓人聽到，想在身後留下記錄。媒體把戰爭時期德國平民遭受的痛苦轉化成當代人關注的議題，不吝篇幅描述他們的失眠、焦慮和反复遇到的噩夢。很多人自發成立“戰爭兒童”組織，評論家們用濫“創傷”和“集體創傷”等詞語，全部套用在這類經歷上。不過，他們談論這些創傷時，總想強調受害者是被動和無辜的，並且希望在道德取得共鳴：在20世紀80和90年代，“集體創傷”的概念主要應用於大屠殺倖存者的記憶，把政治認同賦予德國“受害者”，有望使他們更有影響力。
只有在極右派佔據的政治邊緣地帶，才把德國平民遭受的痛苦與納粹種族滅絕政策受害者劃等號，這些人在每年的2月份都會舉著“大轟炸大屠殺”的標語遊行，紀念1945年的德累斯頓大轟炸。不過即使這些煽動性的活動，也遠遠不能和上20世紀50年代西德支持的僵化的民族主義相提並論，這種民族主義崇尚德國士兵做出的英雄主義“犧牲”，把一切德國“暴行”歸咎於一小撮頑固的納粹分子，特別是黨衛軍(SS)。這種輕描淡寫的冷戰藉口給德國國防軍貼上“好”的標籤，給黨衛軍貼上“壞”的標籤，為20世紀50年代中期西德以北約正式成員的身份重新武裝提供了支持。不過到了20世紀90年代，隨著“國防軍罪行”巡迴展覽的有力揭露，這種藉口再也站不住腳。在這個展覽中，可以看到由普通士兵實施的公開絞刑和集體處決。關於群眾參與德國戰爭罪行的這段灰暗歷史，隨著學術研究深入進行，至少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人們越來越了解到這一真相。但是，把士兵們藏在製服口袋裡的私人照片和他們的妻兒照片擺在一起公開展出，引發了強烈反應，在奧地利和前東德地區尤其如此。在這些地方，大多數人直到20世紀90年代還不願公開討論這類問題。展出引發一些反作用，隨著焦點轉到德國婦女和兒童成為英美轟炸和蘇聯強奸的受害者這個問題，一些評論家擔心會回到1950年代盛行的比賽誰的民族痛苦更深重這個老路上來……

緒論
第一部分為進攻辯護
第一章不受歡迎的戰爭
第二章消除等級
第三章極端措施
第四章大戰爆發
第五章勝利者和失敗者

第二部分1812年陰影
第六章德國的十字軍東征
第七章首次失利
第八章共同的秘密
第九章清洗歐洲
第十章寫給死者
第十一章轟炸和報復
第十二章“堅持”
第十三章迴光返照

第三部分徹底失敗
第十四章挖掘工事
第十五章崩潰
第十六章終結

尾聲越過深淵

1943年11月18日，奧古斯都·托波韋恩（August T?pperwien）博士在他的日記中寫道，“聽到我們在立陶宛滅絕猶太人的消息，從嬰兒到老人都沒放過，內容很可怕，但顯然又極為詳細！”他之前曾經記錄過有關屠殺的流言，最早是在1939年和1940年，但沒有寫過這麼多。這一次，托波韋恩努力想給這個可怕的事實尋找道德依據。他問自己，戰爭中殺掉什麼人是合法的？他把可以合法殺掉的名單從敵方士兵、在德國戰線後方活動的游擊隊員，擴展到對資敵平民進行有限的集體報復，這些確實都有某種法律依據。但是4天過去後，即11月22日，他自認如此對待猶太人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命令：“我們不僅在消滅與我們作戰的猶太人，實際上我們想把他們滅絕掉。”
奧古斯都?托波韋恩是一位虔誠的新教徒和保守的校長，他從一開始就對希特勒發動的空前殘酷的戰爭心存疑慮。托波韋恩看上去想在道德和政治上保持疏離，以顯示自己不苟同於納粹主義，這種疏離沒有以任何具體的反抗行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不服從這個政權，對其說教和要求在“內心裡”保持冷淡態度。但是，這種精神上的安全港灣存在嗎？能把家書和個人日記裡表達出疑慮說成是內部反抗，而不僅僅是透露作者的無所適從和兩難處境嗎？實際上，直到戰爭結束的最後日子，奧古斯都?托波韋恩依然忠誠服役。得出“實際上我們想把他們滅絕掉”這個重要認識後，托波韋恩沉默了。他無法使這種觀點和他的民族主義思想共存，他相信德國在東線的任務是文明的，相信德國是為整個歐洲反抗布爾什維克主義。
直到1945年3月，他才再次提到屠殺猶太人的事，當時他第一次意識到，德國正面臨無可避免的徹底失敗：“發動這種戰爭的人是邪惡的。俄羅斯人在德國東部的殘暴行為、英國人和美國人的恐怖襲擊、我們的反猶鬥爭（對健康婦女實施絕育術、槍斃從嬰兒到老婦的每一個人、向運送猶太人的列車注入毒氣）！”德國的失敗已為期不遠，如果托波維爾把這個命運視為反猶政策的神罰，那麼他也清楚，德國屠殺猶太人和盟軍襲擊德國人實際上性質相同。
回想1943年春夏，從漢堡（Hamburg）到施韋因福特（Schweinfurt），大後方的德國平民都在毫無顧忌的談論德國屠殺猶太人應負什麼責任，顯示德國在劫難逃。1943年7月25日到8月2日，漢堡市遭到轟炸，引發規模空前的大火，半個城市被毀，34000人死於非命。很多德國人把這場轟炸和大火視作末日劫難。黨衛軍安全機構（SD）報告說，由於大城市面臨顯而易見的威脅，“安全感”在整個德國都“驟然坍塌”了，取而代之的是“盲目的憤怒”。7月25日，即大火燃起的第一天，在德國之外又發生一件事：意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當權21年後，在一場不流血政變中被推翻。德國人迅速把這兩件事聯繫起來，在接下來的5個星期中，有報告說人們公開談論追隨意大利模式、用軍事獨裁取代納粹政權的話題，認為這可能是與西方“單獨媾和”的“好”方法，甚至是“最後”的方法。對納粹領導層來說，這些報告似乎表明民眾士氣的再次崩潰，1918年的投降和革命又要重演。實際上，這次危機並沒有持續多長時間，隨著當局對民防系統投入資源，在城市組織大規模疏散，到1943年9月初就平靜下來了。隨著意大利的大部分地方被德國占領，國防軍的戰線也穩定了，蓋世太保最終對這類“失敗主義”論調實施了有選擇的打擊。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司令部發動的無差別襲擊讓德國人感到無助，就連廣大未遭襲地區也受到影響，他們身心俱疲，沒有心思公開議論德國屠殺猶太人該付什麼責任，托波維恩等人私下里也沒有時間關注這個問題。漢堡轟炸引發短暫的政治危機，其意義在於讓這些恐懼浮出了水面：未來的危機將會喚起類似的公開議論，德國人將他們焦慮的罪惡感和受害感混雜其中。
對於德國猶太人來說，大屠殺日益逼近，無可避免地影響到他們對戰爭的理解，但是其他德國人對一切事物則著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們最關心的是戰爭，因此他們也從戰爭的角度來理解大屠殺。由於雙方在力量和選擇上極度不平等，對於同一個事件，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也導致了極為不同的希望和恐懼。這個問題影響到我撰寫戰時德國歷史所使用的方法。其他歷史學家們強調的是大規模殺戮機器，並且討論大屠殺為何及如何發生，而我發現自己更關注德國民眾是怎樣把這個大屠殺當作既成事實接受和消化掉的。它是怎樣影響到德國人，使他們逐漸認識到自己正在參加一場種族滅絕戰爭？或者換句話說，這場戰爭是怎樣影響到他們對種族滅絕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