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統到現代的中國詩學（簡體書）

這本論文集探討從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上半葉舊體詩學的傳統與演變，借此來檢視在中國文學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中，詩人如何借詩歌來參與這一重要的文學演變。書中共收錄23篇論文，作者都是來自世界各地高等學府的知名專家。這些論文的研究對象包括詩歌（詩詞曲）、詩學思想、詩學與書籍的流傳、詩社、男詩(詞）人與女詩（詞）人、詩歌的接受、舊體詩人在海外，以及有關舊體詩人研究在海外的新材料等等。其中專門研討的舊體詩詞人物有蔣士銓、張問陶、鄭珍、姚夑、金和、王闿運、黃遵憲、陳三立、王國維、陳曾壽、呂碧城、柳亞子、陳寅恪、郁達夫、施蟄存等等。編者希望通過這些豐富的內容來強調從清朝到民國時期詩歌與詩學的發展不僅蓬勃而多元，更在中國文學從古典走向現代的演變中扮演著重要而不可忽視的角色。

這本由林宗正主編的中國詩學論文集共收錄了23篇論文，作者來自世界各地的高等學府，都是中國文學與詩學研究方面的專家學者，如：葉嘉瑩、蔣寅、張伯偉、田曉菲、吳盛青等。

前言
乾嘉詩話：歷史詩學的繁盛及其完成
蔣士銓劇作中的“戲”與“曲”
書籍環流與東亞詩學
——以《清脾錄》為例
張問陶與清代中葉自我表現觀念的極端化
有詩為證：十九世紀的詩與史
金和與十九世紀詩歌的女俠書寫
王闿運的詩歌與文學現代性
金山三年苦：黃遵憲使美研究的新材料
“同文”背景下的《日本雜事詩》
絮漪園與蜻廬
——陳三立詩歌中的現實與理想
The Collective Evocation of Art and Poetry ： Xue Shaohui’s
Poetic Inscriptions on Artistic Works （ Tihua shi）
傅增湘詩篇遺留日本考
——兼論《東華》與《雅言》之關聯
《申報》中的錢謙益
A Reevaluation of Wang Guowei’s Poetic Remarks in theHuman World
“鐵花吟社”考
Allusive Memories ： Qing Loyalist Chen Zengshou‘s Allegorical Ci Lyrics
談陳寅恪與錢鐘書二人對汪精衛之詩與人的評說
把滄海桑田作艷吟：呂碧城（ 1883-1943）海外詞中的
情欲空間
流沙上的綺樓：柳亞子與南社的文學民族主義
懷舊與抗爭：獨立、自由、性別書寫與陳寅恪詩文
骸骨迷戀者的現代性：郁達夫的遺民情結和舊體詩
施蟄存的詩體回憶：《浮生雜詠》八十首
Discerning the Soil：Translation，Form，& Content in the World Poetics of Bian Zhilin

《從傳統到現代的中國詩學》：
當一個作者將自我表達放在首位而不計較獨創性問題時，就意味著他進入了創作的暮年，而其寫作的隨心所欲也往往與放棄藝術性的嚴格追求相伴，從根本上說便是創造力自信的逐漸流失。上文提到的嘉慶元年（1796）所作《重檢記日詩稿自題十絕句》，其六為《復語》“新奇無力斗詩豪，幾度雷同韻始牢。香草美人三致意，苦心安敢望《離騷》？”（366頁）相比以前作品的豪邁情調，我們很容易讀出其中明顯流露的無力感。將它與可能作于乾隆六十年（1795）的《自題》對讀，便能更清楚地感受到作者的心態：“才小詩多復，身閑筆轉忙。但留真意境，何用好文章。”（658頁）他在推崇真意境的同時，將好文章撂在可有可無的位置上，看似將自我表現放在第一位，實質上是暗示了藝術性追求的松懈乃至失去信心。這不能不讓我們尋思，船山的自我表現觀念走向極端之際，似乎也正是他創造力開始衰退之時。這一轉折出現在乾、嘉之際，固然意味著船山詩學的一個關鍵時期，而就整個詩壇來說，它不同樣也是詩學發生重要轉變的過渡時代嗎？兩者間的對應關系，似乎暗示了船山詩學的轉變恰好是時代更替的一個象征：自我表現觀念的極端化不僅是船山個人的轉變，同時也是當時詩學思潮的重大轉折，其背后的動因同樣也是藝術性追求的松懈乃至失去信心。我曾經指出，相比乾隆時代，嘉、道詩學最重要的轉變就是不再熱衷于詩歌內部的藝術問題和寫作技巧的探討，轉而趨向于詩壇人物和事件的記錄，藝術成就的評價和風格、技巧的分析普遍淡化，而記錄與流傳上升為第一位的要求⑤。現在看來，這一轉變的背后所涌動著的正是“以詩為性命”的人性論詩學的暗潮，而放棄獨創性概念，由自我表現轉向自我表達，則是這股思潮隱現于觀念層面的浮標。它與視詩歌寫作為生命活動之最高乃至唯一價值的意識相表里，將嘉、道詩學推向以記錄和保存詩人詩事為宗旨從而滿足這種價值期待的人性論詩學的方向。
張問陶沒有寫作詩話、詩評，也不以詩論著稱，但他非凡的才情和特異的詩學見解仍吸引了詩壇的注意力，并對后輩產生深遠的影響。道光間詩論家何日愈說：“近世詩人播弄性靈，好奇立異。或有規模盛唐諸大家者，便嘲為豪奴寄入門戶。其論蓋創自錢牧齋，羽翼之者張船山也。”此處“嘲為豪奴”云云，應即指前文提到的《題屠琴塢論詩圖》其三：“規唐摹宋苦支持，也似殘花放幾枝。鄭婢蕭奴門戶好，出人頭地恐無時。”（543頁）如此尖刻的譏誚，無疑會讓時流倍受刺激，印象深刻。然而，船山詩論雖源于性靈派，卻絕非性靈派所能籠罩。除了標舉風雅精神之外，他對才的理解也不同于袁枚。袁枚性靈詩學是將才放在第一位的，而張問陶，自從他將自我表現極端化，降格為自我表達，主觀的才情與客觀的藝術效果較之表達的真誠就成了不重要的東西，以至于后來他的詩學觀念僅在“詩不求才只要真，船山此論妙通神”⑤的意義上被理解與接受。魏源說“人有恒言日才情，才生于情，未有無情而有才者也”，正是出自這一立場。與此相表里的他對技巧的冷落，也通過門生崔旭（ 1767 -1848）《念堂詩話》的傳述影響于世。崔旭是嘉慶五年（1800）船山所拔舉人，嘗相承音旨，深諳座師論詩于本朝最喜宋琬，最不喜翁方綱。故《念堂詩話》卷一提到：“船山師論詩絕句云：‘寫出此身真閱歷，強于饤饾古人書。’又：‘子規聲與鷓鴣聲，好鳥鳴春尚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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