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爾塔：改變世界格局的八天（簡體書）

1.舊秩序已毀，新秩序待立，八日密會上的角力與抉擇
兩次大戰攪亂了世界。 1945年2月，勝利在望的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在雅爾塔密會八日。在他們背後，是過去三十年來數千萬人喪生的慘劇；在他們面前，是戰後不確定的世界。
崛起的美國想說服盟友拋棄舊習，攜手建立世界和平組織，遏制一切戰爭的根源；老牌的大英帝國不信理想主義，只信現實政治，卻早已沒有當初維持勢力均衡的實力；對勝利厥功甚偉的蘇聯，意識形態與英美盟國水火不容。它們都希望多要，卻不得不妥協退讓。我們如今生活的世界，就在這八日的三方角力中成形。
2. 從今日世界的昨日根源，探明日世界的發展方向
我們都生活在雅爾塔會議之後。雅爾塔短短八天，改變了大小國家的歷史軌跡，也孕育了一個新世界：這個世界上，有一個偉大的國際組織來象徵合作的新秩序，但這世界的運作，也少不了地緣、族群的現實政治，更免不了大國的主導與操控，並隨之而來的衝突。這樣的世界將走向何方，雅爾塔是一條線索。
3. 受誤解至深的會議，埋藏在檔案中的大戲
會議結束後，與會者紛紛受“雅爾塔精神”感召，沉醉在合作互信的氣氛中；然而，《雅爾塔協定》墨跡未乾，批評聲就已四起；冷戰鐵幕降下之後，雅爾塔更成為失敗的象徵，被斥為犧牲小國自由、劃分大國勢力範圍的可恥會議。
這是一場受誤解至深的會議。要分清神話與事實，唯有回到歷史本身。哈佛大學教授浦洛基依托蘇聯解密檔案，輔以文件、日記、回憶錄，從美、英、蘇等多個視角重現了雅爾塔的外交大戲。在這緊張的八天裡，從元首到顧問，無不盡力展現軍事實力、情報能力與談判手腕。只有回到歷史現場，方能體會在雅爾塔的妥協與抉擇。
4.詳明真實的歷史，當之無愧的讚譽
浦洛基筆下的雅爾塔會議，因毫不含糊的細節和確實的出處而越發生動真實。大到國內政治問題、地緣政治考量、意識形態鬥爭、代表團內部分歧，小到菜單、房間裝潢、盥洗、宴會排場，他通通為我們報導，讓我們如臨現場。
因其翔實，《雅爾塔》英文版一經推出便廣受讚譽，哪怕是持不同立場的人，也會承認其中歷史敘述的說服力。因此，《雅爾塔》成為入圍2011年萊昂內爾·蓋爾伯獎的五部作品之一，甚至被稱為雅爾塔會議研究的“一錘定音”之作。

 

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二戰”結束前夕，羅斯福、史達林、丘吉爾到雅爾塔舉行八日密會。三巨頭手握大小不等的籌碼縱橫捭闔，戰後國際格局就此定下。雖然當時與會者充滿樂觀，但雅爾塔卻成了冷戰的序曲。
浦洛基梳理蘇聯解密檔案、政府檔、回憶錄和日記，從歷史親歷者的角度重現雅爾塔會議。他表示，儘管雅爾塔達成的和平仍有缺憾，但當時恐怕不會有更好的結果了。當然，這場意在為和平鋪路的會議，也為達成和平付出了代價。

沙希利·浦洛基（Serhii Plokhy）

哈佛大學烏克蘭史教授、哈佛烏克蘭研究院院長。浦洛基生於俄羅斯，成長於烏克蘭，專攻東歐思想、文化、國際關係史，著有《大國的崩潰：蘇聯解體的台前幕後》（The Last Empire: The Final Days of the Soviet Union）、《歐洲之門：烏克蘭2000年史》（The Gates of Europe: A History of Ukraine）、《斯拉夫民族之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Slavic Nations）等十部專著，所獲眾多獎項包括美國烏克蘭研究學會著作獎、表彰俄羅斯思想文化史佳作的新歷史獎，以及非虛構類標杆獎項萊昂內爾·蓋爾伯獎。

★在雅爾塔會議研究中，浦洛基的這本著作可謂一錘定音。
——《烏克蘭週報》
★上乘的歷史著作，文筆優美，通俗易懂。
——《今日美國》
★關於雅爾塔會議的過程，還沒有過這麼詳盡的論述……圍繞雅爾塔的爭議還在繼續，但浦洛基的判斷太有說服力了，叫人不得不贊同。
——《書頁》
★描寫三位年邁首腦的歷史性會晤，繪聲繪色，令人手不釋卷。
——《華爾街日報》

★一提到雅爾塔，就會想起那個決定性的歷史時刻，想到在那之後發生的事，複雜情緒也湧上心頭……在浦洛基筆下，與會者的形象躍然紙上，這段眾所周知的歷史也越發生動起來。
——《華盛頓郵報》
★《雅爾塔》這本書的啟發意義，不僅在於理解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在雅爾塔會議上的歷史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對我們理解未來的地緣政治大有幫助。
——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大棋局》作者
★出色的歷史著作就是這樣：研究深入，有理有據。

——羅伯特·達萊克（Robert Dallek）
《肯尼迪傳》作者
★雅爾塔會議被誤解得太多了，浦洛基在蘇聯解密檔案的基礎上，釐清了哪些是神話，哪些是真相。他筆下的三巨頭極盡生動，他的分析又至為清醒有力。
——約恩·米查姆（Jon Meacham）
普利策獎得主、《美國獅子：安德魯·傑克遜在白宮》作者
★浦洛基用豐富的細節、嚴謹的研究，刻畫出這場極重大、被誤會至深的會議背後的人物個性和權術。
——安妮·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
普利策獎得主、《古拉格：一部歷史》作者
★細節眾多，持論平正，糾正了對雅爾塔會議的種種誤解與曲解。
——安東尼·比弗（Antony Beevor）
《1944阿登戰役》作者

導論
這場會議的時間和地點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到最嚴密保守的機密。 1945 年2 月3 日，在夜色籠罩下，一隊派考德汽車載著西方世界中最有權力的兩位領導人——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和英國首相溫斯頓·倫納德·斯賓塞·丘吉爾，前往他們的目的地——從前俄國沙皇和顯赫貴族在黑海度假勝地雅爾塔所擁有的一組別墅。英美代表自稱“阿爾戈人”（Argonauts），意指遠古傳說中的戰士，他們要前往黑海之濱，找尋一頭永不睡覺的龍，為的是要搶回金羊毛。他們要尋求這場吞沒全球的世界大戰的解決方案， “阿爾戈人”要對付的龍，則是東道主約瑟夫·斯大林，這個前格魯吉亞詩人。
他們三個人聚在一起，舉行了現代史上最秘密的和平會議。在這場會議裡，他們調遣數以百萬計的雄師，以他們的意志來裁定勝利者的公義，決定各個民族的命運，更使得數以百萬計的難民東西遷徙，只因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促進永久和平。他們要創造一個機構，用以保衛和平及戰勝國的利益。他們離開雅爾塔時既滿意又焦慮。因為在他們背後的，是過去30 年來兩次世界大戰造成數千萬人犧牲性命的悲劇；而擺在他們面前的，卻是戰後不確定的世界。
地緣政治宏圖的競爭，自我意識和價值體系的衝突，以及三個國家最精明談判代表的縱橫捭闔，全在1945 年2 月的這八天裡，在雅爾塔會議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三巨頭相互揣摩他人的可信度，看其他人是否願接受妥協。這兩位由英、美第一流私立大學畢業的精英，能不能和從東正教神學院輟學的格魯吉亞鞋匠之子達成共識呢？這兩位經由民主程序選出的領袖，曉得怎麼樣對付一手締造古拉格（Gulag）的教父嗎？會議逼得與會者必須正視無窮無盡的道德兩難局面。它有如情感的雲霄飛車，不僅涉及同盟國的領導人，也牽扯到他們各自的部屬，這些部屬不僅要為了自己國家的利益搏鬥， 還要爭取各自上級的寵信。
雅爾塔會議結束後不到幾年，與會者兼制定者的高度期望已經破滅，他們的決定還受到敵我雙方的抨擊。仍在人世的與會者不是替自己辯護，就是刻意遺忘自己的參與。失望、遺憾的感覺在冷戰對峙的雙方陣營裡都很普遍。不論人們對這場會議抱持的觀點有什麼不同，雅爾塔都成了錯失機會的象徵。在西方世界，《時代》（Time）周刊視雅爾塔會議為走向“失去的和平”之路的里程碑。麥卡錫時期的主流論述裡，“雅爾塔”就是背棄自由、姑息世界共產主義的同義詞。
誰該為失去的和平負責？ 20 世紀40 年代末期，冷戰興起，雙方互相責備，這成為核心問題。美國國內也爆發了激烈的辯論。雅爾塔會議達成的決定使共和黨和民主黨產生了分歧。人們指控羅斯福總統及其顧問不僅把東歐及中國出賣給斯大林，還促進了國內共產主義力量的發展。阿爾杰·希斯（Alger Hiss）是美國雅爾塔會議代表團成員，他被控為蘇聯擔任間諜，全案鬧得沸沸揚揚，益發增添辯論的熱度。喬治·馬歇爾將軍（General George C. Marshall）退休後接受傳記作家訪問時，絕口不提他在雅爾塔會議裡扮演的角色， 因為他很清楚不論他說什麼，都會招致攻擊。
即使到了今天，公眾仍然圍繞著20 世紀50 年代的老問題爭辯不休：是誰出賣了東歐？說服蘇聯加入對日戰爭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在2005年5月，小布什（George W. Bush）總統把《雅爾塔協定》拿來與1939 年納粹外長里賓特洛甫和蘇聯外長莫洛托夫達成的蘇德協議對比，即引起美國外交政策評論家的強烈反應。迄今為止公眾對雅爾塔會議的辯論都還沒有考慮到兩個重要發展，即冷戰結束和原本未公開的蘇聯文件業已公開。此外，辯論大體上也忽視了過去20 年間專業歷史學者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冷戰的研究成果。
蘇聯解體後，葉利欽（Boris Yeltsin）在上台頭幾年進行了“檔案革命”，蘇聯檔案開放，解密出大量的文件，其中許多和外交政策有關。雖然蘇聯歷史的許多面相已因這些文件問世而得到重新評價，但是雅爾塔會議還未受到注意。冷戰結束以來，西方國家中還沒有針對雅爾塔會議的重要研究問世，更晚近對美國外交政策及戰時同盟關係的研究，關於雅爾塔會議的部分也草草了事。所以這本探討雅爾塔會議的新書將納入過去20 年的檔案發現，重新評估已知的西方資料，並從新的歷史觀點來探討這個會議及其結果。
原先接觸不到的文件公開之後，我們得以重新審視舊問題並提出新問題。它們證實了前一個世代的學者在無法接觸蘇聯檔案的情況下提出的若干假設，也駁斥了一些說法。最重要的是，這些新解密的文件揭露了雅爾塔會議時蘇聯領導人的思維。斯大林和他的謀士們即便沒有完全放棄世界革命的計劃，也顯然將之推遲了，他們有意與西方維持至少20 年的和平關係。他們預備藉此爭取到足夠的時間，以便從“二戰”的災禍與苦難中恢復元氣，並為下一階段的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爭做好準備。他們認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之爭在所難免，但願意暫時犧牲在西歐的共產主義運動，換得西方允許蘇聯在東歐獨霸。在中歐方面，斯大林發表了違心之論，其實蘇聯計劃把德國切割為幾個小國家，但因為西方的反對，他們的意圖無法實現。然而，各種跡象顯示，在德國問題上，蘇聯本來或許會同意的東、西德分界線比英方提議的更偏東。後來東、西德的分界線採納了英國方案。
新公佈的蘇聯文件也讓我們看清與雅爾塔會議有關、迄今為止最有爭議的問題：希斯的間諜案。在20 世紀40 代末期及50 年代初期，有一種說法指希斯不僅替蘇聯當間諜，還影響了羅斯福總統若干決定，這些決定後來被認為是出賣了美國的國家利益。現在蘇聯檔案的新證據支持希斯在雅爾塔會議期間即是蘇聯間諜的說法，不過它也表明，希斯雖然暗中替蘇聯軍方情報機關工作，但蘇聯政治部門要到會議結束之後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蘇聯軍方的聯絡人對他能提供的政治信息興趣不大，他在雅爾塔會議期間於政治事務上的表現（包括蘇聯參加聯合國），對蘇聯的目標而言並無貢獻。由於“ 劍橋五傑” 在英國及美國的活動，蘇聯情報機關得以向其上級提供美、英方面有關雅爾塔會議的最機密文件。斯大林的情報負責人在高峰會議前夕及進行期間，的確頗有些亮眼的事蹟，但希斯這條線不在其中。
新的蘇聯材料沒有涉及的和它們所揭露的一樣重要。從這些新開放的檔案中，我們看不到有證據表明，斯大林或其手下想要占美國總統身體健康狀況不佳的便宜，也沒有證據說羅斯福在會議桌上表現不佳將有助於蘇方達成目標。我們也看不到任何跡象可說，西方的波蘭政策若更強硬，就能救波蘭和其他東歐國家，使他們免受蘇聯的宰割控制。儘管蘇聯領導人內部在戰術上有些明顯的不同意見，新資料卻顯示蘇聯決心建立對其西翼鄰國的控制，以波蘭為其安全結構的主幹。斯大林預備傾其全力掌控波蘭，所以，在這種情形下，西方外交立場是硬是軟，其實已無關緊要。
從原本保密的文件判斷，蘇聯對會議的結果感到滿意，這其實與美方的感受並無不同，蘇聯對未來的合作也同樣樂觀。但是，雙方都誤判了對方的意圖。這使他們接下來進入了互不信任、相互猜忌的階段，最後演變成冷戰的局面。雅爾塔是通往分裂、危險的世界之路上的重要一步，但是它並未造成冷戰，也沒有使冷戰的產生不可避免。冷戰是在後來才發生的，是許多人的決定造成的，而且至少在西方這一邊，許多決定冷戰局面的人根本沒踏上過克里米亞的土地。
把雅爾塔會議從冷戰的歷史和學術背景中抽離出來，有助於我們正確理解它在歷史上的地位。雅爾塔既不是冷戰的第一次高峰會議，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末會議，在1945 年7、8 月間舉行的波茨坦會議（Potsdam Conference）才是。雅爾塔會議是戰時的一場高峰會議，舉行的時候，共同的敵人尚未被擊敗，勝利雖已接近，但仍未達成。在這樣的背景下看待雅爾塔會議，我們就能認識到簡單卻根本的一點：會議的參與者協助結束戰爭，建立了經由談判得到的和平環境，儘管這樣的和平並不完美。我們現在知道，這個和平並不是核災難發生前的停火。而不論是有心還是無意， 三巨頭都設法拼湊出了一個國際體系，來維持歐洲史上最長久的和平。
以高峰密會這樣的方式結束戰爭要付出某種代價。它犧牲了公開宣示的原則，違背了西方領導人正式宣示並堅定相信的價值觀。而且這個代價要由半個歐洲支付，因為世界很快就陷入冷戰，東歐落入蘇聯的控制。這樣的情況是怎麼發生的？西方領導人能夠以較少的犧牲得到更大的收穫嗎？最後，這些教訓可供未來警惕嗎？本書將敘述雅爾塔談判的故事，檢視參與者的期望和失望，探討上面的這些問題。
敘述的焦點是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三巨頭及其代表團在雅爾塔的那八天，會議的議定書是我重新建構事件的主要資料來源。欠缺正式的會議記錄對於本書的寫作來說，既是一種詛咒，又是福佑。這固然使我經常很難拼湊出辯論的實際內容，但是比起只有單一的會議記錄，梳理不同代表團記錄人員對同一對話的筆記，能讓我們更完整地看到事件的經過。美方所漏掉的字句或對話被英國人或蘇聯人記下，英、蘇疏漏的地方或許也被美國人記了下來。在有些事例上，一些重要的微妙之處明顯被摘錄人員漏掉了，有的則在翻譯過程中失落了。
我大量引用可以找得到的會議議事記錄和另外進行的私下會談記錄。然而，請大家注意，在某些事上，放進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和其他人嘴裡的話只是大意（雖然有時候非常接近實際用語）。我運用我能取得的一切資料，盡最大能力重新建構，不僅依賴會議記錄，也藉重參與者的回憶錄，他們對會議氣氛提供了寶貴的評述。我假設摘記人員最了解自己的領袖，最能準確記載他們的談話，因此只要可能的話，我會用美方記錄來引述羅斯福的話，用英方記錄來表達丘吉爾的評論，用蘇方記錄來傳遞斯大林的想法。為了避免讀者被註腳淹沒，我把用來重新建構某一辯論或對話的資料，在敘述這一事件告一段落時，全部放在一個附註裡面。
蘇聯解體後公開的文件是我重新評估雅爾塔會議的最重要資料來源，但未發表的美方人員有關這一高峰會的記述，尤其是安娜·羅斯福·伯蒂格和凱瑟琳·哈里曼的記載，以及埃夫里爾·哈里曼的駐蘇大使館文件，提供了描述會議氣氛的基礎，以及此次會議之後的政治和地緣戰略脈絡。我自己從蘇聯檔案中的發現（特別是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有助於了解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惡名昭彰的NKVD）在會議準備階段的角色。最有意思的是，我找到了內務人民委員部官員為斯大林準備的雅爾塔會議照片本。
在雅爾塔會議引發的重大政治變革中，有一項是地名大幅更動。國界重劃，人員也發生流動，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因為哈布斯堡、奧斯曼和俄羅斯帝國崩潰而產生的文化、語言文字變動情況變得更加複雜。 20 世紀80 年代末期，所謂“雅爾塔體系”的世界秩序開始瓦解，不久之後蘇聯解體為許多獨立國家，又增添了複雜程度。本書中提到的許多地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都有不同的名字。有些地方到今天都還兩個名字並用。本書中的地名通常採用它們今天所在國家的文字。因此，舉例來說，利沃夫城在波蘭文裡是Lwów，德文是Lemberg，俄文是Lvov，而今天它屬於烏克蘭，因此是Lviv。通常在名稱第一次出現時，或是特別談到管轄權變動時， 本書會註明該城市的別名。
本書著重講述三巨頭及其助理在雅爾塔的動機、思想和行動， 並且以羅斯福為主角。故事開始於羅斯福啟程前往克里米亞，然後我們會詳細考察頭幾天的會議，與會者在那幾天討論軍事事務，提出政治議題，並為後續的辯論鋪墊。接下來記述三巨頭在2 月7、8 兩日的提議、反提議和各種錯綜複雜的交涉——這是雅爾塔會議最有成績的兩天。再來是末尾幾天的辯論，這時羅斯福的主要工作是在沒有達成協議的領域——如波蘭政府的組成、德國的待遇等——盡量爭取，而不危害到前兩天已有的成果。
本書的最後兩個部分“雅爾塔精神”和“風雨將至”旨在檢視會議之後的高度期望，以及始於羅斯福去世之前那幾個星期的東、西方關係的深刻危機，這危機象徵和蘇聯密切合作的時代已告終結。本書以羅斯福總統去世、杜魯門總統首次試圖重新評估美國的對外政策作為結尾。羅斯福在世之時既受人敬佩，也遭人痛恨，但一般人都承認，正是因為他的卓越領導，美國才能走出大蕭條的深淵，他也十分巧妙地帶領美國取得了大戰的勝利。會議結束之後兩個月，他就撒手人寰，這使得雅爾塔會議成為他對外政策的象徵，也使得關於會議重要性及遺緒的辯論，經常變成關於他本人政治遺產的爭執。
本書的情節很複雜，敘述也十分詳細，但主要的道德論點卻很單純：不論準備及進行一項國際會議時投入多大的努力，不論與會者的談判技巧多麼嫻熟，他們有多麼足智多謀，也不論會議成果多麼璀璨可期（雅爾塔會議在當時被認為是偉大的成就），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及社會在和價值觀不同的人物或國家有密切牽連時，應該準備付出代價。降低代價的唯一方法，是對盟友的認識至少要與對敵人的認識一樣深刻。雅爾塔會議及會後的發展顯示，當沒有共同價值把盟友綁在一起時，敵友之間的分歧遲早會爆發。

導論
第一部分 阿爾戈行動
第1 章 總統旅程
第2 章 馬耳他會談
第3 章 沙皇的度假勝地
第4 章 紅色主人
第二部分 戰士的峰會
第5 章 三巨頭重聚一堂
第6 章 冬季攻勢
第7 章 德國問題
第8 章 戰利品
第三部分 世界新秩序
第9 章 安全理事會
第10 章 元首的陰影
第11 章 瓜分巴爾幹
第12 章 為波蘭而戰
第13 章 “烏克蘭人會怎麼說？”
第四部分 外交家的棋盤
第14 章 聯合國的席次問題
第15 章 波蘭問題陷入僵局
第16 章 轟炸線
第17 章 遠東閃電戰
第18 章 “ 盟友不該互相欺騙”
第五部分 妥協的飛輪
第19 章 在波蘭問題上屈服
第20 章 德國的命運
第21 章 被解放的歐洲與巴爾幹
第22 章 伊朗、土耳其和帝國
第23 章 秘密協定
第24 章 戰 俘
第六部分 雅爾塔精神
第25 章 最後的晚餐
第26 章 跨越終點線
第27 章 希望的日子
第七部分 風雨將至
第28 章 麻煩的跡象
第29 章 間諜大戰
第30 章 斯大林堅決固守
第31 章 羅斯福去世之後
尾聲
尾註

第14章　聯合國的席位問題
有一種棋，名字就叫“雅爾塔”，玩過的人都曉得暫時結盟的用處（和難處）。這種棋的靈感和名字都來源於雅爾塔會議。這是一種三人棋，棋盤是六邊形的。它採用了標準的國際象棋規則，但有幾個重要例外。所有的分歧都以多數決來決定，因此當棋士甲快被棋士乙將軍時，棋士丙若本身情況允許，就可以幫甲解圍。各方為了戰略利益結盟，但是玩過的人都曉得，他們隨時會遭到背棄。比起研究雅爾塔會議的許多歷史學家，雅爾塔棋的發明者更能把握會議中的交戰規則。隨時背棄同盟的現象，在2 月7 日和8 日尤其突出。聯合國、波蘭乃至整個東歐的命運，以及蘇聯加入對日作戰等重大問題都在關係重大的這兩天被提出來討論。
從美國的角度看，2 月7 日這一天打一開始就不太有希望出現正面發展。波蘭問題的討論陷入危機，至於聯合國問題，儘管前一天斯退丁紐斯國務卿做了翔實的報告，但也沒有達成協議的跡象。計劃要進行五六天的會議，已經進入第四天了！早餐一過，霍普金斯和伯恩斯就召集美國國務院代表會商。他們向斯退丁紐斯提出， 通過美國對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表決程序的方案，是當前最重要的問題，在當天預定中午於柯瑞茲宮召開的外長會議中，這是需要優先解決的問題。
外長會議由莫洛托夫擔任主席，但斯退丁紐斯搶先提出第一個問題：他前一天有關聯合國問題的報告，有沒有任何方面需要他補充說明的？他現在樂於回答任何問題。莫洛托夫以主席身份表示， 聯合國問題不在本次會議議程之內，因為全體大會並未將其交付外長會議討論。斯退丁紐斯想要劫持議程的企圖立刻受挫，美方十分沮喪。如果會議不能就聯合國問題達成協議，在政治和公共關係上都將是重大災難。
下午全體大會在里瓦迪亞宮召開之前的幾分鐘，丘吉爾突然湊到羅斯福及其國務卿的座位旁，說了一句：“喬大叔將接受敦巴頓橡樹園決議。”你可以想像斯退丁紐斯當時何等驚訝。丘吉爾這句話的意思是，蘇聯會接受美方有關表決程序的方案。但是，丘吉爾是怎麼知道的？為什麼由他傳遞這個消息？真有這回事嗎？還是丘吉爾一廂情願？幾個小時之前，莫洛托夫不是才拒絕跟斯退丁紐斯討論這件事嗎？羅斯福和斯退丁紐斯兩人一頭霧水，只能等著看戲要怎麼演。
羅斯福宣布全體大會開始，然後就波蘭問題先講了一段話。他強調，他“與探索國界線相比，更願意探討波蘭政府的問題”。這是前一天會議停止的地方，可是波蘭問題必須再等一等。根據議事規則，全體大會的第一項議程是外長會議提出報告。莫洛托夫就德國分割、賠償等一系列問題報告完畢，羅斯福建議大家開始討論波蘭問題，大家都不反對，可是斯大林一打岔，波蘭問題就又得等一等了。斯大林表示，他已經收到羅斯福的信函，試圖聯絡華沙的波蘭政府代表，但是找不到人。他說，莫洛托夫準備了一份方案，可以處理羅斯福關心的問題，但是還需要打出來。斯大林建議，在文件打出來之前，可以先討論其他議題。或許可以先談聯合國的問題。代表們立刻同意。霍普金斯和伯恩斯一定樂壞了，因為斯大林自己提議要先談他們兩人認為最重要的問題。
斯大林請莫洛托夫發言。莫洛托夫說：“聽完斯退丁紐斯先生的報告及丘吉爾先生的澄清說明之後，蘇聯政府覺得這些方案完全保障了大國在維持和平這件事上的一致立場。”蘇聯完全接受有關安理會表決程序的方案，“沒有別的評論”。邁斯基在日記裡寫道： “英、美代表團頓時鬆了一口氣。許多人臉上還浮現出微笑。”這是羅斯福的重大勝利—大獲全勝，而且是預料不到的大勝。
但是，莫洛托夫的發言還沒有結束。他又提起了在敦巴頓橡樹園討論過但沒有解決的一個問題：蘇聯加盟共和國加入聯合國組織的問題。莫洛托夫不再堅持蘇方在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上的立場，即16 個加盟共和國通通加入聯合國成為會員，但是他希望有三個或至少兩個加盟共和國可以成為會員國。羅斯福一下子昏了頭，問莫洛托夫的意思是不是應該讓這些加盟共和國作為會員國加入聯合國大會。莫洛托夫答是，又說：“英聯邦自治領已經慢慢、耐心地獲得了參與國際事務實體的地位……三個或至少兩個蘇維埃共和國在大會裡佔有一席之地，也是應該的。它們的犧牲和對戰爭的貢獻，使它們當之無愧。”他旋即提醒羅斯福：蘇聯才剛剛在表決程序方案上做了讓步。
蘇聯覺得除非多得點票，否則它在安理會和大會裡都將寡不敵眾。英國和它的自治領大約可以得到6 票。美國則推動納入“聯盟國家”（associated nations），就是6 個拉丁美洲國家加上愛爾蘭、埃及，這幾國沒有正式對德、日正式宣戰，但與同盟國保持著一定程度的合作。有了拉丁美洲國家作為實質的扈從，又有中國在安理會擔任代理人，美國倡導“ 一國一票”原則就沒有什麼顧慮了。蘇聯可不。蘇聯先是反對將“ 聯合國家”納為聯合國創始會員國， 接著又堅持蘇聯的16 個加盟共和國都要成為會員國，可惜沒有人會相信，這些加盟共和國會比美國的州更具獨立性質。這個問題在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上沒有談出結果，美方參加雅爾塔會議的代表團成員收到的簡報也預測，一旦安理會表決程序達成協議，這個問題就會再度出現。
蘇聯領導人曉得，最大的障礙在於這些加盟共和國完全缺乏主權。莫洛托夫在全體大會發言時指出，蘇聯已在1944 年2 月修改了憲法。德黑蘭會議之後，蘇聯的各個加盟共和國都設立了外交部， 可以個別參與國際事務。莫洛托夫解釋說，烏克蘭、白俄羅斯和立陶宛應該加入聯合國，因為“ 這三個共和國在大戰中犧牲最為慘重， 又首當其衝，最早遭到敵軍入侵”。他接著又說：“至於烏克蘭的面積、人口和重要性，就毋庸贅言了。”
除俄羅斯外，烏克蘭是西方最熟知的蘇聯加盟共和國，蘇聯認為它最有資格入會。此外，他們認為還有一個強有力的論據。斯大林在休息時間或會議之後告訴羅斯福，他“覺得自己在烏克蘭的地位並不穩固。為了蘇聯的團結……烏克蘭一定要有一票”。羅斯福把這段對話告訴他的國務卿，斯退丁紐斯將其寫進了回憶錄。斯退丁紐斯預備接受斯大林的說辭。雅爾塔會議過後沒幾年，他寫道： “沒有人能確認烏克蘭局勢棘手的程度，但我們在華盛頓當然聽過， 在德軍推進期間，傳聞烏克蘭可能會脫離蘇聯。”
烏克蘭的局勢的確讓斯大林傷透腦筋。在雅爾塔會議之前幾個月，貝利亞呈報上來的情報充滿了烏克蘭反抗軍在西烏克蘭活動、內務人民委員部全力追緝反抗軍的消息。斯大林則嚴密控制赫魯曉夫領導的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1944 年2 月，斯大林把他寵信的劇作家亞歷山大·柯尼丘克從莫斯科莫洛托夫副手的位置上調到烏克蘭當外交部部長，充分顯示他的改革形同虛文。
根據秘密警察的報告，蘇聯也很少有人對這次修改憲法抱有幻想。蘇聯著名的電影製作人亞歷山大·杜輔仁科（Oleksandr Dovzhenko）當時受到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工的嚴密監視，他就痛批柯尼丘克和“修憲”。根據貝利亞手下特工的報告，杜輔仁科告訴一個相識者說：“從莫斯科的觀點看，柯尼丘克是烏克蘭外交部長的理想人選，因為任何一個俄羅斯人都比他更像烏克蘭人。”杜輔仁科在另一個場合又說：“每件事基本上都和以前一樣。烏克蘭外交部長不能獨立做任何決定，所有的決定和指令都來自莫斯科。全都是假的。”
雅爾塔會議的前一年，所謂的烏克蘭獨立被用來強化蘇聯和波蘭各黨派談判蘇、波國界時莫斯科的立場。這套伎倆顯然不止一次成功。面對烏克蘭政府同時主張應當擁有海烏姆時，不僅波蘭親共產黨人士放棄了對利沃夫的主張，有些西方觀察家也開始相信基輔的蘇維埃政府是相對獨立的。莫斯科承認波蘭政府當天，英國記者帕克問他的同伴（湊巧也是蘇聯秘密警察的線人）：“但是，烏克蘭和赫魯曉夫承認波蘭臨時政府嗎？”
烏克蘭獨立的效果之大可能超過了斯大林最初的預期，他在1944 年夏天決定進一步出擊，換下柯尼丘克，改派熟悉國際事務、曾任共產國際書記處書記的德米特羅·曼努伊爾斯基（Dmytro Manuilsky）出任烏克蘭外交部部長。重點由宣傳轉為國際政治，因此柯尼丘克下台，換上經驗比莫洛托夫還豐富的曼努伊爾斯基。斯大林顯然急欲確保烏克蘭能夠成為聯合國會員國，為實現這個目標， 烏克蘭的外交部必須由專業人士領導，善用烏克蘭的新地位將為莫斯科開闢新局面。杜輔仁科認為整件事是斯大林受到美方壓力後設計出來的。他問他的相識者：“美國人對這些措施有什麼看法？畢竟，每件事都太明顯了！”
在雅爾塔，誰也不相信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獨立性，可是羅斯福有不同的立場：安理會表決程序方案已經有了重大突破，可是做出讓步的蘇聯也亮出了賬單。當莫洛托夫說明蘇聯加盟共和國入會的理由時，羅斯福遞了張條子給斯退丁紐斯，上面寫著：“勢頭不妙。”即使蘇聯只多一票也太多，因為這違反了“一國一票”的基本原則。羅斯福決定先把蘇聯同意安理會表決程序穩下來。他說： “這是向前的一大步，將受到全體世人的歡迎。”下一步是召開會議以成立這個世界組織。羅斯福希望會議能在3 月底之前召開，或者更早一點，能在四個星期之內召開。
羅斯福想擱置莫洛托夫為蘇聯多爭取幾票的要求。他旁徵博引， 大談各國傳統和國家結構的不同，反正就是試圖破壞莫洛托夫拿蘇聯加盟共和國和英國自治領相提並論的做法。他建議，外長會議既然要討論聯合國成立大會的時間和地點，不如把這個問題也交給他們討論。原先，交給外長會議討論的，都是三巨頭已經詳細討論過但無法達成共識的問題。現在，他試圖在三巨頭開始討論之前，就把問題直接交給外長會議去討論。
伯恩斯是強烈反對給予一國多票的，他對羅斯福如此回應非常滿意。羅斯福在啟程前往雅爾塔之前，接見了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委員，當時他直斥蘇聯要求它所有的加盟共和國都分別加入聯合國，實在荒唐，他告訴參議員們，要是那樣，他就要“堅持美國所有的州都入會當會員”。蘇聯立場修正後，已不會改變大會或安理會內的勢力均衡，但它會傷害大會的一致性。半獨立的英國自治領已經在往全面獨立的方向發展，因此有正當的代表性，而蘇聯的加盟共和國最多只能說是一個高度集權國家當中的自治單位。
前一天在討論聯合國議題時，丘吉爾突如其來地站到了羅斯福那一邊，現在，他卻支持起斯大林來了。和美國人不一樣，英國人準備閉上眼睛，接受現實。根據英方的會議記錄，丘吉爾“表示他衷心感謝斯大林元帥和蘇聯政府向前邁進一大步，接受羅斯福總統對世界組織安全理事會表決程序提出的見解。三國今天下午在會議桌上達成的協議，將讓全世界人民都鬆一口氣。就世界組織會員這個問題，莫洛托夫先生剛才提出的建議，和蘇聯政府原先的建議大不相同。每個人必定都能感到，這又是向共同協議進了一大步”。
丘吉爾說：“我們絕不會接受一個把已經正當存在四分之一個世紀的自治領排除在外的製度。”他指的是大英帝國當年已經有四個自治領加入了國際聯盟。 “基於這些理由，我們在聽取蘇聯政府的提議時，不能不寄予深刻的同情。”丘吉爾的訴求愈來愈感性。英國的記錄記載：“他全心投向偉大的蘇聯，為它的創傷流血。”“他認識到一個人口1.8 億的國家或許正以質疑的眼光看著英聯邦的憲政安排，這種安排讓英聯邦在（聯合國）大會裡有不止一票。”丘吉爾感謝羅斯福沒有對莫洛托夫說不，也向斯大林道歉，表示不能馬上支持他的要求，因為他還沒有機會和他的戰時內閣商談。
羅斯福再次試圖擱置這個問題。他重複稍早時的提議，建議把問題交給外長會議討論，但丘吉爾不同意，他表示外長會議要討論的東西已經夠多了。他也批評羅斯福主張3 月召開聯合國成立大會的意見。戰爭還在進行，這也會對英國政府產生壓力，英國政府必須兼顧國際和國內問題。其他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要參加的話一定有困難，他們的代表團可能沒有全面代表性。
羅斯福試圖讓他的英國夥伴冷靜下來，指出成立會議只是在原則上建立聯合國，組織工作將在之後的3～6 個月內完成。丘吉爾仍然不為所動，重複他反對3 月召開聯合國成立會議的論述。斯退丁紐斯顯然同情丘吉爾的說法，遞條子給羅斯福說，戰爭部長史汀生和丘吉爾意見相同。霍普金斯則不以為然，他也遞條子給羅斯福： “他這麼說，背後一定有原因。我們最好今天晚上搞清楚他葫蘆裡賣什麼藥。”羅斯福再次提議把問題交給外長會議討論。丘吉爾終於同意。斯大林從頭到尾沒講話，這時溫和地支持羅斯福，他說：“外長會議不用做出決定，只要向全體大會報告討論情形就可以了。”當下的僵局化解了，代表們休息。
羅斯福和丘吉爾之間的緊張關係首次浮上檯面。美國代表團裡有好多人不滿意丘吉爾攪局。萊希上將在回憶錄中說：“如此冗長的發言令人厭煩，不說別的，光是必須翻譯成俄語，就夠嗆了。”丘吉爾對於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立場並非完全出人意料，畢竟斯大林把它們和英國自治領相提並論，波倫也說，美方“曉得丘吉爾有意讓印度加入聯合國”。但是，丘吉爾反對早點召開聯合國成立大會， 連他自己的代表團成員也感到意外。
賈德干寫信給太太說：“首相有點過頭了。這個蠢老頭，事先也不警告艾登或我一聲，就跳出來對世界組織高談闊論，根本不熟悉議題就胡扯一通。更糟的是，他說的跟我們和老美已經協商好的路線完全相反！然而，我總算能夠私底下向他們解釋，他們不需要對此太悲觀，這不代表任何意思，我們以後再來清理亂局。”艾登在日記裡也提到美國代表團的驚訝與沮喪。
當丘吉爾發表長篇大論時，羅斯福出示字條給霍普金斯看，上面寫著：“全是廢話！”接著又刪掉“廢話”，寫上“地方政治”。霍普金斯同意這個看法，在紙上寫下：“我敢說，他現在腦子裡想的是英國下一次選舉。”在美、英會議記錄裡看不見這些，但是蘇方記錄記載，羅斯福說，他和丘吉爾一樣，在國內也面臨許多困難， 他認為如果能在戰爭進行時召開聯合國成立大會，他將比較容易得到參議院2/3 以上的同意票。這等於是發言求助。丘吉爾承認他的確也在掛念英國議會即將改選。
丘吉爾突如其來唱反調，有好幾個原因。美國和英國對聯合國的立場本來就不同。 2 月8 日清晨，丘吉爾寫信給留守倫敦的副首相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 Attlee），要求戰時內閣認可他的立場。丘吉爾解釋說，蘇聯原本主張16 個加盟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大會， 現在已經減為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兩個—他正確地分析出，要求讓立陶宛入會只不過是討價還價的計謀。丘吉爾認為，這些共和國蒙受戰禍最深，作戰也極英勇。他又說，美方的立場是要把這個問題拖到3 月召開的聯合國會議上去解決。 “我認為我們的立場略有不同。我們有四個或五個會員，加上印度就是六個，而蘇聯只有一個會員，這樣的大會恐怕有點說不過去。他們既然已經做出重要讓步或預備讓步，我希望能在這件事上對蘇聯人表示善意。他們再加兩席，應該不為過，我的判斷告訴我，如果我們不是唯一一個具有多席位的國家，情況反而對我們更有利。”
因此，丘吉爾顯然是在有意和羅斯福唱反調。羅斯福在會議開始前不肯先協調好美、英立場，丘吉爾對此不滿，不是沒有道理。莫蘭醫生在2 月7 日的日記裡寫道：“溫斯頓既困惑又憂愁。首相認為總統似乎不再關心戰事，首相送給他的一些文件，他經常不看。有時候似乎除了應對議會免得他們找他麻煩之外，對什麼事都沒有思慮周全的想法。”
但是，為什麼丘吉爾選在這一刻公開和羅斯福唱反調呢？斯大林一直不參加討論，看來是在靜待漁翁得利，其實他可能是躲在一旁伺機刺激丘吉爾發作。前一天，英、美在波蘭問題和安理會否決權議題上都聯手合作，斯大林大為不滿。在聯合國議題上，蘇聯的立場比較接近英國的立場，因此他決定支持丘吉爾，分化英、美的聯合陣線。丘吉爾則因為被羅斯福冷落而頗有孤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