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莫‧萊維傳（簡體書）

英國皇家文學學會W.H.海聶曼獎獲獎作品
作者耗十餘年之功，找尋文學之外的普裡莫•萊維；
走訪世界各地，以資料和細節呈現萊維最真實的肖像

他是一位化學家，自小癡迷試管和藥劑，一生中有三十餘年從事化學行當。他是一位偉大的作家；他因參與反法西斯運動被捕而淪為奧斯維辛的174517號囚犯，劫後餘生，他成了大屠殺最重要的記錄者和見證者，一次次清醒地做證、反思，寫下了關於人類道德的最好的作品。卡爾維諾、艾柯、菲利普•羅斯、索爾•貝婁、歐文•豪、列維-斯特勞斯、托尼•朱特……他受到無數作家和普通讀者的欣賞。但撇開這些身份，他亦時常顯露一種少年般的笨拙和羞澀，對昆蟲和遊戲的興趣；他有作為兒子和丈夫的兩難困境，也有不被家人傾聽和理解的苦惱。
伊恩•湯姆森作為最早為萊維立傳的人，歷時10年，走訪萊維的多名知交好友、搜集有關萊維的大量一手檔案材料，結合自身在萊維逝世前一次近距離採訪的所知所感，真實還原了身處那特定時代的、唯一的萊維，進而清晰地勾勒出一個在平凡和偉大之間充滿張力的真實的普裡莫•萊維。

伊恩•湯姆森（Ian Thomson）
自由作家、記者，最後採訪萊維的幾位記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開始為萊維立傳的作家，作品另有《南意大利》《你好，布萊克：海地之旅》。

譯者簡介
楊晨光
遼寧瀋陽人，譯作另有《休戰》《被淹沒與被拯救的》《最後的獵巫人》等。

• 普利莫•萊維是奧斯維辛最重要的記錄者和見證人，意大利國寶級作家，“歐洲最高尚、最不可或缺的作家之一”，卡爾維諾稱其為“我們時代最重要、最富有天賦的作家之一”。
  
• 本書榮獲英國皇家文學學會頒發的W.H.海尼曼獎，並榮登《猶太季刊》溫蓋特文學獎、科雷特猶太圖書獎獲獎名單。
  
• 展現出多面的萊維：奧斯維辛的174517號囚犯，幾經周折，劫後餘生；一位偉大的作家，清醒地反思，審慎地寫下關于人類道德最好的作品；一位出色的化學家，自小便癡迷試管和藥劑，終身以此為業......但褪去光環後，他也面臨著不被家人傾聽和理解的苦惱，長年與抑鬱症抗爭。
  
• 伊恩•湯姆森是第一位為萊維立傳的作家，擅長非虛構題材的寫作，在萊維逝世前曾近距離採訪過他。
  
• 展現了萊維與卡爾維諾、索爾•貝婁等多位名人的交往與軼事。
  
• 還原了萊維各部文學作品的誕生過程，並能發現作品中多個人物原型。

“伊恩•湯姆森非常敏銳，他提供的是所有萊維愛好者需要的東西：不是一份文學解讀或重新解讀，而是一份讀者導覽……他對細節的掌控、獨特的文氣，都堪稱垯本……他的這部傳記學養豐富，向讀者闡釋了萊維的寫作，並且憑著一種審慎的感覺將那些人物和影響串聯起來。”
——《觀察家報》

“傳記中的模範之作：其行文敘述之曼妙、均衡與真實時刻讓沉悶蕩然無存。……普裡莫•萊維的完美傳記，以及那精煉、準確的文字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了湯姆森的生花妙筆。”
——克雷格•布朗，《周日郵報》

“文學傳記的驚人之作……對於戰爭時期意大利的精彩記錄……非常、非常有力。”
——理查德•霍姆斯，BBC第四電臺

“伊恩•湯姆森（的這本書），是經過充分研究之後的成果，其中包括關於萊維的大量一手材料……極具說服力。”
——《紐約書評》

前言

我在1991年初抵達都靈，著手這部傳記。那時，我在都靈並沒有幾個熟人，也不知道該如何開始。要挖掘出那些鮮為人知的事實，並把它們編織成一篇傳記，其中的困難是難以想像的。不過，我知道普裡莫•萊維非常酷愛登山運動。所以，我在都靈的第一步行動就是去參觀國家山脈博物館。果然，我在那裡除了找到一些法西斯時代的鐵頭登山杖、寬鬆的登山短褲以及野山羊標本之外，沒有發現任何有價值的信息。萊維的遺孀，露西婭（Lucia），明確表示不接受採訪。我見到了她的兒子，倫索。和他一起品嘗了都靈的開胃酒。像他的媽媽和姐姐一樣，倫索並不想回答任何關於萊維的問題。不過，他告訴我，雖然萊維家族並不準備提供幫助，但他們也不會妨礙我的調查工作。
從一開始，我就決心，不能憑藉萊維的著作來構建這部傳記。在我看來，在這傳記中堆砌萊維早已出版的文字，不僅是虛偽的，同樣也是危險的。萊維撰寫了一些精美的自傳體小說。在一定程度上，這也為傳記作家帶來了巨大的困難。於是，我盡可能多地採訪相關人士；而絕不讓自己拘泥於萊維本人的文字。
都靈是一座小城，消息很快就傳開了。有人說我鍥而不捨，也有人說我執迷不悟。而萊維的朋友們開始接受我的採訪。直到那時，我對萊維的認識還在很大程度上局限於我對他本人進行的採訪。那還是我在他逝世前不久進行的一次採訪。那次採訪讓我對萊維產生了難以磨滅的印象，而我的調查工作的許多靈感也來源於此。
在那次採訪中，普裡莫•萊維穿著一件襯衫，左臂上“174517”的刺青清晰可見。（“德國人典型的歸門別類的才能”，他尖刻地評論道。）那是1986年7月，一個夏日的午後。萊維差不多68歲了，卻仍舊神采奕奕。同年早些時候，他在倫敦的意大利文化研究院做講座時，我曾經見過他。會後，我與他取得聯繫，請求他接受我的採訪，以期將相關報道登載在某篇報刊之上。我已經在《倫敦雜誌》（London Magazine）上發表了幾篇採訪意大利作家的稿子，其中包括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娜塔麗亞•金茲伯格（Natalia Ginzburg）、列昂納多•夏夏和阿爾貝托•莫拉維亞（Alberto Moravia）。萊維也是我預期的採訪對象之一。在這次採訪中，他一直坐在一張印花棉布的舊扶手椅上，抽著那種在特殊場合才抽的“阿拉斯加”薄荷煙捲。他帶著一付舊金絲邊眼鏡。頜下的鬍鬚經過仔細的修剪。他的書房很簡樸，包括一支萬向檯燈、一台打字機，以及其他用於寫作的基本必需品。牆邊擺放著成架的書籍，其中只有寥寥幾本是英語的。牆上懸掛著幾幅畫框，裡面鑲嵌著萊維過去作為化學家時獲得的證書。證書下面是一個玻璃門書架，陳列著用銅絲製作的貓頭鷹、企鵝，以及一隻巨大的蝴蝶模型。他曾經在都靈郊外的一家裝飾品與油漆工廠裡擔任了三十年經理。我能在房間裡看到的其他裝飾品只有一幅畫，畫的是一道殘破的鐵絲網——奧斯維辛。
在意大利，萊維是一座國家紀念碑。而我時年24歲，為這次採訪感到惴惴不安。而且，其他地方的意大利人都認為都靈人虛偽，冷漠（“falso e cortese”，他們說，“虛情假意”）。但我所見到的萊維是親切而迷人的，嚴肅又不失風趣。那個下午充滿了意想不到的笑聲，萊維不時會顯得容光煥發，比如談到登山的時候。我決定把關於奧斯維辛的問題留到後面，也不知道怎麼導向這個話題。我荒唐地擔心那會讓萊維覺得沮喪。我跟他談科幻小說和化學。今天，再次聽到那次採訪的磁帶時，我為萊維的回答聽起來那麼中規中矩而驚訝。在我遇到萊維的時候，他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採訪經驗，能夠專業地應對關於納粹暴行的問題。我們採訪的下半程是以《如果這是一個人》（If This is a Man）為中心進行的。現在，這本著作已經成為意大利校園中的指定讀物。沒有任何書籍能比這本書更深刻、更直接地表現出納粹種族滅絕的恐怖，或對我們近現代的道德史提出如此尖銳的質問。作為人對人的暴行的無聲證據，它始終是我們時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告辭的時候，我注意到靠大門的牆邊釘著一支馬蹄鐵。一位伯伯在街上拾到了它，“但我不知道它是否給我帶來了幸運”，萊維淡淡地說。接著，他表示這次採訪給了他“莫大樂趣”。這令我不禁欣喜若狂。九個月後，萊維去世了。
本書的撰寫頗費了些時日。我用了五年在意大利、德國、波蘭、美國和英國開展調查，採訪了300多人，與這些人中的大半保持著通信聯繫。我與萊維的妹妹安娜•瑪麗亞（Anna Maria）有過六次長談。她是一位迷人、高雅的女士，有著敏銳的幽默感。當她發現我採訪過她哥哥時，她看起來既感動，又高興。在我們最後一次採訪中，她非常意外地告訴我，英國作家奧爾德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的第二任太太不僅是萊維的同學，而且自萊維出生起就和他住在同一橦公寓樓裡。我跟隨這條線索，在好萊塢的一棟別墅裡找到了勞拉•阿切勒•赫胥黎太太（Laura Archera Huxley）。她能告訴我關於戰前都靈的情況——那時萊維還是一個孩子。
寄希望於找到其他瞭解萊維的人，我在《科學美國》和《化學與工業》上刊登了廣告。廣告的效果不錯。一位倫敦的榮格派心理分析師，一位亞特蘭大的生物物理學家，還有一位新墨西哥州的波蘭裔倖存者都和我取得了聯繫。他們都認識萊維，也都有一些關於萊維的趣事要告訴我。傳記作家成了偵探，拼合信息碎片，還嘗試追尋目擊證人。一位意大利女士，埃琳娜•西蒙（Elena Simion），在二戰中被驅逐出境。她在1945年底經蘇聯位於波蘭卡托維茲的中轉營回到了威尼斯。她在卡托維茲與萊維有過短暫的交往。在支付了30,000里拉的法定費用之後，威尼斯出生與死亡登記處的一名職員可以告訴我，在埃琳娜•西蒙死後，她的女兒娜迪婭仍然生活在威尼斯的威尼托區。娜迪婭•漢密爾頓（Nadia Hamilton）在1945年5月25日出生於波蘭。她的父親，羅伯特•漢密爾頓（Robert Hamilton）是一名蘇格蘭戰俘，也是在1945年底經卡托維茲回國。我非常想找到他，不僅是為了他對於戰後波蘭的記憶（我希望這份記憶也許能對萊維的回憶錄《停戰》構成補充），也是為了他女兒。娜迪婭從未見過自己的父親。我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工作，最終卻難以找到他的下落。
其它採訪對象則沒有這麼困難。已故的天才作家富爾維奧•托邁劄（Fulvio Tomizza）住在伊斯特裡亞——意大利與前南斯拉夫之間的邊境地帶。我給他的出版商寫的信都如泥牛入海，而我也無法通過電話聯繫到他。於是我去克羅地亞碰碰運氣，看能不能找到他。乘出租車到達瑪特雷德村後，我向村民打聽，找到了去他家的路。找到他的時候，他正在焚燒落葉。“你從倫敦來？”喝完一瓶當地的葡萄酒後，托米紮和我談起了萊維，還有我在撰寫這部傳記中肯定會遇到的困難。“你無法輕易走進萊維的人生，”他警告我。萊維保護自己隱私的決心是眾所周知的。如果萊維想保守一份秘密的話，那麼他一定會堅持到底。他常常混跡于一些平凡人之中：他們是工人、制酒匠、鐵匠。他們大多數人樂於回答我的問題。但有時候他們對於萊維的記憶卻是含糊不清的，受到第三方記憶的影響，或乾脆在歲月中日漸模糊。作為萊維的傳記作家，我將會面對許許多多的陷阱。而不可靠的信息來源只是其中之一。
我仍然清楚地記得調查工作中的一個片斷。我在都靈查閱一些微縮膠片上的舊報紙時，發現了一則關於萊維祖父意外死亡的報道。那是一則啟示。1888年夏天，工程師米歇爾•萊維（Michele Levi）曾被緊急送進都靈的綜合醫院，聖喬瓦尼•巴蒂斯塔醫院（San Giovanni Battista Hospital）。這所醫院大樓的空曠和陰鬱使它仍然宛如一座軍事要塞，而其中的醫務人員也如舊日一樣熱情、友好。令我驚訝的是，居然找到了醫院1888年的出入登記薄。它仍然保存在醫院廂樓的一間潮濕的房間裡。歲月已經在紙張上留下了棕色的斑點。其他幸運時刻接踵而至。我聯繫過意大利集中營倖存者伊塔羅•蒂巴爾多（Italo Tibaldo），因為他曾經認識萊維。但那時我完全不知道他辛辛苦苦地編寫了一份和萊維一起被投進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猶太人的明細名單。這份名單為我提供了所有這些被投入集中營的猶太人的國籍和出生日期，也讓我能夠去想像那輛牲畜列車的死亡車廂中發生的一些事情。
不可避免地，我所收集的許多材料對於猶太人民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但我並不是一個猶太人。而這個事實也許恰恰為我撰寫此書提供了有益的客觀性。萊維很少把自己稱為“猶太作家”，他並不是通過宗教視角，而是通過一位世俗的人文主義者的更廣闊視角去描寫奧斯維辛。在萊維所撰寫的所有主題中，正是納粹集中營，以及戰後歐洲精神和物質的毀滅，為他提供了長期的主題和素材。在近代也發生過其他大屠殺事件，但沒有一件能像希特勒德國在歐洲中心所進行的這場屠殺這樣殘忍，這樣“蓄意而高效” ——正如萊維所言。即使是萊維所尊崇的英國著名小說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憑藉其不可思議的科學預言天斌，也無法預見在奧斯維辛或特雷布林卡發生的工業化屠殺。我們仍然在學習如何理解萊維所見證的這場大災難。他的人生和著作反映了他的時代，而這篇傳記則將他置於二十世紀這個更廣大的框架中。
萊維的逝世，讓歐洲文學界失去了一個最高尚、最富有人情味的聲音。他的聲望仍然與日俱增，現在他是世界最可敬的作家之一。就在萊維逝世後不久，他已經對其他人的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美國小說家普利普•羅斯（Philip Roth）的《夏洛克在行動》（Operation Shylock）是對萊維回憶錄的痛苦（也是有趣的）致敬。倫敦東部的劇作家，阿諾德•韋斯克（Arnold Wesker）給我發來了一份他的電視劇本，《早餐》（Breakfast）。其中他借鑒了萊維的《如果這是一個人》（此書從未被搬上舞臺）。還有美國電影導演伍迪•艾倫（Woody Allen），承認自己在拍攝電影《愛與罪》（Crimes and Misdemeanours）時的靈感正是來自於萊維——一位叫路易斯•萊維的哲學家從高處一躍而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從年輕時起，普裡莫•萊維就開始遭受情緒低落的困擾，其後發展成抑鬱症。他不易相處，也難以理解。但他仍然受到公眾的愛戴。我希望本書能揭曉其中的一些原因。

前言
一 1987年4月11日
二 萊維的先輩們（1819—1919）
三 黑衫的幼年（1919—1927）
四 不安的童年（1927—1934）
五 化學與青春期（1934—1937）
六 大學與迫害（1937—1938）
七 大學與戰爭（1939—1941）
八 戰爭中的生活（1941—1943）
九 反抗與背叛（1943）
十 監禁歲月（1943—1944）
十一 奧斯維辛：實驗室（1944—1945）
十二 等待蘇聯人（1945）
十三 回家後（1945—1946）
十四 重生與拋棄（1946—1948）
十五 工廠的職責（1948—1953）
十六 德國之旅（1954—1961）
十七 文壇成名（1961—1966）
十八 “鐵絲網的另一邊”（1966—1968）
十九 以色列、蘇聯和抑鬱症（1968—1972）
二十 退休的夢想（1973—1976）
二十一 勞工世界的映像（1977—1979）
二十二 對抵抗運動的反思（1980—1982）
二十三 中東衝突（1982—1983）
二十四 聞名海外（1983—1985）
二十五 美國在等待（1985）
二十六 翁貝托國王大街75號的監牢（1985）
二十七 在倫敦（1986）
二十八 每況愈下（1986—1987）
二十九 最後六天（1987年4月）

後記
參考文獻

一、1987年4月11日
意大利作家普裡莫•萊維今天從他位於都靈的居所樓梯上跌落身亡。警方確認他死于自殺，時年68歲 。

意大利，都靈，路透社

1987年4月11日上午大約在10:00至10:15之間，位於馬塞納街73號的警察總部接到了一個電話。它是通過緊急報警電話113轉來的：出事了。警察機動小組及一輛救護車趕到了翁貝托國王大街75號。這是都靈居民區裡的一棟公寓。大門已經打開，以便警察進入。在公訴辦公室，日期為4月11日（週六）的首份報告中，警方記錄道：“……屍體發現在電梯附近……身份為普裡莫•萊維……。” 他從大樓樓梯井墜下，大約15米高度，頭部先著地，摔在電梯井道旁邊的大理石地面上。立即死亡。
初始調查排除了第三方作案的可能性。不過，在萊維生命的最後時刻並沒有目擊證人。根據警方的現場重構，萊維打開他的四樓公寓的房門，在無人目擊的情況下，走出公寓，來到樓梯平臺，翻下樓梯欄杆，無聲地墜落。死亡時間大約在上午10:05（並非如此，據意大利報紙，是在上午10:20或10:30），大約在警察趕到現場前10分鐘。最後見到萊維活著的人是公寓的看門人，約蘭達•加斯佩裡（Jolanda Gasperi）。
在這次事故發生後的第19天，1987年4月30日，約蘭達•加斯佩裡在馬塞納街警察總部接受警方訊問。她是一位身材矮小、頭髮灰白的女人。由於警方刻板的手續，她的證詞顯得有些不自然的僵化：“茲證明我擔任翁貝托國王大街75號看門人一職，” 證言由此開始。“大約在上午10:00，整理完郵件後，我去作家萊維的寓所，位於前述地址的四樓，親自給萊維送郵件。然後，我回到門廳幹活。正準備掃地時，我突然聽到樓梯間傳來一聲巨響，就立刻去查看，發現萊維躺在地上，靠近電梯井旁邊。”約蘭達•加斯佩裡試著給紅十字會打電話，想叫一輛救護車。但電話沒人接聽。這時一個男人走了進來，（“清潔公司的老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拔打了113電話，接通了警務中心的話務員。在警方和救護車趕到後，看門人又給普裡莫•萊維的兒子倫索打了電話，告訴了他發生的事情。
倫索•萊維（Renzo Levi），29歲，生物物理學家，住在翁貝托國王大街75號旁邊的另一棟公寓裡。儘管住得很近，但他並沒有聽到樓下的騷亂聲。萊維的女兒，麗莎，38歲，生物教師，同樣住在附近：她在事後很快趕到現場。當天上午，都靈大街上通行的車輛很少，這讓警方機動小組可以迅速趕到現場——在這個復活節的長週末，許多人離開了都靈。人們都認為1987年4月11日是一個罕見的晴朗日子。在連月的陰雨之後，沿著翁貝托國王大街的馬栗樹吐出了它們的第一批春芽。
據一位記者的報道，當天早晨，約蘭達•加斯佩裡曾經對普裡莫•萊維說：“您看今天的陽光多好啊，教授！” 許多人都用“教授”稱呼萊維（他並沒有這樣的頭銜，這只是一個尊稱）。加斯佩裡只比普裡莫•萊維小10天，在1919年8月10日出生於意大利北部的特倫蒂諾省。她已經在翁貝托國王大街75號幹了十二年的看門人。
那個週六，正像她每天上午十點的習慣，加斯佩裡太太拿著一捆郵件離開了守門人的小屋，打算給那些還在公寓裡的住戶送郵件。米蘭的《意大利新聞報》報道稱，她沿著電梯旁寬大的花崗岩樓梯拾階而上，路過一個個鐫刻著住戶姓名的黃銅銘牌，還有每層的兩扇木門，像往常一樣分發郵包和信件。來到四樓，她按響了3A室 的門鈴。普裡莫•萊維打開門，伸出手取信。“不，沒有什麼特別的，”加斯佩裡告訴羅馬的《共和報》。“幾份廣告宣傳冊，一本書，一本雜誌。沒什麼，我是說，這也許讓他不高興了。”
在她擔任看門人的漫長歲月裡，約蘭達漸漸與萊維熟識。一周前，他還為她在他的新書上簽名贈言：“以友情和尊敬”。據她回憶，那個春日上午，萊維並沒有不合宜的行為。“他像往常一樣跟我打招呼。微笑，道一聲謝謝。”《共和報》還引用了加斯佩裡的說法：“我知道他這些日子有些情緒低落，但他從來不在我的面前表現出來——他的悲傷。”而在《意大利新聞報》上，我們可以發現萊維當天上午的衣著穿戴：短袖白襯衫、灰褲子、黑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