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落之海：地中海史研究(全二冊)（簡體書）

★一部真正的新海洋史著作，細緻梳理3000年古代和中世紀地中海世界社會經濟史，重塑前現代歐洲；構建地中海歷史發展新範式，引領地中海史研究的新風向。

★《墮落之海》是繼布羅代爾《菲力浦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之後再度將該地中海作為一個整體並採取長時段分析的扛鼎之作。它視野更為廣闊，涵蓋從史前時代到近代早期地中海的歷史，基於豐富的文獻詳盡論述了眾多主題。

★《墮落之海》力圖從微觀生態(microecologies)視角講述地中海及其沿岸地區3000餘年的人類生活史，重新梳理與評價地中海世界社會史和經濟史的各個層面，其結論顛覆了人類學、農學和地理學中人們長期秉承的許多習以為常的觀念。

★《墮落之海》從人與自然環境互動的角度重構了地中海的形象，修正了布羅代爾將地理狀況視為歷史發展決定性因素的觀點，並闡明地中海歷史發展的流動性(mobility)、連通性(connectivity)和非中心化(decentring)三個重要特徵，對近20年來的地中海研究影響深遠。

一部真正的新海洋史著作繼布羅代爾之後，地中海史研究的又一扛鼎之作細緻梳理3000年古代和中世紀地中海世界社會經濟史，重塑前現代歐洲構建地中海歷史發展新範式，引領地中海研究的新風向。

地中海是世界古代文明的重要發祥地，而在古希臘，海洋一度被柏拉圖等哲學家視為“又鹹又苦的鄰居”、滋生罪惡的“墮落”之地。本書作者霍登和普塞爾反其義而用之，在書中強調海上聯繫對於構建地中海社會至關重要的作用。

《墮落之海》力圖從微觀生態（microecologies）視角講述地中海及其沿岸地區3000餘年的人類生活史，重新梳理與評價地中海世界社會史和經濟史的各個層面，其結論顛覆了人類學、農學和地理學中人們長期秉承的許多習以為常的觀念。兩位作者從人與自然環境互動的角度重構了地中海的形象，修正了布羅代爾將地理狀況視為歷史發展決定性因素的觀點，並闡明地中海歷史發展的流動性（mobility）、連通性（connectivity）和非中心化（decentring）特徵。

《墮落之海》是繼布羅代爾之後再度將該地中海作為一個整體並採取長時段分析的扛鼎之作。它視野更為廣闊，涵蓋從史前時代到近代早期地中海的歷史，基於豐富的文獻詳盡論述了眾多主題。

佩里格林·霍登(Peregrine Horden)

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中世紀史教授，中世紀醫學、疾病學和慈善史研究專家。主要作品有與尼古拉斯·普塞爾合著的《墮落之海》(2000)、《液態大陸》(The Liquid Continent，2018)、《地中海史研究指南》(A Companion to Mediterranean History，與Sharon Kinoshita合著，2014)等。

尼古拉斯•普塞爾(Nicholas Purcell)

牛津大學卡姆登古代史講席教授，曾師從著名羅馬史大家布蘭特(Peter Brunt)和謝林—懷特(Nicholas Sherwin-White)，長期從事羅馬社會、經濟、文化史以及羅馬城市史研究。主要作品有與尼古拉斯•普塞爾合著的《墮落之海》(2000)、《液態大陸》(The Liquid Continent，2018)、《都市王國》(The Kingdom of the Capitol，2013)等。

譯者簡介
呂厚量

英國愛丁堡大學古典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古代中世紀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古希臘羅馬史學領域的研究工作。代表成果有英文專著Xenophon's Theory of Moral Education(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5)，中文譯著《羅馬革命》《變革與習俗》《墮落之海》等。

★ 一部真正的新海洋學著作；繼布羅代爾《地中海史》之後，地中海研究的又一部扛鼎之作。　
★全面梳理3000年古代和中世紀地中海世界社會經濟史，重塑前現代歐洲；重構地中海歷史發展新範式，引領地中海研究的新風向。
★世界著名歷史學家、《西方將主宰多久》作者伊恩•莫里斯，世界著名考古學家、劍橋大學教授科林•倫福儒，羅馬史大家、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彼得•布朗等多位學者，以及《過去於現在》《英國歷史評論》《選擇》等多家權威雜誌隆重推薦，首都師範大學全球史研究中心劉文明教授、夏繼果教授傾力推薦。
★全球史譯叢新品。全球史譯叢由首都師範大學全球史研究中心與中信出版社見識城邦聯合打造，精選近年來全球史研究領域的經典和前沿研究成果14種，皆是在國際史學界產生重大影響的典範性作品，其中多數作品獲得本特利世界史獎、沃爾夫森歷史獎、湯因比圖書獎等多項史學大獎，讚譽有加。

一、“全球史譯叢”總序
全球史（global history）也稱“新世界史”（newworld history），20世紀下半葉興起於美國，起初只是在歷史教育改革中出現的一門從新角度講述世界史的課程，之後演變為一種編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論，近年來已發展成為一個新的史學流派。
一般認為，1963 年麥克尼爾出版《西方的興起》一書是全球史誕生的標誌。40 多年來，全球史在西方史學界蓬勃發展。在美國，2000年全美已有59％的公立大學開設了全球史課程，5 年後又提高了10個百分點；加利福尼亞州政府甚至以法律形式要求所有中學講授全球史。在加拿大，全國26 所研究型大學中已有14 所開設了名為“全球史導論”的研究生課程；2005年有些大學把全球史列入了本科生教學計畫；在不列顛哥倫比亞和魁北克兩省，75％以上的中小學校開設了全球史課程。在德國，世界史教育已有上百年歷史，但近來出現了有關如何講授世界史問題的熱烈討論，不少教師和學者主張用“全球史觀”改造乃至取代傳統的世界史教育體系；2005年在德國召開的“ 歐洲全球史學大會”更把這一討論推向高潮，年輕一代史學家多數是全球史的積極擁護者。在義大利，2001年全球史課程進入中學；在2002年義大利歷史學家大會上，雖然仍有許多史學家堅持認為世界歷史只能是國別史和地區史的總和，不可能存在全球一體的歷史，但同時他們也承認，進行國別史和地區史研究也應該具有全球視野。在哥倫比亞，雖然全球史尚未列入正式課程，但全球史的理念和方法已被史學界廣泛接受；許多歷史學家主張，由於拉丁美洲的歷史與印第安人的歷史，
與歐洲史、非洲史以及其他許多民族和地區的歷史都有密切關係，因此應當將拉美各國、各個地區的歷史放在全球史的宏觀背景之下重新進行審視和描述。全球史的魅力在於其學術取向，也即“把全球化歷史化，把歷史學全球化”。
所謂“把全球化歷史化”，是要追溯全球化的發展歷程。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使得人們，首先是西方人，越來越熱切地想要瞭解世界一體化的起源與過程，這種熱切的要求促使史學家從一體化的角度對世界歷史進行新的觀察與思考。西方國家的學校課程設置一向注重適應和滿足社會需求，因此全球史首先被當作“教學內容”，然後才逐漸發展為一個學術研究領域。這個過程就表明，全球史是時代和社會需求的產物。
所謂“把歷史學全球化”，體現了全球史的學術立場。如果說歷史學家追溯全球化的發展歷程是由於時代的使命和社會的要求，那麼怎樣追溯這一歷程則是當代學術思潮決定的。後現代主義思潮構成了全球史產生的最重要的學術背景。後現代主義從批判現代社會的弊端出發，顛覆了現代主義“神話”，進而對以解釋“現代主義神話”為己任的西方人文社會學科進行反思。深受後現代主義影響的全球史學者指出，當前學術的任務不是“解釋”，而是“重新理解和認識”人類歷史；因為“ 解釋”是從既定的理論框架出發，戴著有色眼鏡來看歷史，而“重新理解和認識”則意味著突破舊框架，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西方人類學家對文化因素的高度重視和平等對待異質文化的主張對全球史學者也有重要影響。近半個世紀以來，東西方之間學術交流擴大，西方學者對非西方世界歷史文化的認識明顯加深，這為他們破除成見、將非西方歷史文化納入研究視野提供了條件。基於以上背景，全球史學者將自己的學術任務確定為：在闡述全球史的同時，建立“全球普適性的歷史話語系統”，“使歷史學本身全球化”。
經過40 餘年努力，全球史在以下四個方面獲得了令人矚目的突破和進展。
第一，否定了“ 國家本位”，以“ 社會空間”而不是“ 國家”作為審視歷史的基本單元。現代人文社會學科形成於19世紀的德國，當時的德國內憂外患，內部四分五裂，外部強敵環伺，在這種形勢下，增進民族認同、促進國家統一就成為包括歷史學在內的人文社會學科的使命之一。同時，當時德國盛行科學崇拜，歷史學也追求“絕對客觀”，主張“ 讓史料自己說話”，檔案特別是國家檔案成為描述歷史的唯一可靠依據。這樣的結果就是，歷史學剛一問世即成為以國家為本位的政治史學。後來先後出現的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國際關係史等歷史學分支學科，同樣都以國家作為基本分析單元。
在西方史學中，最早突破“ 國家本位”的是20 世紀七八十年代興起於義大利的“微觀史學”。“微觀派”認為，人們的日常生活是最值得關注的研究物件，而與日常生活關係最密切的並非國家，而是一個個具有內聚力的生活圈子，這個生活圈子就是“社會空間”。全球史接受了“ 社會空間”概念，但將其從微觀放大到宏觀。全球史學者認為，在描述人類歷史進程時，以國家為單元存在兩個明顯缺陷：一是物種（包括農作物、動物等等）傳播、疾病蔓延、氣候變化等等“超越國家”的現象被忽略，而這些現象對全球歷史發展曾經產生過重要影響；二是每個社會都是全球的組成部分，但每個社會都不是孤立存在，社會與社會之間互為發展條件，相互之間的競爭、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對比關係都是推動全球發展的重要動力，但是由於這些動力不發生在國家政治框架之內，因而長期被忽視。全球史學者認為，世界歷史的基本敍述單元應該是具有相互依存關係的“社會空間”，這個“社會空間”可能覆蓋一個局部地區，也可能覆蓋整塊大陸、整個大洋、半球，乃至全球。
第二，關注大範圍、長時段的整體運動，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全球史學者認為，社會空間是因不同原因、以不同方式、不斷進行重組的統一體；決定其統一性的因素既可能是自然地理環境，也可能是人類自身的組織行為；無論由哪種因素決定，“社會空間”的不斷重組都使世界日益成為一個彼此密切關聯的人類生存空間。基於這一認識，全球史學者的視野空前開闊，他們所關注的不僅是跨越國家和種族的經濟互動、技術轉移和帝國擴張，而且包括影響各個文明之間互動的自然環境變化、移民潮流、疾病傳播、觀念和信仰的演變等等，許多被傳統史學研究所忽略的重要現象因而被揭示出來。在西元600 年以後的上千年時間裏將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印尼甚至東非等文明區連為一體的“環印度洋網路”，以及從生態變化和物種交流角度重估地理大發現意義的“哥倫布交流說”，就是由全球史學者提出並震動世界史壇的“新發現”和新見解。
第三，重估人類活動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在西方史學史上，20世紀是科學化的世紀，強調客觀社會結構對社會發展的決定性作用，認為人類主觀行為在社會結構的“鐵律”面前無能為力。布羅代爾高度宏觀的“大結構、大過程、大比較”敍事是結構主義史學的代表，而後現代主義總體而言是反對結構主義的，認為所有結構框架都是啟蒙運動以來理性主義話語系統編織的神話，是約束人類行動、剝奪人類選擇權的欺人之談。全球史學者雖然深受後現代主義影響，但他們並未徹底否定“結構說”，而是對這一理論進行豐富和補充。比如關於地理大發現，全球史學者指出，由於歐洲殖民者帶來的病毒造成印第安人大量死亡，而殖民者從非洲販來充當勞動力的黑人奴隸具有適應熱帶氣候的天然優勢，這一點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歐洲殖民者對美洲的征服獲得了成功，而由於歐洲殖民者成功地征服了美洲，玉米、馬鈴薯等美洲作物品種才能在世界各地廣泛種植，從而造成全球的糧食產量和人口數量顯著增加；由此可見，地理大發現之後的全球巨變並不是社會經濟結構運動的必然結果。但是全球史學者也提出，社會經濟結構運動也並非對這一歷史巨變毫無影響，因為地理大發現畢竟始於哥倫布等人的冒險遠航，而這些人之所以冒險遠航，也是由於各種利益和願望驅動，是當時歐洲的社會經濟條件決定的。由此全球史學者得出結論：人類活動雖然具有多向性，雖然有著選擇的餘地，但選擇並非憑空進行，也不是絕對自由的，而是由既定條件決定的；因此，既不能認為社會經濟結構決定一切，也不能忽視社會經濟條件的決定作用，而應當把自然生態變化、人類主觀活動以及自由選擇餘地等等因素與社會經濟結構放在一起，綜合考慮人類歷史的發展進程，從而避免片面性。
第四，從學理上破除“歐洲中心論”。對“歐洲中心論”的批評由來已久，既包括意識形態層面的批判，也包括在學術實踐層面上對非西方世界給予更多關注。但這樣是否就意味著擺脫了“歐洲中心論”呢? 自20 世紀末以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者對此表示懷疑。他們認為，僅僅宣稱抵制西方立場，或僅僅在歷史著述中增加非西方世界的比重，並不能真正超越“歐洲中心論”；因為“ 歐洲中心論”本質上是學術話語權的問題，是現代話語系統的一種表現形式；只要無法改變歐洲國家在當代世界的強勢地位，只要資本、市場、帝國等等一系列與現代性相關的概念依然是歐洲乃至全世界知識界感知、解釋和評價世界的基本出發點，那麼就不可能徹底擺脫“歐洲中心論”。所以美國學者迪佩什· 查克拉巴蒂悲觀地預言，既然整個現代知識體系都是歐洲人確定的，並且已經被全世界所接受，那麼徹底改造歷史學中的歐洲中心主義就是無法想像的。
全球史學者卻不像查克拉巴蒂那樣悲觀。作為西方學者，他們承認跳出自身的局限是很困難的，但他們並不願意因此而無所作為。在學術實踐中，全球史學者為從學理上顛覆“歐洲中心論”的確做出了很多努力，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他們自覺地抵制“ 從現實反推歷史”的思辨邏輯，即反對從歐美國家處於強勢地位的現實出發，苦心孤詣地在歐洲國家內部尋找其“興起”原因，圍繞“ 西方有什麼而東方沒有什麼”的問題兜圈子，不遺餘力地挖掘“ 歐洲文化的優秀傳統”，為其貼上理性、科學、民主、進取精神、宗教倫理等等光彩的標籤，直至將歐洲樹立為全球的榜樣。全球史學者通過宏觀綜合分析指出，所謂“歐洲興起”，只是人類歷史上特定時期的特定產物，從中挖掘“ 普世性”的“ 文化特質”只能是製造神話。二是他們自覺地突破強調社會特殊性、文化排他性、經驗地方性的史學傳統，轉而強調各社會之間發展的相關性和互動性，突出影響各個社會的共同因素，將每個地區的發展都視為更為宏大的自然與社會結構運動的一部分，淡化單一地區或國家的個性和特殊性，這樣也就淡化了歐洲國家的榜樣作用。
作為時代的產物，全球史反射出當今世界的七色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純粹學術現象透射出的明顯的政治色彩。在義大利，在21 世紀初中左派政府當政期間，全球史教育在中學和大學全面啟動，而中右派在大選中獲勝以後，全球史教育普及的趨勢戛然而止。在美國，全球史的積極鼓吹者和推動者大多屬於左翼知識份子。由於全球史試圖糾正西方人在認識人類文明史，特別是世界近代史方面存在的傲慢和偏見，帶有消解西方傳統價值觀的傾向，所以它在西方的影響力超出了史學界，乃至學術界，逐漸變成一種政治態度，以至出現“全球史信仰”之說。全球史略顯激進的政治傾向也導致了學術上的得與失，這是我們在評價全球史時需要注意的。作為一種建構世界歷史的新方法和新理論，全球史觀目前還不能說完全成熟，還存在明顯的理論缺陷，舉其要者，至少有兩點。其一，忽略社會內部發展的作用。雖然全球史學者承認，無論是對社會自身的發展而言，還是從推動全球發展的角度來看，各社會內部的發展即內因的作用都是重要的，但也許是考慮到前人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的緣故，他們對這一方面的關注顯然還很不夠。其二，作為深受後現代主義思潮影響的史學流派，全球史學者從解構現代主義出發，否認“終極真理”的存在，但是與此同時，他們又對探討自然與社會相結合的整體結構影響人類歷史的規律孜孜以求；兩者之間，豈非矛盾?
如何構建世界歷史體系，是我國史學界一個曆久不衰的話題。20世紀80年代吳于廑先生曾經指出，對世界各地之間橫向聯繫的研究不足，是我國世界史學科的薄弱環節。吳先生此說在史學界同人中得到廣泛的認同。但是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對橫向聯繫的研究仍然沒有明顯起色。由此可見，借鑒全球史觀，在全球整體視野下著重審視各個地區、各個社會、各個民族和各個國家之間的橫向互動關係，這對於我國世界歷史學科的發展來說，的確是很有意義的。但是我們也不能全盤照搬全球史觀，中國學者對於人類歷史進程應該有自己獨特的理解和表達。目前世界各國的全球史學者正在共同努力搭建世界史學科平等對話的平臺，我們應當利用這種有利條件，發出我們自己的聲音。

劉新成
2006 年5 月

第1章 地理學的表述

本書的主題為地中海及其沿岸地區在3000 餘年內的人類生活史。它的一個初始觀點是：我們可以通過使用一套統一的、獨特的方法去研究這段歷史而有所收穫。它的目的主要有二：首先，我們試圖探索
這一地區是否在這一漫長時段內呈現出過任何統一性或獨特性；其次，地中海史中包含著何種延續性。對上述兩個問題的分析構成了我們著作的基本框架。
在導言中，我們做出了一種同樣適用於“歷史”（history）一詞雙重含義（過去和史學家對過去的記載）的區分。世上存在著一部在地中海範圍內發生過的歷史，也存在著（或可以存在）一部地中海的歷史。前一部歷史不需要涵蓋一個廣闊的區域、漫長的時段或宏大的主題，並且只偶然地或間接地同其地理舞臺相關。相反，書寫一部地區史的前提是我們對整個地區環境的理解。作為考察物件的環境乃是種種人文與物質要素複雜互動下的產物，並不僅僅是地理背景或一系列永不變更的限制條件。我們所關心的正是這部地中海的歷史。
我們由此所選定的時間敍述斷限是很難精確界定的。同樣，導言從總體上展示了我們對本書研究年代範圍的理解。但這項研究的範圍必然要隨著具體論題的不同而有所變化，並與相關證據的各種特徵相適應。然而，我們並不打算將自己的敍述時間範圍與現成的年代範疇對應起來，而是寧願把自己選取的時間斷限視為一個整體。至少就本書目的而言，我們擇取的這一時間段是不能用史前時代、古典時期、中世紀早期等彼此間涇渭分明的階段去加以表述的。如果用考古學的基礎——物質材料遺存來加以衡量的話，那麼我們研究的中心為鐵器時代——它始于青銅冶煉技術主導地位的弱化，終於在20 世紀得到廣泛應用的金屬替代品的出現（參見第9 章）。而如果我們從政治文化史的視角去思考的話，我們的研究範圍則始於西元前2000—前1000 年間政治實體的形成，而終於中世紀晚期民族國家的誕生及其日後在地中海政治地理版圖上的層疊式出現。具體而言，我們研究的是從喜克索斯人（Hyksos）和新亞述人（neo-Assyrians）到19世紀英法在地中海範圍內所進行活動的一系列殖民史（第7章第6節）。而倘若我們以荷馬的詩篇和邁錫尼、腓尼基世界的文字記載為源頭的話，那麼這種最廣泛意義上的文字記載現象的出現標誌著我們研究的起點；而在這層意義下，可以說我們的探索是以18—19世紀政府機構檔案材料的書寫，以及同時代內“浪漫主義的地中海”觀念的誕生（參見第2 章第1節）為終點的。這些終點中較晚近的一些通過各自不同的方式反映了地中海史的某種質變——它進入了一個與之前截然不同的新階段，以至於二者之間的根本性區別在我們看來是毋庸置疑的：在這個新階段裏，“地中海史”的提法已無法成立，我們在研究中需要引入某些截然不同的解釋模式。
我們擇取的這一既包羅萬象，又相當靈活的時間斷限或許並不像我們限定的空間範圍那樣需要較多的解釋。那麼，是什麼使得地中海地區成為我們這一宏觀研究的適宜主題呢？

1. 何為地中海？
顯然，這個問題並不存在唯一的簡單答案；在某種意義上，我們這本書的全部內容都是對它的回答。不過，在起步階段，我們不妨首先引入兩個之後還會反復回歸的核心主題（儘管並非以現在的這種形式提出）。首先是自已知最早的將其內部各水域視為一個整體的觀念形成以來，人類對地中海印象的漫長發展歷史。其次是無法與前者截然分開，而是被視為其現代餘波的，對地中海自然地理環境的“科學”界定：對這一問題的共識使得地中海地區與地中海同樣構成了一個統一區域。
這兩個彼此相關的主題也使得我們有機會在此介紹描述地中海整體特徵的兩種主要方法：其一是強調其內部交流的便利，我們不妨稱之為“互動交流說”；其二是強調其統一的自然特徵，即“統一生態說”。
互動交流理論傾向于強調海洋的作用；而統一生態理論則側重於對地中海沿岸地區特徵的概括性描述。當然，這兩種研究方法並不是彼此完全排斥的；事實上，在本書的第2 部分與第3 部分中，我們將提出自己利用微觀生態學和連通性等概念將二者結合起來的獨特方式。
那麼，我們首先來審視一下關於地中海的各種觀念。我們不應當將地中海的統一性視為無可辯駁的地理常識。在衛星技術發展起來之前，人們是看不到地中海的全貌的：它的各部分水域更容易被人們視為獨立區域。因此，儘管地中海這一地理術語已沿用許多世紀，它卻是在學術的、多少有些抽象的層面上被提出的。在西元前1000 年之後不久，“大海”一詞開始在地中海東岸的閃族語中得到廣泛應用，希臘人或許正是繼承了這一傳統。並不出人意料的是，最早在希臘語中使用該術語的是生活在西元前500 年前後的哲學家、地理學的先驅米利都的赫卡泰烏斯（Hecataeus ofMiletus）——米利都是一個同東地中海諸文化聯繫密切的地方。而在一部西元前4 世紀雅典戲劇的場景中，喜劇詩人埃菲普斯（Ephippus）還譏諷過這種抽象觀念的含糊不清和想當然；在這一情節中，地中海沿岸居民們幫助了妖怪格呂昂（Geryon） 用整片大海做湯，煮熟了一條跟克里特島規模相當的大魚（Athenaeus， The Philosophers at the Dinner Table，8. 346—347）。在古代地理學傳統中，是地中海塑造了陸地的形狀（而不是相反的情況）——那是本章篇首引文中生活在奧古斯都時代的地理學家斯特拉波明確表達的基本觀念。
然而，地中海所享有的這一邏輯優先地位並不僅僅是抽象思維的產物。它主要來自于地中海在文明交流中所處的中心地位。儘管存在著顯而易見的危險，但在當時的條件下，海路運輸還是要比陸上交通更為容易，這使得地中海成了聯結各沿海地區、港口之間通路的樞紐。在融合著地中海東岸與希臘世界思想的經驗累積作用下，航海實踐帶來了對這些水域統一性的另一種描述方式——那是另外一種地理學，它比哲學家們的更少想像色彩、更加實用。人們系統發明了描述陸地（或海洋）形態的一整套專用術語，形成了一門在此後的許多世紀裏呈現出了驚人延續性的地中海地形學知識。例如，反映地中海地理統一性的重要術語——沿岸航行（periplous）的早期發展同當時的航海條件密切相關：地中海空間被想像成由一系列海港或自然風光構成的直線航程。事實上，地中海已被想像成一條大河。當它出現在羅馬帝國晚期的地圖《普汀格爾圖》（the Peutinger Table） 上時，地中海的長度被誇張地拉伸了。海港、河流與海洋被設想成同一介質的不同延伸方式，並不像它們在近現代地形學中那樣直觀地涇渭分明。
更重要的是，航海需要催生了巧妙的方向確定技術，它是以根據主導風向的名稱對可辨識的地平線進行分段的做法為基礎的。在希臘古風、古典時代的這種系統化操作技術的產物——風向頻率圖中，我們同樣可以開始發現某種同航海事業密切相關的認識，那是一套其他航海社會同樣擁有的知識框架。赫卡泰烏斯及其後繼者希羅多德（他對“大海”在整個世界體系中佔據的地位有著清晰的認識）所表達的抽象觀念只是古人認識這一龐大水體和進行跨海航行時採用的多種方法中的一個極端例子。
不過，與此同時，人們自然也會形成關於地中海的、更具相對主義色彩的種種其他觀念。在許多古代文化那裏，地中海是地方性的；並且其中留下過最多話語的兩種文明均稱地中海為自己的大海。從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時代起，希臘人便稱地中海為“我們身邊的海”；羅馬人更是直截了當地視之為“我們的海”（Mare Nostrum）。“我們”當然擁有很多含義。對地中海的劃分反映了西元前4 世紀的相對主義觀念。同我們在下文第2 節中討論的一些現代名詞一樣，希臘文術語強調了世界不同地區的相對重要性。當然，我們可以對從荷馬到希臘化時代的一系列將西地中海描述成類似近東與遠東地理概念的觀念進行梳理；事實上，這種歷史上屢見不鮮的、在官方術語中將地理相對性神聖化的現象反映了一種始於古代的命名學特色。
羅馬的自我中心主義更為咄咄逼人。羅馬人將地中海視為“他們的海”的說法構成了一種政治、文化演進歷程中的一部分；通過這一歷程，羅馬人逐漸將羅馬所處的空間視為圍繞地中海分佈的、有人居住世界（Oecumene 或Orbis Terrarum ）的中心。這種後來居上的說法最終削弱了早期觀念中的相對主義；而“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 一詞正是在羅馬帝國時期出現的——在現存史料中，第一次明確使用這個字眼的是西元6 世紀作家塞維利亞的伊西多爾（Isidore of Seville） 百科全書式的著作（Etymologies，13. 16. 1）。
這種關於地中海的明確觀念（它構成了當時“科學”世界觀的一部分）在中世紀歐洲世界地圖（Mappae Mundi）和阿拉伯地理著作（我們在篇首引述過其中的一段話）的博學傳統中一直維繫著。阿拉伯傳統將地中海描述成一片貧瘠、陌生、不好客的水域，但總體上是個統一體——一片島嶼星羅棋佈的整體海域。地理學家們一直維護著地中海的這種統一性，儘管顯而易見的壓力迫使他們將之在直觀上劃分為伊斯蘭世界和其他地區。“我們的作家們將地中海視為一個整體，並將地中海上的島嶼視為其內部的一個統一體系，無論它們位於東方還是西方。”（Miquel 1967—1988，2.377） 
另外一套地理知識體系——航海實踐中的經驗總結——在古典時代終結後開始呈現出與地理學家們更為寬廣的視野截然不同的面貌；它構成了阿拉伯地理學家沿海岸確定方向的觀念和中世紀盛行各種以風向頻率圖為基礎的航海手冊的背景。正如一篇精彩絕倫的介紹文字所寫的那樣，這些引人注目的圖表構成了“地中海自我認識的鮮活載體”（T. Campbell 1987，373）。直到西元15—16 世紀，當與大西洋世界及其“探索之旅”的相關方法與思想被應用於地中海之後，上述兩種抽象的與實用的地理學才重新走向合流。即便在那時，來自航海經驗的陳舊觀念仍舊殘存於地中海範圍內某些相對閉塞的地區。這些傳統航海習俗——無論是船隻設計、索具還是專業術語——的分佈反映了諸島嶼、港灣或海峽周邊地區的獨特社會聚居模式，它一直延續到某些深刻變革（如化石燃料的出現）徹底打破了當地的隔絕狀態為止。在其校訂修昔底德文本第二版的序言中，阿諾德（Thomas Arnold of Rugby ）貼切地寫道：“蒸汽船在地中海上統治地位的確立必定會在今後十年中對同修昔底德相關的地理學做出史無前例的貢獻，因為蒸汽船可以幫助學者和地理愛好者們拜訪那些修昔底德曾親口提及的地方。”（1840，iii-iv） 
地中海還在一種更為現代的意義上成為一個地理概念。它把我們引向關於“何為地中海？”問題的第二種答案，並用一種以生態學為主 導的方法取代了在傳統思想中更為突出的互動論。

霍登和珀塞爾的《墮落之海》一書構建了地中海歷史研究的新範式。
——世界著名歷史學家、《西方將主宰多久》作者伊恩·莫里斯（Iran Morris）

《墮落之海》將地中海的偉大歷史作如此長時段和多地域的經濟學和社會學分析，是一項卓越的成就。霍登和珀塞爾二位值得祝賀！
——世界著名考古學家、劍橋大學教授科林·倫福儒（Colin Renfrew）勳爵
霍登和珀塞爾的《墮落之海》一書對前工業時代地中海歷史的考察，堪稱近年來所做的*為孜孜以求的知識重估工作之一。該書成果之豐碩，實屬罕見，它動搖了人們頭腦中許多原本信以為真的舊觀點，以新視角看待原本習以為常的過去。　
——羅馬史大家、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彼得·布朗（Peter Brown）
《墮落之海》是一部恢宏的史學佳作，構思巧妙，考察範圍極廣，值得每一位致力於地中海歷史研究的學者耐心研讀。
——《過於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
所有的古典學研究者都應該來讀一讀這本《墮落之海》。
——《古典學評論》（Classical Review）
對於想要瞭解地中海的過去與現在的讀者來說，《墮落之海》是必讀之作。
——《選擇》（Choice）
《墮落之海》是一部力作，它提出了一個有力的、富有原創性的地中海研究新範式，必將為所有的歷史研究者加以運用、辯論和批評。
——《英國歷史評論》（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在為新千年重建地中海研究之時，霍登和珀塞爾提供了一項重大成就，挑戰了許多長期的假設，不僅是關於地中海的，還包括與環境的關係，甚至是歷史寫作的本質。它值得引起各領域學者的廣泛討論。
——《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增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
霍登和珀塞爾繪製的這幅全新的地中海全景圖，形成了古代研究中的重要分水嶺，值得一代歷史學者加以思考和討論。
——《羅馬考古學雜誌》（Journal of Roman Archae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