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運動的危機
白話文運動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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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百餘年前,中國的文章多以文言寫就,雖然白話文從唐宋後就作為書面語應用於小說、戲曲上,但未取得社會地位。直至二十世紀初胡適發起白話文運動,作為現代中國的文體革命,致力於書面語的再造,冀在新文字中實現統一國語和言文一致的目標。然而,白話文運動的成功卻掩蓋了巨大的危機:以西方語言文字的觀念看待漢語和漢字,人為地割裂了與歷史的有機聯繫,暴露了漢語寫作和現代中國在身份認同和文化認同上的困境。漢字的倉促簡化和文言教育不足,也使我們數千年的文化傳統面臨失傳的危險。

    本書以文言和白話之間的消長起伏為線索,通過對於清末文字改革運動、五四文學革命、大眾語運動、民族形式論爭等系列史實的清理,檢討書面語革新和文體建設的成敗得失,並深入探討言文一致、漢語歐化等重大問題。

    本書是百年以來對於白話文運動進行系統反思的大型理論著作,也是迄今為止對這一話題深入研究的重要的學術成果,適合對白話文運動或書面語轉變有興趣的讀者閱讀。作者引用古今中外的文化理論以分析白話文運動的成就與危機,以及與當時政治壓力的關聯,闡述當中的歷史意義,追尋其中的學術脈絡。
  • 李春陽,又署春陽,字東君。文學博士,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副研究員,以畫家身份任東京多摩美術大學日本畫系訪問學者。作者於中國學術思想史、漢語修辭、中國傳統畫論均有涉獵,兼及水墨山水的創作。視近代以來白話文的變遷與文人畫的變遷為完整的圖景,以學術研究和中國畫創作嘗試反思語言問題與筆墨問題。本書是作者的第一部學術專著。另有《超乎左右之上的魯迅》、《對稱:春陽畫集》等。
  • 序言一

    蔣寅

    本書是對 20 世紀白話文運動及其影響的一個全面反思,是對這一重大學術課題的再度深入考察。我們都知道,對白話文運動的評價是與運動相伴而生的一個老問題,一個世紀來論者之多,如過江之鯽。但篇幅如此龐大、視野如此開闊的論著似乎尚未出現過。作者的觀點很清楚:白話文運動初衷是提倡白話文,但結果卻導致文言文被廢棄。作者在今天為文言文申冤,不是反對白話文,而是要重新確立文言文在語文教育中的地位,彌補白話文的不足,有益於白話文的成長。一句話,白話文的發達、成熟、偉大,不必以文言文的廢棄為前提。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應該說是很理性的看法,是涉及民族語言發展方向的重要觀念。

    這些觀點在作者李春陽早年完成的博士論文中即已表達。記得當年論文答辯時,蒙劉夢溪先生錯愛,以同行專家評審相囑,實則我對新文化運動和語言學夙無研究。但接到論文,閱讀之下深獲我心,覺得鬱積多年的骨鯁,都快然一吐,不由得為之振奮。

    關於白話文運動的興起,近年的研究較以往已有較大突破,愈益注意到晚清社會生活的變革及其影響,這對理解白話文運動的社會基礎無疑是很有幫助的。但白話文運動的理論核心―言文一致的假說,是無論如何繞不過去的石頭,本書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來討論這一問題。就我所知,言文一致大概從來就是個神話,在語言史上得不到證實,就是拼音文字也絕不等於言文一致。問題的關鍵還不在這裏,即便有過言文一致的情形,又能怎樣?

    海納川《冷禪室詩話》載傅山與其子眉一劄云:「老人家是甚不待動,書是兩三行,眵如膠矣。倒是那裏有唱三倒腔的,和村老漢都坐在板凳上,聽甚麼飛龍鬧欄,消遣時光倒還使得。姚大哥說十九日請看唱,割肉二斤,燒餅煮茄,僅足受用。不知真個請不請。若到跟前無動靜,便過紅土溝,吃兩碗大鍋粥也好。」這是清代初年的家常書劄,一如父子對面,娓娓道來,最接近口語,足見當時口語已與今天相去不遠。如果這便是言文一致,又能說明甚麼問題呢?白話文運動的目標不是要記錄口語,而是要創造一種用口語寫作的文學。單純口語的記錄,是不足以成為文學的。這原本是個常識,但在那一味思變的年代,人們似乎忘忽了這一點,以為文言改作口語便是進步。30 年代官方刊發一則何鍵的消息,指定題目為〈何省長昨日去嶽麓山掃其母之墓〉,第二天被報人改作〈何省長昨日去嶽麓山掃他媽的墓〉!

    如果說這不屬於文學的範圍,那麼民初陳景寔《觀塵因室詩話》還有一個有趣的例子。陳氏舉杜甫《詠懷古跡》「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聯,寫成新詩必作:「這一大些山頭和那些山澗溝子一齊都對荊門,路傍邊有一個小村子裏頭有一位美貌的佳人。」白話倒是白話了,但能否被視為文學呢,還要打個問號。當然,今天誰也不會將如此幼稚的白話視為文學語言變革的成功。經過幾十年,現代漢語寫作早已度越童稚年代,具有相對成熟的品格。但是,要確定白話文學的評價標準,判定其得失,恐怕還為時過早。正像現代性是個未完成的過程,在一個時期被視為驚天動地的變革,隨着過程的推移,其權重會逐漸變輕。語言也同樣如此,改革之初,難以預計未來的發展。相比當今「新新人類」的火星語言,清末民初的文白之變,似乎又不算很大的詫異了。然而無論如何,棄置數千年累積的語言藝術和文化傳統的沃土,徒手白戰,想在貧瘠而日常的白話荒原上創辟一種偉大的新文學,肯定不能說是一種明智的想法。

    不是沒有人意識到這個問題,《學衡》雜誌的簡章中有「體裁及辦法」一項,出自吳宓手筆。其辭曰:「本雜誌行文,則力求明暢雅潔,既不敢堆積餖飣,古字連篇,甘為學究,尤不敢故尚奇詭,妄矜創造。總期以吾國文字,表西來之思想,既達且雅,以見文學之效用,實系於作者之才力,苟能運用得宜,則吾國文字,自可適時達意,故無須更張其一定之文法,摧殘其優美之形質也。」這樣的態度,即便在今天看來,仍然可以說是睿智而不失自信的。文學不同於日常說話,即與學術論文相比,它也是一種更講究修辭的雅言。漢語文學絕不可能以放棄甚至犧牲漢語固有的優美形質為代價而獲得成功。哪怕這種盲目的勇氣可能成為流行的症候,哪怕其幼稚的實驗成果可能風靡一時,但歷經時間的淘汰,終究會在閃耀着漢語優美形質的古典作品面前黯然失色。

    一百多年前,阮元在《文言說》中寫道:「為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1] 這通常被視為替駢文辯護之辭,不知它實際上是近代社會來臨前夕,一種堅守漢語形質之美的文學態度,也可以說是文學史上保守主義的前驅。余英時認為中國沒有保守主義,因為沒有可以保和守的東西。他似乎未注意到晚近以來一部分文化人的想法。

    事實上,面對白話文學的興起,也曾有人用另一種思路來設想文學的未來。比如未被劃入學衡派而實為派中人的李審言,就對阮元的《文言說》「尤所心醉」,[2] 在「白話詩出,為大革命」的形勢下,[3] 思量着要走出一條能發揮漢語形質之美的路,並自信堅守阮元自命的「子派雜家」之學,[4] 據以為詩文,未嘗不能有所成就。他對古文辭偶儷傳統的張揚,實在是出於現實中對傳統文學審美特質淪喪的恐懼。其保守主義的立場至今仍是值得我們尊敬和反省的。然而,「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在那個時代,沒有人會將李審言們的想法認真掂量一下,他們微弱聲音最終淹沒在白話文運動的強勢洪流中。如今看來,白話文運動最根本的問題,不在於放棄文言本身,而在於它同時斷絕了其他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反思白話文運動的得失,確實是關乎現代文學、文化轉型與中國未來文學、文化發展方向的重大問題。

    當然,受語言學知識的局限,尤其是在電腦漢文書處理技術發明之前,白話文運動的鼓吹者和實踐者們對漢字和文言的悲觀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今天,還有人出於語言的自卑,而導致董樂山說的「漢語的自我殖民地化」,那就肯定與漢語教育的失誤有關了。從決定一種語言諸多基本特徵的音節數量說,漢語在所有語言中居中等水準,學習難度大致也是中等,並不比學習許多語言更困難。這一點當年文廷式與李提摩太辯論中文的繁簡問題,即已闡述得很明白:

    西人李提摩太,嘗謂中國文繁,余應之曰:中國文不繁。李提摩太請其說,余告之曰:西人拼音,凡數萬音。而中國所用之音,不過數千。此簡一也。西人字典不下十萬字,其常用之字亦將近萬。而中國所有之字,除別體訛體外,不過一萬;所常用之字不過四千。其簡二也。且數千之音,大半分以四聲,道之語言,則平、上、去三音不甚分別,是音尤簡矣。各國語言凡襯字餘音皆着之筆劃。中國則以數虛字形似之,而一切起音、收音概置不用,此所以簡而足用也。問曰:然則中國學童每至七八年、十年,猶有文理不通者,其故何歟?余曰:此求工求雅之過,非文字之咎也。中國文法,大半沿之周、秦、漢者十七八,沿之唐、宋者十二三。若近千年之名物則不登於文字,近五百年之語言則不書之簡牘。是學者讀古書,通文理,其中已兼兩次翻譯之功,安得不迂緩乎?且閭裏之女子,鄉井之細民,但能閱戲文、看小說,不一二年,便可親筆寫家信。若謂非十年不可,豈此等人之聰明轉過於在塾肄業者乎?故但令識字能書之後,即改學化學、算學等藝,度其用文字之功,雖至愚之人,三年,無不能操筆記事者矣。以是言之,不必再造簡便文字也。[5]

    若從數千年不斷的歷史和強大的構詞能力來說,漢語毫無疑問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語言之一。不僅擁有數量最豐富的詞彙,而且強大的構詞能力足以消化任何外來語,從漢語可以不用以音譯法來吸收任何外來語就知道了。很多語言都做不到這一點,最為我們熟悉的例子是日語。

    因為有了比較語言學,讓我們知道,漢語是世界上最簡潔的語言。聯合國使用的文件,漢語本是最薄的,若用文言還會薄許多。當年黃季剛先生講課,盛讚文言的簡潔,因胡適提倡白話文,便舉例說:「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家人電報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需要十一個字。文言只需『妻喪速歸』四字,電報費就可省三分之二。」在白話文犧牲掉這種簡潔性後,我看到日本店鋪「年中無休」的牌子,竟不覺有禮失求諸野的感慨,國內通常寫的是「節假日照常營業」。

    讀完春陽這部書稿,覺得她許多想法都與我不謀而合。比如她說:「就掌握白話、文言的一般情況而言,前者易而後者難,國家的教育政策當應先易後難而循序漸進,決不可舍難就易而自甘淺陋。」我也認為,一個人要想學好漢語,寫好語體文,首先必須學好古漢語。林琴南說「非讀破萬卷,不能為古文,亦並不能為白話」,確為至理名言。我甚至認為,中學語文課可以不教白話作品,只讀文言。白話自幼使用,到了中學就不用再學,自己閱讀文學作品即可;而文言則需要花時間來學習,一旦學好,自然提升語文水平。看港、台電視節目,日常措辭明顯比大陸文雅。台灣電子通訊產品的廣告會說「無遠弗屆」,員警調查交通事故現場,面對電視鏡頭,會說「事主已往生」。想想我們一般會怎麼說?

    讀春陽還在修訂中的書稿,的確給我很多觸動,很多啟發。對一個涉學未深的年輕學者來說,駕馭如此重大的課題,是需要極大的勇氣和膽識的,更需要具備相當的學養和才能。我覺得春陽不僅表達了自己的想法,還表達得很有力。第一章對《中國大百科全書》「白話文運動」詞條的逐句解讀和評點,便頗見功力,澄清不少似是而非的不確論斷。眾所周知,《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纂曾集合了各學術領域的專家,但受當時觀念和學術積累的局限,論述中還是存在不少問題。經春陽一番分疏,其失實和不嚴密之處一一暴露出來。隨後她又梳理了現代白話文運動涉及的「大眾語」、「民族形式」、「整風」、「文革語言」、「幫八股」、「 言文一致」、「歐化」、「翻譯的白話」等一系列概念,並將這些時尚話語背後的文化焦慮和意識形態背景作了詳盡的剖析。貫穿於其中的歷時性眼光,不僅有文化批評的視野,也不乏歷史反思的深度。

    當然,我同時也感覺到,作者對白話文運動乃至文學語言變異的合理性,似乎估計不足。文學本質上就是一種語言的遊戲,故而決不肯屈從於日常語言。賈平凹的小說語言就是商洛方言嗎?不是,是商洛方言和《水滸傳》式的明清白話的混雜體。網絡文學更充斥着改造日常語言習慣的縮略、錯位、雙關等各種語言花招。這本是後現代寫作的一種常態,也是網絡掙脫意識形態束縛後的自然反應,但春陽似乎出於對語言純潔性的理想,而明顯持否定態度。這或許與個人趣味有很大的關係。她說魯迅、周作人而外,幾乎所有白話文作家的創作,都不能令她滿意。周作人我從來不喜歡,讀得很少,無法評論。但魯迅我還是熟悉的,並不覺得魯迅的白話文怎麼好,非但文白夾雜,還帶有濃厚的日語語法痕跡﹙這也是當時留日文人的通病﹚,現在看來仍是現代漢語初期較為幼稚的白話。我的判斷也可能比較主觀,難得專家首肯。但文學評價原本與批評者的知識背景有關,許多人稱讚金庸的語言好,文史知識淵博,而在我這個古典文學研究者看來,金庸小說的語言有點粗糙,文史知識也一般,他真正的本領乃在奇幻的想像力、駕馭複雜情節的魄力和刻畫人物的功力。

    這些問題都容有討論,但有一點似乎值得作者注意。我在閱讀中不時感覺到,作者才氣橫溢,而且急於表達平時積累的有關歷史人物和文化問題的許多想法,寫着寫着就跟隨史料議論開去。這是作者需要斟酌的問題,但在我們讀者,固不妨將這部著作當作中國 20 世紀的語言文化史來讀。語言原是文化最基本的載體,在語言中發生的一切都密切關係着我們的生活。這一點,對經歷「史無前例」的語言洗禮的我輩來說,再容易理解不過。

    轉眄三年過去,春陽的書稿經反覆修訂,行將授梓,春陽遂囑我為新稿寫個序。本來我既無能力評價她的研究,也不足為她的大作增重,既承重囑,只好聊陳管見以塞責,不想一氣寫了5,000 字,大概也是有感而發罷。春陽和讀者們覺有不妥,自可一笑置之,不值得指正的。

    [1] 阮元,《研經室三集》卷二,中華書局,1993 年版,下冊頁 605。

    [2] 李審言,〈與錢基博〉其二,《李審言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下冊
    頁 1050。

    [3] 李審言,〈與陳石遺〉其一,《李審言文集》下冊,頁 1041。

    [4] 阮元,〈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研經室三集》卷二,下冊,頁 609。

    [5] 汪叔子編,《文廷式集》下冊,中華書局,1993 年版,頁 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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