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國小說觀念譯轉：翻譯語「小說」的生成及實踐

緒論 （節錄）

這是我第三本學術著作。在敍事時間而言，是繼我完成《譯者與學者：香港與大英帝國中文知識建構》、《全球香港文學：翻譯、出版傳播及文本操控》後出版的專論，然而在書寫時間而言，本論大部分的文章都寫得更早，亦是因為本書的議題啟導我走向研究翻譯。

中國文學如何現代、怎樣表現現代性、以及現代化過程的線索等緒種問題，是1990年代以來下啟二十年間的學術熱點，中港台、日本、北美學界大量學者投身研究於此。從這熾熱風氣下，晚清文學研究新作競出，受人矚目：有從理論分析、有從語言（白話及文言之爭）、有從作家論出發，更多是細緻分析文學文本內容及手法，最初是從敍事分析、後來文類研究及長短篇格式翻譯、性別、圖像都有專題研究，不一而足。學界在這股風潮下，大量發掘出新史料及新文獻。我廁身其中，大開眼界，深受啟發，期待一天能跟上他們的步伐甚至與之對話。2002年我開始在東京大學留學，課堂雖然着眼討論受日本影響的中國及台灣作家羣，以及於研究室內，我自選報告香港文學，然而課餘間卻專以搜集明治文學資料為樂。機緣巧合，看到柳父章的著作，開啟了一種新視野。柳父章是研究明治文學及思想史的大家，他不但把日本定為「翻譯文化」，更早在70年代就開始專題分析這些今天廣為人知的和製漢語、借詞、外來詞，如「自由」「人權」、社會」、「道德」、「文化」等，以厚實的資料（漢語、法語、德語等等）仔細爬梳在文化脈絡轉變下新詞的生成及演變，舊詞詞彙的轉變（字形、音、詞語搭配不變而詞義改變），他特別以翻譯為視點，深入探討翻譯過程如何於不同文化間轉換概念，並擔當了傳播新思想的中介及動因。

1990年代學界已奠下一個廣為人知的定論－－魯迅在1918年發表的《狂人日記》是中國現代小說的開端，這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篇現代小說。《狂人日記》之所以得到這樣多重視，原因在於它一直被認為是理解中國現代小說源流，即是探索中國小說現代性的重要根源。這是有歷史原因的，因為在《狂人日記》出版後，圍繞這部小說的評語莫不以「劃分時代」、「新紀元」、「中世紀跨進了現代」冠之，而當中表現格式又彷彿是最能宣示「新」之所在。從這種時代反應開始，百年後，當西方結構主義及敍事學的影響被中國研究界着重討論的形式下，《狂人日記》漸漸成為「小說現代性」的最佳示範。不過，2000年，學術界於對百年前中國現代文學發生史作出更深入的回顧及反思，特別由於後現代思想對啟蒙主義的批判，中國文學研究界漸漸質疑「五四精神」過去被高舉的啟蒙意義、理性意識、求新求進步，及線性歷史觀下大力反對復古、剷除五四文學異見、否定耽美逸樂的人生思想及藝術表現等，學界便漸漸反思五四的啟蒙意識的合法意義，並由此而上溯至五四知識羣曾經大力打壓及妖魔化的「晚清文學」。晚清文學的諸種思想、學術、美學功能在重新審視「中國小說現代化」的過程中就擔當了重要角色，並獲得各界確認。大家漸漸發現，從清末開始，中國小說無論在形式、體裁、還是在風格內容上，都與已往的作品有顯著的不同。論者往往以中國小說的「近代變革」、「現代化轉型」、「觀念演進」、「敍事模式轉變」等概念來統稱這個轉變現象。有學者認定晚清小說是「五四時代中國現代小說的先驅」；亦有學者則指出，對晚清小說的重新審視，等同於釋放「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文學曾經是夾於古代文學及現代文學究兩個重大領域的棄兒，然而在「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號召下，學界重整旗鼓，以戰戰兢兢的心情，重回晚清的懷抱，並以重新考察晚清小說如何呈現中國小說現代性為研究重點。在這種思路下，晚清小說名家——特別是吳趼人——受到極大的重視，因為在晚清開始他已被視為新小說領軍人物之一。漸漸地，他的作品取代了魯迅的《狂人日記》，並成為了「中國小說現代性」學術系譜考古下，「體現中國小說從近代到現代發展過程的最佳範例」。

但是，只要我們能從喧嘩的論述冷靜地分析這些小說新技法，無論是魯迅的《狂人日記》還是吳趼人的小說，我們便會漸漸發現，這些技法亦曾經在傳統小說中出現，如第一人稱、敍事框式、跳躍敍事時間等等。古今小說表現第一人稱的詞語、敍事層、回敍時間雖然有異，學界秉持的分析話語也不盡相同，然而不能否定的是，這些技法在中國燦爛小說傳統已經出現，無論新時代中國現代作家運用這些技法有多嫻熟而做成「質」的突破，還是大量的使用而出現「模式的轉變」而有謂「量」的突破，以小說技法作為分析及論據，都不足以明確識別現代小說與傳統小說的區別。亦即是說，某些在小說內部的因素——技法的改變，不足以構成「小說現代性」提案（proposition）。

於是，我大膽離開這個前設，並探溯其他能呈現現代文學與古代文學徹底斷裂的地方：現代小說的出現，一定是與文學的外在生態有關，而且可以說是由外在條件而影響文學內部而來。現代小說的出現是與整個「文學觀」變化有關，前者（文學表現形式）一定是後者（文學觀念）的果，無論是「文學」還是「小說」觀念，自晚清產生驟變以後，影響了「作者」對自身理解、對創作的理解、讀者的期待、文壇的規則、規律及規範、甚至文壇運作方式，如物質方面的事情：稿費、出版物、期刊、印刷或手寫等等。如果我們討論小說觀念的改變，則是指時人使用「小說」一詞時，所引起的聯想已經產生改變，特別是指當時的人：「甚麼是小說，甚麼不是小說？」、「小說有甚麼用？」、「小說的實用意義與享樂功能？」、「如何把小說分類及歸類？」、「寫小說有甚麼好？」。在這個時候，我想到柳父章的研究，以及思想史巨擘諾夫喬伊（Arthur O Lovejoy）在《存在巨鏈——對一個觀念的歷史的研究》（Great Chain of Being: The History of an Idea）中所指的，如何以思想單位（unit-idea）為切入點，分析帶來思想巨變的哲性意涵（philosophical semantics）。諾夫喬伊的基本工作，就是循名詞或辭彙入手，分析詞語承載的思維、形象、想法。對他而言，詞語反映的不但是聲音及意義，更是一代人心智習慣（mental habits）。

於是，我回到這些論述的原點重新思考各種可能性。晚清時期，曾經最大力推銷「新小說」並帶來小說界革命的梁啟超與他的同代，其實已提出這些問題，並大力呼籲重新認識小說。並在他的振臂一呼下，帶領「小說革命」，他也許擔心時人看不到革命的前衛意義，不斷提出「新小說」一詞，目的是以前綴詞「新」放諸「小說」上，着人留意小說觀念已發生驚天動地的轉變。應該承認，梁啟超在晚清的小說革命是極度成功的，這成功啟導了後來我們看到百年的文化遺產，才有後來於90年代出現「中國小說現代化」討論的可能。那麼，為甚麼百年過去，我們在討論小說現代性的時候，為甚麼忘記了小說觀念的革新才是問題的基本，而學界分析梁啟超於1902年發表的理論文章〈論小說與羣治關係〉時，只關心文章最表面的論述：小說地位（最上乘）、小說功能（「醺、浸、刺、提」）的認識，是為「新小說」的「新」，而無視「小說」這個概念本身的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