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這本論文收集了我近六年來陸續發表的單篇文章。最早一篇作於一九七一年,最晚一篇寫於一九七六年底。幾乎有一半是發表在嚴肅的學院派的「大陸雜誌」及其他學報上,因此除了在大學教書研究的人士,在學院門牆外的人就很少機會看到。此外好幾篇如「圓規與水井」和「中日人士所見郁達夫在蘇門答臘的流亡生活」等等,發表在報紙的副刊時,為了達到雅俗共賞的目的,往往被迫以較輕鬆的形式出現,譬如註解部份一定要省略。這次成書,這些文章全部恢復了原來的面貌,而且像其餘的篇章一樣,也經過一些修正。
本集論文研究的中心是中國文學或中西文學關係,傳統與現代的各佔一半,論文的性質多數屬於比較嚴肅的比較研究,所以可定名為「古典的與現代的中西文學關係研究」。比較是指一種治學的方法,使人考察文學問題時,能超越狹窄的時間,語言和國家界限。這裡「比較」兩字的涵義,如奧立基(A. O Aldridge)在「比較文學的內容與方法」(Comparative Literature: Matter and Method)一書之序文所說,主要是指研究文學中的類同(Affinity),傳統(Tradition)和影響(Influence)等問題。
類同是研究兩部文學作品或兩種文學理論沒有任何直接之關係,有時不同國家也不同時代,但是常常作品之風格,結構,主題思想或理論之思想體系卻很相似和平行。正如哈彿大學教授海陶瑋(James Hightower)在「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Literature)一文中所指出,將不同的文學作品或理論比較研究,雖然明知兩者之間絕無直接影響之關係,這樣研究結果多了,就會幫忙我們發現什麼是文學中恆常不變的因素,我們會替文學找到更完整的,更滿意的意羲。現在很多文學現象,理論和定義只是從某種共同傳統的文學經驗歸納出來,自然憑更多種文學經驗會得到更完整的答案。屬於類同研究範圍的,本集中有「西方的解脫說和紅樓夢的還淚說」,「亞里斯多德及中國小說家的解脫說之比較研究」,「詩的結構」及「圓規與水井」,前三篇是比較文學概念之異同,最後一篇是分析中西詩中曲喻(Conceit)表現手法及其內涵。
我們說文學產生文學,因為已完成的文學作品,經常是刺激新作品產生的最大力量,一個詩人或小說家,不管尋找主題,題材,和形式技巧,都把古今名作當作取之不盡的泉源。他們的作品在內容和形式上跟同一傳統的文學一定具有前後關係。所以我在「我看『長恨歌』的梨花」一文中說:
任何文學作品也受其文學傳統的影響,因此把「梨花」放在中國文化及文學傳統中,甚至作者全部作品中,又能進一步認識它的各種內涵意義」。
除了這一篇外,屬於傳統的比較研究,還有「『觀花匪禁』之文字及其意象之根源」等篇。
影響是比較文學研究中的一項複雜又重大的問題。它通常注意一個國家文學對另一國家文學之直接影響關係。「從『新潮』的內涵看中國新詩革命的起源」及「西洋文學封中國第一篇短篇白話小說的影響」,是研究超越國家及語言的文學關係。至於像「郁達夫在新加坡」還是影響問題,因為它是研究一個作家在外國的活動及其影響。
當初寫這些文章時,並沒有構想到它們的系統性與連貫性,只是分別將一些研究心得寫出來罷了。現在回頭再讀一遍,勉強說來,它們之間也有如此的秩序與關連。
淡瑩是這些文章的第一位讀者,同時也是第一位給予批評和潤飾的人。她比我自己更愛惜這些文章,所以我要將此書奉獻給她。
王潤華 一九七七年二月於南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