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在為這本論文集命名的時候,我擬了幾個書名,包括《中國文學比較研究》、《從比較文學角度論中國文學》、《中國文學論集》、《中國文學縱橫論》。結果,東大圖書公司的編輯先生認為《中國文學縱橫論》最好,於是它就成為本書的名字。
書名中如有「研究」一類字眼,可&會使讀者覺得學究氣太重,因而對書卻步。以「縱橫論」為書名,讀者的第一反應可能是:此書議論縱橫,大概文筆也較為活潑了,因而可讀性也較高。
這本論文集的每篇文章,都是學術論文,其學術性和學究氣是不言而喻的。不過,我的確希望做到以活潑的筆調,來探討嚴肅的學術,的確希望做到議論縱橫。這是對「縱橫論」的一個解釋。
「縱橫論」的另一個解釋是:縱指歷史,橫指地域,本書各篇論文討論的問題,都盡可能放在中國文學的整個傳統之中,作歷史的透視,也盡可能和西方的文學作不同地域的比較觀照。我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第一本書《中國詩學縱橫論》,命名時即基於這樣的想法。
從一九七七年的《中國詩學縱橫論》,到現在一九八八年的《中國文學縱橫論》,這兩本書,可說是兄弟篇。事隔十一年,兄弟二者可有代溝?答案是:應該沒有。
自大學時代開始,我就對瀚海般的文學作品愛且懼。愛讀它們,但太多了,讀不勝讀。怎樣讀、怎樣分析和評價,是更大的問題。於是我開始鑽研文學批評的理論,且嘗試中西兼顧。漸漸地,理論變成燈塔,照亮了文學之海上我的航線,使我有安全之感。
近代以來,中國文化受西方影響至大,文學理論也不例外。有些學者唯西方的馬首是瞻,而離棄了或忽視了中國古代的龍。在文學理論方面,中國古代的龍是《文心雕龍》。我在大學時代讀了《文心雕龍》的十來篇,覺得一直非常受用,且使我日後面對西方各種文學理論時,有一種民族的自信,認為西學雖好,中學也並不璲色,甚至有超過的地方。中國人的聰明智慧,並不輸給西方白種人。只不過有些聰明的中國人誤用了聰明,為國家民族帶來了災難,以致現代的中國,落在西方先進國家之後。我們當然不應該因為現代中國之落後,而否定了我們祖先的聰明智慧,而一切唯西方是尚。從劉勰的《文心雕龍》到陳廷焯的《白雨齋詞話》,中國的文學理論著作,不但豐富,而且精彩。這些,加上自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到佛萊的《批評的剖析》等西方經典,是我十多年來深感興趣、曾經研究的對象。這些中西典冊,都為我發出明亮的光,導我航路。
對文學理論的研究,我的興趣很大,可窮一生之力而為,但我卻不甘心只研究理論,更希望把理論研究之所得,落實於對作品的批評。於是形成了我十多年來致力的第二個範圍:對現代和當代中國文學的實際批評。《火浴的鳳凰》、《怎樣讀新詩》、《香港文學初探》諸書,收入了我這方面的一些成果。我把實際批評的範圍定為現代與當代文學,而不是古典文學,主要因為覺得我們的中文文學界,需要多些人從事當代作品的評論工作(「評論落後於創作」是我們經常聽到的一句話),也因為我對現代和當代的作品,有頗大的興趣。不過,我的實際批評對象,曾偶而兼及若干古典作品,似乎予人「越界」的感覺。其實,文心不分古今,佳作不限畛域,即使批評之筆,涉及異國詩文,也仍然是批評家份內之事。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越界」的現象,正好說明了文學理論訓練的重要:把握了理論,則不論批評的對象是古是令是中是外,做起批評來,就往往能得心應手,最少可以頭頭是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二十世紀這個講究方法學的時代,對研究文學的人來說,文學理論的把握,就是「器」的把握。然而,我這裡得交代清楚,好的批評家絕不是只懂理論的人,博覽作品也非常重要,而且比把握理論更重要。
《中國詩學縱橫論》的「詩學」一詞,英文是poetics,此詞的引伸義,則為「文學理論與批評」(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也可簡稱為「文學批評」或「文學理論」。此書收了三篇長文,論的都是中國以詩詞批評為主的文學批評。現在這本《中國文學縱橫論》,範圍較廣,所論不只詩而已,還包括小說,但此書的性質和前書一樣,都偏重於理論,而非實際批評。這本書中的多篇文章,雖然常常引述實際作品,以為分析說明之用,但是引述時往往為了印證某種理論,而非為了評析衡量作品本身的得失成就。《中國詩學縱橫論》的三篇論文,在一九七五年至七六年一年間完成。《中國文學縱橫論》的八篇論文,最早的成於一九七四年,最遲的成於一九八七年,前後相跟十三年。這兩本書的寫作時間不同,但上述那種「縱的透視」和「橫的比較」態度不變,說二書是聲氣相通相應的兄弟篇,道理在此。
這本《中國文學縱橫論》的論文分為三輯。第一輯論詩,有四篇。首篇〈唐詩的現代意義〉在香港浸會學院的「唐代文學研討會」上宣讀,時維一九八六年十月。此文後來曾在《中外文學》月刊上發表。第二篇〈春的悅豫和秋的陰沉〉在臺北的「第一屆國際中國古典文學會議」上宣讀,時維一九八五年四月。此文後來收入《古典文學第七集》,此為該會議的論文集。中國大陸出版的《比較文學講演錄》一當,曾轉載這篇論文。第三篇〈五四新詩所受的英美影響〉在臺北的「第五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上宣讀,時維一九八七年八月。此文後來收入《中外文學》的會議論文集專號。第四篇〈艾略特和中國現代詩學〉成於一九七四年底,當時我在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讀研究院,受了業師陳穎教授的鼓勵,寫成此文,投給臺北的《幼獅文藝》,訪刊在翌年分三期刊出,還配了多幅珍貴插圖。這是我在臺灣刊物上發表的第一篇非翻譯的文章,特別有紀念意羲。發表後夏志清教授來函鼓勵,又提出了寶貴意見。同年臺灣大學中文系柯慶明教授編《中國文學批評年選》,把拙作選入了。
第二輯論小說,有兩篇。首篇〈中國最早的短篇小說〉成於一九七四年,是這本《中國文學橫論》中成文最早的一篇。當時在俄大上業師李田意教校的課,得到啟發,引起我探索中國小說源頭的興趣;加上修習的另一科目「二十世紀文學批評」(講授的是俄大英文系James Battersby教授)讓我深入接觸佛萊(Northrop Frye)的批評名著,我認為西學可以為中用,於是寫成此文。文成徵投寄給香港胡菊人先生主編的《明報月刊》,不久後發表了;後來臺北的《幼獅月刊》也發表了此文,還把它收集在幼獅書店出版的《中國古典小說論集》一書裡面。臺灣師範大學中文系王熙元教授讀過本文後,同意我的觀點,曾為文推介本文。事見王著《古典文學,散論》(臺北,學生,一九八七)一書。本輯的第二篇〈醞藉者和浮慧者〉成於一九八六年,先後發表於《明報月刊》和《中外文學》等。陳幸蕙女士主編爾雅出版的《七十六年批評選》,收入本文。本文也是香港友聯出版社印行的《中國現代中短篇小說選》的一篇附錄文章。
第三輯論文學批評,有兩篇。首篇〈文學的四大技巧〉,原為香港市政局圖書館「中文文學通」的演講槁,成於一九八○年,曾先後發表於香港的《中報月刊》和臺北《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當時《人間》的主編是高信疆先生,他把這篇二萬多宇的論文,在日報的副刊分三天刊出,其魄力,以及對作者的厚愛,就像一九七六年他在《人間》發表我的〈詩話詞話與印象式批評〉長文時一樣。本輯的第二篇〈詩話詞話中摘句為評的手法〉在一九七八年完成,發表在《香港中文大學學報》第五卷第一期。
以上交代本書各文的寫作和發表等背景,一來為了向各地刊物的編輯先生致意──多謝他們允許我把各文匯集成書出版;二來則為了向多年來督導、鼓勵我的老師和朋友致謝。對學問的探求,雖然自問素來有濃厚的興趣;然而,孤燈下閱讀沉思執筆,組成字句,綴句成篇,其中的艱苦和寂寞,和孤舟在大海上夜航的經驗,殆無二致。寂寂的舟子,遇到相識或陌生的航海者,打個招呼,打打氣,露出欣賞的笑容,則舟子的安慰和喜悅,實難以形容。在無涯學海上繼續航行的信心和勇氣,就是這樣得來的。
這本書的草擬書名之一是《從比較文學角度論中國文學》,因為書中的各篇文章,多少都用了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的研究方法。〈五四新詩所受的英美影響〉和〈艾略特和中國現代詩學〉二篇,更一看而知是比較文學研究中的「影響研究」(influence study)。上文提到,面對如瀚海的文學作品,我既愛且懼。面對比較文學這個學科,我有同樣的心情。要兼顧中外,融匯貫通,建立體系,做一個卓然成家的比較文學學者,談何容易。我的心固然嚮往之,恐怕是始終不能至的。這本當和《中國詩學縱橫論》一樣,是航海者一些微小的收穫,雖然可以自慰,卻絕不能自滿。書中種種,很希望得到各方博雅君子的指教。
在此出版前夕,我還要多謝黃慶萱和周玉山兩位教授的愛護和幫忙,以及東大編輯部諸位工作的細心和效率。至於內子主理家務,使我得以安心研究和寫作,我的感念之情,自然不在話下。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