憂鬱的文化政治

這裡沒有對憂鬱的定論，沒有對理論的定論，也沒有更燦爛的憂鬱，更沒有一定要走向光明未來的答案。哀悼殘存 / 持續，在拒絕結束的憂鬱裡，開啟失落的意義。

給精神病患者：愛密麗．馬汀的〈我現在宣布，你是個躁鬱症患者〉，讓精神病院的的喘息與腳步聲可以被聽見，讓田野筆記中的人告訴你他們服藥與看診的故事。

給失語的詩人：麥克思．潘斯基〈憂鬱的辯證．序〉告訴你怎麼珍惜荒蕪的話。

給運動分子：海澀．愛〈拒絕的政治〉會告訴你為什麼總有人不陽光，走不出去，不敢參加遊行。

給左派與懷疑左派的人：溫蒂．布朗的〈抗拒左派憂鬱〉，以憂鬱症作為一種政治修辭，詮釋了左派的情感結構。

給期待快樂的人：在嘆逝與追憶之外，凱莉．漢彌爾頓在〈快樂的回憶〉裡重讀了但丁的話，「最巨大的悲傷，莫過於在悲慘中回想起快樂的時光」。

給不想不分的女同志：海澀．愛〈壞毀的身分認同〉裡有最驕傲、最不堪、最不被容許、最不應該被忘記的身分記憶。

給總覺得自己理論讀得太少的人：伊芙．可索夫斯基．賽菊蔻的〈梅蘭尼．克萊茵與情感造成的差異〉，從她小時候一個無法買到的大娃娃談克萊茵，讓理論成為一種互相了解的溫柔語意。

給groupies：愛密麗．馬汀的〈躁鬱簡史〉會告訴你為什麼我們會隨著樂團吶喊。

給當代的好孩子們：這個世紀要當活潑、快樂的小朋友才能上電視，能夠開朗、大方才會推甄得上不會讓爸爸媽媽失望的學校，克里斯多夫．連恩的〈不能再靦腆了〉會告訴你害羞是怎麼不見的。

給失落的人：朱帝斯．巴特勒在〈失去之後，然後怎樣？〉從歷史的尖叫聲裡告訴你哀悼的意義。

書介part II

憂鬱（症）的討論，常溯及佛洛依德的〈憂鬱與哀悼〉，在早期的精神分析中，哀悼是對失落的摯愛，或對某種抽象體所經歷的一種「成功」的心理過程，而憂鬱症則是這種轉化的失敗；但晚近討論這些語詞，已走向非單純的個人性或精神分析脈絡，《憂鬱的文化政治》主張哀悼、憂鬱症、懷舊、哀感、創傷、沮喪，不再只是一種失敗性的病態，憂鬱（症）或憂鬱書寫，其實是政治的──「情感」不只是精神分析論述處理的內容，而是一種社會、政治、法律、美學關係的建構，同時也漸漸形成一種情感政治。

伍德堯和大衛．卡贊堅在〈哀悼殘存 / 持續〉（“Mourning Remains”）所言：「失落」是一種「理論性的虛構」，“remains”不只是一種殘留，只是剩下的、得丟掉的殘渣般的過去，哀悼歷經著歷史、文化的政治性過程，而憂鬱具有它自己的意義。

當代人類學家愛密麗．馬汀《雙極探險》其中的〈躁鬱簡史〉，將藝術品味、流行文化視為一分析對象，敘述躁狂在美國如何成為一種病癥，以及躁狂如何成為當代被擁戴的文化現象。〈躁鬱簡史〉提到了許多中文讀者所熟悉的藝術家，紀德、梵谷、馬勒、普拉絲……在1980年代以後，他們因為憂鬱與躁狂而被認證為更「真誠」、「真實」的藝術家──憂鬱症的建構與行銷並不只建立在藥廠與醫院的消費關係，在一個躁狂歷史脈絡中，憂鬱被戴上花冠，輕躁狂是最受享譽的成功人格，這讓人看不清憂鬱所帶來的難捱與苦痛。

而愛密麗．馬汀在她的另一篇文章〈我現在宣布，你是個躁鬱症患者〉中，做了令人敬佩與感動的田野，她記錄了精神病院中的八個故事，所謂的譫妄、躁狂、情緒週期、思考障礙……等等病徵，是怎麼真實地發生在醫生與病人之間的權力關係，她批判性地讓讀者知道「病」是怎麼被宣稱、運作。而文中提到的藥物，全部都是台灣的藥單上看得見的，這份田野的中文化非常重要，它提供了病例書寫的中文視野，更拓寬了服用這些藥物的在地讀者能夠說出自己感受的可能性。

引爆在地的閱讀意義一直是《憂鬱的文化政治》的初衷。克里斯多夫．連恩的〈不能再靦腆了〉收於他的《害羞》一書，除了甫發行的英文版，在三、四年內間已譯有日文、韓文、法文等不同版本。希望連恩的作品第一次的中文化，能夠讓台灣很少被討論的「害羞」爭取一些發言空間。文中論述的是「害羞」、「靦腆」等詞彙所形容的人格特質，漸漸地在1980年代成為了一種需要被定名與治療的疾病。扭捏、內向、古怪、拘謹等等與害羞相關的氣質，漸漸成為了「社交恐懼症」、「逃避型人格障礙」等等病徵。「害羞」的修辭內涵與其所指徹底的轉化了，面對「社交焦慮」的疾病與威脅，只能夠「不再靦腆」。

盡力想讓「憂鬱」能展現出最大張力，《憂鬱的文化政治》選譯了溫蒂．布朗的〈抗拒左派憂鬱〉，布朗以「憂鬱症」作為一種政治修辭，她所批評的左派，總眷戀著過去，總凝視著過往的政治依附，不願意卸下悲傷，也不憧憬復元，於是自戀 / 戀物的憂鬱症結構，讓政治只能朝向一種永遠失落的哀痛；抱緊過去的耽溺慾望，超越了任何現今對於政治動員、結盟，或是轉變的投資的可能性。

當代最重要的理論家之一朱帝斯．巴特勒，她在〈失去之後，然後怎樣？〉一文，鄭重地面對憂鬱，以哀悼的特殊位置，回應了「時間」與「歷史」的複雜性，她認為正是在「失去」裡，銘刻了所受的磨難、暴力、汙名，而早期精神分析中「癱瘓業已麻木」的狀態，其實正賦予了歷史的新的創造性，哀悼可以賦予主體戰鬥力、能動性。哀悼的暴露與「由內翻外」，正是她「然後怎樣？」的問題，哀悼的「時間」、「歷史」，就是身體性地、肉體地與物質相遇的政治。

《憂鬱的文化政治》透過麥克思．潘斯基在〈憂鬱的辯證．序〉試圖延伸對憂鬱書寫的關注，在台灣已經擁有了中文化的傅柯關於「自反性語言」的思想資源，提供了許多關於沈默、空白的話語的政治，而克里斯德瓦的《黑太陽》可以說是做了一種失語的重要標誌，她試著將語言的解構與作者的情感狀態做出連結，《黑太陽》裡誠懇的告訴讀者，書寫憂鬱的意義，正是因為遭受憂鬱折磨的人所書寫的每一個文字都是來自憂鬱──而麥克思．潘斯基接著說，這是「以書寫填滿了『蒼白的倦怠』，那空白的一頁」。麥克思．潘斯基藉班雅明對歷史主義者的批判，對憂鬱書寫作出了進一步的解釋，他認為正是憂鬱書寫可以抵抗這收編的歷史體系，而「那空白的一頁」就是憂鬱書寫。凱莉．漢彌爾頓在〈快樂的回憶〉一文裡圍繞著雷納多．阿里納斯的自傳《在夜幕降臨前》展開分析，她強調了「快樂」在政治中如何地得來不易，更告訴讀者書寫「快樂」背後的重要與艱難。「快樂的政治」絕非是企圖擦拭掉壓迫與悲傷的記憶，也不是要把所有的事都看成快樂，更不可能是對悲傷與憂鬱的「超克」或是「放手」。〈憂鬱的辯證．序〉與〈快樂的回憶〉分別回應了中文語境裡對「失語」的寫作語言狀態的認知，以及對文學史中「嘆逝」的追憶傳統，企圖讓文學中的憂鬱能夠更深的問題化。

瑞克里芙．霍爾的《寂寞之井》在英語世界有著曖昧性的崇高地位，它既是最被廣泛閱讀的同志文本，同時也是讓拉子困擾、憎恨的作品。書中主角史蒂芬太過時、太逕渭分明的陽剛認同，在訴求流動、進步、拋下悲情的當代論述中，實在太不政治正確，並且滿溢的絕望、自恨，讓理論家們想要從中找正面的可能性都無法辦到。在〈壞毀的身分認同〉裡，海澀．愛認為史蒂芬之所以受爭議，正因為她受苦、自厭、愛的挫敗與絕望，都恰恰為近代同志形象的相反典型，她批判性認為越是閃避、跳躍、轉化甚至是誤讀史蒂芬的困境，反而越顯示出造就同志困境的社會規範的有效性；但正是要回頭看待自身的厭惡、羞慚又難以切割的拉鋸，才有可能接納並且開始處理酷兒歷史的艱難性。〈拒絕的政治〉裡，海澀．愛延續了她的關懷，把命題放在美國酷兒運動裡常被拒絕、抹拭的壞情感。她認為情感裡不論好的與壞的，兩者都構成了運動的可能；她追認這些沮喪、不正確的情感，試圖為這幾乎是羞恥的秘密的長遠歷史作些辯護。雖然這些壞情感看似根本就是對行動無益，更甚者就任何傳統意義上的能動性而言，它們會使得那些如此感受的人喪失資格。但海澀．愛的訴求，正是期待一種政治能動性的視野，而它所處理的政治性，是可以將所經歷的壞情感，納入希望修復的傷害之中；因為，能夠認可這些苦難的存在，並藉此發展出的相關論述，才是能夠處理酷兒經驗的運動。

當代酷兒與女性主義運動中重要的推動者伊芙．可索夫斯基．賽菊蔻，在逝世前完成了〈梅蘭尼．克萊茵與情感造成的差異〉，她在罹患乳癌多年後，想到了從年幼時就經常幻想能夠抱著的、卻一直沒能買到的大娃娃，並且以這個大娃娃替克萊茵的理論做了一個巧妙、溫暖而厚實的譬喻。賽菊蔻從情感層面來理解理論，直接靠近讀者的真實人生，在「抑鬱型位態」的概念中，她看見「憂鬱」能動性與創造力的可能，在「妄想型—分裂型位態」中，她充滿同理心地試圖解釋1980、90年代初期面對愛滋恐懼時，酷兒理論所衍發出來的動能，及其後續發展的疲態及限制，她的文字並不是為了批判運動路線的正確與否，更像是期盼著讓參與運動的人可以減少一些生活中的困頓與煎熬。在這篇文章中讀到的是賽菊寇理解理論的溫暖、寬大的大格局，雖然她小時候沒有買到合意的大娃娃，但閱讀她的文字，正如抱著一個她給讀者的大娃娃。

希望《憂鬱的文化政治》也會是讀者手中的棉花糖與大娃娃，希望在這本書的盡頭，不論是不是藥效的副作用，不論酒精與政治正確的比例，不論我們的身體毀壞與不宜人居的程度，我們都可以靠近一點。

編者簡介
劉人鵬

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閻若璩與古文尚書辨偽：一個學術史的個案研究》、《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並與丁乃非、白瑞梅合著《罔兩問景：酷兒閱讀攻略》。

鄭聖勳

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美術設計與網頁編輯。文字作品散見於香港《字花》雜誌。

宋玉雯

清華大學中文系、社會所畢業，文字工作者。現就讀於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班現代文學與文化研究組。

作者簡介
愛密麗．馬汀（Emily Martin）

現為美國紐約大學人類學系教授。研究領域包括科技人類學、醫療人類學、性別、文化心理、歷史精神病學、英國社會文化等。著有《身體裡的女人：生產的文化分析》（The Woman in the Body: A Cultural Analysis of Reproduction, Beacon Press, 1987）與《雙極探險：美國文化中的躁狂與抑鬱》（Bipolar Expeditions: Mania and Depression in American Cul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等，另與希爾．蓋滋（Hill Gates）合編《台灣社會的人類學》（The Anthropology of Taiwanese Socie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其知名論文〈卵子與精子：科學如何建構了一部以男女刻板性別角色為本的羅曼史〉（“The Egg and the Sperm: How Science Has Constructed a Romance Based on Sterotypical Male-Female Roles”），中譯曾收錄於《科技渴望性別》（群學，2004）。

克里斯多夫．連恩（Christopher Lane）

現為美國西北大學英語系教授。教學與寫作領域包括維多利亞時期與當代英國小說，並專長於19世紀心理學、精神病學與知識史等。著有《仇恨與文明：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反社會生活》（Hatred and Civility: The Antisocial Life in Victorian Englan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與《害羞：正常行為如何成為一種疾病》（Shyness: How Normal Behavior Became a Sicknes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害羞》自出版後已廣譯為日文、韓文、法文。連恩替《今日心理學》（Psychology Today）撰寫部落格「副作用

伍德堯（David L. Eng）

現為美國賓州大學英語系教授。研究領域包括美國文學、亞美研究、亞洲移民、精神分析，並專長於批判種族理論、酷兒研究與視覺文化。著有《種族閹割：亞美陽剛的治理》（Racial Castration: Managing Masculinity in Asian Americ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另與大衛．卡贊堅編有《失落：哀悼的政治》（Loss: The Politics of Mourn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大衛．卡贊堅（David Kazanjian）

現為美國賓州大學英語系教授。研究領域包括19世紀跨國美國文學與歷史研究、政治哲學、歐陸哲學、拉美移民研究、殖民論述研究和亞美尼亞流離研究，曾發表多篇關注北美—亞美尼亞流離的文化／政治研究的相關文章。著有《殖民伎倆：早期美國的國族文化與帝國公民身分》（The Colonizing Trick: National Culture and Imperial Citizenship in Early Americ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3）。

麥克斯．潘斯基（Max Pensky）

現為美國紐約賓漢姆頓大學哲學系教授與系主任。研究領域包括當代歐陸哲學、社會和政治哲學、法政哲學和國際關係等。著有《團結的盡頭：倫理與政治論述理論》（The Ends of Solidarity: Discourse Theory in Ethics and Politic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8）和《憂鬱的辯證：班雅明與哀悼劇》（Melancholy Dialectics: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Play of Mourning,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3）等。

海澀．愛（Heather K. Love）

現為美國賓州大學英語系副教授。研究領域包括性別研究、酷兒理論、當代文學、情感研究、電影和視覺文化、精神分析、種族和民族學批判理論等。著有《倒退的感覺：酷兒歷史的失落與政治》（Feeling Backward: Loss and the Politics of Queer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她曾主編《新文學史》（New Literary History）特別專號「在認同政治之後有什麼生活？」（Is There Life after Identity Politics?）。

伊芙．可索夫斯基．賽菊蔻（Eve Kosofsky Sedgwick）

長年任教於紐約城市大學英文系、女性與社會研究中心，2009年因乳癌過世。賽菊蔻在1985年出版成名作《男人之間：英美文學與男人的同性社交慾望》（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之後的《衣櫃認識論》（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奠定了她在酷兒理論中的地位。《與愛對話》（A Dialogue on Love, Beacon Press, 2000；心靈工坊，2001）則是賽菊蔻的憂鬱症手記， 結合了對話與詩，呈現了她與心理治療師的交流歷程。賽菊蔻1998年時曾應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之邀來台發表兩篇論文：〈如何將孩子教養成同性戀〉與〈情感與酷兒操演〉（收於性／別研究第三、四期合刊《酷兒：理論與政治》，中央性／別研究室，1998）。

凱莉．漢彌爾頓（Carrie Hamilton）

現為英國倫敦羅漢普頓大學藝術學院教授、羅漢普頓性／別研究中心主持人。研究領域包括性／別史、女性主義、口述史、文化記憶、政治與革命運動、西班牙與拉丁美洲歷史、拉美裔研究等。最新發表的文章是〈性／別政治與社會主義的居住：古巴革命中的建設家園〉（“Sexual Politics and Socialist Housing: Building Homes in Revolutionary Cuba”），收於《性別與歷史》（Gender & History 21, 2009）。

溫蒂．布朗（Wendy Brown）

現為美國柏克萊大學政治學系教授。研究領域包括政治學史、19與20世紀歐陸理論、批判理論、文化理論、女性主義理論、批判種族理論、後殖民理論等。她批判地置疑權力位置、政治認同和當代民主中的政治主體性，以交織理論之間的對話知名，如：馬克思、尼采、韋伯、佛洛依德、法蘭克福學派、傅柯、當代歐陸哲學等。〈抗拒左派憂鬱〉一文曾同時收錄於《失落：哀悼的政治》和《沒有保證：霍爾紀念集》（Without Guarantees : In Honour of Stuart Hall, Verso Press, 2000）。著有《傷害的狀態：晚期現代性中的權力與自由》（States of Injury: Power and Freedom in Late Modernity, Princeton, 1995），並與珍娜．哈莉（Janet Halley）合編《左派律法主義／左派批評》（Left Legalism/Left Critiqu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現為美國柏克萊大學比較文學及修辭學教授。研究領域包括女性主義理論、性／別研究、近當代歐陸思想等。她於1990年代發表了許多影響深遠的作品，如：《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Routledge, 1990；桂冠，2008）、《身體至關重大：論「性」的話語界限》（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Routledge, 1993）和《權力的精神生活：服從的理論》（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等，對權力、性別、身分認同與情感政治的分析批評多所卓見。

譯者簡介
林家瑄

清大外語所畢業，曾任藝術行政。自由譯者，譯作包括《兩位嚴肅的女人》（行人，2007）等，現為期刊編輯。

洪凌

英國薩克絲大學（Sussex University）英國文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文化比較所博士候選人。現專事小說創作、論述撰寫，以及翻譯。小說創作包括《銀河滅》（蓋亞，2008）、【宇宙奧狄賽】系列共六冊（成陽，2000-2003）、《不見天日的向日葵》（成陽，2000）、《末日玫瑰雨》（遠流，1996）、《肢解異獸》（遠流，1995）等。論述著作包括《魔道御書房》（蓋亞，2005）、《酷異劄記》（萬象，1996）、《魔鬼筆記》（萬象，1996）等。譯著包括《少年吸血鬼阿曼德》（時報，2009）、《通往女人國度之門》（繆思，2006）、《女身男人》（繆思，2005）、《黑暗的左手》（繆思，2004）、《銀翼殺手》（一方，2004）等。

翁健鐘

台大歷史系碩士。嗜閱讀，曾任期刊編輯、翻譯。

區立遠

台灣大學哲學碩士，德國杜賓根大學古典文學碩士。

張永靖

台灣大學外文系畢，國立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所碩士生。

楊雅婷

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美國哈佛大學教育碩士，現從事翻譯。譯作有《關於美之必要》（天下雜誌，2008）、《巧克力時尚之旅》（天下雜誌，2007）、《馬戲團之夜》（行人，2007）、《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左岸文化，2005）、《童年之死：在電子媒體時代下長大的孩童 》（巨流，2004）、《啥都瞭了》（行人，2004）、《阿茲海默症》（天下雜誌，2003 ）等，以及多篇學術論文。

鄭亘良

中央大學英美語文學系碩士畢業，碩士專攻性／別研究、酷兒研究、文化研究。曾替《電影欣賞》與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超薄會議翻譯學術文章。日日春關懷互助協會義工。熱愛電影。

鄭聖勳

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美術設計與網頁編輯。文字作品散見於香港《字花》雜誌。

各方推薦

朱天心（小說家）、何春蕤（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李根芳（師範大學翻譯所）、柯思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陳光興（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陳冠中（作家）、游靜（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作家、導演）、蔡英俊（清華大學中文系）

憂鬱，投資與罔兩翻譯
Melancholia, Investment and Penumbral Translation
劉人鵬

不知從何時開始，因著一些機緣，我在科幻、動漫作品裡讀到比經典學術更深刻精緻、更複雜動人、也更面對眼前世界真實層的軌跡。進入21世紀後，大學校園裡評鑑、競爭、排名的機器啟動，逐漸生產能夠適應量化評鑑遊戲規則的學人學風，指導著年輕學者如何在學院生存。據說學術成就意味著要年年生產迎合既有期刊品味、不要得罪想像的評審委員或資深學者的論文；而我們的大學生在系所評鑑訪談中被要求覆誦零碎的經書知識，覆誦系所教學目標給評鑑委員聽。評量的機器斤斤計算著一年有幾個學生考上本科系研究所，幾個計劃，幾篇論文，幾個傑出，幾個……，幾個正確，幾個不符標準。在一場場令人窒息的計算與「頂尖」風暴裡，所幸，總有新天使背對著未來，看見災難，並執意要哀悼大災難中的屍骸；總有斷垣殘壁，憂鬱地堅決不忘記過往，執拗活在每一刻的現在，帶著傷痕走未來。比現實更現實的動漫、憂鬱、畸零與斷垣殘壁，竟成為最富意義的探索地點。

這本譯文選輯來自幾年前鄭聖勳的建議。當時我推薦（或指定）了一些情感政治相關著作給擔任計劃助理、正在準備學科考的聖勳。聖勳總是那麼對於耽溺的憂鬱別具洞見、又那麼熱情洋溢而興奮感動地閱讀這片情感政治的新大陸。他認真提議：我們何不把這些好文章「中文化」，讓更多習慣使用中文的人讀到呢！他擔任研究助理，除了資深動漫迷的閱讀及生命為計劃帶來無可計算的貢獻，同樣重要的是，他總是那麼具有憂鬱的創造性以及含蓄的運動性，不計代價地為計劃提議如何分享成果的實踐方式。我則總是怯怯地覺得我還沒有準備好，我讀得還不夠完備，想得還不夠周全，我還沒掌握清楚，我是中文系的，恐怕在這個新領域沒有可被信任的標籤……。遲疑了好一陣子，也不記得從哪一刻開始，編譯這本文選的繁重但卻如探險般新奇的工作竟然真的開始了！也許因為有宋玉雯的加入吧，她有專業編輯譯書的經驗，一切變得那麼順利可行。而我仍然怯怯於有所不足。其後的過程，似乎總是宋和聖勳對於憂鬱知識、情感與行動的熱情專注與源源不斷的創意回饋，感動著我做這做那。

從選文到翻譯，都不容易。原先我們一直希望這本譯文選不要只是單向翻譯英文作品，雖然憂鬱與情感政治從某方面說的確也是英美人文學晚近的轉向，但我們目的並不在於完整引介一個學院新興研究。從真實的議題性著眼，早先曾經構想譯介不要侷限於英文，而能包括韓國、日本、印度、台灣等地學者的著作，但工程太大資源不足，掙扎一陣子後，終於決定暫先只譯英文，但以每篇譯作之後放上一篇短文回應的方式，希望表達我們注重的是在地能夠激起的回應。情感政治可以回應的社會、政治、運動、文學批評及創作等面向相當多重，目前我們收入的回應也許比較多從切身經驗出發，多偏向文學與個人，相信出版之後，閱讀的回應當然不會侷限。另外一方面，我認為目前的回應在某種程度上的情感耽溺，其實也是一種姿態，探索著中文學術正統對於情感的規範性、自然化與稍嫌貧瘠的語彙。

至於翻譯，幾位譯者都十分盡力，也許最令人感動的是多位譯者表達在翻譯過程中不僅是工作，而是閱讀到具啟發性的論文。翻譯應該是件從失落了原初意義而開始的工作吧，不得不在憂鬱的過程中愛恨交織地糾纏於早已失去的摯愛本意。在意識層，我想我們都盡力想要正確傳譯了，例如譯者張永靖，為了一個句子，除了請教幾位學者，甚至還寫信給原作者討論，尋求更好、更接近的譯法。然而對於翻譯必然會有的不完美，也許我們可以學習魯迅說的，他將自己還不夠順暢、還不盡令人滿意的翻譯定位於從「無有」到「較好」的暫時性歷史承擔：一旦出現了更好的譯法，就自然要被淘汰。

翻譯的過程也有些意外的發現與學習。舉個例子來說，多篇論文中出現investment這個字，脈絡是關於精神能量或心理情感的投資，與金錢無關。但是幾位研究生譯者（不論來自中文系或英美文學系）在初次翻譯這個詞時，不約而同都會刻意避開「投資」二字，而選用「投注」等詞，很不願意在討論情感的脈絡中，使用日常語用與理性計算有關的「投資」二字。這種不願意，在知識層次的理由，會訴諸「中文」甚至「中國文化」的情感倫理－美學問題：「投資」涉及報酬，他們認為「在中文裡」，情感是純粹的，不求回報並且與金錢無關（這時我總會提醒：當代台灣的中文「投注」同樣也涉及金錢啊，例如「樂透投注站」）。我們發現：這個在遣詞用字上的掙扎，基本就顯示了對於「中文」某種文化－倫理－美學認知的情感投資，而這種投資在翻譯過程中面對的挑戰，不止知識上需要重新瞭解異脈絡的知識經濟，同時更涉及心理及情感上對於幻想或假設了「純粹情感」之世界的美學依戀，這個協商過程並不容易。類似的認知－情感－美學投資所面臨的爭戰，在近代中國翻譯過程中，曾透過論戰展現。

以梁實秋（1903-1987）與魯迅（1881-1936）在1930年前後關於翻譯及文學階級性的論戰為例，就顯示了左右兩種立場對於翻譯的主張，如何反映某種倫理－美學上的情感投資，特別是右傾含蓄美學如何以語言的艱澀或順暢問題，在語文的戰場上試圖維繫既有現實不受干擾。

梁實秋在〈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一文中，批評魯迅譯筆「別紐」、「艱澀」，近乎「死譯」、「令人看不懂」。在另一篇文章〈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主張「文學沒有階級的區別」，批評「無產階級文學」理論上既不成立，實際上也只是口號。魯迅意識到梁實秋對他譯筆的批評，其實是文學階級性批評的餘波，與「新月社」集體性的立場有關，於是以〈「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一文同時回應梁的兩篇評論。魯迅與梁實秋在論述策略上一個為魯迅所指出的重要不同是：梁實秋不知不覺就用「我們」來說話，假設了思想與言論意見以及語文「可懂」的統一性，而魯迅很清楚這種修辭的虛幻性。他指出：當「思想不能統一」、「言論應該自由」時，應該認識到：既有「我們」，就必有我們以外的「他們」，魯迅提醒梁實秋，自己是新月社的「他們」，不是梁所謂「我們」的語感可以完全涵蓋的。梁實秋曾批評Proletary這個字的涵義不「體面」，事實上，單憑這恰恰表達了美學－道德－情感層面之階級品味心理投資的「體面」二字，就夠使梁完全無法理解「無產階級的文化」或「普羅列塔利亞的文學藝術」了。對於翻譯文字的閱讀，梁也不經意提出了也許是說溜了嘴的一句話：寧願誤譯，只要讀來「爽快」就好。梁實秋站在一個自己的爽快代表全天下爽快並且假定天下只有一種爽快的位置上，評判語文的可不可讀，同時並不慾望那可能干擾既有爽快的正確譯法，而魯迅指出了這種「爽快」的特定性，並且指出：某些翻譯者的使命感或翻譯倫理是特定的，無法回應那些主張「全人類」、「超階級」的讀者。

對於基本上承載了異己或異文化的翻譯文字，所謂「語感」或讀不讀得懂，某些時候與不知不覺黏著在既定語詞上的審美、情感、慾望、價值等等的精神投資關係密切，這也就是梁實秋在批評時順口溜出的「體面」、「爽快」等詞。這個論戰顯示：語文的「看得懂」或看不懂，可能已經是某種精神投資的結果。魯迅拒絕梁實秋所慾望的「體面」與「爽快」之外，主張「翻譯──除出能夠介紹原本的內容給中國讀者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創造出新的中國的現代言語」。於是，破壞或干擾既有的「體面」與「爽快」，也就成了不得不然，於是，他也必須有整套不同的翻譯方案，以回應那些已然投資不同的現實性以及未來性。

十餘年來，我與丁乃非教授、白瑞梅教授一起在性／別領域裡從事我們稱之為「罔兩問景」的研究工作。現在我跟宋、聖勳一起編譯這本憂鬱政治的譯文讀本，經常感覺既神秘又污名的憂鬱（症）也是一種不同的罔兩性。許多的憂鬱同樣有衣櫃現象，於是，要尋找語言述說憂鬱也就彷彿在不同的投資位置之間進行不同層次的翻譯，這中間體會到的難以「順暢」通常會成為不得不進一步反思的起點。我嘗哀悼「罔兩」這個詞彙在現代漢語中已然失落。古典文獻中，它曾經有影外微陰、無所據依、木石之怪等義。當初丁乃非發現這個值得探索的語彙，我們一起思考「罔兩」，用的是「影外微陰」這個意義。百餘年前，當近代文言與白話交接時期，嚴復（1854-1921）在《英文漢詁》（1904）一書中，介紹英文文法，指出外語名物區分陰陽性別，但又有非陰非陽一類，他說「物之無牝牡陰陽可論者，別立一屬，謂之罔兩Neuter Gender，罔兩者非此非彼，兩無屬也」。他以「罔兩」翻譯Neuter Gender。嚴復對「罔兩」一詞的理解，又見於其評點《莊子》：「凡物之非此非彼者，曰罔兩。魑魅罔兩之罔兩，介於人鬼物鬽之間者也。」罔兩是「既非人鬼，又非物鬽」、「既非明光，又非闇影」。嚴復使用「罔兩」這個詞，捕捉了一個恍惚流蕩而無法確指的位置。何以將非陰非陽之性別譯為「罔兩」，劉半農解釋道：「嚴先生譯『中性』為『罔兩』，是以『罔』字作『無』解，『兩』字指『陰陽兩性』。」嚴復沒有把Neuter Gender譯成「中」或「第三」等定位字眼，而是以否定性的「兩無屬」、「既非……又非……」的「罔兩」來表達這種沒有或不在既定位置的位置，這個譯語，既掌握了一種對於兩端之間不一定是「中」的結構－倫理認識，同時也賦予一個古典辭彙新生的契機。事實上，考查英文辭典對這個字的解釋，也多半以“neither……nor”的方式來表達。

然而，這個譯詞跟嚴復大部分的翻譯一樣，在白話通行之後，因「過於雅馴」，被學者認為不足取而「退出漢語語義場」。就這個例子而言，一個語詞的失落，並不止是一個語詞，而是一種位置的認知與投資，因為更多人流暢地投資於兩端之間就是「中」的知識－倫理－美學。現代漢語久已失落或遺棄了這個位置的辨識與投資，當我們重新使用「罔兩」時，就意味著必須更迂迴地調度或借用更多別的位置的符號，來試圖貼近並賦活這塊語言已然荒蕪的廢墟。由於別的符號在別的位置已然承載了別的投資，調度的結果是書寫與閱讀過程中必然產生的「不順暢」，以及看似「捕風捉影」。「罔兩問景」的書寫過程中，「不順暢」有點像是在某個失去罔兩的語言廢墟與各種不同的投資纏鬥。舉例來說，「含蓄」在抒情美典的傳統裡，已然投資了過多的詩學美感，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想像裡，也投資了過多的社會－政治－美學情感，它的力道正來自一種對於遮蔽性之修辭的投資：假設含蓄是「純粹而不涉及權力」，而且含蓄的主體是象徵秩序的代理人──超越性／別及各種精神狀態差異的人文主義全人類。於是，當我們想要從「罔兩」的位置說：有時「含蓄」不是說某某人很含蓄，然後造成什麼影響，而是說含蓄的機制，含蓄自己在做事情，產生什麼樣的效應時，就格外困難，因為沒有現成的語彙，也沒有這種情感投資。流暢的中文很多時候是要直接或間接包含（正常精神道德性）的（形）主體，如果試圖要說明有一種機制，這種機制跟個人動機無關，不是哪一個人在做什麼，造成什麼效果，而是與個人既無關又緊密相關的機制，與個人能動性一起作用，這樣的說話或書寫分析，彷彿一定要與各種既有的投資奮戰。

編譯這本文選的過程，要感謝很多朋友。中央大學的謝莉莉教授學術專長就是憂鬱與情感政治，在選文之初提供了我們相當完整的書單，以及見地深刻的評論。何春蕤教授在極忙碌的行程中還抽空幫我們讀過幾篇試譯的初稿，提出一針見血的意見。易鵬教授曾細細看過幾篇試譯稿，王文基教授則對於我們的提問給了很詳細的答覆並提供重要資料。資深專業翻譯黃文俊讀了多篇譯稿，何姿瑩老師也讀了部分譯稿，他們提出了許多中肯的修訂意見。宋玉雯在洽商翻譯版權的過程中，獲得謝佩妏、林家瑄、宋剛關鍵性的幫忙，在編校排版過程中，中原造像葉惠婷、張依宸的全力協助，以及行人文化實驗室周易正的專業諮詢，我們都滿心感謝。另外，起初曾經選譯一篇日文作品，由鄭聖騫翻譯，並請日語系的李尚霖教授幫忙讀試譯稿，雖然目前我們暫時放棄收錄日文譯作，仍想在此感謝曾經幫忙的朋友，希望日後有機會出版。最後，我在閱讀過程中，一遇到問題，就會敲MSN上的白瑞梅、黃道明、何春蕤、謝莉莉，她們無論多忙，總會跟我討論，白瑞梅會不厭其煩地提供英文母語脈絡的多重意涵；黃道明目前從事情感政治研究，總會分享最新的書單與研究心得和觀點，有時更提供神來之筆的譯文修訂，曾經還有涉及母語脈絡較難理解的語彙，連Tim都從英國那端幫忙。感謝MSN與好朋友！當然，所有的疏失及錯誤都是我自己的責任。

哀悼有時
鄭聖勳

哭有時，笑有時；哀慟有時，跳舞有時……
拋擲石頭有時，堆聚石頭有時；懷抱有時，不懷抱有時……

《舊約．傳道書．第三章》

〈哀悼持續／殘存〉（“Mourning Remains”）是這本文選的開始，我們並不希望“remains”只是一種殘留，只是剩下的、得丟掉的殘渣般的過去，而是重新檢視這「發生過的、並且也一直持續著的哀悼」對我們的生命產生了什麼意義；哀悼有時，因為哀悼歷經著歷史、文化的政治性過程。其實這本文選也算是種種殘存的某種交會點吧，不再只是將憂鬱（症）看待為一種病態的移置、移情作用；憂鬱不僅是為了要克服創傷而作為阻礙存在，也不僅是悲慟的耽溺與消沈；我們希望將憂鬱看待成一種我們自身所經歷的生命，是歷史的，文化的，政治的，憂鬱具有它自己的意義。希望這段時日編選與譯介的過程，能讓憂鬱與憂鬱的生命能夠獲得多一點點的詮釋與語彙，讓這些難熬的過往時刻，能夠被多一點點珍惜。

繼續活著，不過能選擇的姿態很少，能夠承載生命的詞彙也很少。或許有點像是柳宗元的自敘，「嘻笑之怒甚乎裂眥，長歌之哀過乎慟哭」，這是一個多麼令人沈痛並且驚恐的表情；輕鬆的笑語的詼諧，比兇狠地、瞪著裂開的眼睛的憤怒更需要力氣；優美的歌詠著的悲傷，比放聲大哭更為淒涼。這不是正訴說著：「你怎麼知道我這若無其事的樣子，難道不正是世間最悲哀的表情嗎？」

憂鬱（症）的討論，常溯及佛洛依德的〈憂鬱與哀悼〉（“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1917），在早期的精神分析中，哀悼與憂鬱症都是因為「失落」，哀悼是對失落摯愛或某種抽象體所經歷的一種「成功」的心理過程，而憂鬱症則是這種轉化的失敗，這是原欲（libido）的轉化與移置；但晚近討論這些語詞，已走向非單純的個人性或精神分析脈絡，而是如伍德堯（David L. Eng）和大衛．卡贊堅（David Kazanjian）在〈哀悼殘存／持續〉所言：「失落」是一種「理論性的虛構」，我們希望試著轉移佛洛依德關於原欲的認識，讓哀悼不再限於一種對原欲的永恆失落或轉移，而是一種主體的情感投資（emotional investment）的再現過程，藉由重新解釋「憂鬱（症）」的方式，使得「憂鬱（症）」不再如早期佛洛依德理論：讓哀悼、憂鬱症、懷舊、哀感、創傷、沮喪論述，不再是一種失敗性的病態，而是一種理解與實踐，都可能有著積極創發性的能量。憂鬱（症）或憂鬱書寫，在表面的漠然／懶怠（acedia），或是個人主義、內心世界的探索等等的詮釋之外，其實是政治的──「情感」不單單如傳統以為的，只是精神分析論述處理的內容，而是一種社會、政治、法律、美學關係的建構，同時也漸漸形成一種情感政治。

或許不在憂鬱（症）的視野底下，我們所認知的歷史、社會文化，就不會是完整的；因為藉「成功地哀悼」展開的修辭結構（譬如我們目前多數採取的精神分析、文學批評，或是社會經濟研究），多半將憂鬱症與瘋狂視為一個人主義的、內心探索的、邊緣的主體性政治──但很有可能說話者的立場，其實正是同一精神狀態的反面位置，也就是說：不論這哀悼的工作完成與否、不論成功或失敗，所謂的國家主義、進步主義、現代性、集體性，其實也是延續著哀悼的過程所建構的；若沒有一個邊緣的、流離的、內心世界的，或是哀悼的主體位置，那麼，這些「不哀悼」的狀態也不可能被詮釋。所以，是因為憂鬱（症）的軌跡得以被追認，我們的社會結構才有可能被分析，我們才因此成為了我們。

依據教育部函規，新生入學前必須完成「心理健康諮詢／憂鬱症篩檢」才能夠完成入學手續，其中的問題包括了「你會失眠嗎？」、「面對人群時會緊張嗎？」等等，如果誠實、認真地完成這份問卷，應該全台的同學們幾乎都會被判定患有各式各樣的精神疾病。它們是不甚具有辨別力的問題，若是我們把問題換成「您喜歡吃雞排或滷味嗎？」、「每天都想喝啤酒或珍珠奶茶？」等等，然後就以這些問題判定回答問題的人是否具有高血壓或糖尿病，其中的粗糙與荒謬似乎就更顯而易見了。這是一個很危險的篩檢，因為這些問題以及其背後的病癥化修辭無法區辨，所以填寫問卷的我們也會變得無法表意。是不是需要幫忙呢？我的身心狀況已經是病徵了嗎？該把自己病理化嗎？這些極其重要的問題，都是我們從這蒼白的語境中必須面對的。

憂鬱症的診斷書，同時也是病患購買藥品的收據。從被診斷為需要用藥的時候開始，病患就進入了這龐大的藥廠－醫院結構。精神科藥物的龐大商機與同樣龐大的副作用，總是惡名昭彰地招致了許多批評，例如《藥你生病》（Selling Sickness）這本書。第一次看到這本書的序言，其實是來自高中同學寄給朋友們的群組信，這篇文章的語氣十分火爆、怒不可遏，對於行銷憂鬱症藥品的痛惡躍然紙上，但這封信又夾雜在他寄來的一堆網路笑話與女明星的走光照片之間，字語裡的憤怒，在閱讀時幾乎閃著異樣的顏色：

本書〔《藥你生病》〕揭露了製藥業最新的多層次行銷，技巧不斷翻新，疾病接二連三出爐，於是形成了一種模式：為了擴張藥品市場，出現了改變我們對疾病思考方式的公式。

本書中所揭露的疾病，並非絕無僅有的例子，而是目前所知最具戲劇性、最引人注目、最新的案例。

一旦了解這種公式，就會了解藥廠所玩的把戲，也會發現疾病行銷的巫術無所不在。〔……〕

三十多年前，有一位想法獨到的思想家伊凡．伊立奇（Ivan Illich）提出警告表示，有一種日益壯大的醫學組織，正在進行生命「醫療化」，挖掘人類對付現實生活中，痛楚與死亡的能力，把太多正常人變成病患。

引文中的批評非常深刻、尖銳，嚴正地提醒讀者憂鬱症不只是情緒性的疾病，更是藥廠的商業行銷把戲，但是在台灣，類似文章最廣為流傳與轉載的地方，其實多是賣草藥、賣天然食品的網頁。放置於在地性脈絡的引用脈絡裡，它轉譯成了一則廣告，而且是一則很有效的廣告（其實高中同學轉寄來的就是一則廣告）。類似文章在台灣能成為有效的廣告或許有幾個關鍵性的原因，首先是對於藥物副作用的明確考證，其次是作者用以抗拒「憂鬱症」的診斷時，往往同時也建構出一個「健康的人」的原型；「他」似乎是完全原生的、完整的，情緒困擾完全不需要透過「人工」、「邪惡」的藥物解決的人。

台灣的憂鬱症工業需要更多不同面向的討論，我當然不排斥草本藥物（除了太貴的之外），但閱讀批判憂鬱症的藥廠工業的作品時，在台灣的脈絡總是面臨到相同的情況，很難迴避這位總是會被召喚出場來抵抗憂鬱症診斷的「健康先生」。而能遇見當代人類學家愛密麗．馬汀的作品《雙極探險》（Bipolar Expeditions）真是一件令人興奮又感動的事情，我們選譯了〈序論〉中的〈躁鬱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Manic Depressive”），不直接從憂鬱症行銷來談這個議題，而是透過躁狂在美國如何成為一種病癥，以及躁狂如何成為當代被擁戴的文化現象。〈躁鬱簡史〉提到了許多我們熟悉的藝術家，紀德、梵谷、馬勒、普拉絲……在1980年代以後，他們因為憂鬱與躁狂而被認證為更「真誠」、「真實」的藝術家──憂鬱症的建構與行銷並不只建立在藥廠與醫院的消費關係，我們更強調了憂鬱的文化商品的行銷。愛密麗．馬汀指出在一個躁狂歷史脈絡中，憂鬱被戴上花冠，輕躁狂是最受享譽的成功人格，這讓我們看不清憂鬱所帶來的難捱與苦痛。台灣似乎信仰著可以抵抗憂鬱症的健康先生，又總可以從躁狂的魅力成功地行銷各個歐美的搖滾樂團，同時，再從最痛最耽溺的地方累積文字與生命經驗；這其中並置的複雜性，或許才是這個地方的最真實再現。

班雅明曾引用波特萊爾的話，形容在資本主義發達時代中的我們是「裝備著意識的萬花筒」（“a kaleidoscope equipped with consciousness”）。當然，我們身上的裝備包括了如何感受、理解、格式化情感的接收端子，以及怎麼詮釋、言說、展演情感的輸出接點；那可能是筆、鍵盤、吉他，或者是錢包。

其實這本文選所努力嘗試的，好像有些近似《藥你生病》所批評的，「挖掘人類對付現實生活中，痛楚與死亡的能力……」，但我們並不是為了把大家變成病患，而是為了儘管只能夠觸碰到的一剎那、一兩個字也好，把一點點痛楚與死亡的能力，還給你。

在地性的閱讀與其能夠擴散、發生的意義，一直是這本書的初衷，我們選譯了 克里斯多夫．連恩（Christopher Lane）的〈不能再靦腆了〉（“Bashful No More”），希望能夠讓台灣很少被討論的「害羞」爭取一些細小的空間。〈不能再靦腆了〉論述的是「害羞」、「靦腆」等詞彙所形容的人格特質，漸漸地在1980年代成為了一種需要被定名與治療的疾病。扭捏、內向、古怪、拘謹、不善交際等等與害羞相關的氣質，在《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裡，成為了「社交恐懼症」、「逃避型人格障礙」等等病徵。「害羞」的修辭內涵與其所指徹底的轉化了，面對「社交焦慮」的疾病與威脅，我們只能「不再靦腆」。

〈不能再靦腆了〉一文的開頭非常令人驚嘆，作者克里斯多夫．連恩說他的媽媽小時候因為極度地害羞，所以「她常常假裝自己是馬」。我的媽媽和我其實也非常害羞，周遭也有好多害羞的朋友，但我們好像沒有試著形容過我們害羞得像海綿、橡皮擦，或松鼠等等。前三段的文字雖然為數不多，克里斯多夫．連恩筆下的媽媽奔跑、不想和別人說話、還有在地下室裡猛彈鋼琴的姿態都栩栩如生地非常引人入勝。每次看到這篇文章，都很好奇地猜想她彈琴的樂音。

小時候我們學習的好孩子榜樣，是如何當一位有禮貌的小朋友，拘謹、含蓄、節制──我們學習的是如何合適地害羞；相反的，這個世紀的小朋友，被要求得像美語班廣告裡爭先恐後地舉手發言的活潑；可以和電視裡的姐姐哥哥們一起開心地玩遊戲的小朋友，才是好的小朋友。如果你不能「開朗」、「自在」的表現自己，害羞甚至有可能會成為高中、大學甄試裡最大的困擾。「害羞」與「活潑」的拉鋸過程，已經是台灣現代化歷史中最普遍的一種情感政治的展演──如果你也曾認真地陪伴、扮演、想像過一位當代的青少年，要在升學中是如何「不能靦腆」，這其中的恐怖與緊張，不應該被擦拭，不應該被忘記。

很希望這本文選可以和讀者一起擁有些在地意義的共同感受，〈不能再靦腆了〉寫到幾個醫生與精神病學家所判定為社交焦慮的病癥：害怕一個人在餐廳吃飯、緊張的時候手心發抖、避免上公共廁所。這是我們生活中太常出現的場景，從流行歌到偶像劇；一個人吃飯、一個人搭電車、一個人過節，當一個人的孤單從生活樣貌變成一種病，或是一個人的孤單變成社會性或病徵化的疏離，當中有迥然不同的論述背景，而個人情感在其中的修辭位置是我們得自己試著去詮釋的。「害羞」在台灣雖然不太被討論，但一直明確地真實存在，文選的目的是介入不同脈絡裡的憂鬱政治，當然「害羞」也是我們害羞地很想提及的一部分。

而愛密麗．馬汀在她的另一篇文章〈我現在宣布，你是個躁鬱症患者〉（“I Now Pronounce You Manic Depressive”）中，做了令人敬佩與感動的田野，她記錄了精神病院中的八個故事，所謂的譫妄、躁狂、情緒週期、言語攻擊（verbal aggression）、思考障礙……等等病徵，是怎麼真實地、活生生地發生在醫生與病人之間的權力關係，她批判性地讓讀者知道「病」是怎麼被宣稱、運作；並且在這個「治療」場域的記錄裡，她細膩地寫到許多生命中細小的地方，怎麼走路，怎麼說話，怎麼禱告，怎麼緩慢，怎麼慌亂，怎麼嘗試想要出院和小孩相聚，而醫生和病人又是怎麼扮演自己的角色；或許在不同的說話體系裡，我們都輪流地扮演著他者，都是第九個病例。

〈我現在宣布，你是個躁鬱症患者〉中提到的藥物，全部都是台灣的藥單上看得見的，這份田野的中文化非常重要，它提供了病例書寫的中文視野，更拓寬了一點點讓許多服用這些藥物的人能夠更進一步說出自己感受的可能性。

盡力想讓「憂鬱」能夠展現出最大張力，我們選譯了溫蒂．布朗（Wendy Brown）的〈抗拒左派憂鬱〉（“Resisting Left Melancholia”），溫蒂．布朗以「憂鬱症」作為一種政治修辭，她所批評的左派，總眷戀著過去，總凝視著過往的政治依附，不願意卸下悲傷，也不憧憬復元，於是自戀／戀物的憂鬱症結構，讓政治只能朝向一種永遠失落的哀痛；抱緊過去的耽溺慾望，超越了任何現今對於政治動員、結盟，或是轉變的投資的可能性，所以不可能活在當下，看不見現在的問題，她引班雅明所說，這是對「每一個效忠的誓言或回憶」的忠誠，對鄉愁的忠誠，「在其堅定的自我貫注裡，在沈思默想中擁抱死去的對象」。

其實讀完〈抗拒左派憂鬱〉的第一個感想是：我一定看不清任何問題，還好我不是左派，果然我不適合從事社會運動。所以更誠實一點來說吧，雖然我可以知道班雅明所批評的左派，其實本身就是另一個文本，或許更像是一個謎語，而且溫蒂．布朗批評的左派，也需要進入她所對話的系譜中脈絡性地認知──但是，我很快地、沒有任何異議地覺得，如果作為一個社運者，我一定到不了更遠的地方；我立即把她所批評的左派，想像為「這裡的」、「現在的」左派。怎麼會這樣呢？以憂鬱症作為一種歷史的情感結構，並以之作為一批判的修辭，這篇文章的確是做了非常傑出的典範；但其實這好像不全是選譯它的最大原因，因為這篇文章在台灣被怎麼閱讀，似乎是更重要的。〈抗拒左派憂鬱〉讓讀者得直覺地回應我們的立場是什麼？我們所想像的左派是怎麼樣的左派？而與讀者一起面對這閱讀本身的問題化，是這本文選更想與讀者一起經歷的。

這本文選透過麥克思．潘斯基（Max Pensky）在〈憂鬱的辯證．序〉（“Introduction to Melancholy Dialectics”）試圖延伸對憂鬱書寫的關注，在台灣已經擁有了中文化的傅柯（Michel Foucault）關於「自反性語言」（reflexive language）的思想資源，提供了許多關於沈默、空白的話語的政治：傅柯認為某些狀態的言說，其實是一種朝向虛空的敘述，這既是喧囂也是沈默，因為文字是為了將語言和主體一同抹拭，它們終究只存在於純粹的域外。如果《外邊思維》（La Pensée du dehors）提供了一種沈默的思想的可能性，那麼克里斯德瓦（Julia Kristeva）的《黑太陽》（Soleil noir. Dépression et mélancolie）或許可以說是做了一種失語的重要標誌，她試著將語言的解構與作者的情感狀態做出連結，克里斯德瓦說，這是與哀傷症的關係。《黑太陽》裡誠懇的告訴讀者，書寫憂鬱的意義，正是因為遭受憂鬱折磨的人所書寫的每一個文字都是來自憂鬱──而麥克思．潘斯基接著說，這是「以書寫填滿了『蒼白的倦怠』，那空白的一頁」。「倦怠」來自於班雅明的〈歷史哲學論綱〉中的“acedia”，其實這本文選有意地選譯了不同詮釋脈絡的引用、不同情感意義底下、被賦予了不同意義的班雅明；麥克思．潘斯基藉班雅明批判歷史主義者的“acedia”，對《黑太陽》作出了更進一步的解釋，他認為正是憂鬱書寫可以抵抗這收編的體系，而「那空白的一頁 」就是憂鬱書寫；從「失語」的寫作、從荒蕪中的、不斷喪失的文字，我們得以回想憂鬱書寫意味著什麼。

有一天，我一直以來就寫得亂七八糟的小說，突然就寫不出來，沒有了。那個時候突然也就懂了路況對邱妙津的評述：邱妙津一直以來都以文字作出對自己、對世界的「最後一擊」的抵抗。大抵我們沒有這搏鬥的姿態，然後文字消散地又比我們的生命早一些，之後就是乾涸、蒼白，然後失語，然後更徹底的失語。在幾年後讀到麥克思．潘斯基《憂鬱的辯證》一書的序言，更覺得這「失語」、「空白」應該被放在一個結構性的位置裡看待。邱妙津《鱷魚手記》的寫作，像是一再地推翻了這本手記本身的存在般地，一再推翻了說話的可能性。當中作者與文本的關係，甚至有點像依靠著這反覆的推翻、擦拭的結構才得以繼續：

跟你說話時，我慌張，那些話一出口如脫韁野馬，我駕馭不住它們在真實描寫我的跑場內，零碎的我像漂浮海面的碎冰塊，一踩上去就翻落。最後，我甚至連努力想給你寫信都難以完成，躺在床，腦裡似有千百個聲音在那裡衝撞，怎麼也無能爬起來收拾房間，無能抓起筆塗抹紙頁。這種情況在兩個月裡斷續存在，我太恐慌了，不敢告訴你。

《鱷魚手記》中屢次提到了作者表白的無能為力，「失語」像是《鱷魚手記》裡不斷湧出的註腳，在作者「駕馭不住」的翻落的文字裡、在她的恐慌、不能說的「難以完成」，作者總是和「失語」一起存在。不斷地推翻文字──在文字的背面，書寫藉著一再否認「語言的可能」才得以繼續，作者藉由排除、拒絕語言的表意功能，文字才能在這往來的消隱之間留駐。

應該有更多「輾轉反覆」的作者們都在與這荒蕪中的、不斷喪失的文字共同生活，即便我們都沒有辦法對世界作出最後一擊。文選藉這篇文章，試著中介另一種憂鬱與憂鬱書寫的關係；憂鬱書寫意味著什麼？這是麥克思．潘斯基在這篇文章中的主旨：「那『事物』（the Thing）──那無可名狀、無可挽回地被扣留而不可得者，不管是彌賽亞降臨日或聖母或絕對真理或永恆的和平──那『事物』是透過它絕對的缺席來建立憂鬱書寫的不可能性與必然性。」〈憂鬱的辯證．序〉在結構上精緻得非常驚人，每次讀都覺得它出色到幾乎是帥氣的程度，好多段的敘述對我而言真像是外星來的詩歌；說它是詩歌，是因為那些我們無以為繼，再也沒有辦法寫完的東西，即便是空白的螢幕、無法下筆的紙頁，好像都是可以被好好珍惜的。譬如〈憂鬱的辯證性．序〉一開始就引用的格爾雄．梭連（Gershom Scholem）的詩「我們並不虔誠。我們駐留在褻瀆神的化外之境」，以憂鬱之名，我們寫作，我們失語。

朱帝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失去之後，然後怎樣？〉（“After Loss, What Then?”）一文，鄭重地面對憂鬱，以哀悼的特殊位置回應了「時間」與「歷史」的複雜性，無論失去的是什麼，它都不可能是對過去的重寫；也不會是一種從當下、或是把過去當成現在，順利重新組構的過去。過往歷史永遠標記著失落的痕跡，她認為正是在「失去」裡，銘刻了我們所受的磨難、暴力、污名，而佛洛依德對憂鬱症的病癥「癱瘓業已麻木」的詮釋，其實正是歷史的新的可能性，哀悼的過程裡可以賦予主體戰鬥力、能動性；朱帝斯．巴特勒引用了班雅明在《德國哀悼劇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els）中對哀悼劇的詮釋，強調「哀悼」是一種身心共舞的政治。班雅明認為歷史其實是非線性的「空間連續體」，歷史不會從「合理」（make sense）的敘述再現災難，那麼我們更不應「合理的」理解自己，或是「合理的」描繪未來；哀悼的過程宛若啞劇，在編舞般的歷史空間連續體中，讓（人）與匿藏於舞衣的「褶皺（哀悼）」，「偶然」卻不可避免的直視、觸碰；這碰觸的過程，令穿戴著哀悼的人無比尷尬，引爆了歷史的尖叫。與衣裳「裡子」的碰觸中，體現了哀悼政治在歷史過程中的物質性。

哀悼是失眠的時候聽到時鐘還是滴答地響的絕望，哀悼是留在鍵盤上的餅乾屑和煙灰，哀悼是這些味道這些瑣碎的事物的重量；但若不和過去誠懇、坦率的建立關係，我們所經歷的就不會是有意義的歷史了。哀悼的「由內翻外」，正是「然後怎樣？」的問題，讓我們或羞恥或懼怖的種種被身體揭露，哀悼的「時間」、「歷史」，就是身體性地、肉體地與物質相遇的政治。

伊芙．可索夫斯基．賽菊蔻（Eve Kosofsky Sedgwick）在逝世前完成了〈梅蘭尼．克萊茵與情感造成的差異〉（“Melanie Klein and the Difference Affect Makes”），她罹患乳癌多年後，想到了從年幼時就經常幻想能夠抱著的、卻一直沒能買到的大娃娃，並且以這個大娃娃替克萊茵的理論做了一個巧妙、厚實的譬喻。賽菊蔻從情感層面來閱讀理論，毋寧更接近於我們情緒起伏的現實人生：「每隔一段時間，我便會重新思索克萊茵的理論；這些接觸除了讓我感到自己獲得鮮明的洞識之外，也伴隨著痛苦的夢境與飽受煎熬的日子。」蕭沆（Emil Cioran）曾說過的：「誰的生存若不是一場既猛烈又模糊的痛，就永遠也無法進駐問題當中，亦不能瞭解其危險。」但是這個看似無比體貼，想要貼近痛苦與眼淚，在方法上卻是來自對生命的熾烈推翻：
若有人能自詡能找出那遙遠的思想真正的解法，那他只會為一座構造不穩的建築而犧牲，還要

回溯這些模糊的表達的根源何在，就必須嘗試朝它們的本質做一次情感的倒退，認自己淹沒在

無可言狀之中，再披著襤褸的概念走出來。

在賽菊蔻的文字裡，我讀到了淹沒自己的「無可言狀」情感高度，更有懷抱著從「襤褸的概念」走出來的誠懇與勇氣；賽菊蔻說：「這些脆弱、令人筋疲力竭、有時讓人變得貧乏、而且只能勉強發揮作用的防禦，是為了讓我不被交替循環的貪婪、羨嫉、憤怒、特別是排山倒海的焦慮所吞噬。我甚至無法從自憐中得到撫慰，因為克萊茵讓那些精神生活日益惡化的紋理顯得如此真切，遠比我自己的精神生活更令人難以忍受。」

賽菊蔻所著迷的克萊茵理論，幫助她理解自身的憂鬱情狀與面對乳癌的情緒；在「抑鬱型位態」的概念中，她看見「憂鬱」能動性與創造力的可能，在「妄想型—分裂型位態」中，她充滿同理心地試圖解釋1980、1990年代初期面對愛滋恐懼時，酷兒理論所衍發出來的動能，及其後續發展的疲態及限制。

凱莉．漢彌爾頓（Carrie Hamilton）在〈快樂的回憶〉（“Happy Memories”）一文裡圍繞著雷納多．阿里納斯（Reinaldo Arenas）的自傳《在夜幕降臨前》（Before Night Falls）展開分析，當小說中的主角感到沮喪、灰心，他試著相信還有更多的快樂時光會到來；快樂的回憶，是他可以繼續活著的安慰。凱莉．漢彌爾頓強調了「快樂」在政治中如何地得來不易，更告訴讀者書寫「快樂」背後的重要與艱難。

中國文學史裡也不太談快樂。以「賦」這個文體為例，許多詮釋者認為漢賦的鋪陳及其表現的快樂，再現著帝國光影，帝國的繁榮與奢華，同時許多論述認為西漢的文人更像扮演著國王的娛樂者、樂師，或是弄臣，這是不夠出色的身分。之後不論是漢末以降的短賦、小賦，以及往後開始漸漸形成的俳賦，愈來愈只有刻骨銘心的痛苦的賦，才會被認為是出色的賦。不知從何時開始，賦裡的「快樂」，變成賦的尾聲所營造的「幻滅」的對映，快樂是為了一種枉然，一種追尋的不可能而被鋪陳。當然文學史中還是有正當性的快樂，簡樸的田園鄉居、辭官與離開官場的時候所感到的愜意，通常是正確的快樂，在十九世紀以前，若一位作者表達了這些領域之外的快樂，往往會招致批評。

張岱的自傳《陶庵夢憶》或許是同時佔據了極為巨大的「快樂」與「憂鬱」的作品——儘管張岱的快樂：沈迷、追憶，隨後總召喚了更龐大的憂傷——如果沒有這些隨即而至的毀滅性的失落，其實我有點不太曉得對《陶庵夢憶》的評價是否還會這麼高，特別是我們都不如張岱晚年的頹唐與痛苦。或許《在夜幕降臨前》與《陶庵夢憶》多少可以作為一個文學批評中的政治對照，兩位作者都在很辛苦的處境；凱莉．漢彌爾頓詮釋《在夜幕降臨前》裡的快樂，是一種可以依靠的溫暖，然而張岱的快樂（儘管也是這麼溫柔動人）通常被讀為一種絕對的失落，並且選擇這種理解方法的，當然也包括了我。

即便不是作為一個讀者身分在這裡、在此刻說話，以一個生物來說，我似乎也不算是快樂的人；其實〈快樂的回憶〉一開始的引文對我就極具殺傷力，重新在這個「快樂的政治」的脈絡裡讀到但丁的話：「最巨大的悲傷，莫過於在悲慘中回想起快樂的時光。」真令人招架不了。閱讀〈快樂的回憶〉以前，不時地想起這句話時，是為了銘記憂鬱，〈快樂的回憶〉無比清楚的一直提到這點，但是凱莉．漢彌爾頓更將「回憶」作為情感形式的一種政治，同時包含著生產契機與制約，於是但丁的話在這裡變成了一種讖緯，一種政治預言；不曉得會不會也有像我一樣的讀者，總是讓回憶中的溫暖與快樂，一再成為當下的挫敗的對照，於是每一個接下去的「現在」，永遠會更痛苦、更寂寞。

我一生中有好多糟糕透了的失敗，其中最讓自己懊惱的，是對鄉愁與回憶的需索無度，對記憶的暴食與饕餮帶來無法挽回的結果；情感荒蕪的恐怖，以及毀掉回憶中美麗事物的恐怖。

選譯〈快樂的回憶〉一篇，也是為了提醒自己怎麼理解、放置回憶裡的「快樂」；「快樂的政治」並不是為了要相對抗於「憂鬱」，而是希望讓主體的各種真實狀態都可以被認知。這些對「我生命中最好的部分」的回憶，顯示了記憶是多麼複雜；精神過程穿過的種種隱喻，存在於明確的物質條件，座落在各個清楚的政治與社會座標。並且，「快樂的政治」絕非是企圖擦拭掉壓迫與悲傷的記憶，也不是要把所有的事都看成快樂，更不可能是對悲傷與憂鬱的「超克」或是「放手」。但至少要以自己為例吧，或許必須試著讓「追憶」也不見得要排除快樂──有些記憶與其存在的方式，蘊藏著力量，特別是當我們支持著被壓迫者的政治，這些快樂的回憶可能格外重要，它很可能是能動性的標誌，帶著不同的未來的可能性。

一位破產的人的快樂，一位譫妄的人的快樂，一位心碎的人的快樂……。在台灣述說這些快樂很難；我們似乎還得先尋找、定義這些失落的身分可以提到「快樂」的正當性；更直接的說法是，當我們成為了不合理的身體，當我們落籍在一個糟糕的位置，我們該怎麼說自己的故事呢？

馬克白「對陽光過敏」，但又不盡然是一位夜行者；或許更簡單地說，他對於活著這件事非常困窘；因為對幻想的溫暖與明亮，以及這溫暖與明亮下的東西都感到反感。他可能算是最軟弱的典範之一──馬可白的脆弱與歇斯底里，在文學史裡背負著重要的精神形象，但瑞克里芙．霍爾（Radclyffe Hall）《寂寞之井》（The Well of Loneliness）中痛苦自恨的史帝芬，在需要力量的同志運動中，她的身分則顯得十分尷尬。〈壞毀的身分認同〉裡海澀．愛（Heather K. Love）認為《寂寞之井》裡的史帝芬之所以受爭議，或者更簡單的說被討厭，正因為他受苦、自厭、愛的挫敗與絕望，都恰恰為近代同志形象的相反典型：「史帝芬並不是我們想要成為的，她代表的更近乎於我們恐懼成為的東西」。《寂寞之井》在英語世界有著曖昧性的崇高地位，它既是最被廣泛閱讀的文本，同時也是讓拉子困擾、憎恨的作品。書中主角史帝芬太古典，或是說太過時的，太逕渭分明的陽剛認同，在訴求流動、進步、拋下悲情的當代論述中，實在太不政治正確；並且滿溢全書的絕望、自恨，讓理論家們想要試圖尋從中找正面的可能性都無法辦到。

走不出的羞恥，拋不下的過去，或許正是運動要面對的關懷，但有可能也會是運動已預設我們可以超克的苦難，海澀．愛批判性地回顧了幾篇重要的評論文本，認為越是閃避、跳躍、轉化甚至是誤讀史帝芬的困境，反而越顯示出造就同志困境的社會規範的有效性。史帝芬太過於走味、敗壞的生命，無法被理論家們引用，在進步主義的同志運動中，更顯得羞恥、黯淡。海澀．愛認為，正是要正視這些痛苦、敗亡、頹圮，從這些被遺棄的歷史的敗筆中，回頭看待我們自身的厭惡、羞慚又難以切割的拉鋸，才有可能接納並且開始處理酷兒歷史的艱難性。

台灣有可以引以為傲的同志遊行，也有研究者開始收集老年、邊緣（尤其是中下階層與原住民）同志的珍貴口述史；在地的運動光譜的延展，是來自許多社會工作者與學者的辛勞與積累，這些重要的資源，使多元的主體得以現身。她們的故事並不總是漂亮的，反而可能沈重、苦澀地難以負荷。「已經在那裡分明存在的苦痛，不會宛如在線性史觀中那般自動昇華或消逝」，認真地直視這些破敗與悲傷，真實的歷史與情感才有可能繼續、被記得。

〈拒絕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Refusal”）裡，海澀．愛延續了她的關懷，把命題放在美國酷兒運動裡常被拒絕、抹拭的壞情感。一如要區別「好的」與「壞的」憂鬱是不可能的（但其實在病理認識、文學批評、社會運動裡我們卻又不斷地這麼做）；對憂鬱的感受，不可能被封鎖在諸如鄉愁、抑鬱、絕望之類更具普遍性、問題性的情感與態度之外。相同的，海澀．愛認為情感裡不論好的與壞的，兩者都構成了運動的可能。譬如“queer pride”非常重要，但羞恥、難堪在歷史中才是“queer grief”最初始的關懷，但羞恥又在美國的同志運動中被“queer pride”所用力摒棄；這篇文章「與黑夜有關」，與這些難堪有關，她追認這些沮喪、不正確的情感，試圖為這幾乎是羞恥的秘密的長遠歷史作些辯護、安慰。

雖然這些壞情感看似根本就是對行動無益，更甚者就任何傳統意義上的能動性與行動而言，它們會使得那些如此感受的人喪失資格。但海澀．愛的政治訴求，正是期待一種政治能動性的視野，而它所處理的政治性，是可以將我們所經歷的壞情感，納入希望修復的傷害之中；因為，能夠認可這些苦難的存在，並藉此發展出的相關論述，才是能夠處理酷兒經驗的運動。

或許我們背後的廢墟不盡相同，承擔的苦痛也不一樣，但持續被驅向光明的未來的推擠約莫是同一方向的；海澀．愛認為這些我們所經驗的歷史，其實是這所謂的「未來」難以維持的：「在目前的局勢下，問題真的不在於是否諸如悲傷、悔恨、絕望的情感是否在試圖改變現狀的政治中有其地位：事實上，若沒有這些情感，不可能去想像改變現況的政治。」

〈拒絕的政治〉裡回應了溫蒂．布朗的〈抗拒左派憂鬱〉，海澀．愛回應的方式不盡然是左派的問題，她著重的論點是，雖然布朗這麼重視壞情感的政治，對憂鬱政治如此同情，但遺憾、絕望等情感的政治有效性，還是放置在「最終她還是回到那始終不變可援請的，作為唯一可行的政治情感：希冀一個更美好的未來」。能夠敢（即便是喑啞地）喊痛都是需要勇氣的，承認自己的軟弱，承認自己的不正確，承認自己滿身的壞情感對運動一點都無所助益，承認「早上醒來感覺生氣與作嘔」，對我而言這真是歷經艱難。

許多時候，還是會驚訝有些細小、虛弱的字對我而言依然這麼動人；譬如說〈拒絕的政治〉真是篇溫柔的文章。或許是因為這些所謂的難捱、倒退，這些陳腔濫調──恐怖的是這一切都是真的。

當一切崢嶸的情感過後，總是來不及，也無能為力對曾經遭遇的所有敬重地惜別，甚至是激越的痛苦都不可能；瑣碎的生活裡，我們對世界的不適應，已不再有所謂的批判性，無能為力的瘋狂也沒有更多更冠冕堂皇的好理由──這才是我以前無法料想的生命最終的沮喪奇觀。當我們最終狀態的軟弱，是不現代、不進步的，是落後、倒退、上不了枱面，是不正確、不好說的。當生命已成為了風化後的空洞遺跡，其實我也早就放棄了關於未來的所有問題了。但海澀．愛說，未來應該要是「倒退到我們之中即便最不情願的人也可能想住在那裡」，真感動，我好像有點想這麼開始希望，如果有一個這樣的未來。

薛西佛斯必須不斷地將石頭推向山頂，然後石頭不斷滾下──這是慾望、欲力（drive）的不斷運作，這是慾望完成的「永遠」的暫時遲滯，佛洛依德應該會說這是一個失敗的哀悼過程吧？有太多思想家都曾經深刻地解釋過這個事件，但請原諒我草率地岔開，或許在這個意象底下，我有點想把問題放在：「你要怎麼認識你的失落與憂鬱，它們對你而言是怎麼樣的關聯？」

其實我根本沒有面對昨天的決心與勇敢，說好聽一點，不過總是被過往的消隱所吸引，然後總又徹底地被傷痛擊敗；在追憶與追憶的挫敗之間折返跑著，在情感用盡以前，和好多人一樣，不停地、一再地把石頭推向山頂。也很想任性地對自己說一些好聽的話，像是「這些淚水本身就具有它存在的意義」等等，但真實狀況總是任何一點點不經意的難過，都可以完全推翻這種努力。如果也可以，儘管乍然看到，一眼就好，再多一眼如班雅明所說那足夠鬆動過往的“fleeting images”，再多一點點溫柔的事，再讓我繼續當著薛西佛斯。

憂鬱和憂鬱書寫總是一樣痛的。可能這本書的編輯也是一次把石頭推向山頂的過程，但至少這次我不覺得徒勞；感謝的話不可以替別人說，但沒有這麼多人的努力與鼓勵，這本文選是不可能出現的。如果一再擊垮我的憂鬱，如果我所經歷的荒蕪，不能夠讓我對痛苦的人有更多的感受與同理心，那麼，我所經歷的一切，就一點意義也沒有了。很希望在這本書的盡頭，不論是不是藥效的副作用，不論酒精與政治正確的比例，不論我們的身體毀壞與不宜人居的程度，我們都可以靠近一點。

憂鬱，投資與罔兩翻譯∣Melancholia, Investment and Penumbral Translation
劉人鵬
哀悼有時∣A Time to Mourn
鄭聖勳

躁鬱簡史∣A Short History of Manic Depression
愛密麗．馬汀∣楊雅婷譯

我現在宣布，你是個躁鬱症患者I Now Pronounce You Manic Depressive
愛密麗．馬汀∣林家瑄譯

不能再靦腆了∣Bashful No More
克里斯多夫．連恩∣鄭□良譯

哀悼殘存 / 持續∣Mourning Remains
伍德堯與大衛．卡贊堅∣鄭聖勳、翁健鐘譯

憂鬱的辯證．序∣Introduction to Melancholy Dialectics
麥克斯．潘斯基∣區立遠譯

壞毀的身分認同∣Spoiled Identity: Stephen Gordon’s Loneliness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Queer History
海澀．愛∣洪凌譯

梅蘭尼．克萊茵與情感造成的差異∣Melanie Klein and the Difference Affect Makes
伊芙．可索夫斯基．賽菊蔻∣楊雅婷譯

快樂的回憶∣Happy Memories
凱莉．漢彌爾頓∣楊雅婷譯

拒絕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Refusal
海澀．愛∣鄭聖勳、翁健鐘譯

抗拒左派憂鬱∣Resisting Left Melancholia
溫蒂．布朗∣張永靖譯

失去之後，然後怎樣？∣After Loss, What Then?
朱迪斯．巴特勒∣鄭聖勳、翁健鐘譯

文章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