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 明清檔案整理研究（簡體書）

《民國時期?明清檔案整理研究》內容簡介：北洋時期清內閣大庫檔案被當作廢紙賤賣，引起了羅振玉等人的注意和重視，遂有了“八千麻袋檔案”的拯救與轉手，明清檔案由此進入公眾視野，有志之士便開始了漫長而艱辛的搶救、保護和整理工作。《民國時期?明清檔案整理研究》通過史料的挖掘與梳理，還原了這一復雜的過程，展現了具體詳實的細節，對民國時期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清華大學歷史系和禹貢學會等機構及其人士先後參與明清檔案的保管和整理做了細致的探討和闡述；并在史實構建基礎上進行了理論分析和意義闡釋，剖析了整理方法的運用與變化，揭示了檔案思想的積淀和升華，闡明了檔案整理的經驗與教訓。明清檔案整理的影響逐漸深入人心，而其作用也日益突出，并成為了中國檔案學形成的推進因素和重要內容。

張會超，男，1978年出生于河南省郾城縣，先後就讀于鄭州大學、云南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獲管理學博士學位，現為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檔案學系副教授，兼任中國檔案學會檔案學基礎理論學術委員會委員，主要從事檔案學基礎理論(中國檔案史)方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已主持和參與多項科研課題，并在海內外發表學術文章四十多篇。

《民國時期?明清檔案整理研究》是由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出版的。

前言
1.選題意義
2.研究現狀
3. 研究思路
上編 實踐篇
1 明清檔案的早期整理
1.1 “八千麻袋事件”解析
1.2 北京大學的整理

2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的初期整理
2.1 拓荒時期
2.2 擴大整理時期
2.3 檔案南遷

3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的後續整理
3.1 精進時期
3.2 戰局下的守成

4 其他單位的整理
4.1 中研院史語所
4.2 清華大學歷史系
4.3 禹貢學會

下編 理論篇
5 明清檔案整理的理論凝結
5.1 檔案整理的規范化和制度化
5.2 整理過程中檔案思想的升華

6 明清檔案整理的意義
6.1 經驗與教訓
6.2 對學術界和社會的影響
6.3 對檔案學的促進作用
結語
附錄
1．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整理檔案規則
2．文獻館所藏檔案分類簡表
3．民國時期明清檔案編印成果一覽
4．民國時期明清檔案研究成果一覽
參考文獻
論文後記
出版後記

又我輩重在檔案中之史料，與彼輩異趣，我以為寶，彼以為無用之物也。”這封信中“我輩重在檔案中之史料，與彼輩異趣，我以為寶，彼以為無用之物也”等句，最能點出兩代學者眼光之差距。陳、傅這一輩學者重視檔案有兩層原因：第一，與他們在歐洲，尤其是德國，所受重視歷史檔案的熏陶有關。蘭克便以大量使用教廷的外交檔案著稱。當他們在德國時，編輯檔案史料出版的工作始終大量進行著，尤其是德國中古史的相關檔案。傅斯年本人的藏書中便有這一類的書籍。他們極度強調第一手史料。傅氏在《史語所工作旨趣》中這一方面的話很多。陳寅恪在一封給傅氏的信上也說：“蓋歷史語言之研究，第一步工作在搜求材料，而第一等之原料為要。”第二是他們幼年時代受晚清革命宣傳影響，認為清代官書實錄經過歷朝改竄，極不可信，所以他們寄極大希望于這一批檔案，甚至在心理上假設會有石破天驚的新發現。1928年9月傅斯年致蔡元培院長要求購買檔案的信中充分透露這一心情。因為他們一致認為“此後《明史》改修，《清史》編纂，此為第一種有價值之材料”，所以當後來耗費大量人力整理這批檔案而無石破天驚的新發現時，傅斯年會有所感嘆，李濟遂詢以“難道你想從中發現滿清未曾入關的證據嗎？”
正是由于當時學人之檔案史料觀念的強化，才使他們極力促成了檔案的購買。檔案存放到午門西冀樓上後，便計劃整理。“當時傅先生以為這大庫檔案過去的糟蹋太多了，現在既歸史語所從事整理，則是關于其中的片紙只字都是含有重要性的。同時又恐一般參加工作的書記和工人們馬馬虎虎的而不肯認真整理，于是乃特訂《歷史語言研究所第一組第二工作室規則》”，“曾記傅孟真先生指示整理方法有云：‘凡已整理出來的史料，無論如何破爛，我們決不能使其毀在我們手中。’又有云：‘我們曉得我們如果稍有一疏忽，就有許多重要史料，將被永遠埋沒。’這一啟示，最有興趣，例如有些斷卷殘件里，很有不少重要的史料，往往因拼接裱褙的結果，而復成一完整的文件”，這種未雨綢繆的原則使得史語所“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事先考慮周全，安排合理，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整理的順利發展，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史語所整理檔案的第二個原則是注重聯合、攜手整理。“我們因為興趣的關系，有許多貴重材料，為我們注意不到的，我們總想如何使別方面的學者來參加這個工作；使這些被忽略的材料，也得有一批一批的刊布出來的機會。……當我們走進檔案儲存的地方，我們總覺得我們的力量大不夠了。我們既然把我們的范圍盡量的收小，對于那些與歷史關系較少的三法司案卷，或報銷冊等，暫且都置之不問。其剩余的一部分檔案，我們在短期內，也還不能就整理就緒。我們這幾年的工作，僅僅把這些檔案，粗略的按年分置。而最重要的編號編目的工作，我們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做。這樣的檔案，仍然是不便檢查，不能供史家充分利用的。我們對于檔案，一方面覺得材料太多，不易整理，同時又覺得像這同樣的材料，現在分置三四處地方，材料不能集中，研究起來，又要感覺材料的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