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簡體書）

本書介紹了在西安事變之前，在事變期間，以至於在事變善後的過程中，張學良和中共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中共對於整個事變起過怎樣不可忽視的作用。而身為十幾萬東北軍的統帥，深得蔣介石器重的張學良，何以會冒險與自身尚處於極度危險中，連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的幾萬紅軍暗通曲款，甚至於把寶押在中共身上?

楊奎松，著名學者，中國現當代史研究專家。主要著作《“中間地帶”的革命》（第六屆“國家圖書館文津獎”獲獎圖書）、《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等。

《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系之謎》編輯推薦：解讀歷史，還原真實，讓我們越來越接近歷史真相。從“一槍不放司令”到“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張學良如何完成蛻變？從“反蔣抗日”到“逼蔣抗日”，西安事變何以把中共“從牢獄的情況下解放了出來”？張學良與中共秘密結盟的目的何在？中共與張學良之間的“西北大聯合計劃”為何半途而廢？張學良加入過中國共產黨嗎？紅軍為什么要“打通國際路線”？兩萬余名接取蘇聯援助物資的西路軍何以全軍覆沒？西安事變到底誰是主謀？毛澤東為什么說“西安事變把我們從牢獄之災中解救了出來”？中共與張學良的結合，何以最終演變成了“兵諫”？

蔣序
大陸版代序：張學良入黨之謎
前言
第一章 由戰爭走向妥協
第一節 西征北上
第二節 陜北稱雄
第三節 洛川諒解
第四節 延安撥霧

第二章 西北大聯合計劃
第一節 反蔣醞釀
第二節 入黨初衷
第三節 八面來風
第四節 引弦待發

第三章 打通國際路線
第一節 "逼蔣抗日"
第二節 艱難交涉
第三節 兵敗黃河
第四節 暗渡陳倉

第四章 一二?一二革命
第一節 山雨欲來
第二節 破釜沉舟
第三節 戰耶和耶？
第四節 孰進孰退？

第五章 從"革命"到"兵諫"
第一節 皆大歡喜
第二節 風云突變
第三節 福兮禍兮？
第四節 柳暗花明

附：張學良與中共中央秘密通電代碼
參考書目

柳暗花明
談到中共中央轉而堅決采取和平讓步的態度，不能不提到共產國際1月20日的重要政治指示。該指示到達的日期多半是在22或23日左右，已知中共中央是在24日召開專門會議進行討論的。該指示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批評前此中共中央對蔣介石及南京的政策，一是建議在爭取同南京和解的基礎上解決一切問題。
指示稱：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可能受挫，這一方面是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親日派在搞陰謀，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中國黨采取了錯誤的步驟。中共中央固然改變了以前力圖通過排除蔣介石和推翻南京政府的方法建立統一戰線的錯誤政策，但是還沒有徹底擺脫這種錯誤方針。中共中央在蔣介石被釋放後所確定的方針尤其證明了這一點。這種方針實際上意在分裂國民黨而不是同它合作，這也就是為什么中共中央把在事變期間同蔣介石達成的妥協看成是蔣介石和南京的屈服，并且把同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合作視為反對南京的聯盟。所有這一切，只能助長親日派的氣焰并為其制造內戰提供借口。指示明確要求，立即把黨的主要任務放到爭取切實停止內戰，爭取南京政府共同抗日的方面來。同張學良、楊虎城及其軍隊的合作必須服從于這一主要任務的需要，并應在這方面向張、楊及其軍隊施加各種影響。只是在親日派調動軍隊向自己進攻時，才可以進行自衛，但無論如何自己不要為這種進攻提供口實。
共產國際的批評是否完全恰當，在中共中央方面并無多少爭辯的余地。但這并不等于說，中共領導人因此相信就自己此前的政策完全就是錯的。很明顯，中共中央必須承認，在蔣介石釋放之後，認為蔣已經投降，把蔣承諾的條件公開宣布，這是是很幼稚的。過高地估計西安事變的成果，相信可以因此實現西北半獨立局面，也是不妥的。但如果說在1936年8月政治指示到達後，中共中央并沒有真正改變自己的政策，這是沒有人能夠接受的。可以肯定，中共中央當時已經接受了共產國際指示，改變了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政策，不再主張成立西北國防政府，也要求張學良去與蔣介石說和。問題是蔣介石不要和，一定要消滅紅軍，宣稱中共是漢奸。當然，人人都了解，中共中央在策略上與共產國際有一點是不同的。這就是，中共中央實行的是“逼蔣抗日”。在這一點上，共產國際強調的只是用群眾及其輿論來“逼”，“但我們還主張利用張、楊、閻、李、白、劉逼他”，即利用同各種地方實力派或反蔣派的力量來逼蔣抗日。西安事變就是這種逼蔣政策的結果，同樣事變後的對抗也是這種逼蔣政策的繼續。
這樣究竟對不對呢？多數中共領導人明確認為：“在中國封建社會環境下，這種方法也未嘗不對”。這是因為，在當今中國，不論是要想使蔣介石和南京政府重視自己，使其改變錯誤政策，實現與南京的聯合，還是為了保障革命的利益，堅持黨的獨立立場與紅軍的存在，“力量問題都是不能忽視的”。當然，他們也承認，這種策略實行起來確實也是相當困難和復雜的，它確實可能造成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如果這樣逼，造成了內戰，當然是不好的；如果逼和了，那就是好的”。重要的僅僅在于結果如何。因此，共產國際的這一指示的實際作用，多半也就在于，它使中共中央開始更加明確地把爭取和平視為其一切行動和政策的依據了。這也就是為什么，從25日之後，中共中央更加強調和平的方針，而在得到張沖的來電之後，會更進一步下決心，不惜再作讓步也要同南京和下來。
然而，在這個時候，不僅打不容易，和甚至比打還要困難。本來東北軍年輕軍官就反對讓步，情緒激昂，如今見中共代表步步退讓，更是心懷不滿。本來楊虎城因西安事變就已經整整丟了一個軍，如今更是擔心讓中央軍控制西安及隴海路沿線，地盤沒有了，余下的部隊遲早也會被蔣介石逐步分化和吃掉。即使是東北軍上層將領，此時的態度也頗猶豫，步步退讓的結果，是不是連張學良的出路也不爭了呢？唯一能夠駕馭東北軍這駕馬車的張學良若回不來，東北軍難道還會有自己獨立的前途嗎？因此，越是到妥協關頭，西安的空氣就越是緊張，人心就越是混亂。
26日白天，西安與潼關談判的代表仍堅持：（一）首先給張以名義；（二）中央軍離開甘肅，至少天水以西不駐兵；（三）紅軍一部駐陜南；（四）十七路軍在西安駐兩旅。顧祝同開始時同意：（一）給張名義問題撤退後即可照辦；（二）中央軍原駐陜甘十四個師，可調三十個團出甘，但必須駐天水，寶雞至西安線至少駐十個團；（三）紅軍不能駐陜南；（四）十七路軍只能在西安駐一個旅。但蔣介石得知後很快否定了關于張學良一條，強調恢復張學良公權，須國府委員會決定，西北問題未解決之前，事實上不能為之呈請。“彼方如相信我，即應完全相信，如不能相信，則不必再談”。
面對這種情況，西安方面決策層內部意見嚴重分歧。沒有哪一個人能夠出面承擔放棄為張學良爭取自由的責任，東北軍中下級軍官幾乎一致強烈反對，非要南京對張學良回陜作出明確擔保不可，即使是此前傾向于妥協的東北軍將領，這時也變得猶豫畏縮起來，王以哲、鮑文樾稱病不出，何柱國雖有意談判，卻無法作主，且部隊根本不能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