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洞：弘光紀事（簡體書）

這是一部扎實的史傳敘事作品。作者以南明弘光朝短短一年歷史為敘事對象，描寫了明末上至皇朝政體的崩解下至整個知識分子（文官階層）的思想覺醒的狀貌。涉及當時明、清、大順三朝鼎立的非常歷史時段下的國情民情、文臣武將、新興的士紳階層的種種表現，有史據有觀點，是一部力求將歷史研究引入當代思想文化動態中進行梳理的有分量的作品。

李潔非，生于安徽合肥。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先后在新華社、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供職。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起從事當代文學批評，后轉向專項研究，兼事小說、隨筆和史傳寫作。

《黑洞:弘光紀事》編輯推薦：從一個個歷史謎案與死結中，搜尋素材，追蹤探跡，導出歷史之真相。回到歷史的現場，讓證據當堂呈供。筆法一流，兼具嚴謹的考辨與激越的感懷。明末這一段歷史有諸多突出特質：時代氛圍特別復雜，頭緒特別繁多，問題特別典型，需要解讀的史料也特別豐富。弘光朝一年，政治、道德、制度分崩離析，借善惡之名殊死相爭。各色人物層出不窮，新舊人格猛烈碰撞。

崇禎死了。他在李自成軍攻陷皇城時，毅然自縊。作為皇帝，這樣死去史不多見，說到歷來以身殉國的皇帝，他算一個：
崇禎的死，被當成明朝滅亡的標志。姑以《現代漢語詞典》為例，這部已印三百余次、總發行量據信超過四千萬冊、流傳極廣的辭書，于其卷末《歷代紀元表》，將明代的起迄標注為“1368--1644”，所列最末一位君主即是思宗朱由檢，也即通常人們所說的崇禎皇帝。對此，大中學校歷史教材如出一轍，每位學生所得知識，都是在崇禎上吊的那天，明朝滅亡了。
然而，這并非事實。
崇禎的死與明朝滅亡之間，不能劃等號：史家以崇禎死國為明亡標志，是為求簡便mf將歷史以整數相除。真實的歷史卻往往不是整數，還有許多的事實，如同隱藏在小數點后面的數字，只求整數，這些事實就被抹去或省略？對專業治史者來說。求整數只是一種簡化，他們對歷史的了解，不會受此影響？然而，以外的人卻不免陷入錯誤知識而且并不自知，他們會認真地以為，在崇禎自盡或者清兵進入北京那一刻，明朝就此亡掉。這是一個占據現在絕大多數人頭腦的錯誤知識。
當時的情形，其實是這樣的：
4月25日清晨，崇禎死后，北京為李自成所占。大順軍控制了黃河以北、山海關以南，包括陜、晉、魯、北直隸和約一半河南在內的數省區域：如果手頭有明朝版圖，你立刻可以直觀地看到．這是一片不大的區域；而且，這種控制并不牢固，總的來說還相當脆弱：
5月22日(甲戌日)至27日(已卯日），明軍吳三桂部和滿清聯軍，與李白成大戰于山海關一片石，將后者擊潰。李白成敗退北京，于5月29日匆匆稱帝，“是夜，焚宮殿西走：．”
一周之后．清軍進入北京。但是，大順軍潰逃所留下的地盤．并未立即納入滿清控制之下。在一段不短的時間內，滿清對原屬明朝疆土的掌控微乎其微；大致。僅北直隸(以今河北為主)一地而已。其左近處，晉、陜兩省尚在爭奪中(與李自成)，而河南和山東的大部，一時間滿清、大順和大明誰都不能據有，互有交錯。至于此外的廣邈地方，滿清干脆連一只腳印也還不曾留下。
反觀此時明朝，雖旬月中，京師兩番易手，從朱姓先改李姓，復改愛新覺羅氏。但亦僅此而已。所謂巨變，除了京師周遭可算名副其實，其他地方都談不上。關外(所謂“建州”)后金崛起已近三十年，陜晉之亂也有十多年，張獻忠1640年就攻打了四川……這些，均不自1644年始。如果說明朝是個爛攤子．則崇禎在世即已如此，而他殉國之后，暫時也沒有變得更糟。
大部分地區，到此仍是明朝之天下：自荊楚以至浙閩，從淮河迄于粵、桂、滇，都還姓朱：它們不單面積廣大．尤其重要的是，皆系中國富饒之地。天然糧倉幾乎悉數在此(除天府之同已成甌脫)，工商于茲為盛，稅賦根基未嘗動搖，換言之，在這亂世之中，明朝財力仍屬最強一對此，當時一位民間戰略家“布衣陳方策”，上書史可法，這樣分析形勢：
東南歲輸糧米數百萬，金錢數百萬以供京邊，動稱不足。今我糧運、銀
運盡行南還．喊將存倉之余粒、栲索之金為泉源乎？賊其饑矣，貧矣。言下之意，北事失利未必只有害處，一定意義上，竟也等于甩掉個包袱。北地苦瘠，物產不豐，遷都后，一直靠南邊通過運河輸血供養。如今，南方錢糧再不必北輸，“盡行南還”，豈非卸掉大大的包袱？這位陳布衣義說：
舉天下之大，賊僅竊十之一二，我猶居十之八九：且賊瘠我肥，喊寡我眾，哦愚我智，喊饑我
飽，賊邊我腹……語氣稍嫌輕浮，所論則大皆事實。
此外，明朝為兩京制，北京之外，還有南京。朱棣以北京為京師后，南京舊制保存未變，從六部到國家禮器一應俱全。過去二百多年，這種疊床架屋的配制不免糜耗冗費，誰承想，當初這因朱棣篡位而形成的制度，現在意外起到“系統備份”的作用，使明朝免于崩潰。事實上，因著南京這套備用系統的存在，面對京師淪陷乃至國君殞命，明朝所受到的打擊并非想象的那么嚴重。
最后再看武裝力量。福王南京稱帝后，史可法對兵力重新部署，將江北明軍主力設為“四鎮”，每鎮兵額三萬，四鎮兵力計十二萬。但這是計餉的定額，每個年度“每名給餉二十兩”，十二萬部隊一年耗銀二百四十萬兩，而朝廷整個財政年入六百二十萬兩，此已用掉三分之一強，所以必須嚴格控制額度。然而。計餉的兵額并不是各鎮實際兵力。《小腆紀年附考》有一處提到，“四鎮之兵不下數十萬人”，絕非區區之十二萬；另一處說，單單四鎮中最強的高杰所部，便計“十三總兵，有眾四十萬”。四鎮之外，明軍主力還有一個“巨無霸”，這便是駐扎湖北的左良玉部。左部之強，四鎮加起來也抵不過——“良玉兵無慮八十萬，號稱百萬”(陳方策給史可法上書中，也說“左鎮擁兵數十萬”)。以上數字應有水分，未足信憑，但反過來說，朝廷出于財政原因所定下的江北四鎮各三萬、楚鎮五萬余兵力的額度，同樣不代表真實的數字。因各鎮實際兵力原不止此。何況他們為增強自身實力，還都有擴軍之舉。例如，“澤清在淮安，選義坊之健者入部，肆掠于野。(淮撫田)仰無如何，乃為請餉。”但朝廷拿不出錢來，對軍紀的敗壞，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除了搶掠，軍方還在各地自行征稅，“時四鎮私設行鹽理餉總兵監紀等官，自劃分地，商賈裹足，民不聊生。”其實，“私設”二字無從談起，在史可法的“四鎮”規劃中，“仍許各境內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買馬置器之用”一語，載于明文，可見并非“私設”。
就是說，這時明朝軍隊有賬面內(計餉)和賬面外(未計餉)之分。后者超過前者多少，沒有翔實數據，但依“傳聞”推想，多上幾倍大概不成問題。而賬面內(計餉)兵力，《三垣筆記》提供了確切的數字：
江北四鎮：各三萬，共十二萬。
楚鎮：五萬余。
京營：六萬。
江督、安撫、蕪撫、文武操江，鄭鴻逵、鄭彩、黃斌卿、黃蜚、卜從善等八
鎮：共十二萬。
以上合計三十五萬。如按多三倍算，明朝實際兵力這時仍超百萬。這樣估計似乎并不夸張。
盡有天下膏腴之地、國家組織完好、擁兵百萬——這樣一個朝廷，距“滅亡”二字不亦遠乎？而它的對手或敵人：李自成已經潰不成軍；張獻忠始終抱定流寇哲學；滿清剛剛入關、立足未穩，且與李白成繼續纏斗、脫不開手。四大勢力的處境，明朝可謂最好。
所以，雖然教科書為求簡便可以把1644年當做一個重要標識，作為史實我們卻應知道，這一年明朝不僅仍然健在，而且底氣頗足。它的確遭遇嚴重危機，但不能與“滅亡”混為一談。對它來說，類似的危機過去就曾有所經歷。1449年，“土木之變”致英宗被俘，嚴重性相仿，明朝卻起死回生，又延祚二百年。那么，怎見得1644年最終不可以是另一次“土木之變”？
為何費這些筆墨，反復辨析不當以1644年為明亡標志？第一，這知識本身是錯的，是年，明朝不過死了一位皇帝，卻很快義有了新皇帝，國家機器繼續運轉。第二，雖然政治中心從北京轉到南京，并且失去對黃河以北的控制，但這政權既不支離破碎，更沒有陷于流亡境地，某種意義上，其客觀條件比對手們更優越。第三，倘若以為明朝隨著崇禎自縊而亡了，不知道至此它其實仍然活得好好的，甚至有能力和大把的機會去收復失地、重整山河．那么我們不光在史實上出錯，實際也無法搞懂明朝怎樣滅亡以及為何而亡。
申明1644年明朝未亡，不單是弄清史實或糾正一個錯誤知識。不能因滿清占領了北京，就立刻將它奉為中國權力的正統。僅以北京的得失為這樣的標志，既有夸大之嫌，更是提前用后事看當下。1937年，中國也曾失去國都，是否可說中國就此亡國？這一類比，因后續歷史的不同，也許不甚恰當；然而僅就1644年而言，其實并無不可：對清朝在中國歷史的二百六十年整體存在如何定義，可另外討論，但在1644年．它是入侵者，是漢民族的敵人，是中國正統權力的顛覆者，此一歷史原態沒有含糊其辭的必要．
關注這個問題，不必說確與民族感情有關，南明這段歷史兩次形成熱點，一次在清末民初，一次在抗日時期。前者本身就是民族原兇所致，滿清統治中國后，嚴厲禁蔽明末真相，將明史截斷于崇禎之死，由清廷欽定的《明史》只寫到莊烈帝(崇禎)，也就是說，今之所謂明亡于崇禎的框架，正是來自滿清：與此同時，滿清決然封殺弘光、隆武、永歷等南明諸朝，以及清初“明遺民”有關這段的史著，為此不惜制造一起義一起文字獄，這種遮蔽與掩殺，一直維持到同光之際，兇其自身強弩之末才漸有松弛：所以，一旦清室遜位、進入民國，與排滿思潮相呼應，學界立即涌起挖掘、修復這段歷史的強烈愿望。等到日寇侵華、國府西遷，相似的情境再次觸動歷史記憶和心靈體驗，使人們從新的層面看待和感悟明末：這種記憶與體驗包含民族認同和精神溯源的可貴價值，正像明末清初諸多愛國者，每每追憶著岳飛、文天祥去激勵自己那樣。這時，崇禎死后的明代歷史，隱然具有如何看待中華正統的意味：雖然國運日蹇、虎狼在前，愛國志十卻不改堅貞，且不說國猶未亡，即便江山易手，國統也猶存心中——這是黃宗羲、工夫之、頤炎武、談遷、方以智等許許多多“明遺民”所樹立的榜樣和傳統。較之于此，輕言滿清占據北京、明朝即告滅亡，置歷史于何地，義令先賢情何以堪？
歷史是遠遠而來的大河。穿山越嶺，走過不同路段，滾滾向前。這種向前并非對過去的拋卻，相反，所歷之處的大地精華會流動在整條河流之中，攜往未來。唯有這樣看．歷史才是莊重和有尊嚴的。之所以斤斤計較明代是否亡于1644年，不在于時間上區區一二年之差．而在于堅持歷史的倫理層面不茍且。若干年中，這種茍且已達于荒唐。諸如王昭君從悲情人物變成光明使者、岳武穆失去“民族英雄”光環。起李陵、文天祥、左懋第等于地下，他們似乎已然面目無光：順此邏輯。則洪承疇、吳三桂之徒，有朝一日將被膜拜為促進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功臣。這背后，是一種實用主義歷史觀，取舍只問是否有利當下、合乎現實需要。其實不必如此，如前所說。歷史有不同路段，完全可以分而論之。今日怎樣、當時如何，各予尊重，有何不可？為何非要強史就今、驅策歷史為現實服務？這做法，于現實或有若干便利，而從中華民族長遠利益看，卻割裂傳統、造成歷史倫理淆亂、致使一些重要而基本的是非闕如。
拗正這種偏差，不妨自重新確認明末歷史始：在1644年，不管論以統序，還是質諸實際，滿清并不具備南京的權威性，更不要說取代它。明朝作為當時中國之權力正統，至少維持到1645年6月7日(舊歷五月十四丙午)．亦即明京營總督、忻城伯趙之龍和禮部尚書錢謙益等向全境臣民正式下達投降書的那一天。這是滿清真正成為中國統治者的時刻；此后，南部雖有隆武、永歷等政權繼續存在，但我們可以認為，奉明朝正朔的歷史到此已經結束。

序一
序二
序三
國變·定策
四鎮·武人
虜寇·坐斃
桃色·黨爭
降附·名節
錢谷·貪忮
民心·頭發
真假·謠言
曲終·筵散
遺民·苦悶

自倒數兩個王朝起而至現代，約七百年間，大事基本發生在兩座城市之間。
朱元璋在南京立國，“靖難”后，朱棣將首都遷到北京。清祧明祚，亦定鼎北京。清室遜位后，中華民國的國都之選，與明初剛好反向而行：先北京，北伐后南遷南京。逮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首都又從南京返于北京。
其間，南京曾四度告破。一破于朱棣“靖難”大軍．二破于滿清統帥多鐸，三破于洪秀全，四破于中國人民解放軍。這四次城破，除洪秀全那次，北京都曾從中受益；似乎南京之衰即是北京之盛，里頭的淵源著實堪奇。
連帝制下最后兩起大規模農民起義，亦于這兩座城市取得最高成就。它們之間還有一個相映成趣的現象：洪秀全打下南京后，對以后的事情既似乎失去興趣，勢運亦到此為止，不能再越一步，雖象征性地派出北伐軍去攻打北京，卻仿佛是姑且表示一番而已。李白成剛好相反，在長城一黃河間縱橫馳騁，乃至摧枯拉朽直搗北京；然而，逾此范圍則屢吃敗仗，洛陽執殺福王朱常洵是其平生大捷之中最南者，再南輒不利，最后死在鄂贛交界的九宮山，差不多也是他一生所到最南端。
兩座城市之間的故事，多少有些神秘。
1644年春，它們的處境有天壤之別。一邊，烽煙四起、城碎墻殘、君王殞命、人心惶惶，另一邊則安寧如故。截至此時，長汀三角洲在滿目瘡痍、遍布禍亂的明末，獨能置身事外，兵燹遠隔，桑梓仍舊。王朝第二政治中心南京，安居樂業．街陌熙攘，秦淮河畔偎紅依翠的風情絲毫未受打擾。
東南的靜逸偏安，透過一個細節表露無遺——崇禎皇帝4月25日駕崩，足足過了十一天以至更久，南京才隱約聽到點什么。諸史一致記載，5月6日(四月初一戊午)，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等舉行“誓師勤王”儀式。注意“勤王”二字，換言之，此時南京得到的消息，只是京師告急。真實情況卻是，他們已無王可勤。勤王部隊剛過長江，就在北岸的浦口停止前進，這時大概有了進一步的消息。計六奇說：
(三月)廿九曰丁巳(5月5日)，淮上始傳京師陷，眾猶疑信相半。阻止部隊北上的，恐怕就是這一“淮上”消息。然而，消息內容只提到“京師陷”，未含皇帝下落，而且來源也很不可靠，使人將信將疑。究竟發生了什么，準確信息直到5月15日(四月初十丁卯)方才到達：
丁卯。京營李昌期至淮安，告巡撫路振飛以大行之喪。振飛集士民告 以大故。又經過兩天，同樣的信息送到南京：“四月己巳(5月17日)，烈皇帝兇問至南京。”《國榷》則記為庚午日(5月18日)“先帝兇問至南京”，相差一天。對于這樣特別重大的變故，理應慎之又慎加以核實，所以又經過十三天，到5月30日(四月二十五日壬午)，南京官方最終完成了對噩耗的確認：“壬午……北信報確，史可法約南京諸大臣出議。”
也就是說，東南一帶普遍在舊歷四月二十五日以后知悉巨變。這一時間表，證以計六奇的回憶：“四月廿七日，予在舅氏看梨園，忽聞河間、大名、真定等處相繼告陷……廿八日，予下鄉，鄉間亂信洶洶。廿九日下午，群徵叔云：‘崇禎皇帝已縊死煤山矣。”’很能吻合。
此時，距崇禎之死已一個月零五天。
倘在今天，如此驚世之變，將于幾分鐘內傳遍環球，而三百年前卻輾轉月余。這固是通訊原始所致，卻并不完全因此。北京距南京約一千一百公里，假如一切正常，當時條件下像這樣重大的消息，以第一等的傳驛方式可在三五天送達。之所以耗時多至十倍，實在是一南一北已陰陽兩隔，而中原板蕩，有如飛地，為潰兵、難民所充斥，一片亂世景象。
工部員外郎趙士錦，5月19日(四月卜四日辛未)逃離北京，和方以智等結伴南歸，“行旅頗艱”，“相戒勿交一語”；經過二十天，五月初五端午日到達淮撫路振飛控制下的清江浦，最后回到故鄉無錫已是6月21日(五月十七夏至日)。這個經歷，我們可以作為崇禎兇問曲折南下的參考。
由趙士錦的講述，我們還略知北變之后沿途各地的情形。從天津經滄州、德州、茌平、高唐至濟寧一線，明朝統治已經解體，李白成勢力則正向這些地方滲透。在德州和濟寧，趙士錦都曾目睹和北京相同的闖軍拷掠士大夫的場面。濟寧以下，徐州、宿遷至清河(今淮安市淮陰區)間，為緩沖區；五月初四夜，趙士錦看到“煙火燭天，光同白晝”，“吾兵燒青(清)河縣也”——可見對這一區域，明朝已毀城棄守。過了黃河(此時黃河人海口位于今江蘇濱海縣境內)，清江浦以南，才在明朝實際控制中。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