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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與他同時代并成為他成大事的左膀右臂的胡林翼、李鴻章等人所具有的“官二代”的光環不同,曾國藩出身普通的農家子弟,早年社會關系簡單,基礎極為單薄,這就使得他所積蓄的正能量的時間似乎要更長一些。但他秉持“一入官場,即待罪之身”,對每一項任職都兢兢業業,日慎一日,故歷任各部侍郎,九年十遷,37歲成為清朝為數甚少的副部級領導。《年譜》記載他每日以八事自課,“職務繁委,值班奏事,入署辦公,蓋無虛日。退食之暇,手不釋卷,于經世之務及在朝掌故,分匯記錄,凡十有八門。”堪稱是荀子所說的“仕者必為學”的典范。他的一生都在踐行孔子所倡導的“仕而優則學”,即便他后來手挽四省兵符,戎馬倥傯;以協辦大學士、大學士職任兩江總督,仍然“舟次不廢學”,對此,身邊的幕僚方宗誠頗為不解,他回答說:世間之事,為我們所不知、不深知者太多了。不讀書,理不能明,心不能養,何以能知人、何以能應事,古往今來,大人物而走向顛蹶的,都是不學之過啊!他所說的“學習”,不是本本主義,而是實踐中學,他說:向古人學習,多看書籍,向今人學習,多找榜樣;做事情,問當局者,知道委曲,問旁觀者,知道效驗。勤習不已,才能免于咎戾。這些都可以說是他不斷累積正能量的法寶。
在中國歷史上,秀才帶兵而成功的概率極低。以文弱書生而走向戰場,是曾國藩所面臨的人生的重大挑戰。由于他所創辦的湘軍,與國家的正規軍八旗兵、綠營兵有別,更多帶有私屬色彩,因而“體制的碰撞”使他飽受屈辱和挫折。甚至連胡林翼、李鴻章等私下通信中,最初都不看好曾國藩。但他憑借“打脫牙和血吞,有苦從不說出”的一種堅韌,本著“極困極難之境,打得通的才是好漢”的一種精神,特別是在最艱難的時候,善于檢討自己,這使得他能夠把持正能量,掌控正能量。他說:登山耐側路,踏雪耐危橋。一耐字極有意味。又說:耐字乃人生進境之必由之路。除了“耐”,還要忍,而忍字是成大事者不可或缺的基本素養。他在日記中寫道:有容德乃大,有忍事乃濟。蓋容則恕人,忍則耐事。一毫之拂,即勃然而怒;一事之違,即憤然而發;一善之長,即為炫暴;一言之譽,即為動容。皆無涵養之力,薄福之人也。昔人謂量隨識長,聞事不喜不驚,乃可以當大事。在與九弟曾國荃的信中說: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堅忍于一時,則保全必多;一漸之不忍,而終身漸乎!遇不如意事,見不如意人,斯可以驗平素之道力。不錯,有才能的人并不一定能成功,世上不缺有才者,缺少的是超凡的意志品格。
如果說曾國藩在京城為官的十余年,是他積蓄正能量的時間,他在地方辦湘軍的最初七八年,是他把持正能量的過程,那么,他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兩江總督后,則是他釋放正能量的過程。在此期間,他把“八字秘訣”作為成大事并可大可久的不二法門。這“八字秘訣”有四字是要求自己做到的,即“勤、儉、剛、明四字,皆求諸己之事”,而忠、信、謙、渾四字,皆施諸人之事。這四個字,都是處理與他人關系的秘訣,并各有側重:忠以施于上,信以施于同列,謙以施于下,渾則無往不宜。后來他又把“八字秘訣”濃縮為二個字,即勤、謙二字。指出:勤謙二字,尤為徹始徹終,須臾不可離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謙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謙,則大字在其中矣。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
曾國藩的“內圣”功夫,都要求自己落到實處。他按照孔子所說的“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的路徑,晚年通過對《易經》的鉆研,體悟到六十四卦中,只有踐行“謙”卦,才能渡過人生的任何險灘,即“勞謙君子有終吉”,所以他提出:思勞謙二字之道,精力雖只八分,卻要用到十分;權勢雖有十分,只可使出五分。為此他給自己定下的人生信條是:舍命報國,側身修行。他把完善自我、領導他人進而成大事概括為二句話: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靜、虛,庶于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這可以說是曾國藩成功之道最經典的概括和總結,是他一生閱歷和歷練的濃縮和結晶。
曾國藩走向巔峰后,更加戒懼戒慎,常說“花開七分最燦爛”。提出巨室之敗,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為此,他以“不貪財,不取巧,不沽名,不驕盈”四招應對“不測之禍”。告誡自己和子弟們:恃武功,恃圣眷,恃門弟,都是招致顛蹶的禍端!要求家人不得干預公事,提出“凡大員之家,無半字涉公庭,乃為得體”。每次給家人寫信,都反復說:不要做代代為官之想,更不奢望代代得富貴,但愿代代有秀才,耕讀傳家,更為悠久。這可以說是曾國藩延續正能量的做法。
與十幾年前出版“方略”相比,我們的時代又有了巨大進步。人們對曾國藩的認識也不斷提高。其間,我對曾國藩的研究也有更多新的體悟和思考,特別是近年來為黨政機關、大型企業、高等院校等講述曾國藩課程時,注意挖掘曾國藩成大事的“內圣”功夫,尋覓傳統中國最后一尊精神偶像的正能量。這本書的出版希望能在這方面有所體現。
目次
書摘/試閱
曾國藩怎樣由一介書生而成為一個統領群倫的“中興”名臣?如何把局面做得越來越大,以至連皇帝都懼他三分?蔣介石稱:“曾國藩自己成功。也讓別人成功;自己發達,也讓別人發達。僅此一點,就足以作為我們的老師。”實則成功源于曾國藩善于積累正能量。
1.修業之大,人必有景從之徒黨
曾國藩積一生之成敗得失,于晚年得出這樣的經驗:是真龍必有云,是真虎必有風。凡修業之大,人必有景從之徒黨。斯二者,其幾甚微,其效甚著,非實有諸己,烏可幸致哉?
也就是說,大英雄創大業,必須要有登高一呼群山響應的氣勢。而之所以“凡修業之大,人必有景從之徒黨”,與其鼓舞群倫和超凡的號召力有絕大關系。
他在《雜著》中寫有《居業》一條,堪稱是對此的經典解釋。他說:古時英雄成就大事,必定有基業。如漢高祖劉邦在關中,光武帝劉秀在河內,魏武帝曹操在袞卅1,唐高祖李淵在晉陽,都是先有創業之基,然后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他把建立基業歸納為兩個必要條件,即規模宏大,言辭誠信。
曾國藩具體解釋說:就像居室那樣宏大,那么它占的宅地就廣闊,能夠庇護的人就多。誠信如果站得很穩固,結構就會很牢靠。《易》說:“寬以居之”,說的是宏大;“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說的是誠信。大程子(程顥)說: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誠就是忠信,修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如果口不擇言,逢事就說,那么忠信也就被埋沒動搖站不住了。曾國藩認為:立得住,就是所說的“居業”;現在俗話說“興家立業”就是這個意思。子張日: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也就是說如果不能宏大誠信,那么我的知識浮泛動蕩,把它說成是我之所有不可以,說成是我之所無也不可以,這樣的話,勢必終身沒有可居之業,這就是程子所說的“立不住”了。
曾國藩幾乎從零開始,到登高一呼,從者數萬,正是借助做場、做局而發生根本變化的。他多次談到“局”,鄙視那些在局外吶喊議論者,倡導挺庸負責,躬身入局,認為這樣,才能有成功的可能性。
曾國藩起家之初,手中無權無勢,他這個在籍侍郎,如同匹夫一樣,連自家性命都不保,更談不上提拔人了,因而最初跟從他的人并不多。從長沙臨行前,邀左宗棠參謀軍務,遭到拒絕,但左宗棠不久即加入到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幕府,令曾國藩非常難堪。李鴻章初次來投,曾國藩也說:少荃(李鴻章號)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這里呢,局面還沒打開,恐怕他這樣的艨艟巨艦,不是我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納的。他何不回京師謀個好差事呢?表面上是拒絕,實際上擔心水淺養不了大魚,李鴻章不知能否耐得下去。
曾國藩還同時邀請了幾位,但追隨者寥寥無幾,甚至連平生知己郭嵩燾都不肯隨行,留下來的只有李元度、陳士杰等幾個人。曾國藩深感孤立無助,他在給弟弟們的信中感慨地說:“(劉蓉)在省實不肯來,兄強之使來。兵兇戰危之地,無人不趨而避之,平日至交如馮樹堂、郭嵩燾等尚不肯來,則其他更何論焉!現除李次青(即李元度)外,諸事皆兄一人經手,無人肯相助者。”不過,他還是安慰自己說:湖廣總督吳文镕去歲在湖北時,身旁僅一舊仆,官親、幕友、家丁、戈什啥(滿語,指護衛)一概走盡。此無足怪之事。兄現在局勢猶是有為之秋,不致如甄甫(吳文镕)處蕭條已甚。然以此為樂地,而謂人人肯欣然相從,則大不然也。這就是曾國藩當時慘淡開局的境況。
曾國藩任兩江總督后,主管三四個省(除兩江三省外,皇帝下詔特命兼管浙江),又任欽差大臣,局面已經相當大。胡林翼勸他“放膽放手大踏步”,“此時惟有破格請將,放膽添兵,傾湘中之農夫以為兵”,一再強調“辦此等事,非強拉人不為功,莫過于慈和也”。曾國藩自此破格提拔人·大膽用人,四省官吏,幾乎有請必應。不但戰場波及省份的封疆將帥,凡有升罷,曾國藩都參與謀劃,而且,清廷凡有大的舉措,都要征求他的意見。僚屬們自然受到鼓舞,郭嵩燾說,近來朝廷舉措,真是從大處著筆,為從來所未有。
曾國藩的“臺面”做得越大,他的僚屬們越有希望,越有干勁兒。到同治三年(1864)間,即太平天國失敗前后,曾國藩的力量特別是他所提拔的人,遍布各省,不少封疆大吏出自他的手下。曾國藩自己也說:長江三千里,每一只船,無不掛上曾家的旗號。
近百年中國人尤其湖南人,從權貴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學子,大多佩服曾國藩,佩服他以儒學治軍,尤其是以“拙誠做大事”。青年毛澤東更是推崇,稱贊曾國藩是中國少有的“大本大源”一類人物,其一生行事,諸多取法于曾。
毛澤東的外婆家就在曾國藩的家鄉湘鄉,他8歲以前一直住在外婆家,1910年,16歲的毛澤東考入湘鄉縣東山高等小學堂,開始閱讀中國歷史。1913年。已是20歲青年的毛澤東,進入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學校讀預科,隨即并入第一師范讀書,此時,毛澤東已經開始閱讀《曾文正公家書》。在一師五年多的學習期間,對他影響甚大的國文教師袁仲謙和毛澤東奉為楷模的修身課教員楊昌濟,都十分欽服曾國藩,對毛澤東很有影響。楊昌濟在191 5年4月5日的《達化齋日記》中,特別記述了-他與出身農家的毛澤東之間的交談:“毛生澤東言,其所居之地為湘潭與湘鄉連界之地。僅隔一山,而兩地之語言各異。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務農,易于致富,富則往湘鄉買田。風俗純樸,煙賭甚稀。其外家為湘鄉人,亦農家也。”通過交談,以及為毛澤東上課,楊昌濟感到毛“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即曾國藩)、梁任公(即梁啟超)之例以勉之”。
以上記載說明,或者受到早年住湘鄉外婆家的影響,或者在老師楊昌濟等的直接引導下,曾國藩在早年毛澤東的心目中,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還專門找來曾國藩的家書等認真閱讀,寫下了不少筆記。而根據中央文獻研究室、湖南省委編輯的《毛澤東早期文稿》所附“大事簡表”記載,毛澤東在湘鄉縣東山讀高小時,特別愛讀康有為、梁啟超的文章,對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愛不釋手。
毛澤東特別注意到梁啟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鈔序》里對曾國藩的評論:“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并時諸賢杰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5竟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恒,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在粱啟超眼中,曾國藩的超群絕倫更在于其“立德”、“立功”、“立言”。在毛澤東熟悉的《新民說。論私德》里,梁啟超又說:“吾以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猶牡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獲救矣。”這些都對青年時代的毛澤東產生很大影響。后來,毛澤東認識到,梁啟超欽服的是曾國藩成大事的思想。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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