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人物與文化反思（簡體書）

《現代人物與文化反思》收錄了周質平先生多年來有關現代學人與文化反思方面的文章，共分三個部分。人物研究中涵蓋了胡適、林語堂、趙元任、余英時等現當代學術史上的重要學者，論述著重在思想史層面的分析。語文發展的內容，重點關注現代中國漢字命運的探討以及簡化字、世界語等話題，對百年來的語文發展提出獨特的見解。隨筆雜文部分，彙集了作者近20年來文化反思方面的文章，內容精練，論斷清晰，為讀者提供了新的觀察視角。

周質平，1947年生於上海，1970年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1974年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1982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研究領域包括：中國近現代思想史，晚明文學與思想。著有Yuan．Hung-tao．and．theKung-an．School，《公安派的文學批評及其發展》，《胡適的情緣與晚境》、《胡適叢論》、《現代人物與思潮》、《儒林新志》等．主編《國史浮海開新錄：余英時教授榮退論文集》、《胡適早年文存》、《胡適未刊英文遺稿》、《胡適英文文存》等。

《現代人物與文化反思》收錄了三類文字：人物研究，語文發展與隨筆雜文。《現代人物與文化反思》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前言
五四這一代知識分子所不缺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激烈的批評。陳獨秀（1880–1942），魯迅（1881–1936），胡適（1891–1962），錢玄同（1887–1939），吳虞（1872–1949），吳敬恒（1866–1953）這一批開啟中國思想現代化的先驅學者，對中國的傳統從語言文字到文學，藝術，戲劇，孝道，家庭制度，無一不持批判的態度。陳獨秀創辦了《青年》雜志（自1916年第二卷起，改為《新青年》），成了傳播新思想的主要刊物；魯迅在《吶喊》自序中，以“鐵屋”來象征中國的黑暗和封閉；胡適則沉痛地指出“中國不亡，是無天理”； 吳敬恒要大家把線裝書丟進茅廁； 錢玄同更主張廢滅漢字，徑用世界語取代之； 吳虞則被胡適譽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林語堂（1895–1976）在這樣一個批判舊傳統的大環境里，有他極特殊的地位。他對中國文化的態度，既不是極端的激進，也不是守舊衛道，而是表現出一定的依戀和欣賞。這種依戀和欣賞，在上面所提到的一批新派知識分子當中是極少見的。當然，林語堂的依戀或欣賞并不是毫無選擇的，他和陳獨秀、魯迅、胡適有許多類似的地方，認為中國固有的文化中，有許多不近情理的禮教習俗，需要西方文化的沖激和洗刷。但是他的態度和關懷是不同的。
陳獨秀、胡適、魯迅開啟了一個新時代，他們所談的大多是救國救民的大關懷，陳獨秀創辦了《新青年》，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介紹了馬克思主義；胡適提倡了白話文，把自由、民主、科學注入了新思潮；魯迅立志用小說和雜文來拯救中國人的靈魂。他們很少談個人哀樂，身邊瑣事。在林語堂的著作中，我們看不到太多“大關懷”，他是以談“小情趣”見長的。
在充滿新舊的沖突和東西文化矛盾的大環境里，我們經常看到的是，“打倒舊禮教”，“廢滅漢字”，“文學革命”，“全盤西化”這類帶著相當“殺伐之氣”的字眼。林語堂很少橫眉豎目地要“革命”，要“打倒”。他能從新舊之間看出調和共存的可能，而不是互相傾軋，你死我活。
林語堂對英語讀者影響最大的著作是《吾國與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在這本書里，他經常表現出對舊中國的一種追懷；和他對身處當代中國的一種無奈。他往往透過古今的對比，來說明現世的墮落。林語堂的烏托邦不是在將來，而是在過去。在晚明袁宏道（字中郎，1568–1610），張岱（1597–1679）等人的小品里，他不但找到了文章的范本，也找到了，在他看來，是合理的生活內容和人生態度。

人物研究林語堂的大關懷與小情趣前言快樂是無罪的林語堂與魯迅從白話文到簡體字林語堂筆下的孔子與儒教從異端到基督徒林語堂的抗爭精神從提倡小品文到爭取言論自由民主自由與反共產思想林語堂與小品文提倡小品文的背景和動機林語堂文字的風格氣節與學術——論馮友蘭的道術變遷以氣節論人是殘酷的哲學只是一種遊戲和工具相互的戲弄和侮辱最後的一擊結論難進而易退——胡適的大使歲月……

快樂是無罪的
在中國傳統禮教下成長的人，往往對快樂有一定程度的罪惡感，似乎一個成大功，立大業的人，必須先經過一番苦難，孟子所謂“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這種思想千百年來深入人心，“苦難”已不再是個中性的詞語，而是帶著一種道德上的崇高。一種舒適愉快的生活，則有可能被視為墮落的開始。所以“享樂主義”，在中文詞匯中，多少帶著頹廢或不道德的意味。然而，人誰不圖舒適，誰不圖享樂。給苦難以一種道德的含義，往往是鼓勵偽善，不能坦然地承認人性是貪圖舒適和享樂的。
在林語堂的作品中，他謳歌快樂，追求生活的舒適，在他看來，這是人欲，也是天理。他絲毫不掩飾人性中的欲念，也絲毫不以有此欲念為羞恥。他雖然不提倡縱欲，但也不主張節欲。欲可導，而不可抑。在《生活的藝術》（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一書中，特立《生命的盛宴》（The Feast of Life）一章，提出快樂并不分精神與物質兩種，這兩者是一物的兩面，是合而為一的。而所謂精神上的快樂并不高于所謂物質上的快樂，就如欣賞音樂和抽煙斗，究竟何者是精神，何者是物質，是無從分起的。在他看來，強分快樂為精神和物質，“是徒增紛擾，是不智的，也是不真實的”。（Is it possible to regard the enjoyment of music which we call art， as decidedly a higher type of pleasure than the smoking of a pipe， which we call material？ This classification between material and spiritual pleasure is therefore confusing， unintelligible and untrue for me.）打破精神和物質的二分法，也就能對理欲、情色給以更合乎人性的界定。他在1929年寫《機器與精神》一文時，就已提出：“大凡說哪一方面是物質文明，哪一方面是精神文明，都是過于籠統膚淺之談，無論何種文明都有物質與精神兩方面。” 這種“心物合一”，“靈肉一體”的看法，是林語堂人生哲學的基本觀點。
在林語堂的哲學里，特別看重“情”字，他在《生活的藝術》中，多次征引張潮（1650–1707）《幽夢影》中“情之一字，所以維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飾乾坤”這句話。他說：“除非我們有情，否則無從開始我們的生命。情是生命的靈魂，星辰的光輝，音樂和詩歌的韻味，花朵的愉悅，禽鳥的羽翼，女子的趣韻，和學問的生命。”（For unless we have passion， we have nothing to start out in life with at all. It is passion that is the soul of life， the light in the stars， the lilt in music and song， the joy in flowers， the plumage in birds， the charm in woman， and the life in scholarship.）
林語堂從來沒有這樣充滿感情地陳述過“理”在生命和生活中的意義。因為他了解一個人與自己的本能戰是無謂的（the futility of warring against his own instincts.） 他說，“我一向認為，生活的目的是真正的享受生活。”（I have always assumed that the end of living is the true enjoyment of it.）
在《人類的快樂是感官的》（Human Happiness Is Sensuous）一節中，他直截了當地指出，“所有人類的快樂都是生物性的快樂。這個說法是絕對科學的。為了免受誤解，我必須把話說得清楚些：所有人類的快樂都是感官上的快樂。”（All human happiness is biological happiness. That is strictly scientific. At the risk of being misunderstood， I must make it clearer: all human happiness is sensuous happiness.）
接著他指出，所謂精神狀態也無非就是內分泌在起作用。而“所謂快樂，對我而言，大部分是和消化相關的。”（Happiness for me is largely a matter of digestion.）最后他很風趣地歸結于“一個人要是大便暢通，他就快樂，要是不暢通，就不快樂。”（If one’s bowels move， one is happy， and if they don’t move， one is unhappy.）
林語堂用這種近乎粗鄙的語言來說明快樂的定義，是帶著一種反道學的精神的。他善于將最神圣或神秘的感覺，用最平常的字眼來進行分析和解釋。讓人領受一種“說穿了稀松平常”的快意。
林語堂提倡享樂，但并不頹廢，他珍視生活中的每一個小情趣，《生活的藝術》第九章專講生活的享受，無論躺在床上，坐在椅子上，談話，喝茶，抽煙，熏香，喝酒，酒令，食物都專立一節，來討論這些日常生活的樂趣。因此，林語堂的享樂不同于“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頹廢。他痛恨說大話，說假話，他只是說：快快樂樂地活，舒舒服服地過，沒什么罪過。看林語堂《生活的藝術》，總讓我想起李漁（1611–1680）的《閑情偶寄》。《閑情偶寄》中，也有專講“居室”，“器玩”，“飲饌”，“種植”，“頤養”的篇章。林語堂受了李漁的啟發是很顯然的。這樣的人生哲學并不來自西方，而是從中國傳統中滋養出來的。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個人主義”在中國是個時髦的思想，個人的價值和自由受到空前的重視，許多知識分子批評傳統大家庭制度是個人發展的阻礙，“家”不但不是一個溫暖和快樂的所在，反而成了痛苦和罪惡的淵藪。從康有為《大同書》中，“去家界為天民”，到胡適所主張的“不婚”、“無后”，都是圍繞著打破家庭這個組織而立論的。巴金在30年代出版的暢銷小說《家》，更是為一個年輕人如何打破家庭的桎梏而找到自由，作了最浪漫的敘述。在這樣的風氣之下，家庭生活對許多新派知識分子來說，是不屑追求，也是不屑營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