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地權：中國五千年土地制度變革史（簡體書）

序
馬克?布勞格：“我們從來沒有真正地采用比照歷史的實證研究方法，這實在是現代經濟學的悲劇之一。”
約瑟夫?熊彼特：“如果要在經濟史、統計和理論三者中作出唯一選擇的話，我將選擇經濟史。”
汪丁丁：“有能力解釋一個社會制度變遷的學說只可能來自兩個方面，一是歷史的學說，一是知識理論的學說。”
多年前，讀菲歇爾的《利息理論》時，被書中第一句話所吸引：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Income is a series of events）。后來，寫《幸福經濟學》一書時，我意識到人生其實也是一系列的事件，只是這些事件多為“未預結局”（Unintended Consequence）。盡管這話看似“同義反復”。
我生在農村，父母不識字。小時候，我并沒有想到以后會喜好學術研究。當時，老師教育我們說，長大以后要當科學家。我覺得那種理想太遙遠，以后能夠將地種好，娶個賢惠的妻子，就足夠了。
后來，不知不覺上了大學，竟然讀到博士，這是我未曾想到的。更未曾預料到的是，我對經濟史產生興趣，并且一發不可收拾。
我的專業是經濟學。以前，我只對經濟學基礎理論著迷，我的《經濟學林論劍》一書就是當初對于經濟學基礎理論思考的結果。讀博士之初，我對計量經濟學和博弈論等非常著迷，并撰寫和發表了幾篇這方面的論文。
讀博士期間，有一次在圖書館隨意翻看文獻，對主流經濟史學界和經濟學界關于土地兼并問題、山西票號等問題的解釋不滿意，于是，我搜尋一些材料仔細翻看。這一看，居然讓我對經濟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從經濟學基礎理論入手，對土地兼并與票號問題作出新的解釋，并發表在《經濟學季刊》和《財經問題研究》上。
此后，我四處尋找經濟史、歷史方面的著作，包括《二十四史》和何炳棣、梁方仲、錢穆、王國維、陳寅恪等諸多大家的論著，漫無目的地閱讀。
當然，我并未減少經濟學文獻的閱讀。我博士畢業論文選擇的是制度起源與變遷（或演化）方面的，試圖給經濟史乃至經濟學重建一個理論基礎。
胡適曾說，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今，主張這種觀點的大有人在。我并不認為要用理論套向歷史或經濟史。我的意見是，解讀或解釋可以有千千萬萬，真相往往只有一個。
我本來想寫一部中國經濟史，但這項工程浩大，自己學識尚淺。在陳藝靜女士的建議下，我決定先梳理一下中國土地制度變革史。這里所說的“變革”，是伴隨人類社會全過程的，并非某個階段獨有。“變革”是制度變遷的主要方式之一。我希望將自己博士論文的理論，即制度起源與變遷的基礎理論，以及分析方法，運用到中國經濟史中。
為何選擇土地問題為研究切入點？讀者或許記得日本學者長野郎的一段話：“中國的土地制度，是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的根源。中國的治亂，基于土地制度的興廢，國民生活的安危，也基于土地制度的整理與否；其次，農業國的中國，以農業為其經濟的主要部分，自然是不消說的。因之，對于想了解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之任何方面的人們，都應該知道一下中國土地制度的情形，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這個觀點是比較公允的。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特別是城市化的加快發展，土地問題在中國甚至顯得更為重要，土地制度變革日益緊迫。記得2007年召開的“第三屆中國經濟50人（田橫島）論壇”，主題為“未來十年中國需要研究的重大課題”。其中，土地問題成為專家們熱烈討論的焦點，是排在第一位的熱論。2009年，時任國土資源部部長徐紹史在中央黨校推進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省部級研討班上的演講稱，現行土地管理制度已逼近重大變革臨界點。非常遺憾的是，一方面，當前土地制度相關著作，多從階級斗爭的角度分析問題。另一方面，當前土地制度變革史的研究，僅集中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幾次土地改革，而對中國上古以來的土地制度變革歷史的研究論著，至今仍是一片空白。
本書綜合運用現代經濟學、地緣政治學、歷史學、氣象史等，對中國數千年來土地制度變革的歷史進行總結、評述，總結經驗，檢討得失。
我很喜歡黃仁宇的《放寬歷史的視界》。只有將問題放在歷史的長河中，以宏觀史學的角度考量，才容易看出問題所在。
當前，中國學術界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主張中國實行土地私有化，一種主張公有制甚至將所有土地收歸國有。當我們縱覽五千年（此為概數）中國土地制度變革歷史，并與國外幾千年來的土地制度變革歷史相比較，不難發現，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沒有采用單一的土地所有制，都是“公田”與“私田”并存。在土地制度安排的初期，實際上已經開始出現“大分流”，中國與西方國家走向不同的路徑。中國，特別是秦漢以來歷朝歷代的土地制度變革多與財政等因素（即所謂稅源、糧食和兵源）相關，并未將土地制度安排與保護庶民的財產權利、平民的政治（民主與共和）聯系起來；但是，國外的土地制度變革，多伴隨產權保障與政治等因素。
那么，中國的土地制度為何會走向與西方截然不同的路徑？搞清楚這個問題，不僅有助于理解歷代中國土地制度安排的不同之處，而且將有助于解釋當今土地制度的特殊性，也將為將來中國土地制度變革提供有益參考！
歷史已為“沉沒成本”，無法假設，今后的土地制度變革，如果要少走彎路或曰減少改革的成本，從歷史中獲得教益，那么，需要充分考慮中外土地制度變革的共性與個性，中國當前的約束條件。
我主張并堅持不戴著有色眼鏡看問題，這個“眼鏡”包括偏見（如頭腦中既定的理論）和各種“經驗”，等等。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我也盡最大的努力去設法減少自己的偏見，力求綜合、貫通各個學科領域，從各種史料中去偽存真，還原歷史本來面目。
記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翰?希克斯說過：“經濟史的一個主要功能是作為經濟學家與政治家、法學家、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關于世界大事、思想和技術等的歷史學家——可以互相對話的一個論壇。”期待本書也能夠促進這種“對話”。
當然，本書所作努力也只是草創和初步，倘承通識之士糾正訛謬，小子何幸哉！

劉正山
2013年8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