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簡體書）

沈從文，生于1902年，逝于1988年。
“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最有力的候選人。”不少人喜歡這樣的說法，以此來加重對沈從文的崇仰和表達遺憾。《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認為，這固然是個很大的遺憾，不過實在說來，獲獎與否并沒有多麼重要。重要的是，對沈從文的認識，能走到多遠多深。1988年，遠未到蓋棺定論的時候。“重新發現”沈從文的工作仍將繼續……
從1948年始，沈從文在時代大轉折關口的精神危機和從崩潰中的恢復，成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業的起點。《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這部著作由此起筆，沿著他生命的坎坷歷程，翔實敘述他的社會遭遇、個人選擇和內心生活，敘述他為始終不肯放棄的物質文化史和雜文物研究而做的超常努力和付出。
《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這部傳記，特別著力于呈現沈從文后半生漫長而未曾間斷的精神活動。在時代的劇烈變動中，這種連續、細密、復雜的個人精神活動，清晰見證了一個弱小個人的全力掙扎，一個平凡生命以柔弱的方式顯現的強大勇氣和信心，一個“有情”的知識者對歷史文化長河的深沉而莊嚴的愛——一如他愛家鄉的那條長河，曾經不知疲倦地抒寫那條河的故事，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艱難，不知疲倦地抒寫歷史文化長河的故事。

張新穎，1967年生，山東招遠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曾任韓國釜山大學交換教授（2002年）、美國芝加哥大學訪問教授（2006年），講授中國現當代文學。獲得第四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文學評論家獎”（2006年）、第一屆“當代中國文學批評家獎”（2008年）等多種獎項。
主要作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著作《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文學的現代意識》、《沈從文精讀》、《沈從文與二十世紀中國》等，當代文學批評集《棲居與游牧之地》、《雙重見證》、《無能文學的力量》、《置身其中》等，隨筆集《迷戀記》、《此生》、《有情》、《讀書這么好的事》等。

1、“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最有力的候選人。”不少人喜歡這樣的說法，以此來加重對沈從文的崇仰和表達遺憾。《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認為，這固然是個很大的遺憾，不過實在說來，獲獎與否并沒有多么重要。重要的是，對沈從文的認識，能走到多遠多深。1988年，遠未到蓋棺定論的時候。
2、“重新發現”沈從文，《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寫沈從文，與此前眾多沈從文傳側重1949年之前大大不同，不僅寫了事實性的社會經歷和遭遇，更寫了在動蕩年代里沈從文個人漫長的內心生活。但豐富、復雜、長時期的個人精神活動，卻不能由推測、想象、虛構而來，必須見諸沈從文自己的表述。本書即采用了沈從文留下的大量文字資料。
3、《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封面這幅速寫是沈從文畫的，1957年五一國際勞動節，上海外灘，時代的宏大潮流轟轟隆隆而過，沈從文發現江里游離自在的生命狀態：小小的船和船里的人。《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匯集“影像”21幅，輔助見證一個弱小個人的全力掙扎，一個平凡生命以柔弱的方式顯現的強大勇氣和信心，一個“有情”的知識者對歷史文化長河的深沉而莊嚴的愛。

【上部】　一九四八～一九六五
[第一章]　轉折關口的精神危機和從崩潰中的恢復
[第二章]　革命大學：“越學越空虛”
[第三章]　“明白生命的隔絕，理解之無可望”
[第四章]　川行土改：“群”、“單獨”的生命、“有情”的傳統
[第五章]　雜亂的工作，紛擾的事
[第六章]　行行重行行
[第七章]　“老去”的文學，“不算是學問”的學問
[第八章]　“好辛苦的戰斗”和“抽象的抒情”
[第九章]　大動蕩前：“臨深履薄，深懷憂懼”

【下部】　一九六六～一九八八
[第十章]　大字報、檢查交代、抄家、批判會
[第十一章]　“連根拔除”前的日子
[第十二章]　湖北干校：遷移無定中“麻醉”痛苦、抵抗愚蠢
[第十三章]　“還得好好活在人間”
[第十四章]　以“忘我”來恢復人的“潛伏能力”
[第十五章]　“出土”時期
[第十六章]　“一個健康的選擇”之后
[第十七章]　生命的完成

[主要參考書目]
[后記]
[影像]　沈從文走過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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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淚
似乎方方面面，明顯在朝著好的方向進展，給這個老病的生命帶來安慰；只是，這個生命本身，卻有自己的走向。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沈從文因肺炎住院治療；轉年四月二十二日，再次因肺炎住院，一個月后出院。顯然，他的身體是越來越衰弱了。
在心理上，似乎也逐漸顯出變化，一個表現是，他越來越容易流淚了。沈從文本來就是感情纖細敏銳的人，流淚是感情表達的一種自然方式；同時他也是個隱忍的人，他會用其他的方式來壓抑、分散或者表達感情。但是隨著年歲增大，流淚漸漸變得多了起來——從另一方面看，流淚所表達的東西也多了起來。
“文革”中期，孫女沈紅在學校因成績好守紀律而受厭學頑童欺負，沈從文聞之落淚；一九七七年，穆旦五十九歲不幸去世，“得消息時，不禁老淚縱橫！”穆旦在西南聯大讀書和短期任教，與沈從文多有交往，沈從文曾在文章中稱許這位杰出的青年詩人，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他主編天津《益世報文學周刊》，發表了穆旦十七首詩。一九七三年穆旦托人捎給沈從文一本《從文小說習作選》，讓沈從文大為感念—這兩個例子都好理解，在常理之中。
而自從一九八三年病倒之后，沈從文行動不能自如，說話也越來越少，越來越簡單，流淚就成了一種特殊的表達方式。為自己傷感，對他人同情，被藝術感動，還有更為復雜交織在一起的感情，都有可能令他不能自已。外人看來突然的反應，在他自己卻是自然；家里人也在逐漸變化的過程中理解。
一九八二年回鄉聽儺堂戲而流淚，生病后在家里，偶然聽到“儺堂”兩個字，本來很平靜的他，順著眼角無聲地落淚。“一次母親見他獨坐在藤椅上垂淚，忙問怎么回事，他指指收音機——正播放一首二胡曲，哀婉纏綿—奏完，他才說：‘怎么會……拉得那么好……’淚水又涌出，他講不下去了。”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九日，夏鼐突發腦溢血去世，沈從文大哭一場。老友的死更讓他痛感生命緊迫，他急電正在廣州南越王墓工作的王速返北京，每天對他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增補具體事項。
也是在一九八五年，一個雜志社幾個人來采訪，問起“文革”的事，沈從文說，“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勞是掃廁所，特別是女廁所，我打掃得可干凈了。”來訪者中有一個女孩子，走過去擁著老人的肩膀說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沒想到的是，沈從文抱著這位女記者的胳膊，嚎啕大哭。什么話都不說，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淚滿臉地大哭。張兆和就像哄小孩子一樣，又是摩挲又是安慰，才讓他安靜下來。

告別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下午，沈從文會見黃廬隱女兒時心臟病發作。事先沒有征兆。五點多鐘，他感覺氣悶和心絞痛，張兆和扶著他躺下。他臉色發白，不讓老伴走開。王 、王亞蓉急急忙忙趕來，他對他們說：“心臟痛，我好冷！”六點左右，他對張兆和說：“我不行了。”
在神智模糊之前，沈從文握著張兆和的手，說：“三姐，我對不起你。”——這是他最后的話。
晚八時三十分，他靜靜地走了。
沈從文去世了，國內的新聞卻奇異地沒有聲音。五月十三日，中新社電訊簡單到不能再簡單地發了條消息，十四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用了這個消息；十四日《文藝報》出現了五十個字的報道。十六日，上海《新民晚報》編發了一篇報道——根據的是香港消息；十七日，《新民晚報》刊出林放——著名報人趙超構——的文章《遲發的訃文》，表達對新聞“秘不發喪”的強烈質疑。巴金在家里一連幾天翻看上海和北京的報紙，找不到老友的名字。直到十八日，新華社才發了簡單的報道。“人們究竟在等待什么？我始終想不明白。難道是首長沒有表態，記者不知道報道該用什么規格？”
瑞典的馬悅然接到臺灣記者的電話，問他能否確證沈從文逝世的消息。他立即向中國駐瑞典大使館核實，令他震驚的是，大使館的文化參贊竟然從未聽說過沈從文這個人。臺灣《中國時報》在沈從文去世后三天即刊出馬悅然的文章，他說：“作為一個外國的觀察者，發現中國人自己不知道自己偉大的作品，我覺得哀傷。”馬悅然的哀傷里，帶著郁憤的不平。
——可是，沈從文真的不需要別人為他不平，更不需要“規格”，不需要權力來給他排定“地位”，不需要新聞的熱鬧。十八日上午，在八寶山舉行了一個告別儀式，只通知了少數至親好友，也有景仰他的人是自己來的。沒有花圈、挽幛、黑紗，沒有悼詞，不放哀樂，放沈從文生前喜歡的古典音樂，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沈從文面色如生，安詳地躺著，周圍是幾十個花籃。每個告別的人拿一枝半開的月季，行禮后放在遺體邊。

逐漸完整起來的沈從文世界
倪爾思在悼念沈從文的文章里寫道：“一九八八年秋瑞典出版的兩本選集都引起了人們對沈從文作品的很大興趣，很多瑞典人認為，如果他在世，肯定是一九八八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最有力的候選人。”不少人喜歡這樣的說法，以此來加重對沈從文的崇仰和表達遺憾。十二年后，馬悅然發表《中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個人證實了這個說法：“作為瑞典學院的院士，我必定對時間尚未超過五十年之久的有關事項守口如瓶。但是我對沈從文的欽佩和對他的回憶的深切尊敬促使我打破了嚴守秘密的規矩。沈從文曾被多個地區的專家學者提名為這個獎的候選人。他的名字被選入了一九八七年的候選人終審名單，一九八八年他再度進入當年的終審名單。學院中有強大力量支持他的候選人資格。我個人確信，一九八八年如果他不離世，他將在十月獲得這項獎。”
這固然是個很大的遺憾，不過實在說來，獲獎與否并沒有多么重要。重要的是，對沈從文的認識，能走到多遠多深。一九八八年，遠未到蓋棺定論的時候。“重新發現”沈從文的工作仍將繼續，但是研究者將面臨的不僅僅是這方面的考驗——沈從文的“遺產”，還遠遠不止于人們已經見到的：倘若有一份“清單”，這份“清單”還將不斷添加，豐富程度大大超出通常的想象。所以，不僅有對已經列在“清單”上內容的“再次發現”的問題，還有對不斷添加到“清單”上的新內容的“第一次發現”。
一九九二年，岳麓書社出版《沈從文別集》，共二十冊，小開本，樸素雅致，沈從文生前就希望出版這么一套“小書”。這套書——《別集》這個名字是汪曾祺想的，每冊的書名是張充和題寫的—受到歡迎，不僅是因為裝幀形式，還因為它有新的內容，張兆和在《別集》總序里交代得很清楚：“我們在每本小冊子前面，增加一些過去舊作以外的文字。有雜感，有日記，有檢查，有未完成的作品，主要是書信——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來的，大部分未發表過。”這些增加的東西，讓敏銳的人“管窺”到一個更大的沈從文世界——確實只能是“管窺”，因為這還只是零星的披露。
一九九六年，《從文家書——從文兆和書信選》由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讀者“管窺”到的東西更多了一些。在后記里，張兆和寫下了這樣的話：“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來逐漸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過去不知道的，現在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現在明白了。”
二〇〇二年，《沈從文全集》出版，沈從文的世界這才得以完整地呈現出來。《全集》共一千多萬字，其中生前未發表的作品及書信等約四百四十萬字。很難設想，沒有這四百四十萬字，可以很好地理解沈從文，尤其他的后半生。
說起來，真得慶幸沈從文家人的有心、耐煩和細致，“亂紙堆”沒有化為烏有，而整理成了重要文獻。沈虎雛簡略敘述過緣起和經過：“我一九八〇年回到北京時，破舊行李中有個小紙箱，保存著父母文革前后給我的信，其中偏偏父親規勸我怎么面對沖擊挫折，最重要的幾封，由于擔心遭查抄肆意曲解上綱，被我毀掉了。打開小紙箱時，心中的懊惱使我倍加珍惜這種不可再生的材料，那是在一間空屋子，幾個月前父親從這里搬入新居，地上猶積存著厚厚的垃圾，清理它們的時候，我順手把一切有父親文字的紙張收攏，不意竟有一整箱，從此開始了保護、收集、拼接、識別、整理的漫長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