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者，本來如此：台灣腦神經外科權威魏國珍的快樂行醫路

一個人如果有熱情，就能以最初的耐心，面對生命每一個艱難時刻。
一個人如果有信仰，就會窮盡一切追求更好的可能，不會只為金錢工作。

有的醫生眼裡只有病，沒有人，但他醫「病」，更醫「人」。
有的醫生覺得醫院是血汗工廠，但他卻覺得醫生是天下最棒的工作。

魏國珍從醫三十年，未曾經歷任何醫療糾紛，是許多瀕臨死亡危機病患的一線生機。即使病患最後沒能活下來，他愛護病患、認真誠懇的態度，仍贏得所有家屬的衷心感謝。

他相信「美善醫病關係」的價值，在醫術上力求精進，在醫德上的求全求實。他做人圓融、和善，卻在專業上鍥而不捨，同時下刀冷靜、靈巧。

這本書讓我們見證到，一位忠於志業的醫師，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找出方法對治病人，用他的天賦、才能、專業，讓受苦的、殘缺的生命得到醫治，並從得到快樂與成就，讓我們記得，「醫者，本來如此」的美麗光輝。

「醫生必須要有guts、有擔當，當病人需要開刀治療，如果你為保全自己，為了怕糾紛，連這點風險都不要擔的話，你就不要當醫生了。如果當醫生是為了賺錢，那麼將永遠不會感到有意義，也不會像我這樣快樂。那些病人扎扎實實豐富我的行醫路，照見獨特的生命意義，讓我有機會經由這些磨練變成更好的人。」
 ～魏國珍

魏國珍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加州大學舊金山校區(U.C.S.F.) 腦瘤研究中心研究員，目前為林口長庚醫院腦神經外科系主任。投入腦科研究十餘年，他主持的「奈米藥物加超音波開啓血腦屏障」腦瘤治療計畫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喻為「研究腦瘤治療的重要里程碑」，並推崇台灣腦科的創新研究為全球腦瘤治療帶來重大突破。魏國珍不僅在腫瘤腦神經外科的專業上成就卓越，也一直秉持著「尊重生命，以人為本」的信念行醫，而這份初心更是他守護病人、在醫療專業上不斷求精求進與突破的關鍵，特別是近年台灣醫療體系受到商業化的影響，醫病關係漸趨緊張，魏醫國珍所樹立的醫者典範更值得彰顯與推崇。

採訪撰文
吳錦勳

台灣桃園人，台大哲學碩士，擔任記者十餘年，曾以「翻山越嶺，一堂一百二十公里的英文課」獲2007年亞洲出版業協會（SOPA）之「卓越專題特寫獎」、以「一家公司，幹掉一個王國」獲2008年吳舜文新聞獎之「深度報導獎」。現職為天下文化主筆，作品有《台灣，請聽我說》、《你可以不一樣：嚴長壽和亞都的故事》、《女兒，我的鍋鏟呢：大提琴頑童張正傑的親子生活誌》、《鐵意志與柔軟心：張榮發的33個人生態度》、《為土地種一個希望：嚴長壽和公益平台的故事》（與嚴長壽董事長合著），2013年以本書獲得國內出版最高榮譽第三十七屆金鼎獎之「年度非文學類最佳圖書獎」。年逾不惑，願以文字鑄一葉扁舟，渡人生渺渺汪洋。

自序
回到從醫的原始初衷/衛生福利部醫事司副司長　王宗曦
快樂醫師的一種可能

二〇〇一年秋，國珍和我帶著二個稚齡的兒女，一家四口，經歷十多個小時的航行，終於降落在桃園國際機場，回到睽違已久的台灣，那時，我們才剛結束二年的美國進修生活。走出機艙，內心百感交集。
我原本是台北市立仁愛醫院婦產科醫師，國珍是長庚神經外科主治醫師。為了這次進修，國珍向醫院請假，我也中斷公職，犧牲累計的年資，等於是連根拔起，舉家搬遷，前往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UCSF）。我們一心想看更大的世界，亟望在醫療最前線，尋求自己更大的突破。
國珍跟他的老師、神經外科主任密契．伯格（Mitch Berger）做腦瘤疫苗研究；我在婦產科做研究員，全部的心力放在流行病學、美國保險和藥品等領域的研究，同時要做資料分析和看臨床。我們見識到美國醫師如何竭盡所能地不斷求進步、不斷創新，極有效率的時間管理、對「成本效益」嚴密計算。沒有效率的事，他們不願意多花一分鐘、不賺錢的醫院，說關就關，不多浪費一天。
伯格對國珍很好，為他出社會保險金，腦瘤疫苗的實驗很花錢，投入多，必須要回收成果，我知道國珍沒有說出口的壓力是很大的。他每天蹲在冷冰冰的實驗室裡，處理檢體、讀數據、做著暗無天日的實驗。公元二千年凌晨，千禧新年別人都在倒數狂歡跨年，國珍半夜死守實驗室，就怕十二點一到電腦出亂子。
除了實驗室的高壓外，我們經濟負擔也很大，兩個孩子念幼稚園，國珍還向長庚預支薪水。在台灣我們都是醫師，一到美國，我們體會到自己什麼都不是、沒有位置，生活上也得忍受諸多不便，還有各種明的、暗的種族歧視。
一回到台灣，二年間異國生活所積壓的一切，此時忍不住渲洩而出。我記得很清楚，一下飛機，我們倆人都忍不住哭了，連平時冷靜自制的國珍也是。
回台之後，我們滿懷想法，想為台灣醫療貢獻自己所學，為台灣留下些什麼。我們真心愛台灣，覺得至少有一塊自己的土地可以愛、可以為她奮鬥。我可以感覺到，出國進修，對國珍是很大的分水嶺。回台灣之後，他帶著全新的視野與衝勁，每天想著如何將美國實驗室裡學到的，繼續在台灣發揚光大。魏國珍一面在研究上想要突破，一方面在臨床服務上盡心，因為病人的肯定是醫師最大的存在價值，他對自己的工作有很多commitment，投入大量的時間，往往回家也接醫院或研究室的電話，處理公事。
我們都相信「事有可為」，畢竟這裡才是自己的國家，有彼此接納互信的人民，如果不在這裡奉獻，又要去哪裡奉獻呢？

醫病之間築起一道防護牆
我從美國進修回台第二年SARS襲台，二年後又有H5N1疫情，以前念醫學系上公衛課時，公衛對我很有吸引力，我也被公衛使命感動，隱然間有一種「上醫醫國」的使命感，我想從事結構面的改革，所以幾經考慮，回國二年間，我逐漸放下自己深愛的臨床醫療，進入當時的衛生署（現今衛生福利部），投身結構面的改革。
然而，十年過去了，台灣的醫療環境，正以超乎想像的速度持續惡化，以往優秀學生選外科的榮景不在，白袍褪盡光環，愈來愈多醫學畢業生想到國外就業，龐大資源培養的醫護人員紛紛出走，台灣面臨人才流失危機。 外科、內科、小兒科、婦產科、急診科，找不到醫師，五大皆空。
從醫師、護士到病患，人人有怨氣。我也在自己任教的大學看到新一代醫師面孔，從學生課堂上的討論，我感到他們仇視健保，他們覺得健保只看錢，只看財務平衡，不看醫療品質，應該做的醫療服務被亂刪。
總之，這些未來的醫師，對健保有很深的批判，同時對病人也有誤解。過去醫學院畢業生有多少，留在臨床也差不多，現在至少有一成以上流失，實習完就不做臨床了，轉做其他性質的醫療。他們都不想當醫師了。
更多時候，年輕一輩的醫學生必須像涉入險灘似的學會自保，他們很早就懂得要充實法律知識，因為一個小小醫療糾紛便可以將他們壓死。他們所學的，已經不是單純要面對和解決醫療問題，這中間有很多不信任存在，築起一道防護牆。
面臨這麼多的困境，我很擔心學生被法律的邏輯控制。醫療的邏輯跟法律邏輯有時並不相容一致，有時法律上最站得住腳的選擇，不一定是對病人最大利益的選擇，他們想知道：當「醫療邏輯」跟「法律邏輯」互相違背、抵觸時，應該怎麼辦？如果，為了病人最大利益但卻可能蒙受被告的風險，醫師應不應該做？有沒有道德勇氣來做？
這些年輕的醫學生，日後，怎麼能夠一本初衷？享受醫病關係的黏著、成就與滿足感？

原來醫師是不光榮的
這個是大環境的重挫，我也觀察到自己兩個孩子內心的變化。我們小兒子最早想當心臟科醫師或消防隊員，因為他在美國看到消防隊「吚鳴」「吚鳴」鳴笛而過、道路馬上淨空，當消防隊員何等威風八面；而小朋友心中，總覺得時時刻刻跳動的心臟最重要，心臟科醫師當然也最厲害。
回台這幾年，他們正好從小學高年級，邁入青春期，也更加懂事，他們從媒體聽到了各種消息：醫師開錯刀、「血汗醫院」、「醫師將檢體掉包」「不肖醫師吃健保」。不是個別的單一事件，而是在他們成長過程中，他們所聽到醫師就是「愛錢」、醫療糾紛很多，各種事件積累，他們深切體會到，社會有一股普遍的「仇醫」的氣氛。
「醫師的子女」這身分，對他們身心產生很大的壓力跟困惑。有時上課，老師無意間，講到醫師哪裡不好，全班目光就掃視而來，他們感到被「標誌」出來，連頭都不知道要往哪裡擺，內心非常受傷，有幾次回家，悶悶不樂，仔細盤問方知原委，這些令我們深深難過。現在，兩個小孩也都不想做任何有關醫生的行業。

回到從醫的初衷
然而，這些負面印象，卻跟國珍每天接觸到的醫療現場，有著極大的落差。國珍想告訴大家，媒體中看到的並非醫師工作的全部面貌，甚至，他覺得當醫師是他生命中最受祝福，也是最享受、最快樂的事。
身為長庚醫院的醫師，國珍當然深切了解到五大皆空、醫療執業環境的改變、使學子從醫熱情不再。於是，他想著如何以自身為例證，想對社會發生更多的影響力，以平實誠懇的態度，談談自己「如何做一個快樂的醫師」心路歷程。
藉著此書，國珍願意將自己在醫學上的經歷都無私地分享出來，希望能鼓勵更多新下一代醫師，願意投入醫療工作，重獲動力，重新體會真正照顧病人的喜悅，回到從醫的原始初衷。

後記

父與子/吳錦勳
書寫到最後，引起我想起童年所理解的第一個醫師形象。
祖母心臟一向不好，活到七十幾歲的晚年，常常心口壓迫、喘不過氣，每次她不舒服時，爸爸便十萬火急地趕到鎮上醫院，請醫生公來家裡。
記憶中，有時是清晨，有時是晚上，甚至半夜，黑西裝、黑眼鏡的醫師公總像忠
實的郵差，右手提一只真皮的黑包包，皮鞋閃亮、步履穩重，他一進門，大家的心都安了，那是一種典型小鎮醫師的形象。

小鎮醫師的魔幻時刻
我最喜歡他的大包包，肚子圓鼓鼓的，很重、寶貝很多的樣子。他走到阿嬤昏昏暗暗的臥房，揭開蚊帳，通常開始握她細瘦的手，觸摸她微弱的脈博，或坐在床沿拍她的肩，然後掛起聽診器，在阿嬤痀僂的背後按了又按、聽了又聽，他慈祥的眉頭微微皺起，稍微低頭時，可以瞥見他日漸稀疏的灰白髮，飄著一股老牌賓士美髮霜香味。
我好羡慕他那「真的」聽診器，我也有一支，只是塑膠玩具。接下來，我最愛看他「啪地」彈開包包金屬內扣，拿出一只字典厚的皮夾，取出一管深褐色的「小奶瓶」。他彈一彈瓶子，舉起來對著光線看了看，或搖一搖藥水，之後又取出一把小鋸子或是銼刀，在它的頸部鋸了幾下，之後「啪地」將頭截下來。再拿出一個鋁盒，裡面裝著一整排粗細不一的針管，那豪華堅強的陣容令我驚喜。
他總是挑最粗的那支，插入小奶瓶裡，將藥水吸到針筒裡。之後，我努力睜大眼
睛，摒息以待，目睹一場驚心動魄的魔幻時刻，醫師公將針頭往阿嬤的手臂扎去，「呀喲」我心底吶喊著，阿嬤默不做聲，我一邊忘神看針筒藥水緩緩下降，一邊觀察阿嬤不知是痛快或痛苦的神情。天曉得，那針筒都快比她手臂粗了，注射好久好久，而她居然都不會喊痛，她的堅強贏得孫子的佩服。片刻之後，阿嬤便露出緩解的怡然，呼吸逐漸平順，醫師和阿嬤聊上兩句，檢查靜脈沒有淤血，便微笑收拾藥品、棉花和針頭，然後總是拒絕爸爸用餐喝茶的邀請，匆忙且安靜地走了。有時，他還轉贈一、兩顆比我臉還要大的五爪蘋果。昂貴的五爪蘋果，當時好稀罕，我總因為對阿嬤忠心耿耿，賞得一小片戰利品。幾年之後，阿嬤還是心臟衰竭去世了，打針的刺激沒有了、蘋果味淡忘了，醫生公也不曾再踏入我們家。時移事易，小鎮變大城，醫生公的兒子賣掉鋪著氣派大理石地板的醫院，改建成一家三流飯店。
然而，不變的是年幼印象：醫師帶著神奇的力量，足以醫治人的痛楚，抒解一個家庭的焦慮，讓生活回到常軌，有時僅只是讓阿嬤一夜好眠都足以令人感激。
魏國珍的醫師父親，令我想起這樣的小鎮醫師。
因為訪問所需，走進中華路二段、西藏路交叉口附近的南機場二期公寓，四層樓高的梯形建築，從樓梯上去，便是堆滿洗衣機、熱水器、冷氣的廊道，狹窄陰暗深不可測，走入其中好像掉入時光隧道。或許在三、 四十年前，這算是台北市新型的集合式住宅，但如同人生會蒼老，如今它散發因陋就簡的違章氣氛。
想當初，魏清潭「一身憨膽」，從中部北上來此打拚，一家十口、八個嗷嗷待哺的小孩，全棲身在這個十坪大的診所，這是何等堅實「開枝散葉」的決心。他必定有那種挺直如方尖碑的背脊，才能甘心窩居於此，以崇高正向的價值，立下身教的典範，教養兒女個個卓然成才。
這本書，其實是一個隱藏版的《父與子》的故事。
「隱藏版」的父與子魏國珍醫師在他父親逝世週年祭之時，出版這本書，正是要告慰父親在天之靈：「我有好好做人、做事。」不論中西古今，「醫師」這種行業似乎都具有特殊的世襲色彩，醫師父親多半期許自己的兒子也能成為另一名醫師。魏國珍便是「子承父業」的典型，同時將父親的「庭訓」發揮到淋漓盡致。
魏清潭重視家庭，對國家有信仰，他連到了九十大壽致詞，最後都要祈求國泰民安，子女聽了都忍不住想笑，又覺得這就是老爸，誠懇、真心得可愛、可敬，「他一直希望國家強。」魏麗娟說。
魏麗娟回憶起父親，眼神是濕潤且發亮的，她說，直到生命的末期，看護推爸爸去青年公園散步、曬太陽時，有人問爸爸：「這個人是誰呀？」魏爸爸不說：「伊係我請的（傭人）」，而是客氣地說：「伊係我的『好朋友』。」「好朋友」的回答，讓看護很受感動。王宗曦也想到，公公是醫師，深切知道醫師的甘苦，「他很為我設想，是我很大的依靠。」明明她和魏國珍都是醫師，只要他們生病，即使是半夜，魏清潭總是去診所開藥，他醫師的角色會出來，王宗曦說：「我公公是照顧所有人的家庭醫師。」
魏清潭是好醫師，也是好病人。他晚年多病，面對很多治療，從來隱忍不會張口喊痛叫苦，也從不埋怨護士或看護哪裡做得不好，他唯一的「抗拒」是臨終要插管時，他搖頭微弱拒絕：「麥啦，那個袜爽快，麥啦⋯⋯。」意思是插管並不舒服，他自己是醫師，知道醫療的極限，寧可選擇自在無牽掛地走。
魏國珍很像他父親，是一個孝子，家庭觀念很重。王宗曦回想，結婚之初，魏家最小的妹妹還在念醫學系，大哥、大姊皆已出國，家用不算輕，魏國珍將賺來的全部薪水，悉數全部交給媽媽，他們很多年都沒有自己的房子。魏清潭晚年患有心臟等多重症狀，進出醫院多時，魏國珍每天從長庚下班後，不管多晚、多累，都一定去看望父親，有時長庚，有時台大，他默默兩頭盡孝。
在寫書、訪問魏國珍的病患時，每個人聽說是魏國珍的訪問，都十分願意以真實姓名現身說法。見微知著，我們也共同見證一位誠摯的醫師，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找出方法對治病人，用他的天賦、才能、專業，真正的救助病患，讓受苦的、殘缺的生命得到醫治。如同小鎮裡的醫生公，如同他南機場的醫師爸爸。
從醫三十年，魏國珍從未經歷過任何醫療糾紛，也是許多瀕臨死亡危機病患的最後一線生機，即便是病患最後還是沒能活下來，他愛護病患、認真誠懇的態度，仍贏得了所有病患家屬的衷心感謝。
他不只一次強調：當醫師是「滿足」、「快樂」的。這是他由衷的肺腑之言，雖然置放在今天的醫療大環境，顯得有點不可思議，但從他的熱情和笑容，可以真心感到他是一名「富足」的醫師。他的「富足」感，不是來自有形的物質或金錢，而是形而上的「價值」。醫師不能沒有「信仰」於是，想到一個問題：「醫師應該有什麼樣的信仰？」
醫學專業是一回事，信仰或價值是另外一回事。一個醫師不能沒有任何信仰，或是廣義的某種價值。我們看到史懷哲、馬偕、畢嘉士等無數西方的「傳教士」醫師都以自己的信仰為核心，以行醫濟世做為實踐信仰的一種積極方式。
有的醫師信仰神；有的醫師信仰錢；有的醫師或許信仰聲望；有的醫師則信仰技
術，不同的終極關懷，形塑出不同的醫師典型，那是誠於中，形於外，談吐舉止之間掩飾不了的精神氣質。
不經由言語，敏感的病人其實在很短的幾分鐘，便了然於心。即使當下不一定知道，事後一定也可以判別「醫師的類型」。
魏國珍雖然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他仍是有信仰的醫師。他相信「美善醫病關係」的古典價值。他在醫術上力求精進，其實背後最大的力量來自他在醫德上的求全求實。於是，我們看到一個性格交揉各種特質的魏國珍，他做人圓融、和善，卻在專業上鍥而不捨，同時下刀冷靜、靈巧。有一種說法，外科醫師往往因為「一刀見分曉」，不得不變得獨斷，強勢主導一切，尤其風險愈高、壓力愈大的科別愈獨斷，腦神經外科更是如此，通常腦部出血極快，而且多半只有一次開刀的機會，病人無法給醫師第二次機會。
即便現在開刀多半是放射、影像、麻醉等科醫師一起團隊合作，但主刀的醫師，仍得在很短的時間快速做出精準的判斷，他內心會掙扎著：「這刀下去，病患會不會半身不遂？」或是「這一刀下去，會不會從此醒不過來？」可想壓力之大。
然而，即使在開刀房裡，魏國珍仍給人感覺不慍不火，溫文如玉，謙謙君子，王宗曦便說：「我們都是外科，都是動刀的。我充分感受得到這裡面的控制力有多難。」但是，魏國珍似乎可以做到在高壓下，優雅自持、真心享受。

看待生命的角度不同
今年五月初，魏國珍獲邀在「第十九屆台灣癌症聯合學術年會
&ACOS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同時接受「徐千田癌症研究傑出獎」頒獎，他由九位競爭者中脫穎而出，表彰其在於腦癌研究上的創新突破。
他在演講中提到，運用創新的「石墨烯」（Graphene）元素，以奈米大小，搭載藥物分子，輔以聚焦超音波，突破血腦屏障。由於石墨烯具有瞬間加熱的特性，在超音波聚焦照射下，可以局部快速提高溫度，更有效地聚焦殺死腦癌細胞。
演說到最後，他談到自己一項親身經歷。今年一月，這篇研究原本排定將於國際
著名期刊《Nano Research》上發表。然而，在製版時，編輯委員忽然要求在「Taiwan」
之後，加注屬於「PRC」。打聽之下，原來論文編輯團主席是來自對岸的人士，魏國珍在溝通、抗議無效之後，很豪氣地撤掉論文。
之後，他將這篇研究相關論文轉投另一更具聲望的《Biomaterials》雜誌，很快獲得讚賞、刊登，他轉個彎，同樣得到能見度，並堅持了自己土地的尊嚴。
從這個事件，可以看出魏國珍的「硬性」，也跟他的父親一樣。王宗曦回想，SARS之後有一年，新流感H1N1來勢洶洶，世衛組織研判將有全球大流行，當時「衛生署」未雨綢繆，甚至準備疫苗，王宗曦忙於找名人宣導。
有天晚上十點仍在做簡報，意外接到女兒電話，電話那頭的女兒一邊哭，一邊說：「爸爸昏倒了。」王宗曦立刻趕回家，魏國珍可能因為過度勞累，突然休克昏倒，臉部擦傷、牙齒撞歪一顆。醫師通常不願意讓人知道他們也有倒下的一刻，這次事件魏國珍始終閉口不提，但卻也讓王宗曦深思：「那次我們覺得生命真的很可貴，應該好好把握，因為不知道無常什麼時候來，我們看生命的角度也更加不同，想做點什麼對社會有貢獻的事。」
這個想法，鋪下了本書出版的遠因。
如今這本書終於出版，同時帶著緬懷魏家老父親的家族意義。在訪問寫作的漫長歷程裡，自始自終，我都為這樣的「父與子」故事深深著迷。

推薦序 回到從醫的原始初衷 陳昱瑞

序言 回到從醫的原始初衷 王宗曦

序幕 這是全天下最棒的工作

• 第一部 「初心」

01 父親給我的三堂課
02 腦神經外科的呼召
03 一定要開的「絕急刀」
04 第一次「英雄主義」：夾血管瘤 
05 開刀是一門藝術創作
06 春花秋月何時了，腦病知多少？

• 第二部 「冶煉」
07 我的「喬治克隆尼」老師
08神奇的「樹突細胞
09 芝麻開門，打開「血腦屏障」
10 鑰匙孔手術，「以管窺天」的妙法
11 腦部功能檢測
12 清醒開顱實況
13 十年磨一劍的「基因體研究」

• 第三部 「愛．信任」 
14 傾聽：把病人當親人
15 謙卑：上帝派來的天使
16 踏實：不取巧、不占病人便宜
17 精準：緊急中的最佳決策
18 耐力：二十小時馬拉松開刀
19 堅毅：五次開刀，用盡一切方法救治
20 同理心：和病人站在同一邊

• 最終章 醫者的生命證言
後記 父與子

魏國珍的父親是走過大時代的平凡醫師，來自廈門外海的鼓浪嶼一個小小村落，愛國青年，投效「十萬青年十萬軍」，軍醫生涯結束，在中華路南機場開小診所，服侍貧病弱勢的百姓。魏家老爸爸無形的身教，給了魏國珍什麼影響？父親給了他哪幾堂
課？
一盞鵝黃小燈泡，照著幾本作業薄和課本，白紙反光映出幾張童稚的小臉。
魏國珍和哥哥、姊姊、妹妹，挨擠在角落小書桌邊，弓著身子寫功課。背景傳
來父親和病人對談的聲音。小診所開在萬華南機場公寓二樓左側邊，面對著一座迴旋梯，僅僅十坪大，在那漫長、幽暗的公寓長廊邊，亮起一個「魏回春診所」招牌。
魏國珍覺得這個名子有點老派、有點土氣，說到「回春」二字，他甚至有點不好意思，但這是爸爸的一方天地，他靠這間小診所支撐起這個家。魏家有八個孩子，這個小診所既是他們睡覺的地方，也是念書的地方，更是爸爸看病的地方，魏國珍因此得以常常窩在這，近距離觀察父親對待病人的方式。
他父親魏清潭，雖是醫師，卻不同於台灣很多本省醫師世家，那種出身好、富裕、雅好文藝、音樂的形象，他只是一名平凡的醫師，接觸的也多半是中低階層病人。

來自鼓浪嶼的愛國青年
一九一○年，魏清潭出生在離廈門不到一公里的外海、面積不到兩平方公里的小島「鼓浪嶼」。這個小島命運獨特，時間倒回百餘年前，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以後，日本占領台灣，為避免日本進一步覬覦廈門，清朝政府決定請列強「兼護廈門」。「兼護」的結果，鼓浪嶼便淪為公共租界，二十世紀之初，陸續有英、美、法、德、日等十三個國家先後在島上設立領事館。這些外國領事及傳教士來到鼓浪嶼，設立了各種新式學校，成為中國現代化教育的濫觴。
年輕上進的魏清潭，有幸進了一所英國人辦的醫學院「健華醫學院」，那時是中國剛引入現代化醫療的時代，書籍奇缺，特別是醫學的書更少，魏清潭家貧買不起書，有空便去圖書館抄書。這也養成魏清潭一生凡事自學的習慣，來台之後，軍中物資條件不好，但醫學必須要進步，他也抓緊各種進修機會，終身好學不倦。醫學院卒業之際，適巧抗戰爆發，他也投筆從戎。魏國珍說：「他是典型十萬青年十萬軍的人，以滿腔熱血報國，之後隨部隊南征北討，成為一名戰火下的軍醫。」戰火頻仍、兵馬倥傯之下，他父親養成堅毅的性格，以及對家國休戚與共的責任感。「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日後也成為魏家根深柢固內化的價值。
一九四九年，魏清潭還來不及向鼓浪嶼的父母道別，在危急倉皇的最後一刻登船，隨軍撤守台灣。那時，他也才二十多歲，軍隊便是他的家，隨軍移防輪調，駐紮在台中、彰化地區的軍醫院，魏清潭擔任衛生連連長，很受部屬敬愛。當時初來台灣，軍營趕建不及，很多士兵暫住彰化北斗民宅空屋，責任心重的魏清潭總在夜間探視士兵，久而久之，便和臨時軍營旁一家做麻布的邱姓人家熟識，因為都講閩南語，偶爾短暫聊天，邱家夫婦對這連長格外欣賞。
當時沒有健保，軍醫院相對比較便宜，彰化鄉親也常到軍醫院。魏清潭醫治邱老太太的膽結石，她覺得這個姓魏的軍醫，人很老實、相貌周正、身材挺拔、體面，雖是孤家寡人，家世倒也簡單，於是想將自己女兒介紹給魏軍醫。找人說媒，撮合了這個魏國珍口中「芋仔蕃薯」外省、本省聯姻的美事。
魏清潭因為一人在台，懷念以前大家庭的熱鬧，他希望魏家能夠在台灣「開枝散葉」，眾多兒孫繞膝承歡，所以，魏國珍共有八個兄弟姊妹，他排行老四，上有一兄二姊，下有一弟三妹。

南機場公寓的魏回春診所
魏國珍在彰化出生，小小年紀便隨父親軍隊遷居中壢、內壢各地眷村。民國五十七年，魏清潭退役後，帶著僅有的兩萬元退伍金，就帶著一家十口北上，落腳在中華路二段的「南機場公寓」第二期集合住宅裡，開了這家「魏回春診所」。
那時，魏國珍才小學三、 四年級，初來經濟不寬裕，僅買下一戶十坪的空間，門口進來是小小的候診室，中間隔一間小藥房，之後是看診的桌子和黑皮醫療床，隔著格子玻璃，有一個內診小間。很難想像這裡可以擠下一家十口，又還可以看診。
現在南機場有名的是夜市，各類大江南北的小吃都有，源自於這裡早年即匯集各省軍眷，它曾經盛極一時。「南機場」可以說是最早期的台北市集合國宅，前後推出三期建案，光是魏家所在的這棟二期公寓裡就有五百戶之多，密集到無法想像，訪客初來多半在漫長黑暗的迴廊裡迷路，但也因為人口眾多，五湖四海，人情味濃厚。如今，南機場沒落衰敗，退隱為一種時代的痕跡，它重重疊疊的違建、密密的鐵窗、迴廊樓梯等獨特的氛圍，常被當做電影的場景。
六○年代，「魏回春診所」光是照顧這棟集合住宅的患者就夠忙了。往往半夜有鄰居小孩發高燒，焦急的父母抱來用力敲門，魏清潭二話不說從被窩爬起，開門接待。
魏媽媽說，有一次半夜，鄰居小孩發高燒，瘋狂啼哭，心急父母抱來求診，她幫忙扳開嘴巴，怕小孩咬到舌頭，同時幫忙量溫度，自己的右手食指卻被昏迷中的小孩緊咬不放，讓她一時痛得流淚。那一身白袍、對病人無私奉獻的父親，成為子女心中永恆的形象。
除了病患，魏家的生活重心，便像陀螺般圍繞八個子女打轉。魏清潭忙著照顧病患，魏媽媽一手帶大家裡八個兒女，從早到晚，她煮飯、洗衣，協助先生，傾全力做一家堅實的後盾。魏家的孩子便是這樣在父母的關愛中長大，魏國珍的阿姨說：「伊父母的愛，好像『桶箍』同款，將囝仔攏圍逗陣。」
魏國珍的母親邱悅治女士，今年已經八十七歲，是日據時代傳統台灣婦女，她成長在彰化典型人情淳厚的閩式社區，但中學以前都受日本教育。魏國珍有很多中部、嘉義遠道而來的病人，他都能夠以台語親切體貼的應答，這應全是來自母親的言教。
如今「魏回春診所」的招牌早已卸下，獨留診間一付病患致贈的「華佗再世」黑色匾額，木頭斑駁，金漆也已褪色，有點風霜了。但魏清潭留給子女的不是房子、金錢，而是永恆的精神遺產。
魏國珍的二姊，也是高等法院法官的魏麗娟說：「寬厚、踏實是我們的家風。父親無形中教會我們，做正面的事，就是開心的事，這不是用金錢可以衡量的，我們家強調人與人之間溫馨真誠的一面，這是爸爸留給我們最可貴的價值觀，深深融入我們的血液裡。」
魏清潭自覺一個軍醫，家無田地恆產，唯一能給子女的就是教育，在魏家「基本教育」是「大學」畢業，在那個年代，這是何其不易的壯志，何況他有八個子女，經濟不可謂不沉重。魏清潭幾乎沒有休息的日子，他傾一切能力供應子女所需，期許子女成器成才、盡量飛高。他付出一切，卻從沒有要求子女要孝順他、回報他。魏麗娟說：「我父親是我們家有形無形的那根支柱，他將自己都歸零。對子女和病人全身投入，照顧病人，當做是自己親人一樣，他自己很少說我要吃什麼、我要享受什麼、我喜歡什麼，只看別人需要什麼，對病人也是如此。

醫生的對象是平民百姓
五○年代當時來「魏回春診所」的病患，也多以附近居民為主，這個小小的診間，就等於是魏家的全部世界。魏國珍說：「我從小看我父親的病人，都不是上流社會、達官顯要階層的人，他們大都是經濟收入不好、屈居社會底層的人。」
魏國珍小時候不太理解，為什麼進到診間的病人跟爸爸的關係都很好？ 後來他聽母親講一些細節，才明瞭箇中緣由。
母親告訴他：「以前窮苦人有滿身病痛，偏偏沒有錢，但是，爸爸還是為他們好好看，不收錢，需要什麼藥，都開給他們。所以，病人很信任他。」
魏媽媽也證實，她曾多次聽見魏清潭告訴兒子：「當醫師是為了救人，不是為賺
錢。病人沒有錢，沒關係，看病卡要緊。」甚至，魏媽媽記得，之前魏父駐紮桃園員樹林，他曾經醫治過的患者，後來竟不辭遙遠跑來南機場看診，「就是認定他的醫德和醫術」。
可能同樣出身清貧之家，魏清潭對來看診的病患有深切的同理心，真心傾聽病人，看病很多小細節都很到位，任何問題皆勤做筆記，直到今天，魏國珍身為長庚腦經外科主任，病人的想法，他也隨時記筆記。
魏媽媽說，我先生做人、做事就是「頂真」。魏麗娟也觀察說：「有些醫師會把病人當『病人』，有些醫師則把病人當『親人』，差別很細微，但病人就是會知道，那種溫暖的感受是很不一樣的，這點國珍非常像爸爸。」
無形的身教，勝過千言萬語。魏國珍的醫生父親給他一種神聖白袍的形象，但卻沒有給他當醫生的優越感。他從父親身上學到一點，魏國珍說：「我很早就意識到醫生的對象是平民百姓。」這是他從父親身上學到的第一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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