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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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狐死首丘,代馬依風。」
    「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

    《後漢書》是一部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全書共分一百二十卷,包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和志三十卷,記載了從王莽末年起至漢獻帝之間約二百年的歷史。其價值正如章太炎所言:「《史》、《漢》之後,首推《後漢書》。」陳寅恪也說:「蔚宗(范曄字)之為《後漢書》,體大思精,信稱良史。」
    ——馬彪
  • 馬彪,歷史學博士。1987年至1995年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1995年至2002年任日本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外國人研究員,2002年始任日本山口大學東洋史研究室教授。研究專業:秦漢史。代表著作:《秦漢豪族社會研究》(中國書店2002年版)。其他譯著、編著十餘部,論文七十餘篇。先後主持日本文部科學省《「雲夢龍崗秦簡」の注釈による秦史の再構成に関する研究》、《出土文字・発掘資料による秦王朝各地方における禁苑の分佈・構造及び意義に関する研究》等課題。
  • 「前四史」中成書最晚而頗多創新的《後漢書》——《後漢書》導讀〇〇一

     

    紀   

    光武帝紀  〇一九

    和熹鄧皇后紀   〇五三

     

    傳   

    隗囂列傳   〇七九

    寇恂列傳   一〇九

    馮異列傳   一二五

    馬援列傳   一四七

    梁冀列傳   一七九

    班超列傳   二〇三

    楊震列傳   二三四

    黨錮列傳序   二四六

    董卓列傳   二六三

    董宣列傳   二八八

    宦者列傳序   二九五

    范式列傳   三〇五

    嚴光列傳   三一二

    樂羊子妻列傳   三一七

     

    志   

    五行志(一)   三二二

     

    附錄

    《後漢書》全書目錄  三四四

    名句索引  三五四

  • 「前四史」中成書最晚而頗多創新的《後漢書》——《後漢書》導讀  馬彪

    (節錄)

     

    如果拿一本《後漢書》去問中小學生:你讀過這本書嗎?回答大概多是「沒有」!但如果問:你知道東漢有位不屈服權貴的「強項令」董宣,還有位「暮夜卻金」的廉潔大臣楊震嗎?十有八九的回答是:那誰不知道呀!教科書裏讀到過。其實,他們「讀到過」的課文就出自呈現於讀者面前的這部范曄的《後漢書》。

    《後漢書》雖為私家修史卻被列入正史,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說起來雖然所謂「前四史」都算是私修國史,班固因此還遭訴訟坐過牢獄,但畢竟司馬遷是太史令,班固是蘭臺令史,陳壽是著作郎,他們修國史都是有朝廷許可證的。然而范曄就不同了,據《宋書•范曄傳》載:「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用今天的話說,范曄不過一介業餘作家而已。不過話又說回來,「業餘」有時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後漢書》最終能超越「規範」,具有使人耳目一新之獨創性的原因雖然可能很多,但其中作者非官方修史者的身份肯定是不容忽略的。

    無論如何,《後漢書》是一部記載東漢歷史的紀傳體史書,全書共分一百二十卷,包括紀十卷、列傳八十卷和志三十卷,記載了從王莽末年至漢獻帝之間約二百年的歷史。其價值正如章太炎所言:「《史》、《漢》之後,首推《後漢書》。」陳寅恪也說:「蔚宗(范曄字)之為《後漢書》,體大思精,信稱良史。」

     

    一、《後漢書》的作者究竟是誰

    經常有學生提出《後漢書》的作者究竟是誰的問題,我回答:是范曄、司馬彪。《後漢書》的紀、列傳是南朝劉宋范曄(三九八—四四五)所撰,八志是晉朝司馬彪(?—三〇六)所撰。兩位作者相距近百年,所以他們雖是作者但不是同時代的合作者。

    實際情況是先有司馬彪所撰《續漢書》八十篇,這是一部「通綜上下,旁貫庶事」(《晉書•司馬彪傳》),紀、志、傳俱全的東漢史。在此一百多年之後才有了范曄的《後漢書》,由於此書尚未完成時作者去世,所以書中只完成了紀、傳而缺少志。又過了五六十年,梁朝劉昭見范書缺志,就抽取晉人司馬彪《續漢書》的志,「分為三十卷,以合范史」(劉昭《後漢書注補志序》)。此說雖見於范曄《後漢書》南宋紹興刻本,但不見於《梁書》本傳。無論如何,劉昭的「以合范史」之舉充其量是個人行為,「范書原本則仍止紀十卷、傳八十卷,未嘗闌入《續志》也」(王先謙《後漢書集解述略》)。又過了近一千年,在北宋時才有人把司馬彪《續漢書》的八志三十卷與范曄《後漢書》的紀、傳九十卷合刊,成為今天我們所見到的一百二十卷《後漢書》。

    必須指出,常見的那種所謂司馬彪「續作八志」的說法,以及自劉昭開始范書已與司馬彪志合成一書的觀點都是誤解。

    由此引發了另一個問題,即《史記》、《漢書》同樣也是多位作者撰寫,為何只提司馬遷、班固呢?回答是:因為那是家學著作,撰述人是合作者關係,他們在共同認可的宗旨、編纂原則框架之下從事的是集體創作,所以確實存在一個「主創人」。但是,《後漢書》的兩位作者並非如此。準確地說,此書的第一作者是范曄,第二作者是司馬彪。

    范曄出身於南朝劉宋時期的官宦士族,一族從高祖、曾祖、祖父至父親,累世為州刺史、郡太守二千石高官。范氏還是當時的文學名族,祖父范寧曾撰著《古文尚書舜典》、《尚書注》、《禮雜問》、《文集》、《榖梁集解》(後來成為《十三經注疏•榖梁傳注疏》的底本)等,父親范泰曾任東晉朝的國子博士,也有《古今善言》及《文集》等多種著述。受到家庭影響,范曄自幼聰穎好學,年輕時便以博涉經史、善寫文章聞名。范曄年輕時也曾致力於仕途,二十七歲時官場失足被左遷為宣城太守時才業餘修史,目的在於「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而著《後漢書》(《宋書》本傳)。元嘉二十二年(四四五)范曄因牽涉謀立彭城王劉義康案被殺,當時《後漢書》志稿尚未完成。

    司馬彪出身於西晉諸侯王族,是晉高陽王司馬睦的長子,司馬懿六弟司馬進的孫子。他因「薄行」不得為嗣,因此折節改志,閉門讀書。晉武帝時任祕書郎、祕書丞、散騎侍郎等職。司馬彪鑒於漢室中興,忠臣義士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繁雜,遂「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另有《九州春秋》、《莊子注》、《兵記》、《文集》多種,均佚。

    范曄《後漢書》出,司馬彪的《續漢書》因其魅力不及范書而逐漸被淘汰,惟有八篇「志」因被補入范書而保留了下來。在此,有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即為何距東漢未遠的晉人司馬彪的作品,反而不敵寫成於此後近百年的范書呢?其中固然有作者個人素養因素,然而這百年之中史書飛躍發展的歷史背景,又是絕對不可忽視的!

     

    二、史書大發展時期成書之《後漢書》

    與《續漢書》相比,《後漢書》為何後來居上?答案在於范曄《後漢書》創立了新的史料編纂手法,從而創立了新史學。這裏所說的手法,被他本人描述為:「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宋書》本傳)意思是說:史料不必引用很多,如能使人見到文章完全有所了解的話,就達到目的了。其中所謂的「事」與「文」,也就是上面所引「因事就卷內發論」的「事」與「論」,即史料與史論。

    史料「不必多」,即對史料要刪繁就簡。他的這種做法受到唐人劉知幾《史通》的讚賞:「范曄之刪《後書》也,簡而易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史料「不必多」還能使人「見文得盡」,可見此「文」必非同凡響,即見史識功底之「論」。其實此所謂「文」、「論」,即范曄本人最為得意的論贊和諸序。他對前人撰史的「著述及評論」很不滿意,說「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相反,對自己的評價是:「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贊自是吾文志傑斯,殆無一字空設」(《獄中與諸甥姪書》,《宋書》本傳)。可見,范曄對自己的史論很有自信。他為何如此自信,他自信甚麼呢?我看他自信引領了一代史學的大變革,《後漢書》能夠藝壓羣芳、後來居上也證明了他的自信並不過分。

    范曄能夠成為優秀史學家,除了本人天賦之外,與他所處時代史學的大發展是分不開的。事實上,正是從漢末至隋的約四百年間,史學逐漸成為獨立的研究領域;《隋書•經籍志》首次將所有書籍分類為經、史、子、集,亦即將史學從經學中分離出來的做法,就是很好的證明。而范曄又恰好生活在這四百年的中間點,范書的形成及價值是無論如何無法與那個時代脫節的。史學在此有着飛躍發展的一個重要特徵在於,史書編纂方法發生了空前的大變化。即從以往的對史料述而不論,轉變為了述以致論,這是一種創新的史學現象,而范曄則堪稱此新史學的首創者。

    在「前四史」中《後漢書》與其他三史最大的不同,就在於選材用料精良,議論評點深刻。前者出自於他獨樹一幟的修史主張,後者得益於他不受朝廷控制的寫作身份。

    衆所周知,《史記》曾遭後代學究抱怨語句有不通順之處,清儒方苞在《史記評語》中就批評《刺客列傳》的史料有重複之處。的確,《史記》中是有採用、剪裁史料不慎的痕迹,這是因為司馬遷引用史料時更重視取其內容,而基本不對文字做加工潤色。比如他引用《尚書》時大體是照錄原文。又如他不加刪節地照載秦刻石文等皆屬此類。司馬遷不僅對史料不刻意加工,而且從不直接發議論,想要表達的意思或以微言大義手法,或寓義於體例編纂之中。這是孔子的精神,也是馬遷修史的原則。

    司馬遷照引史料而不予修飾的方法,後來為班固忠實地繼承,所以《漢書》也是僅收史料而很少發議論。趙翼《廿二史劄記》也說《漢書》多載詔令、奏議等有用之文。到了晉人陳壽撰寫《三國志》,也基本上對原始史料不加改動地使用。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即《三國志》在採用魚豢《魏略》的史料時照用「今云」用語的情況。「今」本是魚豢《魏略》時期的「今」,而非陳壽作《三國志》時期的「今」,卻殘留了下來。

    使上述司馬遷以來史料編纂法發生變化的是范曄,對此內藤湖南曾指出:「《漢書》、《三國志》以前的紀錄中經過編輯的並不多,更多的還是那些基本史料。然而,范曄的《後漢書》是各種《後漢書》中成書最晚的,在此之前曾經有過七八種《後漢書》存在,而且都是經過編纂的著作,今日作為那些書斷篇的匯集還出版了《七家後漢書》。范曄的《後漢書》就是將這些書消化之後編纂而成的。就是在范曄將以往編纂物作為材料使用時,出現了改寫文章的必要。不僅如此,范曄還是頗有名氣的文學家,畢竟有着經過自己頭腦思考而著述歷史的抱負,他應該還有不滿意前人著作所以要改寫的原因吧。總之,將《三國志》、《後漢書》所載同样事例加以對比的話,就會發現《後漢書》有很多地方改動了原文。儘管如此,《後漢書》在史書體裁的根本上,還有其繼承《史記》以來堅持自身主張的特點。」(《中國史學史》)總之,對史料進行加工、闡述的新史學風氣,自范曄創始之後作為一種編纂方法流傳下來,它與忠實原始史料的編纂法並行不悖地促成了中國史學的綿延不絕。《後漢書》是中國史學大發展時期的產物,也為中國史學真正成為有明確治史主張的歷史科學做出了傑出貢獻。

     

    三、《後漢書》對紀傳體例的繼承與創新

    毫無疑問,范曄對史學編纂法的創新,並不影響《後漢書》對司馬遷以來紀傳體例的繼承。這一點只要看一看《後漢書》之篇章結構和作者治史主張,其中不論繼承還是創新都很清楚。首先,看一下《後漢書》的「紀」。自從《史記》紀傳體編纂體例問世,歷代正史以「紀」、「傳」為基幹敍述歷史沿革脈絡的做法,就成了一種傳統,范曄也予以了繼承。

    《後漢書》所設十卷紀是東漢二百年的編年大事記,為全書的綱要。其中前九卷記載了東漢十三位皇帝,但是范曄沒有採取《漢書》那樣一帝一紀的寫法,而是仿照《史記•秦始皇本紀》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嬰的先例,在《和帝紀》後附殤帝,《順帝紀》後附沖、質二帝。其效果是既節省篇幅,又不遺漏史實。最後一卷是《皇后紀》。這種把皇后入本紀的體例是范曄的新創。《史記》、《漢書》雖然有《呂后紀》,但那是出於承認呂后實際的皇帝權力;其他的皇后是放在《外戚世家》、《外戚傳》中的。不僅如此,即使全部《二十五史》中也只有《後漢書》設置了《皇后紀》,為甚麼呢?其實,這是由范曄治史主張所決定的。他在《後漢書•皇后紀》中說:「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 東京(指東漢)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幃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 故考列行迹,以為皇后本紀。」也就是說此皇后本紀的設立,目的在於反映東漢六太后長期臨朝執政的史實。

     

     

    光武帝紀

     

    本篇導讀——

    明太祖朱元璋所祭祀的十七位帝王中,漢代皇帝有兩位,即高祖劉邦與光武帝劉秀。可見,劉秀一向被認為是可與劉邦比肩的傑出帝王。前者是漢帝國的締造者,後者是興廢繼絕的「中興」皇帝。劉秀二十七歲起兵之前,不過是一介備受新莽排擠的前朝沒落宗室;他三十歲在戰火中登基為皇帝,四十一歲統一中國,在位共計三十三年。《光武帝紀》是《後漢書》的開篇,也是作者范曄用力最深、篇幅最長的一篇。限於篇幅,這裏主要節選劉秀在統一之前的經歷,例如投身綠林、擁立更始、昆陽大捷、韜光養晦、兼併銅馬、鄗城稱帝、擊破赤眉、統一中國、復興舉措等,亦即所謂「光武中興」的部分以饗讀者。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1,字文叔,南陽蔡陽人,高祖九世之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光武年九歲而孤,養於叔父良。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大口,隆準2,日角3。性勤於稼穡4,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事田業,比之高祖兄仲。王莽天鳳中,乃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

     

    注釋

    1世祖:劉秀的廟號。光武:劉秀死後的謚號。諱:此指已故尊長者之名。2準:鼻子。3日角:額骨中央部分隆起,形狀如日,舊時相術家認為是大貴之相。額骨隆起入左邊髮際為「日角」,入右邊髮際為「月角」。4稼穡:農事的總稱。春耕為稼,秋收為穡,耕種和收穫。

     

    譯文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今湖北棗陽)人,是高祖劉邦的第九代孫,出自景帝所生長沙定王劉發。劉發生舂陵節侯劉買,劉買生鬱林太守劉外,劉外生鉅鹿都尉劉回,劉回生南頓縣令劉欽,劉欽生光武皇帝。光武九歲就死了父親,由叔父劉良收養。他身高七尺三寸(約一米六八),鬚眉濃密,大嘴高鼻梁,天庭飽滿。他天性勤奮,樂於耕種,而他的兄長劉伯升卻喜好行俠義、收養門客,常常譏笑光武只知在田間勞作,將他比作高祖劉邦的兄長劉仲。王莽天鳳(一四—一九)年間,光武才來到長安,學習《尚書》,粗略領會了書的要旨。

     

    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鋒起。地皇三年,南陽荒饑,諸家賓客多為小盜。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1:「劉氏復起,李氏為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2,必舉大事,且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於是乃市兵弩。十月,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時年二十八。

     

    注釋

    1圖讖:古代方士或儒生編造的關於帝王受命徵驗一類的圖與書,多為隱語、預言。2輕客:即輕俠,指輕生重義而勇於急人之難的人。

     

    譯文

    王莽末年,天下連年遭受蝗蟲災害,賊寇強盜蜂擁而起。地皇(二〇—二三)三年,南陽發生饑荒,各家門客很多結為小股盜賊。光武因事在新野縣(今河南南陽新野)躲避官吏,因而到宛城(今南陽市)販賣糧食。宛城人李通等根據圖讖內容對光武說:「劉氏將要復興,李氏將為輔佐。」光武起初未敢當機立斷,但暗自又想到兄長劉伯升平素結交輕俠,必然要舉兵起事,況且王莽敗亡的徵兆已經出現,天下正當動亂,便與李通合謀,在城中購置兵器弓弩。十月,他與李通、堂弟李軼等在宛城起兵,時年二十八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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