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味橫生的時光:我的二十世紀人生
趣味橫生的時光:我的二十世紀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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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紹
  • 商品簡介
  • 作者簡介
  • 目次
  • 書摘/試閱
  • 一個九十五歲的歷史學家,生命長度幾乎等同於「恐怖的」二十世紀,許多人只能在書本上讀到的歷史,是他人生經驗的一部分;但長期屬於群體中的少數,卻又讓他保持冷眼旁觀。霍布斯邦,他是歷史學家,也是一個實際參與政黨、充滿革命熱情,有堅定立場的政治信徒。

    霍布斯邦一生都隸屬於一些非典型的少數群體,父親是猶太裔英國人,母親是猶太裔奧地利人,生於埃及,成長於維也納,1931到1933年短暫居住於柏林,1936年進入劍橋。青年時期的柏林生活奠定他的赤色屬性,他在大學時加入英國共產黨,直到英國共產黨解散,霍布斯邦做了五十五年的共產黨員。其間,他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蘇冷戰對立,他經歷了史達林與後史達林時代、經歷了柏林圍牆倒塌、蘇聯集團瓦解……他以「永不妥協的左派」為人稱道,不過他的「左」並非僅只於熱情,面對世界局勢,他始終清楚理性。

    歷史形塑個人經驗。二十世紀,他親身經歷了,記錄下變動的軌跡;但在他的故事裡,他有自己的解釋。

    本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章到第十六章大致以編年紀事的方式,記錄從一九二○年代初期(作者有記憶開始)到一九九○年代初期,霍布斯邦的人生經歷及其所遭遇的政治事件。第十七、十八章特別討論其專業歷史學者生涯。第十九章到第二十二章則是以地區劃分,法國、西班牙、義大利、拉丁美洲、第三世界,以及美國,論及霍布斯邦對該地的觀察及互動。

    「2002年時的世界比從前更需要歷史學家,尤其是具有懷疑精神的歷史學家。或許閱讀該行業一名老邁成員畢生的報導,能夠幫助年輕人於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晦暗前景之際,除了具備不可或缺的悲觀態度外,擁有較透徹的眼光,得自於歷史記憶的見識,而且有能力避開當下的狂熱激情與政治兜售伎倆。……但不管怎麼樣,我們千萬別繳械投降,即便在時機不利的年代也不例外。社會的不公不義仍有待我們加以譴責與打擊。世界可不會自動自發變得更好。」

    這是霍布斯邦2002年於病榻上得出的結論。有趣的是,今日的世界的確需要。

  •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 1917-2012)

    霍布斯邦出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前一年(1917)。生於埃及,成長於維也納、柏林,16歲(1933)之後長期居住於英國,一九六○年代開始不定期前往美國、法國、拉丁美洲任教並從事研究。2012年病逝於倫敦。

    在動盪的時代裡,有人選擇法西斯,青年霍布斯邦則選擇了共產主義,馬克思思想成了他終身奉行的價值。他1936年加入共產黨,1946年進入「共產黨歷史學家小組」。對他來說「黨」(Party)這個字的「P」具有大寫般的重要地位,甚至想像不出如何跟非黨員交往戀愛。但是隨著1948年之後冷戰的到來,自由世界這方的共產黨面臨了前所未有的信心危機,1956年史達林的惡行公諸於世,許多黨員紛紛退黨,霍布斯邦卻選擇留下來;不過他轉而親近義大利式的歐洲共產主義,從「改變世界」轉向「詮釋世界」。

    一位有著獨特史觀的歷史學家,寫就了膾炙人口的大眾歷史讀物。他認為歷史的推動者不是帝王將相,而是「平凡百姓」,甚至是落草為寇的軍人和牧人,所以寫作了《原始的叛亂》、《盜匪》這樣探討平民叛亂的歷史書;他認為學術不應該為少數人服務,因此書寫了以一般大眾為對象、橫跨三世紀的系列叢書:《革命的年代》、《資本的年代》、《帝國的年代》、《極端的年代》。他的著作在一九六○年代成了第三世界人民反對獨裁統治的思想來源,成了憤怒青年反對傳統、亟欲推倒權威的引用辭彙。

    一九六○年代之後,霍布斯邦抱持他的世界觀,成為少數真正瞭解拉丁美洲的歐美人士,以他老一輩的「革命分子」身分,關心「嬉皮世代」,秉持無國界的世界主義以及平衡觀察的視野,關切「全球化」議題。


    譯者:周全

    民國44年出生於台北市,台大歷史系畢業、德國哥丁根(Göttingen)大學西洋史碩士及博士候選人。通六國語言,曾旅居歐美二十年,親身經歷了德國統一與蘇聯解體,先後擔任德國高中及大學教師、俄國高科技公司總經理、美國和巴哈馬高科技公司行銷總經理,現從事撰著與歷史書籍翻譯。譯作有《一個德國人的故事》、《破解希特勒》、《從俾斯麥到希特勒》、《庇里牛斯山的城堡》、《書中的秘境》、《不含傳說的普魯士》、《蘇聯的最後一天》、《說謊者雅各》等。

  • 序文
    第一章 前奏
    第二章 維也納的童年時光
    第三章 艱困時期
    第四章 柏林:威瑪共和滅亡
    第五章 柏林:褐色與紅色
    第六章 在英倫島
    第七章 劍橋
    第八章 反對法西斯主義與戰爭
    第九章 身為共產黨員
    第十章 大戰
    第十一章 冷戰
    第十二章 史達林與後史達林時代
    第十三章 分水嶺
    第十四章 克尼赫特山下
    第十五章 一九六○年代
    第十六章 政治觀察者
    第十七章 與歷史學家為伍
    第十八章 在地球村
    第十九章 馬賽曲
    第二十章 從佛朗哥到貝魯斯科尼
    第廿一章 第三世界
    第廿二章 從羅斯福到布希
    第廿三章 尾聲
    譯者的讀書筆記
    譯序 趣味橫生的翻譯時光
    譯注
  • 第廿三章 尾 聲

    各種傳記都隨著主角的死亡而劃上句點,自傳則不會有這樣的結局。但無論如何,這本自傳的有利之處為,它結束於世界史上一個無可否認的戲劇性段落,那就是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廈遭受攻擊。或許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這麼多人,直接經歷了一個料想不到的事件。而我是在倫敦一家醫院的電視螢光幕上,看見了此事發生的經過。對一個老邁而抱持懷疑論、出生於俄國革命那一年的歷史學者而言,該事件結合了二十世紀一切的壞東西:大屠殺、高級但不可靠的科技,而且真實世界模仿了好萊塢的壯觀場景,宣布再度進行一場介於上帝和魔鬼之間的全球殊死戰。輿論界橫飛的口沫淹沒了西方世界,一些御用文人則費心尋覓不該使用的字眼,而且不幸找到了它們。

    值此美國主導媒體與政治的年代,美國主導權在全球各地所造成的觀感與異議產生了放大作用,使得美國與其他地區之間突然出現鴻溝,各自以不同方式來解讀那個可怕的日子。世界的其他地方只看見了一場特別戲劇性的恐怖攻擊行動,而它造成慘重傷亡,並使得美國暫時公開受到羞辱。除此之外,整體形勢與冷戰結束以來的情況並無差別,絕不至於令全球唯一的超級強國陷入緊張。華盛頓當局卻聲稱九一一事件已經改變一切,同時還採取果真改變了一切的措施,宣佈自己將獨力捍衛世界秩序,並裁定誰是世界秩序的危害者。任何拒絕接受此種立場的人,就是潛在的敵人或真正的敵人。這倒不出人意外,因為自一九八○年代末葉以降,美利堅全球軍事帝國的戰略思維已為此做出準備,而當初制定這套戰略的人,現在即為其執行者。然而九一一事件已經證明出來,我們都生活在只有一個超級強權的世界,而且該強權於蘇聯解體後終於做出決定,在可預期時間內不讓自己的力量受到任何約束,並準備無限制施展自己的力量─雖然除了展現唯我獨尊的地位之外,使用此力量的目的並不十分清楚。二十世紀已告結束,二十一世紀於昏暗渾沌之中揭開了序幕。

    沒有任何地點比得上醫院病床,更適合讓遭到拘禁的受苦受難者進行思索,回味一些宛如從歐威爾的小說中狂瀉而出的語句和影像。它們就在這個年代裡,泛濫於印刷品和螢光幕之上,悉數被設計用來進行欺騙、隱瞞和蒙混,而且受騙者也包括了製作那些文字和畫面的人。其所涵蓋的範圍,從簡單的謊言一直延伸到強有力的遁詞,而那些東西就被外交大員、政治人物和軍事將領(其實今天我們每個人也不例外),拿來規避我們無意或不敢誠實回答的各種公共問題。其所涵蓋的範圍更從公然撒謊─例如偽稱伊拉克擁有威脅世界的大規模毀滅武器,因此必須打倒海珊(但他無可否認也是咎由自取)一直延伸到更方便拿來合理化美國官方政策的各種藉口,因為美國從前也曾經趕走了史達林主義。我們只需要聽聽華盛頓的決策者與戰略家們私下或公開的意見,即可明白他們今天都在談論純粹的權力政治,並厚顏無恥地將建立美利堅全球帝國的工作,呈現為一個文明國家的自衛反應:若不摧毀國際恐怖主義的話,那個文明將慘遭難以形容的野蠻暴行蹂躪。反正理所當然的是,在安隆公司與美國政府彼此界線模糊不清的那個世界,自欺欺人(最起碼是在說謊的那一刻)可以讓那些謊話聽起來更加令人信服。

    當我躺在病床上,身邊圍繞著各種聲音和紙張的時候,我所得出的結論是:二○○二年時的世界比從前更需要歷史學家,尤其是具有懷疑精神的歷史學家。或許閱讀該行業一名老邁成員畢生的報導,能夠幫助年輕人於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晦暗前景之際,除了具備不可或缺的悲觀態度外,擁有較透徹的眼光,得自於歷史記憶的見識,而且有能力避開當下的狂熱激情與政治兜售伎倆。

    年齡可對此產生助益。我由於年紀的緣故,成為統計學上的珍稀。據估計一九九八年,全球年屆八十以上者共有六千六百萬人,大約只佔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一。單單憑靠倚老賣老的優勢,別人只能在書本上讀到的歷史,卻是這個少數族群人生記憶的一部分。對於即將接受高等教育─亦即誕生於一九八○年代初期或中期─的潛在讀者而言,絕大部分的二十世紀都屬於遙遠的過去,沒有多少東西留存在真實的知覺當中,例外情況是出現於電影或錄影帶裡面的歷史古裝劇,再加上一些出於不同理由,已經成為集體神話的二十世紀零碎印象─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各種事件在英國所產生的意義。但那些事情多半與生活無關,反而只是應付學校考試該準備的東西。像我依然鮮明地記得希特勒在柏林上台掌權的那個寒冷冬日,但它在二十歲年輕人的眼中卻遙不可及。我在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期間結婚,可是那個危機對他們的人生卻不具實質意義,就連對他們的父母也往往如此,因為四十歲以下的人當時尚未誕生。但對我這種年紀的人而言,那些都屬於依時間順序發生的一連串事件,決定了我們在大環境下的私人生活。那些事情對他們的意義卻不一樣:在最佳情況下,是值得進行學術研究的課題;在最壞情況下,只是一些發生於「我的年代之前」、讓人不痛不癢的零星事件。

    與我同輩分的歷史學家就是嚮導,可帶人前往一個重要的昔日領域、一個人們行事風格迥異的國度,因為我們曾經生活在那裡。或許我們對自己平生歷史的認識,反而比不上一些專門論述我們那個時代的年輕歷史學家,因為他們可以運用當時我們─實際上是任何人─都接觸不到的文獻。即便年歲還沒有將記憶力腐蝕殆盡,我們或許也無法完全依賴記憶。更何況若無書面資料佐證的話,記憶中的事物恐怕會錯誤百出。但是話要說回來,我們曾經置身現場、曉得實際的感覺如何,這種臨場感使得我們具有天然免疫力,避免出現不在現場者的時空錯亂現象。

    活過二十世紀的八十多個年頭讓人自然而然地上了一課,明白了政權、帝國及各種體制的變幻無常。我目睹了歐洲各個殖民帝國的徹底消失,尤其是身為其中佼佼者的大英帝國─其疆域之廣、威勢之隆,都在我的童年時期臻於巔峰,而且當時大英帝國曾率先引進空中轟炸這種新戰略,藉此在諸如庫德斯坦和阿富汗等地維持秩序。我目睹了一些世界強權如何裂解成林立的小國,還看見一個有意延續千年之久的德意志帝國,以及一個打算永遠存在下去的革命勢力如何走上末路。我大概沒辦法經歷到「美國世紀」的終結了,但我可以篤篤定定地跟人打賭,本書的某些讀者將會親眼看見此事發生。

    我們這些老年人已經見識過各種時尚風潮的大起大落。自從蘇聯解體以來,新形成的政治基本教義和流行觀點就是,「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社會」乃唯一選項,「自由主義民主政體」則與那個社會密不可分,而且它幾乎已在世界各地成為標準的政府形式。在一九一四年以前,那也是不少人曾經相信過的事情,即便情況還不像今日這般普遍。然而在二十世紀大多數的時候,那些講法都顯得不大可信,因為資本主義曾看似氣數將盡。今天看起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九三○至六○年之間曾有許多頭腦清楚的觀察家宣稱,於歷次五年計劃主導下的蘇聯「國家指令式經濟體制」,已呈現出一個可在全球替代西方「自由企業」的模式─雖然就連最同情蘇聯的外國訪客,也不難看出當地的模式是多麼的原始和缺乏效率。當初真正相信「資本主義」那個字眼的人,就跟今天真正相信「共產主義」這個字眼的人一樣稀少。頭腦清楚的觀察家們還曾經認為,共產主義的生產力可望超越資本主義。現在我再度發現一個不信任資本主義的世代,這並不令人驚訝;然而這個世代的人,再也不相信我們打算拿來替代資本主義的方案了。

    對年齡與我相仿的人來說,生活於二十世紀意謂參加過無與倫比的課程,領教了真正的歷史衝擊力。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三十年間,全球的生活狀況出現了既快速又徹底的改變,其劇烈之程度更甚於人類歷史上任何可相提並論的時期。人類發射了一艘前所未有的太空船,還得面對當今世界在社會與文化上的劇變。北半球少數幾個國家裡與我同樣年邁的人士,就是在發射這艘太空船之前即已成年的第一代人。我們也是親身經歷過這個歷史時刻的第一代人,眼睜睜看著原本將人們維繫於家庭、社區與社會之中的規矩和習俗如何停止運作。如果你想知道這種轉變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只有我們能夠告訴你。如果你想走回頭路,我們也可以告訴你「那是辦不到的事情」。

    年歲促成了這種歷史透視法,但我希望自己的生平能夠幫助我施展另外一種透視法:冷眼旁觀。冷戰時期的歷史撰述─更遑論那些推銷「全球反恐戰爭」的江湖郎中─與十七世紀「三十年戰爭」時期歷史撰述之間的最大差別,就是我們再也不必選擇站在天主教徒或新教徒那一邊(貝爾法斯特除外),甚至無需那麼認真看待他們的理念。而歷史正需要冷眼旁觀,不但必須與我們自己的「宗教戰爭」所帶來的激情、非理性、意識型態與畏懼保持距離,同時還需要擺脫更加危險的「認同感」之誘惑。歷史研究需要機動性和探勘廣大疆域的能力,也就是說,必須具備活動於自己根據地之外的能力。基於這個理由,我們不可像植物一般無法離開自己的本土與棲息地,因為沒有任何單一的棲息地或小環境足以讓我們竭盡所能地發揮。我們的理想不在於要當雄偉的橡樹或紅杉,而是要成為以北極與熱帶為家、飛越半個地球的候鳥。時空錯亂與本土作風就是歷史研究的兩大死罪,由於對外地的情況同樣無知,縱使閱讀的書籍再多、想像的能力再豐富,也很難克服管窺之見。過去的時代始終屬於另外一個國度,只有旅行者能夠跨越其邊界。但除非是過著游牧生活方式的人們,否則「旅行者」的定義就是:離開了自己社區的人。

    幸運的是,正如同跟著我來到這裡的讀者們所熟悉的,我這一輩子都隸屬於一些非典型的少數群體。而我打從一開始便享有的巨大優勢,源自於古老哈布斯堡帝國的背景。在各個崩潰於二十世紀的多語言多民族的大帝國當中,明眼人早已預料到法朗茲.約瑟夫皇帝的國度終將衰頹,並不斷對此進行觀察,於是為我們留下了最豐富的文獻與史料記述。奧地利才智之士有充裕時間來探討自己帝國的滅亡與解體,其它的帝國卻崩潰得十分突兀(至少以歷史的時鐘觀之正是如此),甚至連像蘇聯那般顯然已病入膏肓的帝國也不例外。或許奧地利人體認了自己帝國的多語言性、多宗教性、多文化性,比較能夠從多元的觀點來看待歷史。奧匈帝國的子民同時生活於不同的社會氛圍和不同的歷史時代之中。例如十九世紀末葉的摩拉維亞,同時是孟德爾之遺傳學、佛洛伊德之《夢的解析》,以及雅納切克之歌劇《顏如花》的場景。我還記得一九七○年代的一個場合,那時我在墨西哥市參加以拉丁美洲農民運動為主題的國際圓桌會議,會中我突然注意到一個事實:評議小組的五名專家當中,有四人出生於維也納……

    除此之外,我還從EM.佛斯特對一位以英語寫作的希臘詩人─和我一樣也出生於亞歷山大港的卡瓦菲─所做的評語中看見了我自己。福斯持認為卡瓦菲「站在稍微偏斜的角度來面對宇宙」。不論對歷史學家或攝影大師來說,那都是適合站立的好角度。

    我一生中面對的情況多半就是這副模樣:出生於埃及而被烙印標籤,可是埃及與我一生的歷史並無實際關連,我就像是來自其他地方的人。我曾經依附於一些國家並覺得賓至如歸,還在其他許多國度實地看見了不少事情。然而在我待過的所有地方,甚至在我生而擁有國籍的那個國家,我雖然未必是外人,卻都並非純正的當地人─置身中歐人之間的英國人、英國來自歐洲大陸的移民、不管到哪裡都是猶太人(而且在以色列特別如此)、專家世界之中的反專家、一個通曉多種語言的世界人、一個將政治撰述與學術著作奉獻給非知識分子的學術人。尤有甚者,我一輩子大多數時候都是共產黨員當中的異數,而共產黨員在我曉得的那些國家又一向是政治上的少數。這一切都讓我的私人生活變得複雜,卻是歷史學家這個行業的寶貴資產。

    這一切讓人輕而易舉就可以抗拒巴斯卡所指稱的「心中無法用理智來領悟的理由」,亦即在情感上認同某個明顯的團體或自己中意的團體。認同感是為了排斥其他人而發,意味著黨同伐異。那將會導致災禍。正因為如此,僅僅為了特定團體的圈內人而撰寫的歷史(「身分歷史」)─只為黑人寫出的黑人歷史、為同性戀者寫出的同志歷史、為婦女寫出的女性主義歷史,或者是各式各樣的種族歷史或民族主義史─都無法成為良好的歷史撰述。即便那不僅僅是某個群體之中,一個次級意識型態團體偏頗的政治表達方式,照樣無法令人滿意。規模再大的「身分團體」也無法遺世而獨立,世界不可能僅僅為了遷就它而改變自己,過去的歷史也不可能為了它而讓自己遭到篡改。

    新世紀已然開始、短暫的二十世紀仍然餘波蕩漾,以上的認知因而變得益發緊要。值此舊政權解體、舊政治形式淡出、新國家數目暴增之際,製造新的歷史來迎合那些新政權、新國家、新種族運動、新身分團體,儼然已成為全球性的工業活動。在這個刻意被設定為不斷與過去進行切割的時代,人們卻日益渴望與過去的歷史產生連貫性。媒體社會於是發明了自己的版本來投其所好,此即透過售票亭來銷售的國家歷史、「歷代傳承」,以及穿著花俏古代服裝的主題公園。就連在民主社會當中,雖然已不再有專制勢力硬性規定針對過去和現在發表何種言論,各種壓力團體卻仍共同發威,藉由頭條新_聞、負面報導、公眾的歇斯底里反應來威脅嚇阻,強迫別人逃避現實、三緘其口,以及公開自我審查「政治正確性」。即便時至今日(二○○二年),君特.格拉斯那位一貫反納粹、深具道德勇氣的德國作家仍然造成了很大的震驚。因為他選擇以第二次大戰末期一艘沈船的悲劇做為小說題材,而那艘船上載滿了德國難民,正準備逃避向前挺進的蘇聯紅軍。

    一位歷史學家的人生考驗在於:當他或她面臨一些對自身和世界具有強烈情感意義的事件時,是否能夠表現得宛如報導遙遠過去事物的記者一般,坦然針對那些事件提出問題和回答問題,尤其是「假若……將會如何」之類的問題─尤其是他們並非局外人,而是深陷其中者。那些問題無關「真實的」歷史,所探討對象未必是我們所喜歡的東西,而是發生了什麼事情,以及什麼事情原本可能以不同方式發生卻並未成真。那些問題影響至今而非僅僅侷限於過去,因此對生活於新世紀之初的老老少少都相當重要。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未能避免,所以有關一戰是否可避免的問題純屬假設。我們若表示那場戰爭的慘重傷亡令人無法忍受(這是大多數人的看法),或者認為假若德皇戰勝的話,受到德國影響的歐洲可能優於《凡爾賽和約》後的世界(這是我的看法),我都可以表現得「宛如報導遙遠過去事物的記者」。然而,要是有人問起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問題,縱使只是理論上的問題,我也一定無法通過歷史學家的人生考驗。

    我能夠勉強自己設想一種論點:假若佛朗哥的政變在一九三六年即獲得成功,西班牙應可躲掉內戰而改善處境。我也準備很懊惱地讓步承認:列寧的共產國際並非那麼好的構想。同時我更可毫不遲疑地承認(因為我從來就不是錫安主義者):特奧多爾.赫茨爾的猶太民族國家方案同樣不理想,假若他繼續留在《新自由日報》擔任明星專欄作家的話,反而可以做出更佳表現。可是萬一有人要求我接受一個替代性選擇:不值得為了擊敗國家社會主義而犧牲五千萬人、承受第二次世界大戰數之不盡的恐怖事件,那麼我無論如何都無法苟同。至於美利堅世界帝國的前景,長久下去是不看好的。當我思及於此並回顧往日大英帝國的紀錄時,心中的恐懼多於熱烈期待─大英帝國因為本土疆域不大,當初免於陷入妄自尊大的地步。我在這場考驗中得到的分數如何?要是分數太低的話,那麼這本書對讀者的幫助恐怕不大,因為他們已經邁入新的世紀,而且絕大多數還將迎接比我更長久的人生歲月。

    但不管怎麼樣,我們千萬別繳械投降,即便在時機不利的年代也不例外。社會的不公不義仍有待我們加以譴責與打擊。世界可不會自動自發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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