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護社會的政治（簡體書）

《保護社會的政治》是CSSCI來源輯刊陳明明主編《復旦政治學評論》叢書的第14輯。本輯聚焦政治學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福利國家問題，著重討論在國家和社會轉型以及經濟危機時期，關於國家福利的觀念、政策以及施行辦法，並以北歐丹麥、東亞韓國、南歐希臘為案例，具體說明國家福利在不同社會情況下如何安排落實及可能產生的危機。

陳明明，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政治學系主任，博士生導師。兼任復旦大學陳樹渠比較政治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為中國政府與政治、當代中國政治史研究、政黨與國家建設專題等。

【福利政治專題】
專題導語： 危機、轉型和福利的新政治 ……劉春榮、斯坦因•庫勒
丹麥福利國家的形成與發展 ……拉斯•博•卡斯伯森著、郝詩楠譯
全球經濟衰退與東亞的社會保護：全球與地方互動的路徑 ……權赫洲著、郝詩楠譯
無所適從？困境中的希臘福利 ……曼諾思•馬薩噶尼斯著、吳穎蕾譯
【中國政治研究】
中國區域發展與地方治理的再認識：“局部改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潘兆民
強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憲法監督職能：一種實施憲法的路徑探索 ……歐陽景根
從志業到職業： 當代中國調查記者的自我想像與社會實踐 ……白紅義
一個“遊擊式風格”的政策制定： 對我國高等教育1999年6月擴招決策的政治學分析 ……汪慶華
基礎型能力與民主轉型——國民黨兩次政治轉型機遇的比較研究 ……胡鵬
【訪談】
中國政治學： 改革、比較與學術發展——曹沛霖教授學術訪談 ……曹沛霖、杜歡、蘇翊豪
【學術綜述】
傳統與現代： 當代中國民間信仰興起的研究綜述 ……杜何琪
【讀書】
《叫魂》中的“運動式治理” ……王禮鑫、陳永亮
中國古代先哲對“依法治國”的認知及其在當代的參考價值 ……朱永嘉

從歷史上看，現代國家的發展需要一定的社會保護系統藉以維護人的安全感、社會契約和社會凝聚力，這種需要促進了現代福利國家和社會保障觀念與制度的形成。這些觀念來自歐洲，並且率先在歐洲得到發展。“福利國家”意味著國家有計劃地運用組織力量，建立一套社會保護機制以修正市場的力量。20世紀20年代之後，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一個積極的、為公民福祉負責的國家觀念和實踐開始擴展。因其歷史傳統，也基於戰後長時間的經濟穩固發展，西歐和北歐國家的社會支出顯著增長，福利成為這些社會的一項重要政治議程。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福利國家“危機論”開始出現，並且成為福利研究揮之不去的話題。國際學界對福利國家的討論，逐漸從福利的形成和擴充轉移到危機、收縮和調適等研究議程上來。歐洲經濟體在多大程度上面臨著福利危機？危機源自何方？究竟是什麼性質的危機？是政治的、經濟的，或者是社會的？這種危機是來自國家過於慷慨的社會支付，抑或見諸那些令人不安的貧困、收入不均或者生活際遇不平等的社會排斥？顯然，歐洲的社會保障計畫所遭遇的問題很大程度上來自人口結構的變化——簡而言之，領取養老金的人越來越多。這部分老齡人口的比重還在增大。而且，人均壽命的延長，以及生育率的低迷，只會讓問題愈加嚴重。除了老齡化，福利國家的挑戰還來自其他很多方面，包括全球化、後工業社會的轉型，等等。而2008年出現的全球金融危機，對福利國家的發展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當然，歐洲各個福利國家承受的壓力不盡相同，它們在政治上和財政上的應對能力也不同。從各個國家所進行的社會政策改革和反應（比如養老金計畫、醫療保障、勞動力市場的政策等）來看，總體上，和南歐國家相比，北歐國家在危機面前似乎更具保全和自我修復能力。
理解福利國家的根源、性質、變遷動力及其多面向的後果，是當代社會科學的重要研究課題。國家是否應當以及如何通過福利供給去干預市場和社會，這可以說是正義論、平等理論所處理的中心問題。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資本與勞動的關係以及所謂的“生產—保護關聯”一直也是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關注所在，它構成了“資本主義變體”、非市場治理機制、“去商品化”研究的核心問題。通過強調福利作為嵌入於經濟體制的一部分，當代的經濟社會學批判了經濟成長和社會支出的對立思維，從而為福利國家的發展提供了基礎性的理論資源。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看，福利供給可以視為國家建設的一部分：適度的社會保護安排能夠塑造國家與社會的契約關係，從而有助於強化國家的合法性和社會團結。
從比較視角觀之，福利體制的區域性、差異性以及社會支出水準的國別差異十分鮮明，所謂福利發展的彙聚（convergence）或趨同態勢是需存疑的。實際上，社會保護的多樣性和複雜性不僅體現在社會支出的規模和種類以及相關的官方制度安排方面，也體現在社會中非官方保護體系的功能發揮上：在不同的社會保護體制中，國家力量、市場機制以及作為社會內生力量的家庭和社區，在抵禦社會風險中的作用殊為不同。因此，作為一種廣義的再分配機制或“非市場機制”，福利的規範、體制和實踐有著十分複雜的表達形式和演進動力，這種多樣性構成了比較政治研究的傳統關注重點之一。
毫無疑問，歐洲福利國家的危機和再適應，以及東亞地區尤其是中國過去十年間社會政策的結構變遷，共同提供了比較福利研究的新議程。針對“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地區福利改革的辯論涉及危機和社會支出的相互演化；而針對東亞地區福利體制的發展，學者們已經使用了諸如“儒家福利國家”（Confucianwelfarestate）和“發展主義的福利”（developmentalwelfarestate）、“生產性的福利體制”等概念去理解其福利體制的性質。就中國的社會保護體制而言，它不僅和西方建基於公民權的社會福利有所不同，即便和所謂的東亞模式相比也有其特質。在傳統社會主義時期，政府建立了針對單位職工的福利體系和特定弱勢群體的社會救助體系。基於中央權威、集權制度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國家強有力地介入社會經濟諸領域，形成了集體福利的社會保護框架，與此同時，基本的社會救助體系也得以建立。制度性的工作單位福利與政府補缺的、剩餘型的社會救助體制雙軌並行，城市的工作單位和農村的人民公社構成了福利供給的基本單位，形成了鮮明的二元社會保障體系，這種二元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並反映了“沒有城市化的工業化”這一社會經濟發展形態。在一些學者看來，這種結構下的國家與國民的關係是“非契約性”的，國家承擔著某種“父權主義”的保護責任。換言之，支撐這種體系的規範原則並非西方意義上的公民權觀念，即以基本需要為基礎，體現普及性和“去商品化”等原則。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的社會保護體制進入了一個可以稱之為“去集體化”的結構調適時期。在某個轉型階段，中國似乎步東亞發展主義國家之後塵，在致力於市場經濟發展的同時有意無意地“犧牲”了社會福利。當然，針對社會經濟轉型所展現出來的社會不平等和社會脆弱性，政府也推出了社區福利、福利社會化等應對措施。1993年，上海率先探索和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社會政策關鍵領域中的這項改革迅速擴散，1998年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框架也得以建成，幫助避免了在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失業的嚴峻情況下出現大規模社會動盪的問題。儘管如此，不管就服務物件還是就服務領域而言，社會保護體制都出現了大量的真空、落差和薄弱點。傳統社會主義時期福利供給的社會基礎設施趨於解體，卻尚未形成替代性的體制和機制，福利的短缺給社會政治發展帶來了新的風險和脆弱性。中國在90年代的經驗正體現出轉型體制的典型福利困境：為了經濟增長和保護經濟競爭性而無力顧及社會保護，從而損害社會穩定。
如何在適度增加福利供給的同時避免福利依賴，從而避免損害經濟的競爭優勢？福利如何可能幫助降低社會衝突的風險並鞏固政治上的合法性？福利制度安排如何可能增進社會團結和民間志願組織的活力？這些都是當前中國社會保護體系構建所必須面對的重大理論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