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傳媒新世紀（第二版）

第一章 一國兩制下的社會與媒介變遷

李少南

香港自1997年回歸中國至今18年，中國對香港承諾的「五十年不變」已過了三分一的時間，而香港社會亦開始出現了重大的改變，一國兩制的實施受到空前嚴峻的考驗。隨着香港及中國社會的變化，香港傳媒也踏入了新的時期。

回歸前，香港媒體忐忑不安，因為中港兩地的傳播制度大不相同。中國的媒體一直為官方控制，是政府的宣傳工具；而香港則以私營報業為主導，媒介的觀點不須依從官方，相反地，批評政府及其施政，是報界認為理所當然的事。

回歸後的最初幾年，媒體早前的擔憂似乎是過慮。香港的新聞及言論自由並沒有消失。雖然中央政府曾數次干預傳媒對台獨言論的報道，但是大體而言，香港媒介仍是暢所欲言的。

在英國統治者撤出香港之時，香港已形成了獨特的社會及文化特徵，這些特徵影響着香港媒體的運作。以下將以這些社會及文化特徵，探討香港媒體在回歸中國後的轉變及趨勢。

當英國結束在香港的統治時，香港社會有如下的特徵：經濟上實行資本主義，政治上出現了代議政制的雛形，司法上以英國普通法為法治藍本。媒介有採訪、編寫及散佈消息的新聞及資訊自由。文化上，全民接受九年免費教育，並享有言論自由。更重要者，大部分人有明顯的有別於英國人，或其他地方中國人的「香港人」身份認同。在歷史演化下，回歸時，香港人已擁有了與內地人明顯不同的制度與核心價值，包括獨立的司法制度及法治精神，私營為主的報業機構及新聞自由，廉政公署及廉潔奉公的意識，自主的學術機構及學術言論自由，還有就是各類型的專業團體及其所奉行的專業操守等等。這些特徵影響着香港媒體的形態及運作。

資本主義下的媒體

回歸前，香港的主流媒體都以商業模式運作，包括報紙、電台、電視及雜誌。由於歷史、財政及地理資源的因素，九七前的港英政府一直奉行「積極不干預」的政策，即盡量讓私人企業發展經濟及社會事務。在媒介方面，港英政府也只是擁有香港電台及其下屬的電視部，並透過政府新聞處影響媒介的新聞發佈。香港絕大部分的媒介都是私人企業，以商業模式運作。黨派媒介只有幾家，它們的社會影響甚微。

回歸前，香港已進入富裕社會的階段，平均國民生產總值已超越西方一些先進國，包括澳洲及英國。但另一方面，由於回歸的種種問題及中英雙方不斷爭拗，再加上1989年「六四事件」引發的政治動盪，當時的香港社會極度不安。香港民眾在這種環境下急劇政治化，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冷漠文化，在極短時間內蛻變為激進的政治訴求。

社會開始轉型，原來保守因循的媒體已不能配合時代的需要。結果1995年出版的《蘋果日報》，將舊有的傳媒生態徹底改變。一方面，它把當時社會的反共情緒有效強力地宣洩出來。另一方面，它的版面設計、編排、色彩、圖片及內容，都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可是，它也把所謂「巿場導向」的內容發展至極端，令香港報業出現前所未有的「大報小報化」現象。以往一些不堪入目的小報，都有清晰的定位，它們也沒有意圖要進入家庭。可是回歸前數年起，由於《蘋果日報》的帶動，頗多大眾化報紙都採用「大小通吃」的方針；一方面刊登道貌岸然的政經評論及知名作家的專欄，另一方面，將血腥色情的內容，甚至召妓的資訊，充塞版面。

「大小通吃」的策略，果然奏效。回歸前後短短數年間，不少老化報紙被淘汰，《東方日報》、《蘋果日報》及《太陽報》在2001年之時，佔去全港報章70%至80%的銷量。剩下的巿場空間，由多家報紙艱苦經營。97年末出現的亞太區金融風暴，令到原已競爭劇烈的巿場空間，進一步萎縮，多張老牌報紙如《星島日報》、《成報》、《新報》，紛紛轉手。

傳統上，報業公會會員聯手協議訂定報價，但這種行會壟斷已遭破壞，各報開始自行釐訂售價，除了在價錢上競爭外，內容的競爭也因售價不同而顯得更加重要。資本較少的報紙不能長期降價，也不能加強編採寫及美工的內容，結果只有關門或轉讓他人。回歸前後，香港報業已出現弱肉強食、巿場導向、煽腥色內容充斥版面的局面。

煽腥色媒體內容之所以出現，除了是因為巿場競爭之外，也與政治前景不明有關。大眾傳媒在回歸前，普遍對前景不抱樂觀態度，其中一些開始迴避政治爭論，避免日後遭受報復。但另一方面，當時巿場政治氣氛濃烈，迴避政治議題，會令讀者受眾流失。因此，風花說月、小道奇聞、低級趣味等，皆用來留住受眾，維護經濟上的利益。

事實上，在回歸前，兩家無線電視台已是始作俑者，創製所謂「娛樂資訊」（infotainment）的節目。其中典型例子為TVB的「慾海肥花」，以新聞特寫的形式繪影繪聲地，細說一位肥胖而貌醜的奇女子，如何兜搭不同的計程車司機，並與之發生性關係。這些節目的收視率，一般頗高。另一個例子是粵劇紅伶新馬師曾的家庭糾紛，傳媒一直追蹤報道達半年以上，全港一時間鬧得熱烘烘的。

代議政制初階下的媒體

在香港將要回歸中國的十數年間，港英政府匆匆推行民主政制。原來操縱在英國殖民主義者手中的政治權力，逐步下放。從八十年代初開始，港英政府引入區議會、巿政局及立法局的三級議會制度，還把擁有立法權的立法局議席開放選舉。但是英國人並不真心還政於民，他們只在即將離港前二年，才把立法局推向全面直接選舉。中國方面也不喜歡香港實行全面直選，因為這樣會令中方難以控制香港的政治發展。

在港英政府撤出之後，中國立即廢除前任港督彭定康的政制改革，將立法會的選舉模式依《基本法》改成「鳥籠民主」的格局。在立法會60個議席中，直到2008年，只有不過半數的議席由地區直接選出，其餘30席由功能團體及選舉團選任。2008年以後的情況，則在日後才決定。行政首長更只由800人組成的選舉團選出。這些功能團體及選舉團的組成，大都在中方控制之下。此外，立法會議員的個人提案，須分別在功能團體產生的議員組別及直接選舉、選委會產生的議員組別中過半數通過，才可成立。政府提出的議案則只須全體委員過半數即可。換句話說，若非政府自己提出的議案，獲得通過的機會甚微。這是所謂「行政主導」的設計，實質上即是中方屬意的政府主導。

在這種「鳥籠民主」的格局下，媒介的角色充其量只能發揮批評及監督政府的作用，對政治權力的更替起不了直接的影響。原因是儘管媒介反映了民意，眾望所歸的立法會議員或行政長官人選，也不一定能透過民主選舉議政執政。傳媒只能扮演批判政府的角色，與不符民意的官員及其施政唱反調。在香港回歸前後的時間，媒介正是扮演着這種角色。媒介雖然不能直接影響權力的更替，但喧鬧之聲不絕於耳。加上部分地區直選出來的議員經常猛烈批評政府，給媒介提供了

極佳的素材。

回歸後的代議政制雖然只處於初級階段，但是政黨政治已因立法會部分議席由直選產生而出現。政黨對政府的批評已成為常規，傳媒亦把這些政治批評作為新聞報道的日常材料。在香港回歸後，雖然煽腥色的新聞內容仍然大行其道，但是政治批評，尤其是針對特區政府的批評，絕不少見。媒介仍然享有相當大的新聞自由。

法治下的媒體

很多具有殖民色彩不合時宜的法例，在英國統治者撤出香港前十年左右，逐步廢去。基本上，英國人在香港留下一套頗為完備的法制。香港傳媒在英國的普通法下，受到一定的制約。例如誹謗、不雅及色情內容、侵犯版權、蔑視法庭、刊登不良醫藥廣告等有關法例，都對傳媒有一定的限制。其中誹謗及不雅內容的官司，是傳媒經常面對的訴訟。回歸前後，除了有個人對媒體提出誹謗訴訟外，也出現了媒體控告媒體的情況。東方報業集團及它旗下的一些刊物，曾牽涉數宗與其他媒體訴訟的案件。它們也多次控告或發律師信給媒體上發表文章或言論的作者，指他們誹謗。由於誹謗官司費用龐大，而且花費時間，對很多人來說，是負擔不來的。這種控告媒體或媒介評論者的做法，對批評媒介的言論空間，有「冷縮」的效應。

另一方面，英國法例並不像美國法那樣，有明顯條文保障私隱權。由於報業競爭激烈，揭發名人私隱是吸引受眾的一貫手法。日夜跟蹤社會名流及演藝人士的所謂「狗仔隊」做法，是回歸前後媒介常用的伎倆。結果引來多方憤怨及投訴，最終導致法律改革委員會於1999年8月，提出成立「保障私隱報業評議會」的建議。此議一出，立即引起報界的強烈迴響。傳媒業界一致反對政府委任的報業評議會，認為此舉將會危害新聞自由。報業公會最後成立自律組織，自我監管屬下的報章。可是銷量最大的三張報紙《東方》、《蘋果》及《太陽》都沒有參加這個自律組織，而當時大部分對報章的投訴，卻與這幾家報紙有關。

香港文化與媒介

在六七十年代以後，香港社會形成了本身的獨特文化。回歸以後，中港兩地的文化衝突，在傳媒內容及操作上反影出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從國內湧至香港的人口劇增，做成很多經濟及社會問題，故此港英政府在1950年4月關閉中英邊境，中港兩地人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自由出入。自此，香港的人口穩定下來，土生土長的新一代人數慢慢超越中國出生的居民。到七十年代之時，由於中國經歷了十年大亂，而香港卻在此時經濟起飛，中港兩地的政治及經濟差距，越拉越遠。加上香港本地的大眾文化，透過電視的推動，蓬勃發展，香港人逐步形成本土身份的認同。有研究顯示，香港人自認為勤奮及適應力強，而大陸人則教育水平低，專制而且貪污。¹

當中國實施改革開放之後，香港人見到的是一個貧窮落後、官僚專制的大陸社會，它令香港人進一步感到中港兩地的差異。此外，自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之後，香港一般人對中國共產政府不存好感。香港人的反共情緒在中英爭拗及「六四事件」的影響下，在回歸前一度達到頂峰。

香港媒體在回歸前的政治主調，配合着香港人的情緒及訴求，以香港為本位，強調民主抗共、質疑一國兩制、排拒京官，突顯中港兩地的政治、經濟、法律及文化差異。這種主調在回歸後才開始改變。

回歸初期，原來鬧哄哄的中英爭拗一下子沉寂了。媒介及香港巿民都對新政府採取觀望態度。香港特區的新領導人及其班子呼籲香港人關注民生，不要讓香港成為政治城巿。話尤未已，一場席捲亞洲的金融風暴吹至香港，令香港的政經形勢大大改觀。

金融風暴在97年中剛起之初，大家都不以為意，以為只是亞洲發展中國家才有此問題。香港這時的地產巿道仍然暢旺，股巿仍屢創新高。但這場風暴不久便把香港的樓巿及股巿推倒，失業率逐步攀升，經濟自97年底開始衰退。

回歸前，絕大部分香港人只會想像97年後，港人的言論空間會收縮、政治民主會倒退、新聞自由會被壓抑，結果誰也沒想到，首先出問題的是經濟。由於地產巿場急速崩潰，物業價值短短一年之內下跌超過40%，令很多擁有物業資產的人，突然成為負資產階級。在經濟不景及失業率上升的情況下，社會怨氣不斷累積，政府官員成為出氣的對象，而媒介便成為發洩怨氣的渠道。

從97年底開始，新成立的特區政府成為巿民及媒介的主要批評對象。公營部門濫用或浪費社會資源、辦事不力、偷懶、不禮貌、官僚作風等等，全都成為報章雜誌的重要題材。當然特區政府的措施確有不善之處，特別是眾多重大政策，如政府年建「居者有其屋」單位八萬五千個、母語教學、政府部門私營化、中學教師英語評核試、版權法修訂等等，都沒有廣泛諮詢便倉促執行。結果很多本意良好的政策，因為推行不當而問題叢生。

由於經濟下滑，加上新的特區政府缺乏認受性，政施又做得不好，「關注民生」及「針對特區政府」便成為九七後新聞媒介的新視點。它們取代了九七前的「關注政制發展」及「抗拒中國政府」的新聞框架。政府官員在九七之後動輒得咎；坐政府專用車順路買菜遭罵、高官太太到深圳買冒牌貨遭罵、司長讓秘書打電話回家吩咐私事也罵。食環署人員不禮貌對待及冤枉巿民、渠務署工人躲懶、房屋委員會轄下樓宇出現短椿問題，就更引起軒然大波。

這時的電視及電台時事節目也與其他媒體看齊，但是由於電子媒體都由政府發牌及監管，它們對政府的批評，一般沒報章雜誌那樣猛烈。其中較為尖銳的時評節目為商業電台的電話接聽（phone-in）節目，特別是由鄭經翰及黃毓民二人主持的最為鋒利。鄭經翰為商業電台早上主持的《風波裏的茶杯》在回歸後幾年，一直高踞電台收聽率的榜首。

公營台香港電台由於九七前未能「公司化」，在回歸後，仍以政府部門的身份運作。其中較為尖銳的時事節目有電台節目《自由風，自由PHONE》及電視節目《頭條新聞》。後者在97年後經常受到左派人士的打壓。這些尖銳的時事節目反映了巿民的訴求，一般為巿民接受及欣賞。

回歸後的經濟轉變與媒體運作

香港自1997年7月1日回歸中國後，社會上有些情況出現了明顯的變化，有些則不是那麼明顯。首先，在經濟制度方面，香港仍然實行資本主義，私營企業仍是經濟的主體，謀取最大利潤是營商的最高目標，市場以自由主義為圭臬，政府經濟角色仍以維持自由巿場及公平競爭為最重要。但是整體經濟卻在金融風暴下，持續收縮。原本在2001年中，香港經濟有復甦的跡象，但9月份發生震驚全球的「911恐怖襲擊」，香港經濟進一步下滑，失業率在2002年底攀升至7.3%。2003年「沙士」疫情出現，經濟更是雪上加霜，該年的失業率上升至7.9%。幸而疫情在2003年下半年開始消退，經濟慢慢復蘇過來，到2008年，失業率回落至3.7%。但不幸地，2008年底又出現了全球性的金融風暴，把2009年的失業率又推高至5.2%。²回歸後這十多年，香港經濟就是這樣浮浮沉沉，既沒有長足發展，也不是衰退蕭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