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構中國夢：中國民族主義與中美關係的互動（1999–2014）

本書藉研究中國對外關係中尤為重要的中美雙邊關係、中國社會持份者對中美關係的回應，以及中國當代民族主義運動三者之間的互動，展示出此運動複雜而非單一的、割裂而多元的本質；提出中國政府、知識份子和社會大眾的民族主義論述，會在不同目的和彼此的默契下，不斷地重塑和重構，並延伸到鄰近地區，成為國境內外的穩定劑。

沈旭暉的21世紀中國民族主義及美中關係研究，理論深刻、實例豐富，對此迫切議題貢獻顯著。中國國民對其國家之觀感，對中國外交政策內容及行為舉足輕重，但沈氏在演繹時，並無過份簡化之，十分值得細讀。──Richard C. Bush，布魯金斯學會東亞政策研究中心主管

第一手調查大膽創新，給民族主義重新定義：非為自上而下帶動的現象，而是國家與社會間不斷變化的交流互動。有志了解當代中國民意多變本質者必讀。──Rana Mitter，牛津大學現代中國歷史及政治教授

研究堅實、論證縝密，適時為與日俱增之中國民族主義研究文獻，增添寶貴著述。──王紹光，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座教授

此研究計劃雄心勃勃。沈旭暉訂下的目標是：解構中國民族主義，再重建之，這是本書題為《解構中國夢》之緣由。書中提出問題，引領我們更深入思考中國民族主義，此歸功於作者之費盡思量、努力不懈。──鄭永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

沈旭暉，香港國際關係學者，畢業於牛津大學及耶魯大學，現職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中美關係、恐怖主義與全球化等，著有七十多份學術文章及出版評論。學術身份以外，亦為Roundtable研究網絡創會主席及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等。

譯者
劉永艷，中央黨校政法教研部教授，2002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是西方政黨、政黨制度和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建設等。

爾雅，兩文三語自由教師、語文工作者。畢業於香港大學政治及法學系，主修國際關係，後取得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西班牙研究文憑，學術興趣為拉丁美洲研究。

自序

這本書的英文版原來由我的博士論文改編、由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出版了好一段日子，不少中文出版社曾洽談出版中文版，但因為種種原因延至今天才面世。所謂「種種原因」，首先是翻譯的時間和心力遠比想像中巨大。翻譯計劃曾經請了不少朋友協助，包括中央黨校的劉永艷教授，以及香港大學畢業的爾雅小姐；前者對原稿的中文和政治規範化貢獻良多，後者逐字考據的嚴謹更是無比專業，但始終和原作味道有所差別。因此我又花了不少時間重譯一遍，每一章節的篇幅都比原文增加了50%–100%不止，也更正了一些原文疏漏之處，以求表達更整全的理論框架。畢竟原來的英文版就是因應論文的官方字數要求濃縮而成，這次正好把內容補上。

另一個費時日久的原因，在於本書內容的時限性。雖然學術著作不應太受時空限制，但關於中國民族主義與中國外交的著作，近年確是越來越多，而且方法論也是推陳出新。像本書英文版面世時，對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的研究還處於起步階段，筆者的相關研究也屬於前沿類別，但後來量化的、程式化的研究紛紛出現，需要參考的文獻和角度，自也越來越多。加上習近平上台後，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邁向一個嶄新的里程碑，內政和外交的表達方式都和從前大不相同，要是再重複江澤民、胡錦濤時代的數據，難免有逾時之感。因此，中文版除了在每一章節都參考了英文版出版後的最新研究，更特別增寫了關於習近平時代「中國夢」的全新一章。慶幸的是，使用本書原框架延伸到習時代，一切依然可以理順，但願能成一家言，這對任何作者而言，都是差可告慰的。「中國夢」這章在一些學術會議初步發表後，已有一些英文出版社表示有單獨出版的興趣，反映本書包含的題目，始終是學界焦點。

當然，本書英文版出版後，筆者在學術界經歷了不少喜怒哀樂，也在不同地方累積了不同經歷，原來的觀點不可能沒有差異。例如對知識份子論爭的觀感，或中國民族主義對其他地方（尤其是台灣、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影響等，都有了甚為不同的了解。然而為了保持本書的原有感覺，還是盡量依循原有鋪排處理中文版，只會在適當部分增修說明。關於中國民族主義或「習近平模式」對大中華地區或全球的影響，本來就值得其他專著專門探討；當然，我還是否能讓這些專著面世，就是後話了。不過本書原來的結論：中國民族主義對內政、外交奇異的「維穩器」作用，到現在我依然是深信的，雖然這結論和個人相對傾向自由主義的價值觀頗有衝突，但懂得把個人價值觀和學術框架抽離，正是我們經常希望社會能尊重的規律，自己也感到有以身作則略盡綿力的需要。

必須一提的是，在過去十年，越來越感覺學術界的發展並不健康，政策研究、學術研究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學術、評論、政策建議等變成不同專業，而跨學科整合的風氣並未在華人社會被普遍接受，各家各派門戶之見甚深，卻又越來越脫離於社會大眾的日常關注。這些種種，難免令新一代學者感到洩氣，不斷催生另闢蹊徑的想法。無論這些蹊徑能否成功，路是人走出來的，但願本書的研究脈絡能啟發讀者思考，因為一切研究和生活、學術和產業，其實都是殊途同歸。

感謝為本書中文版出過力的所有朋友，更感謝支持我一直走下去的朋友，還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團隊，以及楊昊教授、宋遙先生、黃旭東先生、馮南樓先生、呂文淵小姐等朋友對最後版本的校對和意見，期望日後和他們能繼續有合作空間。

 

沈旭暉

2015年春，香港

自序 xi

譯者序 xiii

英文版致謝 xvii

 

第一章 導論：中國的「多元式民族主義」 ...................................................... 1

1.1 檢視有關中美關係的學術研究 ..................................................................... 4

1.2 第一理論框架：中國外交「零和遊戲」Vs「正和遊戲」 ......................... 9

1.3 第二理論框架：美式利益集團 Vs 中國「散離式公共社會」 ............... 11

1.4 第三理論框架：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多元本質 ....................................... 17

1.4.1 中國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層面 20

1.4.2 中國民族主義的表達層面 25

1.4.3 中國民族主義的外交戰略層面 29

1.5 研究方法論 ................................................................................................... 29

1.5.1 案例時間範圍：

1999–2006年的案例，與2007–2014年的更新 30

1.5.2 比較分析的案例選材 31

 

第二章 出場序：參與中國民族主義論述的三大群組 .................................... 35

2.1 頂層：中共黨政軍體系 ............................................................................... 36

2.1.1 中國共產黨及中國政府領導層（並以外交部為中心） 37

2.1.2 中國人民解放軍 38

2.1.3 經濟部門 39

2.2 中層：知識份子 ........................................................................................... 39

2.2.1 「自由派」 40

2.2.2 「非自由派」 42

2.2.3 中國國際關係學者 46

2.3 底層：社會群眾 ........................................................................................... 47

2.3.1 整體「民意」 48

2.3.2 虛擬社區成員 49

2.3.3 校園社區成員 52

 

第三章 當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轉捩點：

貝爾格萊德中國大使館炸館事件（1999年5月）……………………........... 55

3.1 頂層集團的民族主義反應 ........................................................................... 56

3.1.1 表達層面：打開潘朵拉盒子 56

3.1.2 意識形態層面：如何從「道學」高地退下來？ 62

3.1.3 外交戰略層面：此刻，依然是鄧小平理論的忠實信徒 65

3.2 中層集團的民族主義反應 ........................................................................... 68

3.2.1 表達層面：被操縱的民族主義，還是自發的民族主義？ 69

3.2.2 意識形態層面：甚麼人權對甚麼主權？ 72

3.2.3 外交戰略層面：「韜光養晦」勉強維持正統地位 76

3.3 底層公眾的民族主義反應 ........................................................................... 79

3.3.1 表達層面：公眾情緒的總爆發 80

3.3.2 意識形態層面：兩種陰謀論 87

3.3.3 外交戰略層面：理智與感情並重的考驗 90

 

第四章 相互妥協的「意外化處理」：

中美諜機相撞事件（2001年4月）................................................................... 95

4.1 頂層集團的民族主義反應 ........................................................................... 96

4.1.1 意識形態層面：當國家主權遇上機師之死 96

4.1.2 表達層面：汲取教訓的綏靖策略 100

4.1.3 外交戰略層面：「韜光養晦」的反思 107

4.2 中層集團的民族主義反應 ......................................................................... 110

4.2.1 表達層面：兩派的有限聯盟，以批判政府之軟弱 110

4.2.2 意識形態層面：補充陰謀 113

4.2.3 外交戰略層面：知識界對「韜光養晦」不耐煩了 116

4.3 底層公眾的民族主義反應 ......................................................................... 120

4.3.1 表達層面：如何解讀遭監控的公共訊息？ 120

4.3.2 意識形態層面：美國單邊主義的「全局」是甚麼？ 125

4.3.3 外交戰略層面：對「韜光養晦」的全盤否定 127

 

第五章 以中式愛國回應美式愛國：

9/11事件與阿富汗戰爭（2001年9–12月） ............................................... 133

5.1 頂層集團的民族主義反應 ......................................................................... 134

5.1.1 表達層面：「中美地下情」 135

5.1.2 意識形態層面：反恐的「超普世」定義 140

5.1.3 外交戰略層面：「鬼谷子民族主義」．江鄧外交政策分家 145

5.2 中層集團的民族主義反應 ......................................................................... 149

5.2.1 表達層面：兩大陣營的聲明大戰（第一回合） 150

5.2.2 意識形態層面：民族主義與恐怖主義可有關連？ 155

5.2.3 外交戰略層面：現實主義縈繞下誕生的「負責任大國論」 160

5.3 底層公眾的民族主義反應 ......................................................................... 163

5.3.1 表達層面：用歡樂加上拉登來讓政府尷尬？ 163

5.3.2 意識形態層面：「草根」、「山寨」社會科學理論大雜燴 170

5.3.3 外交戰略層面：向恐怖份子學習？ 174

 

第六章 分工合作的愛國工程：

伊拉克戰爭危機（2002年1月–2003年5月） .......................................... 177

6.1 頂層集團的民族主義反應 ......................................................................... 178

6.1.1 表達層面：自信地微調親美姿態 178

6.1.2 意識形態層面：「威權自由主義」的修訂 182

6.1.3 外交戰略層面：邁向成為一個「負責任國家」 187

6.2 中層集團的民族主義反應 ......................................................................... 189

6.2.1 表達層面：兩大陣營的聲明大戰（第二回合） 190

6.2.2 意識形態層面：專業組織的萌芽 195

6.2.3 外交戰略層面：不要做「薩達姆二世」 199

6.3 底層公眾的民族主義反應 ......................................................................... 205

6.3.1 表達層面：監控不嚴，民族主義不彰？ 206

6.3.2 意識形態層面：通過「中華文化」改造中國價值觀 213

6.3.3 外交戰略層面：被殺雞所儆猴群的「心戰」 216

 

第七章 解構「和平崛起」：

中國民族主義三個層面的觀察 ......................................................................... 221

7.1 表達層面：各自為政的無序宣洩 .............................................................. 222

7.1.1 外交民族主義：反修飾、保面子，與胡先縉理論的修正 227

7.1.2 民粹民族主義：從「溫室示威」到「委任式民主」 229

7.1.3 文化民族主義：共產英雄、民族英雄與悲劇英雄 231

7.1.4 經濟民族主義：抵制在全球化時代還可行嗎？ 233

7.1.5 領土收復民族主義：備而不用的王牌？ 235

7.2 意識形態層面：「威權自由主義」的逐步形成 ........................................ 235

7.3 外交戰略層面：「和平崛起」，一個妥協產生的新策略 .......................... 242

 

第八章 再思「中國威脅論」：

重構中國民族主義的內外穩定功能 ................................................................. 253

8.1 中國的黨政軍機制：執政合法性的集體重塑 .......................................... 254

8.2 知識份子：同一屋簷下的競爭 .................................................................. 260

8.3 社會群眾：用民族主義十字軍，建構一個新世代 .................................. 265

8.4 結論：當代中國民族主義作為一個「國家維穩器」 .............................. 274

8.4.1 「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契約」：一個「內部維穩器」 274

8.4.2 「中國價值觀」：如何才能成為「外部穩定劑」？ 280

 

第九章 跋：解構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夢」 ................................................... 285

9.1 頂層集團的民族主義反應 .......................................................................... 286

9.1.1 表達層面：「反戈爾巴喬夫情結」 287

9.1.2 意識形態層面：讓世界「借鑑」中式「普世」價值 292

9.1.3 外交戰略層面：制定自己的遊戲規則 299

9.2 中層集團的民族主義反應 .......................................................................... 307

9.2.1 表達層面：適應習近平的「第三道路」 307

9.2.2 意識形態層面：各取所需騎劫「中國夢」 311

9.2.3 外交戰略層面：「和平崛起」內容被「道義現實主義」掏空 316

9.3 底層公眾的民族主義反應 .......................................................................... 319

9.3.1 表達層面：微博領袖帶來的連橫變革 320

9.3.2 意識形態層面：「中國例外論」落地生根 325

9.3.3 外交戰略層面：民意對外交的規範作用 327

9.4 最後結語：不變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契約」，變壓中的維穩器 ........ 330

 

注釋 333

索引 387

第一章 導論

中國的「多元式民族主義」

 

穩定、開放、不好鬥；擁抱自由市場、多元政治、法治；與我們一同經營，建立牢靠穩固的國際秩序─一個以如此姿態嶄露頭角的中國，而非一個封閉內向、對抗的中國，才是美國人深遠利益所在。——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 1946–）¹

 

在一齣有趣的中國紀錄片《瘋狂英語》中，自學成才、行為相當富爭議性的中國英語「教師」李陽（1969–），將英語教學化為一場不拘一格的民族主義運動。²李陽鼓勵學生用大喊大叫的方式「學習」英語，除為了增強駕馭外語的自信，據說也是使他們不再怕被標籤為「崇洋」，因為這套教學法反覆灌輸：要打倒美國，就先要完全明白他們；學習英語，為的就是戰勝美國。³這個「瘋狂」姿態一方面揭示了不少中國人對擁抱西方文化的熱切渴望，可說支持了以上前美國總統克林頓提過的「外望的中國」；但如此歇斯底里、很不「英語」的英語學習法，又似對應了克林頓口中受民族主義驅策、「內向」的中國。要明白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除了「威脅」和「友善」兩者，是否有另一套方法？雖然中國官方不談「中國民族主義」，只談「愛國主義」，以免與世界其他民族主義案例相提並論，但本章將解釋何以「愛國主義」不能簡單涵蓋上述行為，一個「多元式中國民族主義」框架卻可以。用甚麼名字呼喚它，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就像《瘋狂英語》一樣，難以用摩尼教非黑即白的思考方式去界定。一個不民主的中國，是否就如美國漢學家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所言，必然意味著中國民族主義的升級擴張：「由於中共不再『共』，它必定更『中』」？⁴或如另一些學者如英國牛津大學的羅斯瑪麗．福特（Rosemary Foot, 1948–）相信，即使中國對當代世界秩序相當不信任，它仍然遵從那些「可以表現自己是負責任大國」的規範，⁵所以中國再強大，也不用擔心？到底這個「負責任大國」如何在民族主義的外衣底下成長，並成為崛起中的世界大國？

近年興起的中國民族主義話語引起了學界和社會不少兩極反應，就如近20年前，香港出生的美籍學者張霞（1950–）與現旅居新加坡的中國學者鄭永年（1962–）對「龍之回歸」觀點，已分別予以支持和反駁。⁶但這些年來，還是有不少重要發展值得注視，足以顛覆從前我們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認知。本書透過研究中美雙邊關係、中國社會持份者對中美關係的回應，及當代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三者之間的互動，嘗試在這兩極之間尋找其他研究空間，且從以下兩個觀點開始。

第一個論點是，我們熟悉的中國民族主義話語固然有其原有的生命力，但與此同時、某程度上，也不過是中國國內不同持份者（stakeholders）促進個人或群體利益的中介；他們或正或反地參與民族主義運動，也不過是在中國特殊國情表達意見的途徑。只要參與民族主義論述有助中國政府、知識份子或一般市民拓展任何形式的廣義利益，或鞏固他們在「民意」中的地位，這些參與者的目的已達，不一定要把民族主義話語付諸行動。基本上，很多民族主義話語都是疏導針對中國政府的規範手段，故表面的激昂其實有安全閥的作用。這些表面針鋒相對的參與者，說不定也有實質存在的內部分工，互相倚賴以受惠於民族主義論述。最後，無論主觀意願如何，種種因素引發的客觀效應可能是讓民族主義穩定中國，而非不少人直覺認為的動搖中國。

其次，本書假設有三個不同形式的民族主義運動，同時發生：（1）建構「中國價值觀」，作為樹立中國公民民族主義的實驗；（2）一種冷戰後國際關係外交策略的發展，以賦予中國「負責任大國」的力量和身份認同；（3）針對所謂「反華陰謀」在日常生活表達，且與強烈的民族主義用詞並駕齊驅。雖然後者明顯屬過熱的民族主義情緒，但前兩者卻相對能促進地區和平，兩者抵消後，中國民族主義可能又再違反一般人的直覺，成為穩定外部政治的力量。

綜合兩個論點，這個複雜的中國當代民族主義運動─如本書結論所提出，一個非單一的、割裂的、多元的、由不同人物為不同目的而參與的運動─會在不斷被重塑和重構下，影響伸延到鄰近地區。只要中國政權維持目前的非西方民主式威權政體，但又不再追隨極權的史太林式管治、不完全妨礙多元主義在民間發展，當代的中國民族主義論述，無論我們主觀是否喜歡，也很可能會擔當意想不到的角色，成為中國境內外的穩定劑。由於中美關係是中國對外關係中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也是整個中國戰略佈局的「重中之重」，本書即以1999年起的中美關係不同案例為研究對象，就上述論點進行詳細探討。

在將假設套用到本書涵蓋的四個案例前，此章作為導論，將先勾勒理論基礎與方法學等研究背景，審視為何現有的研究大多忽略民族主義的「穩定劑」角色，探討應如何看待這項紕漏，並列出選用的理論、案例、時間範圍與目標群組等。在中國研究的舞台上，對於「後天安門時期」的當代中國，特別在十多年前的西方學界，有不少常見的傾向簡化的假定。例如以往不少中美關係研究都曾設想，中國乃以一個單一的中央集權國家面對世界，於是忽視了群眾的自發性，也不在乎和其他社會群組的馬基維利主義式權謀計算。反之，注意到中國多元一面的人，有時卻走向另一極端，相信政府和人民之間必然存在「零和」關係，常以勝負的角力研判事情發展。就中國民族主義而言，在中西學界，對其或有「天使化Vs妖魔化」的二元傾向，令其常被普通讀者誤解為一個目標綱領統一的單一進程；雖然有不少前輩學者曾把中國民族主義分類研究，卻鮮有直接將這些分類應用到外交政策，或結合不同群組的意欲。本書運用三個理論框架：「兩級非零和理論」、中國的「散離式公共社會」，及中國民族主義被割裂、拆析的多元本質，以構築新的理論框架。本書包羅措辭、價值、中國社會、民族主義、中美關係和國際關係理論而不逾，因有其單一研究綱領，只能視餘者為其他學術專注之議題，非本書探討之列。

 

1.1 檢視有關中美關係的學術研究

現有的中美關係研究汗牛充棟，常以意識形態之別（僅存最大的共產國家對自由世界領袖）、政治制度之別（「中國模式」對西敏寺式民主或籠統的西式民主）、社會價值之別（集體主義對個體主義）、文化之別（所謂東方對西方）等論調，去解釋中美雙邊關係的難點。但它們多有一個相對共通之處：假設了中國外交政策制定過程的主要特色，都是源自中央集權的黨國政府，相對忽略社會其他持份者的重要性；即令近年出現較多的中國民情研究，也鮮有專注他們在外交層面的功能。就中國政府如何制定對美政策，中西學者用過大量不同理論方法，其中以進攻性現實主義、防禦性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等最為常見，餘者如國際組織理論、建構主義（見第七章）等也不乏，惟篇幅所限，在此不作全面介紹。

 

進攻性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

自從旅美猶太學者摩根索（Hans Morgenthau, 1904–1980）在1947年建立「現實主義」學派並將之概念化，再由冷戰世代的華爾志（Kenneth Waltz, 1924–2013）在1979年修定成「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整個現實主義學派就以國家的「利益最大化」（由摩根索提出）⁷及「安全最大化」（由華爾志提出）⁸為主調，一直是解讀中美關係最流行的路線。這個解讀方式有兩條支線，其中一條就是由芝加哥大學國際關係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 1947–）奠基並熱烈宣揚的「進攻性現實主義」（或作「侵略性現實主義」），信條一言以蔽之：「大國表現挑釁實非其所願，亦不代表它們內心有支配他國的慾望，而是因為要存活，就要不斷追求權力。」⁹強調對「存活」的追求，聽來何其熟悉，如已故美國史家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 1916–1970）數十年前揭示，20 世紀一些美國學者的信念其實有社會達爾文主義背景，看來這道統到了米爾斯海默這一代依然存在，令21世紀的進攻性現實主義思想，也在不知不覺間有了前者的影子。¹⁰

米爾斯海默自然把理論應用到中國身上，相信中美衝突將是「大國政治的悲劇」不能避免的部分，指出「中國經濟發展在未來幾年大幅放緩，對美國大為有利」，因此如果美國「對自創建以來一直服侍周到的現實主義信條棄如敝履」，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他在其經典著作的2014年新版特別加入「中國是否能和平崛起？」的部分，以示其理論之與時俱進。¹¹事後孔明地分析之，不難明白為何中國官方喉舌如《人民日報》，或同一報社經營的暢銷國際關係小報《環球時報》，會稱之為「帝國主義」或「霸權主義」，因為假如美國外交奉進攻性現實主義為國策，圍堵中國、保衛霸權確是指導方針。¹²這樣的政策自然備受別國抨擊：法國政治分析家韋爾奈特（Daniel Vernet, 1945–）稍加變奏，把美國標籤為「以在意識形態上（而非實質上）散佈『民主乃組織政治之最佳形式』概念為己任的『後現代帝國主義』國家）；¹³著有大量中國外交作品的中國資深外交人員周溢潢（1930–）亦曾引此「美國後現代帝國主義」為對世界和平（更特別指明是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¹⁴但另一方面，又有其他學者援引「中國對美謹奉進攻性現實主義」立論，相信中國也是奉行進攻性現實主義，例如美國人口研究所所長、聲稱其研究中國人口政策的博士論文因史丹福大學「向中國政府卑躬屈膝」而被駁回的毛思迪（ Steven Mosher, 1948–）等人，就多次警告世人謂，北京的霸權行徑顯示中國乃一「現況挑戰者」，正在危害世界。¹⁵這些戰火連天的論述，都大致源自同一理論體系。即使較溫和的，也會主張「戰略平衡」，例如柯慶生建議小心處理美日同盟，以讓美國維持區內對華的戰略平衡。¹⁶

 

防禦性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

以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學者葛拉瑟（Charles L. Glaser）等為代表的防禦性現實主義者雖亦出身現實主義學派，但就認為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國家傾向合作而非競爭。¹⁷此理論的一個變奏是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取自心理學，並由美國政治學教授列維（Jack Levy）在國際關係學界發揚光大。列維提出，處於「收益範圍」的國家，對不確定性的估量偏高，傾向避險；處於「虧損範圍」的國家傾向承擔不確定性，下外交決定時敢於「尋找風險」。¹⁸這些論點自不完全相容─「不確定性」與「風險」屬不同概念，而將兩者混淆，正正是展望理論的一個漏洞：例如其中一位主要的展望理論家麥達莫（Rose McDermott）曾說：「拯救行動是最具風險的選擇，因為它代表著可能的後果中，最廣的變數。」¹⁹

無論如何，「相互合作的現實主義國家」的概念深深影響著一眾主要的中美關係學者。與被視為對中國不友好的「藍軍」相反，被視為對中國友好的「紅軍」領袖藍普頓（David Lampton, 1946–）就在其經典教材《同床異夢》指出，中美之間相爭與合作（「異夢」）雖會受世界體系的「同床」所限，但爭取對中國接觸合作相容，才是王道。²⁰以批評資本主義制度聞名的「世界體系理論」大師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亦曾建議美國採用防禦性現實主義政策，認為「軟性多邊主義」長遠對美國較有利，因它能避過與其他大國不必要的對抗。據華勒斯坦言，美國「需要從容親切地接受西歐及東亞的政治獨立性，視它們為政治伙伴，承認其有獨立組織架構的權利，只是美國（在軍事、貨幣等政策上）不容置喙」。²¹防禦性現實主義者大多呼籲美國與中國合作，以維持亞太區內的權力平衡，尤以軍備控制為重。對他們來說：「中國崛起仍處於初始階段，要建立安全框架或架構去擁抱中國、盡可能減少中美競爭，時間是有的……無論如何，對這些現實主義者來說，要宣告中國為敵人，實言之過早」。²²另一位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羅斯（Robert S. Ross, 1954–）則認為，東亞地緣政治與中美的兩極性結合，對地區和平貢獻甚殷。²³關於兩種現實主義理論如何應用在中國外交，可參考台灣學者林一凡的文章。²⁴

這種意見傳入中國時，各家各派當然有不同反應。例如旅美新左派經濟學者李民騏（1969–）曾用傳統馬克思主義角度來大幅修訂華勒斯坦的理論（及支持華勒斯坦的中國自由派），認為中國崛起正代表資本主義衰亡，暗示在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合作並非必須。²⁵然而，中國早在1989 年後也有不少防禦性現實主義者出現，並為國家撰寫「綜合國力競爭」戰略，清楚申明目標，其中最強而有力的之一，包括1992 年面世、解放軍軍事科學研究院研究員黃碩風（1935–）的論述，其中提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政府的以下目標，就是以防禦性現實主義為主軸：

 

1. 捍衞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政治制度；

2. 維護國家的獨立、主權和安全；

3. 保衞和促進國家經濟、科技的持續發展；

4. 創造一種有利於本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國際環境；

5. 對來自國外的威脅、衝突和挑戰作出有效的反應；

6. 避免和遏制國內和國際間的戰爭；

7. 維護和提高國家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威望。²⁶

 

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是一個充滿歧義的詞彙，常被作為左翼理論的批判對象，這裏只以國際關係理論梳理之。在國際關係框架內，新自由主義者同防禦性現實主義者一般，不相信現代國家之間需要直接對抗，而是認為國家之間的共同價值，最終會促使其合作、同化，而無展示武力之必要，但兩者依然有其他廣泛差異。著名加拿大時事評論員德魯里（Shadia Drury, 1950–）概括謂，以「歷史終結論」成名的美籍日裔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 1952–）作為其中一位最典型的新自由主義者，曾將理念闡述如下：「自由主義將政治轉化為經濟，把貴族統治的世界安撫妥當、去政治化……社會不追求優越和支配，而追求平等。仍渴望支配世界的人，可以透過資本主義的財富追求找到出路。」²⁷當海峽兩岸的經濟學者在同樣場合大呼同樣口號，說「經濟就是一切，先於政治、社會，甚至統一問題」時，起碼在國際關係層面，就可以把他們的言論視為新自由主義話語。²⁸

將新自由主義應用到中美關係上，會得出兩個可能性。除了上述大師的理論，我們也可從一些年輕學者的論文看其應用，例如海外華人學者Cheng Sijin 相信，中國內部改革已融入了全球體系，而在體系內與美國合作乃是前提，故中國無意挑戰美國在區內的利益，但就會逐步擔當「美國在區內實質初級伙伴」的角色。²⁹也有新自由主義者以此否定中國政權和平演化的必要性，就如香港的Lee Brenner 認為，合作模式對中美經濟都有利，長遠更會使兩國在平等的基礎上磨合和互相依賴。³⁰

馬克思主義及國際主義

雖然今天已是21世紀，我們閱讀中美關係時，依然不應完全將那套或已過時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其國際主義觀拋諸腦後，因為中國新左派的部分理論基礎，正是源自這道統。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領袖毛澤東（1893–1976）本人正是以其「三個世界」理論聞名，視中國對美抗爭（至少表面上）為「第三世界」無產階級對抗「第一世界」資產階級國家的鬥爭。³¹某程度上，他的理論似乎承襲了蘇聯列寧（Vladimir Lenin, 1870–1924）的教誨，而列寧主張所有共產主義者擁抱國際主義，超越國家地域與民族主義，以階級劃分世界。³²因此中國的國際主義胸懷常被老一輩學者浪漫化，就如冷戰時代的殿堂級美國漢學家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 1916–1999）也認為，中國的國家利益附屬於共產集團或「第三世界」。³³於是，也有學者如哈佛大學的戈迪溫（Steven M. Goldstein）般，堅信當時的中國外交政策具有不少國際主義元素。³⁴最激進的一幅「具國際主義特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構想圖則來自蔣介石（1887–1975）父子治下的台灣：國民黨退守台灣後，常批評中共不「中」，因為中共正計劃為共產主

義而「滅亡中華民族」云云。³⁵

不過近年來，不同學者已多方嘗試發掘毛澤東時代外交政策的民族主義成份，以論證馬克思主義、國際主義的有限影響。如老早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美國政治學者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 1937–）所述，民族主義才是國際主義外交背後的主旋律，因為「毛澤東明顯不信這一套，並想像出一個由中國領導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認為這是對中國人最好的了。」³⁶ 史學家范乃思（Peter Van Ness）³⁷及以研究中非關係的經典《星雲寶舟》一書廣為人知的斯諾（Philip Snow）³⁸相繼提出，在毛澤東時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部分對東南亞和非洲的外訪本質上都有民族主義色彩；台灣學界標誌人物余英時（1930–）則認為，中國近代的三次政權更易都源於中華民族主義。³⁹毛對「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嘗試，早於1938 年中共六中全會已有表露；⁴⁰即使一些具爭議的消息來源，如毛澤東1954–1976年間的私人醫生李志綏（1919–1995），亦在其回憶錄中表示，從其日常生活的閱讀習慣明顯可見，中國傳統教誨對毛澤東的影響，比之共產主義遠為深遠。⁴¹ 無論如何，後毛澤東時代漸現的一個共識是，國際主義信條不論真確正統與否，在1978年起已被務實派的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1904–1997）在著作中否定了：「我們現在還很窮，在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義務方面，還不可能做得很多。」⁴²從邏輯上看來，此句似為中國預留了餘地，在「富起來」時就可以重新推進毛式國際主義運動。但根據鄧小平理論，中國只有建立起「進步社會主義」（而非初級社會主義的小部分人「富」起來）才稱得上「富」，⁴³而實際上，這制度可能永遠都建立不起來。因此表面上，中國出現了一種本來就不十分恰當的、理應講求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論述和民族主義本質的混合體，作為當今政權的指導思想，但實際上，前者是煙幕，後者才是主體。至於今天的新左派學者能否傳承，我們將於不同案例慢慢體會。

 

1.2 第一理論框架：中國外交「零和遊戲」Vs「正和遊戲」

無論學者們應用甚麼理論講述中美關係，近年也越來越多學者質疑，以上眾多理論，是否真的可以簡單直接地應用在中國外交體系身上。中國新左派領袖王紹光（1954–）認為，將西方發展出的、多以中央集權為本的理論套諸中國，很多時毫無根據，（有時）對其祖國不甚公平，⁴⁴而無論我們是否認同新左派，以上觀察確實敏銳，因為這些理論對中國的定位，不少受中國共產黨（中共）作為列寧式、強調自上而下管治的政黨所影響，但這確有過分簡化之嫌。這種概念有一個方便之處，就是為單一決策機制提供了理論基礎，於是每當中國脫離舊有做法，中央集權主義通常理所當然地認為，外交政策遭到全盤修正，世界就以為中美關係仍然不確定，又或是後共產時期的中國善變得可以，令中國外交政策看上去似乎不可理喻。雖然近年上述假定已越來越少信眾，也有不少學者精明又審慎地區別中國外交決策的不同層次，⁴⁵但民間參與者如一般市民的角色就少有論及；就算把他們納入考慮，也只是作為那些在決策過程有決策權的領袖的陪襯。但國家政府與社會在外交層面的互動，應要比這種分析更為精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