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回憶錄：上海報人的奮鬥

對日抗戰中有各種不同的回憶錄，上海《申報》名記者趙君豪寫下當年上海報人抗戰的忠實報導，不為日軍威脅利誘，甚至犧牲生命的英勇事蹟。其中有為大眾所熟悉的如《大美晚報》的主持人張似旭被暗殺；《大美晚報》記者朱惺公公然撰文抨擊漢奸，導致頭部遭轟擊而死；《申報》記者金華亭也遭敵偽漢奸狙擊而亡。此外，《申報》被敵偽投彈四次，還有許多報館自己築成堅固的堡壘，自行雇用巡捕在門口巡邏。然而，在這樣戒備森嚴之下，報社依然揮其如椽之大筆，從事忠實客觀地報導，對敵偽作無情的打擊，在世界新聞史上，是空前的。
本書作者趙君豪為知名新聞記者，以忠實的態度以及詳實的新聞手法記述在對日戰爭中親聞的事蹟，內容易讀，歷歷如繪，生動體現動盪大時代的真相，是了解抗日戰爭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趙君豪

生於1902年，卒於1966年，江蘇興化人。
民國9年交通大學畢業，翌年進《申報》工作，先後擔任過記者、編輯、編輯主任、總編輯。民國18年兼任復旦大學新聞系編輯課教授。日軍佔領上海時期，他進行愛國抗日宣傳，被日偽特務機關作為暗殺對象列入黑名單。民國30年珍珠港事變前夕到重慶，任職於國民黨中央秘書處專門委員會，將上海孤島時期愛國報人的抗日事蹟寫成《上海報人的奮鬥》一書（即為本書）出版。1949年（解放一詞請調整）他前往臺灣，為臺灣《新生報》主持人之一，公餘兼任世界新專、中國文化學院（中國文化大學前身）等校教授。著有《中國近代之報業》、《上海報人之奮鬥》、《南遊十記》、《旅行譚薈》、《東說西》等書。曾擔任國大代表，民國55年癌症逝世於台北。

當去年年底初到重慶時，和許多朋友見面，除了先我等從上海撤退的幾位先生而外，其餘諸人，對上海情形，相當隔膜，所發出的問題，與事實有若干距離，令人難以置信，這些詢問是從重慶人所發出的。同時，有幾個美國新聞記者對上海也極端關切，要我供給他們最新鮮的資料，尤其是珍珠港偷襲以後敵人侵入租界的情形，當時約略報告了一點，但還嫌不夠，似乎太籠統了。
征塵甫卸，一切都談不到，遑論寫作？不過我已有一個意識，要把在上海的工作，寫成一本小書，以事實向讀者作坦白的陳述。
到陪都後，第一先要安排居住問題，其次要把子女送進學校，這兩椿不容易解決的大事，果如重慶人所說的「傷腦筋」三個字，經過了不知幾多次數的奔波；各方面的輾轉請託，才把孩子們讀書的事辦妥。居住尤其艱難，花了四個月的功夫，三度遷移，始覓得容身之所，暫時安定下來。接著生了一塲大病，躺在床上有一個多月之久。時間過得真快，由春而夏，已是六月初了。
在七月上旬，決心開始寫這本書，雖然定了一綱目，但手頭一件參考的東西都沒有，僅憑自己個人的記憶來動手，邊寫邊想，毫無把握。好在執筆之初，曾決定幾個原則：一，我是新聞記者，須以忠誠態度來報告事實，二，不妨以寫新聞的方法來繕寫，在技巧上也許笨拙一點，但是很容易認清當時的真相，三，我們是幾個幸運者，能夠來到大後方，還有許多在陷區裡奮鬥的朋友，為著國家流血流汗，我們不能忽視，很希望在可能範圍以內報告一些，四，淪陷區的人心，始終振奮著，必須表達出來。
我就根據這幾個原則來寫，在情緒上自信是始終一貫的。
讀者看完了這本書，不要以為上海新聞界同人的工作最艱苦，須記取在漢口，香港和重慶報人的處境，他們和我們是一樣的。漢口的港報人撤退的一幕，流離顛沛，其悲苦情狀，震動我們的心絃。拿重慶來說吧，許多新聞界同志，始終站立在崗位上繼續奮鬥，當民國廿八、九年的時候，幾乎日夜在敵人飛機炸彈下工作，防空洞作了編輯室，報導消息，不曾有一日間斷，這些光輝的事跡，我們竊願引以自豪的。
現在我居住重慶，已有半年以上，我漸漸認識了一切而能予以體會。個人生活的痛苦，一半由於環境使然，在戰時無法改善其實也不必多所研究，應當以個人來適應環境。至於其他，我以為大家還須要緊張，無論那一個階層，先要檢討自己，先要建立自己，不要飄浮，不要幻想，對於任何事情，必須尋求一個著落，得到一個根本辦法。尤其是穿著長衫自命為「士大夫」的我們，應該自動自發，先下一番刻苦功夫。我自承平凡渺小，藉本書之末，吐出一點私見，或許不是多餘的吧！
很希望從這本小書中，能夠以上海報人的工作和其他角落裡的真相，顯露在大眾的面前，以供關心上海者的需要；同時，不明瞭上海過去情形的人，也會從這裡得到若干答覆。
「回上海去」，是大家一致的期望，現在，就快要實現了，不過在我們回到光明的上海以前，先得明瞭上海的陰暗面。此書或許會給讀者以若干感傷，不過，興奮的情緒，會給予你們一點安慰。
有許多事，總是出於偶然的；我想不到在上海會度過這樣一個艱難的時代，更想不到在重慶寫成這本小書。
因為日間有固定工作，此書多在睡眼惺忪中執筆，或於早上抽出一二小時的功夫來塗抹，現在總算脫稿了。多謝朋友們的厚誼，給我許多幫助，謹於此表示感激之忱！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記於重慶

陳序／陳布雷
邵序／邵力子
第一章　大時代的來臨
第二章　十八個月的幽閉
第三章　無冕帝王的厄運
第四章　我們的奮鬥
第五章　敵人佔了租界以後
第六章　展開服務工作
第七章　陰影籠罩下的上海
第八章　上海的外僑
第九章　千山萬賦水歸來
第十章　六千里路的山河
後記
附錄一 趙君豪生平／關志昌
附錄二 痛哭君豪／趙吳靜波
附錄三 願《自由談》與豪老大名同垂不朽—謹悼老友趙君豪兄／陳紀瀅
附錄四 灑淚君豪哭／欣冷
附錄五 念豪老／歐陽醇

第二章

十八個月的幽閉

非但我自己，恐怕任何朋友都想不到，自民國廿九年二月二日搬入報館後，直至民國三十年十二月珍珠港事變發生，才得脫離了這桎梏。一共是一年零六個月，我始終被無形拘禁著，好像被「判」了有期徒刑的樣子。
一切艱難困苦和當時緊張、恐怖、卑劣的氛圍，只有親身遭遇的人去親自體會。不在這圈子裡的人，絕想不到如此困難，即以我自己而論，事隔了二年多了，影子漸漸地暗淡下去了，真有一些懷疑，何以竟會把這個艱苦時代度過，自己覺得是一個奇蹟。假使在當時，環境能夠允許我寫上一點，一定比現在所寫的要生動得多。
很率直地說，我們不怕威脅，不怕死，無論如何，是要與敵偽奮鬥到底的，何況租界的畸形勢力，在此時尚足以維護我們呢？但是，有不得不令我們提防的，是敵偽策動暗箭傷人的方法，門口有手榴彈了，書櫥裡也放進定時炸彈了，而被收買的無知份子會時時刻刻站在你的身旁，記錄你的一舉一動，總而言之，環境所造成的神經戰，會使你從清晨到深夜，沒有一刻的安寧。
一、報館武裝起來
報館大門口的戒備，很值得回憶，如臨大敵的情景，猶歷歷在目。最大的目的，是要把底層的設備，格外加強起來，使得一切人等，必須經過嚴密考察與搜檢，方得到二層樓而後直達內部。當時我們的看法，可分為兩種：一，或有成群的暴徒，持著軍火，在夜半或凌晨一擁而入，把我們傷害；甚至用綁票方法將大家帶走。二，是無恥份子以訪間戚友的名義，暗中運入武器如定時炸彈等等。但是後來事實的答覆，成群的暴徒並沒有來，而定時炸彈卻被運進。
美國密梭里大學新聞學院已故院長威廉博士在十餘年前，曾到過《申報》館，說我們的建築和設備，很適合於一家新型的報館。現在雖然陳舊一點，但灰白色的五層大廈，高牆上鐫著一八七二年創刊字樣，也就很夠表示這張報紙的歷史和地位了。
玻璃大門上加裝了鐵柵，下半層完全用鐵皮包著，只留了一方塊玻璃，可以用眼睛向外面張望。本來我們只有兩個徒手巡捕，日夜輪流，在門口維持交通和招呼一切，現在他們非但是武裝起來，且從兩個人擴充為六個人，八個人，就是上海所謂「雙崗」，由雙崗而成為一小隊了。工部局當時還要臨時派巡捕來抽查。這些武裝巡捕的工作，是對任何人等施行全身搜查，以阿樂滿名義所出具的布告，張貼在牆上，說明事非得已，請求來客合作和原諒。在門首還放著一張小桌子，坐了一個職員，專司紀錄來客和出入職員的姓名。如果來了一個訪客，必須親自寫明訪問何人和事由，經過了通報，由被訪的人在單子上簽字，這樣，才准許訪客登樓。到後來，有許多親戚和朋友，因不勝門首搜查的煩苛，傳報和等待的嚕囌，又以報館為危險之地，假如適逢其會，遇到炸彈爆炸，豈非以身嘗試，因是，大家來了一次之後，就有點不敢再來，我們反而寂寞起來。
和大鐵門正對的，是上二層樓的扶梯，在梯的盡頭，我們又裝了第二道鐵門，上面有兩個小孔，可以居高臨下，向外窺視，一覽無餘，如果發生什麼問題或大門外衝進了暴徒，則第一道防線不守，第二道防線還可以很牢固保持著，同時，打電話，掀警鈴，將有充分時間向工部局警務處求救。
這是文化崗位，是一個堡壘，是我們的報館；我們的家，又是我們被「監禁」的牢獄。
在四層樓上一共住進的有十幾個人，原有住在這一層的，也有十幾個人，一共是二十幾位。從早至晚，我們有舒適的三餐，晚飯後，還有一個茶會，咖啡和紅茶，任人選擇（那時的S.W.和Maxwell咖啡，每磅不過三四元），坐在走廊的一角，便海闊天空地談論起來，有時開無線電收音機，聽聽中外音樂。大約九時左右，我們便到編輯室，開始一夜最緊張的工作。
當然每夜總有幾件情勢嚴重的新聞，需要解決，我們既有了一定主張，任憑環境如何險惡，總把它設法表演出來的。
二、自由中國的畫冊
天氣很熱，長日如年，通常以午後為最難消磨，別人會去尋求午夢，到薄暮再起來，惟有我，還要替中國旅行社編輯稿件，這是我十餘年不曾脫離過的一個兼職。我好像從家裡到中國旅行社一樣，當午飯既畢，稍微休息一下，約摸兩點鐘的光景，我從四層樓走到三層樓，有一只檯子，專放《旅行雜誌》稿件，我便坐在那裡工作，這個時間，—下午二時至五時，是我自己的，我便認真地計晝一切。好在桌上有電話，許多事件，可以數語和中國旅行社同事商決。
在這個時期內，我為中國旅行社除編輯每月出版的《旅行雜誌》外，又編成了一本《西南攬勝》，把大後方抗建根據地的情景，如名勝風景，交通建設的全貌，用圖畫來表現其成就和偉大。是以貴陽為中心，沿著公路路線，向北到重慶，西至昆明，南至南丹而柳州和桂林，東至衡陽長沙，無不儘量搜羅。所有圖畫材料，除採取原有的一部分外，係由各分社搜集供給，而關於四川的一大部份，都是名攝影家郎靜山先生的作品，故為全書生色不少。此中所搜集的，大約總有好幾百幀圖片，以銅版紙和糙米色道林紙精印，分成精裝本和普及本兩種，全書約為二百餘面，當時因上海一切物質設備，都非常便利，所以印得相當精緻，書面尤其美麗。我們所定價格，不過八元和四元，書成之後，不到一月，便完全銷完，當然有一部份係經由香港運到內地來的。我們馬上又擴充材料，繼續再版，也是歷時不久，完全售罄。上海的人士對於這本書的觀感，我不敢妄自評價，但據我的朋友說，大家讀此畫集後，才對西南有深切認識，一致認為大後方有豐富的資源，算是了不起的地方。後來第二版銷完，因環境關係，已無法從事第三版之印行，而讀者尤紛紛索購，舊書攤上不知如何，預先購存不少，竟有黑市價格，每本索價達一百餘元之鉅，去年年底，我到桂林，友人見告，如此時在內地有此書出售，那代價總要在五千元以上了。
我們曾經以此，送給英大使寇爾爵士、美大使詹森，因為畫中除有中文簡單說明外，並有英文註解，寫得很詳盡。寇爾爵士在惇信路官邸中親筆寫了一封覆信，只有一句句子，非常幽默而有價值，他說：「你們用這種方法把自由中國表達出來，使我非常感動。」詹森大使的覆函，也極端讚美。法大使戈思默，這時剛從北平到上海，我們也送了一本去，可是一直沒有收到他的回信。中央宣傳部駐滬專員馮有真先生一共買了幾十本，分送美國和英國大使館的情報處，獲得一致的美評。路透社遠東總經理親自對我說，他很喜歡這些畫的美麗，尤其是每一張攝影的章法，都很不差。他的夫人是一位畫家，對於美術書籍，極端愛好，他說有許多照片，可以描繪下來作為水彩畫的。
在出版此書之前，我們花了很久的功夫，製成許多精緻的宣傳品，於幾個月前分寄歐美南洋群島一帶的使領館請他們代為推銷，我們並不是從營業方面著想，我們是希望把自由中國的全貌介紹到外國。這個計畫不是徒勞的，許多定單紛紛寄來，並且有幾個使領館來了急電，希望我們趕快寄出，務於十二月前送到，俾用以作為耶誕和新年的禮品。
這本書可說是相當成功的，當時我想，如果在抗戰勝利以後，我們有一本定期刊物，完全用英文撰述，把中國古代美術和近代建設，再加一點新聞價值的時事照片，完全用圖畫表達，像美國的《生活雜誌》一樣，認真地去幹，使得每一期裡都有其中心資料，在對外宣傳上，一定可以得到偉大的收穫，同時，可以吸引許多歐美遊客，聯袂牽裳，到我國來遊歷的。關於這，應該擬具一個詳細計畫，在這本書裡，無庸多說了。
此外，我又為《旅行雜誌》編了幾本專號，如南洋群島專號，西南專號，四川專號，又因菲律賓特別重要，出了一本菲律賓專號。我個人的身體，雖然關在這個「牢獄」裡，而我的神魂卻飛越萬里，和大後方聯繫在一起，換句話說，我的精神和思想，是完全自由的。老實說，以上海開埠歷史的悠久，地方的大，民眾愛國情緒的熱烈，敵人雖控制了四郊，根本沒有用的。電報局被「接收」了，我們可以到美商通訊社去打電報，郵政局有敵人的檢查員了，我們仍舊收到祖國寄來的書報。有一天，我們收到一本綠色土紙印的《戰麈集》，是陳樹人先生的詩集，裡邊有許多動人的詩句，已經陸續轉載了。我們更從去香港的郵船上託戚友寄遞書信，大後方始終不曾和我們隔離。
儘量地工作著，努力著，興奮著，把全副精力寄託在工作上，一日不過二十四小時，每天幹了十幾小時的工作，到黎明時，精神萎頓萬分，也就很容易入夢。像這樣的生活，十餘年來從未經歷過，有時我退一步想：萬一我被敵偽們逮捕去了，受著酷刑，我還是要忍受下去，現在禁閉於文化堡壘中，無論如何，總比在正式「牢獄」好一點。
三、員工的被「逮」
有一天，我午後入浴，把所有的東西，都放在桌上，等到浴罷，忽然發覺一只亞米茄的手錶不見了。一工友的報告，在這極短時間內，只看見過一個很年輕的工友到房裡來過，大家認為他的嫌疑最重大。於是我就囑付管理事務的職員來偵詢一下，小工友氣急敗壞地極力否認，可是他形跡慌張，總不免可疑，但是也沒有什麼證據，也就罷了。不料這個小工友卻有一番來歷，後來有許多事情，都是他幹的。他皮膚白淨，生得一表非凡，平時大家也不十分注意他，可是近來服裝整潔，舉止豪奢，大非昔比，自從手錶失竊以後，一般人的注意力，便不免對他集中。大約經過二個星期以後，小工友忽然自動告退了。在第二天的晚上，我們便得到報告，他早已參加歹土七十六號偽「特工總部」裡工作，所以我們內部人員的一舉一動，他每天總做一個報告，甚至於樓上寢室的位置，方向和「黑單」上列名的人所住的房間，他都清楚地繪一張圖送過去，他原是偽特工總部的第五縱隊。自從手錶被竊以後，他有點不好意思，索性脫離報館，正式參加偽方，反而可以公開活動，肆無忌憚地去幹。其實我們心裡暗暗好笑，像這個知識淺陋，意志薄弱的青年工友，究竟能曉得些什麼呢？他不過想拿幾個錢去揮霍，而偽「特工總部」的卑鄙無恥，也就灼然可見了。
小工友離開報館後，在我們門禁森嚴狀態之下，當然不許他再來，因而他的情報反形缺少，簡直一點都沒有，偽方開始對於他不滿，認為這個人已失去作用，似乎無需再加以豢養，於是小工友起了極大恐惶，竟泯滅了天良，進行第二步的工作。
偽方認為被「通緝」的人，深居簡出，大門口戒備又如此嚴密，實在沒有方法下手，於是更定一毒計，準備把我們未遭「通緝」的重要職員（他們不住在館內）「拘捕」了去，用威脅的方法，叫他們打電話給我們，說請我們到秘密的地方去吃一餐飯，或許我們貿貿然去了，可以一網打盡。這個毒計，確是想得周密，他們非常高興，便按著預定步驟去做，當然小工友是一個強有力的因素，他計畫如何下手，在什麼地方和什麼時間最適當，經過好幾天的準備，便開始行動。
第一批被「捕」的，是排字工友，果然利用電話請客，把營業部的一個職員騙了去。第二天，兩處同時出發，由小工友領捉，先把我們的代理董事長從家裡「拘捕」了，幾個聲勢洶洶的無賴，手裡擎著盒子砲，邊說邊推，說「汪先生請你去幫幫忙」，這個所謂「汪先生」，當然是指汪逆精衛了。我們的代理董事長年紀已經六十多了，他是一個具有十足舊道德的典型人物，平生酷愛正義，不畏強權，當時只好隨著他們走，一直走到七十六號，奸偽們高興極了，立刻開始談話，小工友站在旁邊，他們先說一套十分仰慕，希望幫忙的鬼話，馬上就提出一個要求，請他立刻以電話邀請住在館內的同人，到秘密地方去飽餐一頓，並且「貢獻」了許多技巧，說住在館內太煩悶了，不妨出來透一口氣。
我們的代理董事長很平淡地拒絕了，奸偽們所問他的話，他概答以不知。後來奸偽們見無計可施，老羞成怒，露出了猙獰的面目，把盒子砲向桌上一摜，大聲呼咤道：「你如果再不老實說出，我們真要不客氣了。」
「我年紀活到六十多，已經算夠了，如果為了正義而死，是光榮的犧牲……」代理董事長一點不畏懼，格外覺得氣壯。
枉費了一番心機，結果等於零，奸偽們真是徒勞。正在這個時候，我們的庶務主任，在另一處也被他們「逮捕」了去，說來好笑，一句話也問不出。
我認為七十六號最卑劣而無恥的行為，是把館中副經理的全家，在黑夜中從床上「拖」了去，其中有七十幾歲的老太太，十幾歲男女小孩，一共「捉」了五個人，這是洩憤，這是不是納粹所採取的所謂「人質」辦法？幾天之中，我們館中被「捉去」的有十餘人之多。
這個認賊作父的第五縱隊—小工友，他的父親早把他驅逐了，在歹土中無惡不作，究竟金錢的來源有限，而個人的揮霍和慾望是無窮的，最後他果然在歹土中立不住腳，實行上海一句俗話「開碼頭」的辦法，到外埠去尋出路，大約不過幾個月的工夫，據確實消息，他在滬杭公路一帶被游擊隊所槍殺了。
四、擲過四次手榴彈
在我們住進報館半個月後，有一天早上，大約不過七八點鐘光景，我方躺在蓆子上熟睡，因為一夜的工作，到黎明方始登榻，所以睡得很酣熟。忽然聽得兩次巨聲，我從睡夢中驚醒，立刻從床上坐起。這時樓下人聲鼎沸，說是我們大門口被偽「特工」拋入手榴彈了。
這是奸偽對於我們首次實施襲擊，因為「通緝」無效，「警告」無效，我們的言論和新聞記載，始終沒有變更，而抨擊的進度，格外加大起來。我現在回想從前，這時候一股勇邁之氣和赤誠愛國的同工，大家好像從內心中發出一種力量；而這種力量是不可忤的。我們前總主筆陳景韓先生常說：「……報紙之一方面，固可指導輿論；而另一方面，亦當受輿論之指導。……」這就是說辦一張報紙，固然可以拿好的見解和批評去指導社會；同時社會方面也不是盲目的，他是否肯接受你的見解和批評，就要看你的言論的本質而定。社會上有無數的讀者，時時刻刻在注視著你的報紙，如果你的言論並不能代表大眾的意見，你的報紙馬上會失去了群眾，馬上便沒有力量。在此時，上海民眾的情緒是怎樣？—就是一直到現在，上海同胞熱愛祖國的情緒，還是和從前一樣—我可以說一句：我們那時的力量，就是讀者的力量，我們所要說的話，也是社會所要說的話，我們有社會潛在的力量做我們的後盾，我們還有什麼疑慮和什麼恐懼！
我在人聲鼎沸中，拉了我的同伴嚴君服周直奔下樓，走到扶梯口，看見了一大堆的血跡，坐在簽名簿桌畔的一位同事，他身上穿著一件白夏布長衫，上面全是血污，我一見駭然，問他受了傷沒有，他坐著發怔，一句話都說不出，向我搖搖頭。
我們再走到營業部的角落一看，真使我吃驚，地面上有更大的血跡，還有許多彈片，在櫃台裡面的幾個職員，個個面面相覷，好像在戰塲上中了流彈，一時癱軟了，還無法恢復神志似地。再向大門口一看，一個印刷部的王姓工友，滿身血污，已經倒在地上，我們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還有一位編輯部的同事石君，坐在長椅上呻吟，大概已經中了彈片。
五分鐘後，警務處的紅色救護車開到，把幾個受傷的人，立刻送到仁濟醫院去救治。經過半日的擾攘，血污全部揩去了，一切恢復了平靜。我當時有異樣的感覺，心中無限悲痛！人生是太渺茫了，假使我早上起來，也坐在那一張長椅上不是也受了傷麼？雖然這是一點幼稚的思想，毫無價值不過目擊著同人流血，眼前的慘況，終是不能去懷的。
午後，派人到醫院打聽消息，知道印刷部的那位工友王君在到院不久以傷重而因公殉職了。編輯部同事石君受了一點彈片傷，似乎無甚妨礙，大約經過一個時期休養，當可康復，不料這個診斷是錯誤的。此外，馬路上還有幾個行人，好像有數人受傷，一人殉命。我們對於死傷的人，非常哀悼！尤其工友王君在凌晨從機器間捧著一大堆的報紙到門口去，交與發行部，準備批售與報販，竟適逢其會，在職身亡，家境非常蕭條，除報館中優予撫恤外，我們同人也捐了一點錢給他的遺族。像這樣就結束他的生命，大家都覺得悲慟，但是他因公殉職的意義，是永久不能磨滅的。
事後據各方面的調查，偽「特工總部」首先要對付《申報》，因為如果把《申報》弄屈服了，其他各報便容易應付。這一回的襲擊，卻經過相當準備，先派人來窺探了好幾次，然後相機下手。這一天早上，他們派了好幾個暴徒帶來兩個手榴彈到大門口，又不敢從大門拋入，乃爬在窗口，把這兩個手榴彈用力向地上一擲，他們於事畢後，便分頭逃走。他們之所以揀在早晨來襲擊的緣故，是因為這時候路上行人車輛不多，門口的巡捕稀少，擲好手榴彈後，容易逃命。不知道彈片四濺，非但傷害了我們兩位職工，同時又使行人死於非命。
於這種情勢之下，非特列名「黑單」的人有危險，就是其他職工，也覺得慄慄危殆，朝不保夕，有許多人甚至於要辭職。結果館方再加緊戒備，又於櫃檯上加裝了一道很厚的鐵柵，大家只得暫時安定下來。
編輯部的石君，原在某中學擔任教職，這一天特別早起，趕往學校上課，不料為彈片所傷，他進醫院後，醫生於洗滌腿部傷口後，認為並無大礙，豈知兩星期後，傷口果然平復，但腿部疼痛異常，甚至不能行動。再請醫生用X光照視，發覺內部有一樣極小的東西，經過了開刀手術，方始箝出一塊小紡綢，原來石君的紡綢長衫，被彈片擊穿後，有一塊小紡綢一併射入腿部，醫生只看了外表，並不知道一塊小紡綢在內部作祟，倘不及早箝出，後患真不堪設想。
於此可知漢奸們手段的毒辣和所用彈藥的猛烈了。
隔了不久，又有第二次的投彈。記得是初秋的天氣，已有一點寒意，這一天薄暮，忽然降了一陣雨。上海的黃昏，和重慶不同，很容易使天氣黑暗下來，我正站在四樓的窗口，向著對面外國公墓廣塲上凝視，見許多樹葉已開始微黃了，心中有無限蕭疏之感。在出神的當兒，又聽見幾個極大的響聲，實在因為上次的印象太悲慘了，不願再下樓探望。一小時後聽同事們說，這回偽「特工」投了三彈，不曾傷害了一個人，而他們的暴徒於擲彈後，拚命四散奔逃，反被我們矮腳巡捕追獲了一個。當時我們聽了很覺高興。
這個暴徒立刻送到工部局警務處，經過審訊後，已確實供明是滬西七十六號所指使，據說他們每次「行動」的報酬，不過幾十元，說來也真可憐。第二天，警務處還把這個暴徒送到我們的大門口，重行表演了一次。
以上都是民國廿九年的事。三十年正月，偽「中央儲備銀行」正在準備開幕，潘公弼先生寫了一篇〈中日貨幣戰〉的社論，揭發敵人的金融陰謀和偽幣窘態，漢奸們憤恨萬分，又於一月四日下午在《申報》門口人行道上放了三枚手榴彈，所幸發覺尚早，並未爆炸，當請捕房移去，據說這是恫嚇性質。此可謂為第三次投彈。
偽「中央儲備銀行」在開張前，送來一張大幅廣告，威脅恫嚇，堅要我們登載，當然報館當局堅決拒絕了。可是因為這一件事，竟把同事金華亭兄犧牲了，執筆至是，懷念亡友，無限辛酸！關於華亭之死，當於下章詳述。同時我們又被第四次投彈。在偽「行」開張的次日，漢奸們看不見大幅廣告，覺得太沒有「面子」，其實他們還要什麼面子麼？在一月六日的黃昏，又在大門外連投了三彈，只有一彈爆炸，傷了四個路人。
老實說，上面所說的四次投彈，在我個人並不覺得什麼，因為我始終留居在文化堡壘內，不願意走出去，所以危險的成分比較少。我認為最危險的，是廿九年度夏秋之間的一個定時炸彈了。
在我們編輯室的外面一間屋子裡，有一張比較大的桌子，上面放著象棋和圍棋，我們一有閒暇，便聚到這裡下棋。相隔不到五呎的地方，放著一口書櫥，內邊放著很多參考書和舊報紙。漢奸們不知用什麼方法或者在什麼時候，把一枚定時炸彈，運到編輯室中，而這一枚定時炸彈，便放在這書櫥中。假使不幸爆炸的話，我們這許多人必定死於非命，尤其是我的辦事桌子，就在隔壁的房裡，距離定時炸彈的地位，最多不過十五呎，那我個人真有間不容髮的危險。
中國有句老話是「命不該絕」，又有一句比較體面的句子是「吉人天相」，我大概是屬於「命不該絕」的一類了。這個定時炸彈，做的並不精巧，或許由敵人供給的，始終失去了時間性，所以靜靜地在書架上躺了若干時間。
有一天，我們圖書室的主任楊君看見書架上堆了這許多書，便想把它清理一下，於是叫工友把許多書都移到他的辦公室裡去。楊君在整理的時候，看見有一包並未拆開的書，便用剪刀把繩子剪開，不料在檢視之際，忽然有一根彈簧向他面上一射。楊君心知不妙，立到從辦公室中逃跑，另方面通知警務處人員來查驗。據查驗的結果，是一個定時炸彈。
偽「特工」的方法很巧妙，他們用四五本西裝書，把書的中部挖空了，恰好放入一枚定時炸彈。後來我去看過，這些書籍中有一本是威爾斯所著的《世界通史》。阿樂滿先生認為是一件大事，特地邀請美聯社記者到報館去拍一個照，送到美國去登載，但是我後來尚無法看到。
五、辛酸的回憶
從七月到十二月這六個月中，我們在驚濤駭浪中過著生活，時時受到直接威脅，上海有許多新聞記者被暗殺了，其中不少為有名人士；各國記者同樣遭逢痛苦，甚至於也要被敵偽們所謀害。血淋淋的事實，在不斷演進中，我們雖以身許國，義無反顧，但是我們有家，有妻子兒女，像這樣困處報館，半載不歸，館外槍林彈雨，館內發現定時炸彈，誰也不能保證誰能夠獲得安全。家裡的人愁腸百結，一夕數驚，而敵人又於每黎明闖入人家。任意「搜檢」，無論男婦老幼，隨時有被抓去的可能，上海是怎樣的一個世界呀！我到現在身居自由祖國的重慶，猶不時想起四年前艱危的處境，每當夜半清醒，輒深深地為自己慶幸，同時又為許多留在上海的朋友擔心。
我的家這時在愁雲慘霧中，大家都沒有一絲笑容，每逢館中大門外投過一次炸彈，必轉輾秘密託人來館探視一次，看見我安全無恙，方始釋然。平時也不敢多通電話，就是說幾句，卻很知趣而是酬酢的話，好在彼此都會心罷了。每逢星期日，家裡的人來探視我一次，帶些食物，有時和妻子相對黯然，不知何時方可出此「牢籠」，從下午談到黃昏，細訴家常，說不完的凄苦滋味。於此時期內，所有家中一切瑣屑事務和子女讀書問題，都由我妻獨任其勞，我到現在還非常感激她。在這一年又半中，她著實辛苦，使我無內顧之憂，能夠完成我所應負的使命，在這裡有一提的價值。
暴風雨的來，多出於預料，有好幾次，據館中的消息，說偽「特工」對於我沒有辦法，將要到我家裡去捕人，形勢緊急，好像馬上就要發生事故，我只得叫家裡人暫時到親戚家躲藏起來，攜了一點米和簡單行李，住在一間小房間裡，住過了十天廿天，然後再回去，像這樣就有了好幾次。
正當這個時際，香港幾成為上海人物的集中地，美英的郵船一星期要開上好幾班，每一條船出發，總有許多人，秘密上船，隱姓埋名，脫離了萬惡淵藪的上海。
很感謝在香港的一般友人，如潘恩霖、唐渭濱、葉秋原諸先生來了好幾次懇切動人的信，勸我早日南行，不必以有用之身，和槍彈去奮鬥，並且他們給我保證，供給我在港費用，叫我不必再留戀在上海。更使我感慰萬分的，有一位朋友替我領了一張外交部的護照，勸我趁這個機會，到美國去一趟，至於旅費等等，他們已有一個打算。信裡的話，十分委婉動聽；而且有正當理由，讀了好幾遍，深覺於此患難之中，友情的溫暖可愛。此外浙江阮毅成、徐聖禪兩先生，亦迭次來電，叫我到永康去，盛意彌足感佩！
有了這個赴港；赴美國的問題，著實使我徬徨了好幾天，考慮後再考慮，熟思後再熟思，最後方才決定：
我應該把握住這個可遇而不可求的機會，這是一個大時代，我應當堅守崗位。如果我離開上海，敵偽們一定以為我是被嚇走了，非常可恥；或者我去了以後，也許會影響到一部份奮鬥的同工。再進一步說，萬一我南行以後，所做的工作，不一定比現在的工作更緊張！更有意義。
相反地，香港關係方面所來的指示，卻堅決叫我留滬，而館中當局，更誠摯地挽留我，不放我走。
其實我根本不預備放棄崗位，於是乎由夏而秋而冬，我一直住在四層樓的小室中。
先父德齋公這時居住故鄉，關於我本身被「通緝」及所受威脅的事情，根本不敢在家信中提起隻字，因為引起老人的憂慮，是絕對無益的。我僅於信中的約略提及因為環境不靖，為免往返奔走起見，已移居館中。然而此時惡劣的消息，老人終於偵悉了，每次來訊，有些憂傷的辭句，時時使我哭泣，使我晝夜不安。
我父是一個史學家，他對於歷代興亡，有精闢的見解，他說，這一次中國發動神聖抗戰，必定得到最後勝利，可使民族復興，是毫無疑義的。後來故鄉淪陷了，父親特別關心時局，叫人帶口信到滬，和我約定，以甲乙丙丁等字樣，代表中美英蘇；而代表敵人的一個字，卻是亥字，大概是為害匪淺的意思。我父希望我時時用隱約詞句，報告戰事的推移，和世界大局的動態。父親感傷世事，復憂慮我的處境，加以故鄉淪陷以後，受盡了敵人的氣惱，數年以來鬱結憂傷，於民國三十一年的夏季，便棄我等而長逝了。我們弟兄並不曾能夠見到父親的一面。據家人事後見告，父親在臨終的幾天，嘗嘗慨歎，以不能見到最後勝利為恨，並且閱讀放翁「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的詩句，想到父親的逝世情景，真使我終身飲恨。在最後勝利來臨的前夕，我將虔誠地寫一篇祭文，候我回故鄉後，到父親的墓上禱告，我父在天之靈，一定引為快慰的。
廿九年在館中幽閉了六個月，三十年的春天，上海的局勢，一天壞似一天，美國和英國，紛紛勸告僑民撤退，一切都顯得緊張，我們明知美日之戰，絕不能免，個人的行動，只好看情形，再相機應付，其實局勢如何轉變，誰也無法預料，當時個人出走的計劃，根本談不到。
偽「特工」壓迫的程度，視昔為甚，館中的人員，漸漸地少起來，潘公弼先生因事去港，其他重要職員，都紛紛離去，編輯部的重大責任，也推到我們幾個人身上來。艱苦支撐，必須到最後一天，我們既決定不走，自然拋不下這一副重擔。
因過分勞苦或者幽居太久關係，在七月間，我有過一塲大病，纏綿床笫，人事不省，復無法出外就醫，痛苦情形，真無可言說。經過一個多月的醫治和調養，方始復原，已在中秋節左右了。在病榻中極端想念父母，虔誠研究宗教，我嘗說，人在最痛苦時，惟有呼父母，呼蒼天，我病中卻有這種情景。我至今還不曾信奉宗教，不過因為和天主教方面太接近的關係，稍微懂得一點天主教的教義，關於怎樣使我自己得救，還需要下極大的功夫。
一年零六個月的「幽禁」，在時間上不能算長，可是也不能說太短，我蟄居斗室中，有時很會自尋樂趣，每當郵船到滬時，我可以看到美國的《生活雜誌》、《觀察雜誌》和《地理雜誌》，我躺在床上細細欣賞，好像到電影院中去看一張簇新的片子。有一天，收到美國寄來的許多新聞照片，當中有一幅是陳光甫先生和美財長摩根索合攝的一影，見光甫先生的近影，如親教益，心裡著實興奮。
我也曾很秘密地離開報館幾次，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有一回，是參加英國大使館情報處在巨潑萊斯路所開的茶會，在那兒遇到不少中外友人。三十年的春天，阿樂滿先生邀我們到跑馬總會美國商團俱樂部去喫了兩頓飯，從早晨出去，一直到薄暮歸來，遠望跑馬塲上綠草如茵，心懷都爽。還有一次，也是應英大使館之邀，在深夜到華懋飯店八層樓去觀電影，看到總裁在陪都演講的一幕。
突然走出去，不說明地點，漢奸們就是得到情報，在三小時以內，也無法對付我們，這是屢試不爽的，然而我總是小心翼翼，不輕易出門。
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的黎明，敵人進佔了租界，我才離開報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