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間

序：比鄰示眾歎日中 余世存

三十年的改革開放，一個世代的時間，我們中國人的世界眼光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三十年前的中國人幾乎沒有什麼人出過國，外人到了中國的街頭，都多是帶菌者、危險分子、特務，今天的我們已經可以平常地看待外人了。這當然付出相當的代價。中國內地無告的人民在談論社會差別時感歎說：我花了十八年的時間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對外人，我們可能會有同樣甚至更長時間的感歎，今天的我們花了三十年的時間才能跟你們坐在一起咖啡。儘管跟外人一起仍會招致懷疑、有“別有用心”之嫌，但七九八的先鋒藝術家、廣東的維權分子、北京的學者、環保志願者、江浙商人、麗江的平民，甚至激烈的民族主義者、姿態做盡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以及中國特色的原教旨分子，都會跟外人坐在一起。

我們的進展是顯然的，但又是緩慢的。事實上，直到今天，一如我們跟生活的關係處於緊張狀態一樣，我們跟外人的關係也難得從容平常。跟國際慣例接軌也好、融入國際社會也好、做世界工廠也好，在跟其他國家尤其是大國比如G8成員國打交道時，我們至今少有真正的平等認知和交往，少有最低限度的倫理共識，少有友直、友諒、友多聞一類的共勉和分享。一如我們對自家的歷史和現實說不清楚，對周邊國家，如俄國、印度、美國等等大國，我們在盲目中又有著冷漠、勢利和狂傲。在這中間，我們跟日本的關係是最為嚴重的。

對日本的誤解使得我們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的反日分子，其甚者就是在2005年爆發的反日遊行。在一個改革開放取得很大成就的前現代國家裡，對鄰國不是因為具體的政策而由相對應的階層和社會集團表達利益訴求、國策呼籲，而仍是由學生和社會青年上街表達意見和情緒，這種反日遊行跟一百年前的反日浪潮相似，多少說明了我們的成就要大打折扣。其甚者就是半年前，即2012年9月爆發的反日遊行，這一次遊行是在全國幾十個城市“打砸搶”，它帶來的中日經貿損失是天文數字，更嚴重的，它造成了國民的某種“撕裂”。它說明，時至今日，中國國民中有相當部分人，其思維心智仍在極為狹隘的範圍裡，其生存意義之邊界也在極為有限的地帶。在“中國之中國”給定的“歷史”裡生活，有的人只活在毛時代給定的“現代史”裡，有的人只活在改革開放時代給定的“當代史”裡，有的人只活在“抗戰史”裡、“抗倭史”史裡……這些國民，難以健康平實地自處相處，而對全球化史、人類文明史具有攻擊性，甚至反噬身邊的同胞。

我們今天處於一百多年現代轉型的收穫期，儘管國內問題嚴重，未來尚不確定，但確實，我國國勢不可阻擋地突破了“亞洲之中國”的封閉狀態，進入“世界之中國”。一百多年來國際關係體系的改變，今天的我國終於在開放中受惠受益，並成為G8們不能不正視的大國，甚至中美國這類G2關係已是國際上的時髦概念。如何面對這個搖晃站起來的“睡獅”或“大象”，是國際社會十多年來的新課題。直接的軍戰沒有什麼可能性，席捲多國的金融風暴以及大大小小的商戰、貿易戰沒有吹動獅象毫毛，明顯的學戰勝負：思想文化、知識技術等等方面優劣立判卻擊不垮我國由老繭、糙皮或厚顏圍裹下的心靈感覺。這一切，對其他國家如果還沒有太大的意義，但對日本來說，卻是意味深長的。

大陸中國不做“老大”已經很久了！無論華夏變夷，一如第三第四羅馬一樣，日本曾有另一華夏中心之認知；還是脫亞入歐，日本成功地現代化，擺脫了華夏文明的制度影響，而成就了另外一種有日本特色的文明國家，但這一切都不曾得到大陸“老大”的承認。成功者一言難盡的類似“衣錦夜行”感覺、富貴者不得返鄉或返鄉不為人知的寡淡、無從展覽，實在是不利於自處並與他者正當有益地共處。日本一直尋找著角色，它曾經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國家體系裡優秀的持自己意見者，今天它又是民族國家體系裡優秀的一員。它的勤勉、刻苦、敬業舉世聞名，因此，它才會有浴火重生，廢墟上迅速站起的國力。在發達國家的俱樂部裡，日本是惟一的亞洲國家，但回到亞洲是它的必由之路，但它需要亞洲的承認。

這是一個較真生活的民族，也是一個渴望創造性認同的民族。1949年，年僅42歲的日本物理學家、京都大學教授湯川秀樹（Hideki Yukawa）因預言“中子”的存在而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消息從斯德哥爾摩傳來，“給戰敗的日本帶來一束光”，讓尚未完全從美軍轟炸的瓦礫和戰爭的疲憊中站起身來的日本國民再次看到了自信和希望。這個民族確實值得自豪，自那時起，日本已經獲得包括文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化學、醫學和和平獎的19個諾貝爾獎。諾獎大國，這個標杆性的世界知識生產的前沿地帶，證實日本確實接軌了世界知識，甚至它是世界知識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老大中國的漢語知識仍只是地方知識的一種而已。日本的硬通貨，日本元曾經施惠於周邊國家；而我們的人民幣當時只是盯緊跟緊的“碎催”而已。

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中國人仍死硬地不給日本以理解之同情，反而一再敲打它的暴發、它的罪錯。在今天，中國儼然全世界都得買帳的對象，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在不久的將來，中國的綜合國力也會超越日本，中國的塊頭無可爭議地大過日本。在朝貢國家體系中，日本伸展得並不舒適遂意；在今天的民族國家體系裡，日本也活得並不自足自主。跟這個目前還曖昧的不可理喻的大陸相鄰，是日本的宿命。無論愛恨與否，希望如何，日本當下正跟這個心靈依然封閉的站街的獅象比鄰示眾。

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我們在開放的國際社會裡仍封閉地想像日本式民主的可憐可笑，我們仍把日本當作中國人的一個副本，可厭惡的鄉親，是一個無主體意識在遠交近攻中有待征服的異族，我們從未想過，日本已經是一個可以交往溝通的它自己，日本有著強大而可持續創造發展的自性，已經是一個制度保證政治文化多元多樣的社會，已經是一個有其應得榮譽、責任和權利的主體國家。日本的國民可以跟我們坐在一起喝咖啡，如果我們不帶陰謀論的有色眼鏡觀察，他們是文明的、善意的、彬彬有禮的，甚至帶有一點點兒憐憫地看待我們中國人――當然有人會說日本人骨子裡看不起我們，但套用毛澤東的一句話，今天的日本人出現在我們面前，幾乎每一個人都是文明的“活廣告”。我們都知道做慣老大或大家長的人不習慣有人崛起，但我們仍得承認並習慣日本已經先富、爭氣、獨立、出息、自成天地並給世界做出了較大的貢獻。我們應該給予人家榮譽、名分、權利，以促使它為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我們應該在跟他們一起咖啡後完善我們自身。

這種比鄰而居，本來可以是親善的、和平爭奇、相輔相成的。但不幸，由歷史、政治家和國家尊嚴、利益糾纏不清的問題大大傷害了兩國的邦交和國民心理。這是直到今天仍有待改變的事實。幸運的是，兩次世界大戰以來，作家、科學家、思想家、普通國民乃至政治家都能明白，今天一國國民之福祉絕非建立在對鄰國的征服或圍堵之上。數千年的人類史證實，軍戰給當時的人民帶來的無盡的災難，而近代以來的商戰和學戰不過是一些忽視民漠的自大的概念，從來沒有給本國和他國的人民帶來持續的福利。邊貿、互市一直是民族國家體系以前民眾的願望，消除貿易壁壘、與國際慣例接軌、給予國民待遇等等一直是現代國家的人民的願望。努力爭取個人的自由和社會福祉，這也包括從鄰居那裡受益受惠。

全球化帶來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倫理共識是，遵從“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律則，跟世界友好共處。富強起來的目的不是作秀、爭強，而是賦予意義。因此，跟現代化初期的文化衝突、殖民地利益衝突、政治軍事衝突等不同，今天的人類不應以衝突為榮，而以之為恥。無論強權政府對其民眾的戰爭、掠奪，還是專制國民對鄰國的謾駡，都是文明的恥辱。用孔子乃至當代的價值哲學來敘述富強起來的國家和民眾的政治目的，就是富而教之，而非富而爭之。簡單地要求現代國民，就是，他有責任教育自己，進而影響周圍的人。用於中日關係，就是，中日兩國的每一國民，都應該見賢思齊，相互增益。

當今不少政治家多謹慎表態，而民眾也多肆意發洩，這應了中西名言：肉食者鄙，民眾烏合，都未能遠謀。值得注意的是，中日兩國仍有不少作家、學者，努力傳達一種理解之同情和認知理性，以消除誤解，為中日的新關係職盡綿薄。本書的作者劉檸先生就是近年來活躍在兩國媒體間最優秀的作家之一，他以布衣之身致力於解讀中日問題，他的日本觀、中日關係觀經歷了一個過程。但自從他揚棄了民族主義，而進入一種更開放的民族主義境地，獲得了自由民主的眼光和胸懷，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闡述本身也是文明的“活廣告”，是文明言說和文明對話的體現，我們還可以感受到一個中國作家推進兩國國民親善相處的情懷用心。

中日關係史確實需要新的解釋，即使經典解釋也需要調整。回頭看傳統的朝貢國家體系的說法，就極可能是一種“歷史的假設”，不可能描述全部的中日關係。朝貢體系，在夏商周封建體系中尚算成立，但在大陸中國跟周邊國家尤其是跟日本的關係中，並非明確的約定，更多是中國自身的天朝夢。即使日本是有日本特色的儒化國家，但日本仍異於甚至某種程度上優於儒的發源地。即使以傳統中國的時空模型解釋地緣關係，中日也是一個封閉體系中的兩極。這個兩極今天又作為一極加入到更大的地緣中，即地理大發現以來的全球化成為一個封閉體系，東西方成為兩極。以中國印度等為代表的東方是一極，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為一極。國際關係術語慣用單極、兩極或多極世界，如果用上文化概念，比如有學者用中國的太極魚時空模型分析說，在地球的太極中，東方一極是陰面，日本是陰極至而陽的陽點，即魚眼；歐美一極是陽面，非洲的剛果盆地一帶是陽極至而陰的陰點。這大概也能解釋日本何以陰柔至極，又率先能夠脫亞入歐，因二者都有陽動健行不已的特徵，也能解釋中國的西化道路一度是以日本為橋樑，近代中國的留日學生在規模和影響上遠大過留英留法留德留美學生。

我們不用這樣拘泥看東西方兩極世界，因為太極世界本來是周流六虛，惟變所適。中國在漢唐也是陽剛十足的，在未來也會展示陽性的一面。中美國的G2關係，在此對立統一的兩極世界裡，既應向自己的對立面致意，也應時時成為自己的對立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就是我們傳統中國人說的，“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中美關係如此，中日關係同樣如此。如此地球文明才會演進到新的境界。而在這種文明的演進中，日本同樣是先行者，是橋樑，是中國亦師亦友的對象。日本固然有爭勝亞洲的歷史，有東亞共榮以與白種人爭勝的心思，但日本在對中國的關係中、對歐美人的關係中，仍從學習者、反對者、仇恨者走向了競賽者、後起之秀、和平者之路。

我這樣來為劉檸先生饒舌，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關注劉檸先生的言說，關注當代的中日關係和世界關係。我們中國人要在現代世界過健康的有尊嚴的生活，首先要明白我們都有責任教育自己，進而影響周圍的人。

願此書為一瓣心香，為中日兩國祈福！為世界祈福！

2013年3月15日改定于北京青年湖畔

序：比鄰示眾歎日中（余世存）

一、中日之間

日本道歉了麼—— 中日關係史上一段「迷惑」與「麻煩」的公案

 「一小撮」與「廣大人民」

辛亥革命前後的中日關係——兼談19世紀末20初葉日本對華「民間外交」

超越「國益」的紐帶——孫中山與梅屋莊吉的私誼

「支那」、「文化反哺」及其他

從東亞視角看「五四」運動發生機制中的國際背景

日本人眼中的李大釗

朝陽門外的牧師校長

作為「知日派」的齊世英

清水美和：中國人民的諍友

竹內實：超越「友好」思維的中國通

日本人為什麼在意別人的目光——兼論華夷秩序

日本被中國趕超後的反思

正面解讀外部世界對中國現實的反應

駐華民間大使人事與「中國幫」的式微

日本釣魚島「國有化」騷動的深層

（附）美國對日本背的到底是什麼書

構築中日關係的「底層結構」

二、文化風土

自然災害與日本的國民性

從歷史文化維度看日本巨震

扶桑國，櫻花寞

飛，還是不飛？

學習「伊達」好榜樣

演藝圈與黑社會

因為是人性的，所以是尊嚴的

《葉隱》、武士道及其他

平成倏忽廿載，象徵天皇始生根？

美術館之國

「屌絲」的芥川獎

斜陽籠罩的日本大報

日本大報的轉型之路

日本出版業的黃昏之美

三、歷史縱深

江戶時代是什麼樣的時代

從「大正民主」到法西斯時代

「特高」員警的來龍去脈

那些憤怒的年輕人

永田洋子和聯合赤軍事件

IBM商業間諜案——日美電腦戰爭的分水嶺

核電大國日本的前世今生

四、制度文明

新聞是權力的「番犬」

「民生大國」是最大的軟實力

東電問題的實質是大企業病

如何認識異域的社會變革——與G先生商榷兼談小泉的「構造改革」

日本政治資金的起源、構成及其法律限制

日本人的「身份證」

談日本的養老金制度

看民主黨治理官員「下凡」

執政黨的錢袋子

（附）外行眼中的醫改問題

後記：「濯足」之後的思考

演藝圈與黑社會

二○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五十五歲的明星電視主持人島田紳助因與暴力團的「粘連」被媒體曝光而宣佈引退。這個從藝三十七年、每周在各大商業電視台主持六套綜藝節目、日本最具人氣的主持人就此從電視熒幕上徹底消失。

原名長谷川公彥，十八歲出道，師從漫才大家島田洋之介，遂改藝名為島田紳助。以漫才師進軍電視圈，憑一口令人捧腹的大阪方言做主持人、導演，一路風生水起。導而優則演，島田出演廣告片、電視劇和電影無數，多次斬獲大獎，是如假包換的全能型明星。其急流勇退，豈止令眾多的演藝界同行和粉絲扼腕，連政治家都痛惜不已。以言行另類著稱的少壯派政治明星、大阪府知事橋下徹說：「若沒有紳助先生的節目的話，我當不上知事。可我既然手中揮動驅逐暴力團的旗幟，是寬容不得的。」內閣官房長官枝野幸男則說：「政府正不懈地推進在企業活動中排除暴力團，其引退是沒辦法的事。只是其天才的表現，為國民所喜聞樂見，走到這一步，遺憾之至。」

據島田本人對新聞界的情況說明和警方人士披露，十數年前，因其在節目中的發言，曾被捲入一場口水官司，島田便與熟人、原職業拳壇的「王者」渡邊二郎（因恐嚇未遂罪被大阪高等法院判刑，現上訴中）談了事情的原委，由後者出面，請暴力團的相關人士幫助「解決問題」。其後，出於「感恩」，十幾年來，與該暴力團人士保持聯繫，但充其量也就是見過四五次面，通過幾封電子郵件而已，「是安全的」──島田本人對問題顯然有認識不足之嫌。甚至在發言中，屢屢美化與暴力團之間的「交情」。

暴力團，俗稱「雅酷雜」（Yakuza），是以組織化的暴力為後盾，從事不法行為和犯罪的反社會性團體。其組織名稱中常帶有「組」、「會」、「一家」等字樣，著名者如「山口組」、「住吉會」、「小櫻一家」等。作為日本社會的固疾，一說為起源於江戶時代的博彩業。戰後，則以NPO等獨立法人為偽裝，以合法的組織形態，以極端右翼政治團體或花街柳巷的飲食業為幌子，從事敲詐勒索、強制賣淫、販毒走私等犯罪活動，是文明法治社會的毒刺。一九九二年日本政府頒佈《暴力團取締法》，強化對雅酷雜的取締，但效果有限。據警察廳當局披露的資料，日本全國現有合法註冊的暴力團組織二十二個，加上其周邊組織，共約八萬人，統統被置於警方的嚴密監控之下。

與暴力團多有「粘連」的業種，主要是大相撲與職業摔跤界，均與「打鬥」有關。近年來，曾爆出過站在大相撲「土俵」（即角力壇）邊上的「維持員」（相當於裁判）係暴力團員的醜聞，致輿論大嘩，被斥為對東洋傳統文化的嚴重玷污。對此，日本相撲協會設立暴力團排除對策委員會等，應對輿論質疑，以挽回「國粹」的面子。

演藝圈也被認為是暴力團的「重災區」。去年，一位任某暴力團「組長」的老大，在其回憶錄中不無炫耀地寫道：「歌手、藝人，俺都喜歡。因為俺們雅酷雜與他們之間有着不賴的交情……」蒼蠅不叮無縫的蛋，這說明，演藝界畢竟有能讓老大如此招搖過市的空氣。除此之外，人氣歌手出席暴力團的祝賀儀式，與老大在溫泉高爾夫球場揮杆等場面，更是娛樂周刊雜誌樂此不疲的八卦。

其實，演藝圈與雅酷雜的「粘連」由來已久，且交情深厚，其歷史可追溯至戰前。早在一九三四年，山口組便創設興行（日文中意為演出）部，染指甚至壟斷名浪曲師的演出事業，利潤與浪曲師分成。實際上，雅酷雜充當了藝人保護傘與經紀人的雙重角色。隨着演藝的主舞台從座敷（日文中劇場之意）移師電視熒幕，雅酷雜退到幕後，卻並未完全「退場」。作為影子後援者，在出現紛爭時介入「調停」，其身形若隱若現，但始終未曾絕跡。加之日本文化中，原本就有種對藝能者「網開一面」的寬容傾向，尤其是收視率第一的潛規則，更助長了個別大牌明星的驕橫。七年前，島田其人便因對女經紀人暴力相向，被課以三十萬日元罰金，叫停出鏡兩個月後才復歸。

藝人首先是社會人，並無凌駕於社會公序良俗與法律之上的權利。因此，痛惜歸痛惜，但「老九必須走人」。在宣佈引退的新聞發佈會上，島田最後一次面向電視鏡頭，深鞠一躬。告別辭帶有明顯的奚落意味，仍不脫雅酷雜的「毒舌」範：「謝謝大家為我的切腹做最後的介錯。我不後悔，只是充滿了感激。」

撒喲娜拉──島田紳助。

談日本的養老金制度

日本的年金（即退休金、養老金）制度由來已久，其歷史可追溯至明治時期。最古老的年金是「軍人恩給」。一八七五年（明治八年）至翌年頒佈的《海軍退隱令》、《陸軍恩給令》等法令，規定了對陣亡及負傷的陸海軍士官及其家屬的扶助原則。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制定了《恩給法》，此前分別以軍人和國家公務員為對象的兩種「恩給」合併，初步確立了以「公人」為對象的「恩給制度」。

最早的企業年金是「鐘淵紡織」（即後來著名的化妝品品牌「嘉娜寶」的前身）年金。一九○四年（明治三十七年），該企業的經營者武藤山治偶然得到了當時德國鋼鐵公司內部發行的面向企業職工的福利小冊子，閱後感觸良深。經仔細研究後，於翌年在自己的企業創設了年金制度，此乃企業年金制度之始。隨後，三井物產等大企業跟進。

除了「公人」和大企業外，面向民間勞動者的年金的最初嘗試是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投入實施的、被稱為「船員保險」的年金保險制度。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彼時的厚生省官僚花澤武夫以納粹德國的退休金制度為摹本，在「船員保險」的基礎上，將適用對象擴大至一般民間勞動者，創設了「厚生年金保險」制度。該制度導入之際，正值太平洋戰爭酣戰之時。儘管遭遇了大藏省和軍部方面的強大阻力，但考慮到償付畢竟是數十年之後的事情，而籌措戰費才是當務之急，於是，普遍覆蓋的國民年金制度便在這種極端狀況下艱難起步。

戰後初期，雖然從規模上說，年金制度已廣泛覆蓋，日本國民已基本「老有所依」，但不同的業種有不同的年金制度及不同的適用對象，償付年限及償付水準也不盡相同，有的差異頗大。特別是由於產業結構的變化和財政基礎的不穩定，在不同制度的受用者之間，產生了個人負擔額度和償付水準兩方面的不公，備受輿論的抨擊。有鑒於此，一九八四年（昭和六十年），在中曾根康弘第二任內閣會議上，決定徹底改革此前在不同業種和集團之間「各自為政」的狀況，導入全國國民共通的「基礎年金」制度，並於翌年投入實施，成為沿用至今的年金制度的「骨骼」。至此，年金制度的「戰國時代」結束。

目前日本的年金制度，通常被比喻為「三層建築」：底層（一樓）是全民共通的年金制度「國民年金」；中層（二樓）是面向公司職員、公務員的「厚生年金」和「共濟年金」制度；作為「上層建築」的三樓是公司獨自的年金制度「企業年金」和公務員獨自的、與職務掛鈎的追加制度「崗位加算」。其中，一、二樓是公共年金，按法律，個人有繳納義務或由工作單位代繳；三樓則屬於私人性質的年金。

具體來說，原則上，在日本國內居住的所有二十歲以上、六十歲以下的國民（包括在日生活一年以上的外國人）均有按月繳納「國民年金」（一樓）的義務。繳納滿二十五年（二十五年為領取資格的下限，多繳多得）者，滿六十五歲時，可領取「基礎年金」。按目前的水準，一個人如果從二十歲開始一直繳納到六十歲的話，每年可支取八十萬日元（約折合人民幣六萬一千元）的定額「基礎年金」。作為年金制度的基礎結構，「國民年金」按人頭繳納，萬人平等。但繳納者分三類：自由職業者為「第一號被保險者」，公司職員（會社員）和公務員等「給予所得者」為「第二號被保險者」，專業主婦為「第三號被保險者」；第一和第二號被保險者，須自主繳納，第三號則作為配偶的「被扶養家屬」，由配偶代繳。

二樓的「厚生年金」和「共濟年金」部分，只是作為公司職員或公務員期間才有繳納義務。譬如，一名OL婚前在某一家公司工作，婚後辭職做了專業主婦，那麼她只需在服務於這家公司期間繳納。理論上，這部分被保險者中，既包括剛繳納了一個月者，也包括連續繳納了四十年以上者。由於二樓的被保險者所繳保險金額度與薪酬掛鈎，支取額度也受制於繳納期間的薪酬平均額，該部分年金屬於「所得比例」性質的年金。因此，雖然同屬公共年金，但一樓的支取額相對固定，二樓的支取額則根據被保險者的實際狀況而千差萬別。

三樓是年金構造的「上層建築」，加入者有限。如果被保險者是公司職員的話，取決於其所服務的公司有無企業年金制度，如有的話，則強制加入；若被保險者是公務員的話，則毫無例外會有「崗位加算」。

毋庸諱言，現狀的制度之下，位居三樓的人，肯定比一樓的人所支取的年金額要多。除了「三層建築」的年金制度，還有一些屬於「自選動作」的輔助機制，多少可彌補年金制度之不足：如對沒有二樓構造的自由職業者和專業主婦來說，可選擇加入半公共性質的「國民年金基金」，或純商業性質的個人年金保險（生命保險）等，為自己增建「上層建築」。

由於產業結構的變化，日本早在一九七○年代前就已經完成了城市化。而隨着經濟發展及與之相伴生的國民生活觀念的「升級」，核家族、丁克化、不婚等現代社會特有的世相日益滲透、發展，導致出生率銳減，全國人口在二○○五年已進入負增長，老齡社會進展迅速。二○○六年，日本六十五歲以上人口約有兩千六百萬人，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點八；據預測，二○一二年，這個比例將增至百分之二十四點三。而與此同時，經濟社會的發展，已使傳統儒教圈的家庭贍養文化分崩離析，把養老問題從家庭中剝離出來，以社會的方式來謀求解決的「社會贍養」成了吃緊課題。未來十至二十年，無疑是日本年金支取的高峰。

然而，人口結構的逆轉，加上財政狀況的持續惡化，一個難以迴避的事實是，日本國民年金的累積額度呈慢性不足。為此，民主黨政府事實上已經收回了上台前對選民的承諾，最近很可能會啟動上調消費稅的非常舉措，以確保財源。不久的將來，國民退休年齡和年金支取開始年齡甚至有可能進一步推延。因為，年金制度本質上是對難以預測的國民長壽的可能性的社會應對，是一種對「長壽的保險」。而作為保險對象，究竟設定在何種水準上才算「合理」，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英、德等西歐國家，也在檢討將支取開始年齡推延至六十八歲的可能性。而作為世界屈指可數的長壽國、人口的高齡化進展迅速的日本，未來將「保險對象」的下限設定在七十歲，甚至也不足怪。

但是，一味推延國民退休年齡和年金支取開始年齡，也會帶來明顯的副作用，如企業對人工成本的過度壓縮、減少僱用年輕員工及企業組織的與高齡化相伴生的沉悶、抑鬱感。而這些問題勢必會對企業的效率、創造力造成負面影響，從而進一步損害已然相當嚴峻的僱傭環境。如何在國民年金的存量與國民經濟的增量之間取得平衡，以維繫一種良性循環的制度運作，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