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

「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

《左傳》自宋以來，列於「五經」，形成國民常識之一部。故雖非專門史學家亦當一讀。其中嘉言懿行，有益修養及應世之務者不少，宜闇記或鈔錄之。

《左傳》文章優美，其記事文對於極複雜之事項，如五大戰役等，綱領提絜得極嚴謹而分明，情節敍述得極委曲而簡潔，可謂極技術之能事。其記言文，淵懿美茂，而生氣勃勃。後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雖時代甚古，然無佶屈聱牙之病，頗易誦習。故專以學文為目的，《左傳》亦應在精讀之列也。
——梁啟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

原著作者：
左丘明，東周春秋末期魯國都君莊（今山東省肥城市石橫鎮東衡魚村）人。春秋末期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散文家、軍事家。與孔子同時或者比孔子年齡略長些。曾任魯國史官，為解析《春秋》而作《左傳》（又稱《左氏春秋》），又作《國語》，作《國語》時已雙目失明， 兩書記錄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價值的原始資料。左丘明是中國傳統史學的創始人。史學界推左丘明為中國史學的開山鼻祖。被譽為「百家文字之宗、萬世古文之祖」。

譯注作者：
單周堯，香港大學哲學博士，1975年起任職於香港大學中文系，講授《左傳》等課程，並參與籌辦第一屆《左傳》國際學術研討會。曾任英國里茲大學訪問學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明德教授、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院士。1998-2007年，任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任。現任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副校長（學術）、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教授，以及內地多所大學之榮譽教授。同時擔任兩岸三地多家學術刊物，如《能仁學報》、《東方文化》、《中國文哲研究集刊》、《文與哲》、《饒宗頤國學院院刊》之主編、編輯及顧問。發表論文近二百篇，專著有《中國語文論稿》、《文字訓詁叢稿》、《左傳學論集》、《勉齋小學論叢》等。

許子濱，香港大學哲學博士，現任嶺南大學中文系署理系主任及教授，主要研究漢語、《楚辭》、《左傳》、禮學及古代文獻。著有《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禮說斠正》、《春秋左傳禮制研究》、《王逸楚辭章句發微》；合編有《海峽兩岸現代漢語研究》等；另已發表學術論文約七十篇，包括〈《左傳》「寡君將墮幣焉」解〉、〈《儀禮．士冠禮》冠者取脯適東壁見母解〉、〈從《左傳》看《儀禮》的成書及反映的時代〉、〈《左傳》禮制與《三禮》有合有不合說〉等等。

《左傳》導讀

一 鄭伯克段于鄢 隱公元年

二 周鄭交質 隱公三年

三 石碏大義滅親 隱公三、四年

四 臧僖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

五 曹劌論戰 莊公十年

六 齊桓公伐楚 僖公四年

七 宮之奇諫假道 僖公二、五年

八 晉國驪姬之亂 魯僖公四、五、六年

九 子魚論戰 僖公二十二年一〇一

十 重耳出亡始末 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

十一 晉楚城濮之戰 魯僖公二十七、二十八年

十二 燭之武退秦師 僖公三十年

十三 秦晉殽之戰 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

十四 鄭子家告趙宣子 文公十七年

十五 晉靈公不君 宣公二年

十六 王孫滿對楚子 宣公三年

十七 宋及楚平 宣公十四、十五年

十八 齊晉鞌之戰 成公二年

十九 楚歸晉知罃 成公三年

二十 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二十一 晉楚鄢陵之戰 成公十六年

二十二 祁奚舉賢 襄公三年

二十三 祁奚請免叔向 襄公二十一年

二十四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襄公二十四年

二十五 晏子不死君難 襄公二十五年

二十六 蔡聲子論晉用楚材 襄公二十六年

二十七 季札觀樂 襄公二十九年

二十八 子產壞晉館垣 襄公三十一年

二十九 子產不毀鄉校 襄公三十一年

三十 子產卻楚逆女以兵 昭公元年

三十一 晏嬰叔向論齊晉季世 昭公三年

三十二 伍員奔吳 昭公十九、二十年

三十三 晏嬰論和與同 魯昭公二十年

三十四 鱄設諸刺吳王僚 昭公二十七年

三十五 申包胥如秦乞師 定公四年

三十六 齊魯夾谷之會 定公十年

三十七 伍員諫許越平 魯哀公元年

 

名句索引

《左傳》導讀──單周堯、許子濱

一、《春秋》名義

就現存文獻而言，最早記載《春秋》的撰著緣起及其名稱的是《孟子·離婁下》。孟子（前三七二～前二八九）曰：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跟晉國的「乘」、楚國的「檮杌」一樣，「春秋」原是魯國史書的名稱。「春秋」又是編年體史書的通名，各國史書均可通稱「春秋」，故有所謂「百國『春秋』」（見《隋書》所載《墨子》佚文），不特魯史為然。因其敍事體例為「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而一年四季之中，古人尤其重視春秋兩季，故錯舉「春秋」作為此類編年體史書的通名。《孟子》提及的兩種「春秋」，分別指孔子（前五五二— 前四七九）所修的《春秋》與魯史「春秋」。現存的《春秋》，是孔子所修。此書以魯史「春秋」為底本，參酌百國「春秋」修訂而成，而其「書法」則寄寓了孔子的「微言大義」，在褒貶中呈現了聖人的思想和見解。

《左傳》昭公二年載晉韓宣子聘魯，見「魯春秋」，說：「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宣子所見「魯春秋」，蓋從周公敍起，具載宗周盛世朝覲會同征伐之事，所以韓宣子才會這樣說。《左傳》所載《春秋》經文的記事起訖，由魯隱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七二二年）到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周敬王四十一年，前四七九年），經歷十二代魯君，共計二百四十四年（《公羊傳》及《穀梁傳》則終於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共計二百四十二年）。很可能是孔子之弟子為記其卒年，故取「魯春秋」補記獲麟後事。

 

二、《左傳》的作者及其成書年代

唐初孔穎達（五七四— 六四八）《春秋·序·疏》引南北朝學者沈文阿（五○三～五六三）曰：

《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

《嚴氏春秋》為西漢公羊家學者嚴彭祖所著。嚴彭祖是董仲舒（前一七九～前一○四）的三傳弟子，時代略早於司馬遷（前一四五～前八六）。《觀周篇》當為周秦之際或漢初之書（今本《孔子家語·觀周篇》無嚴氏所引之文）。如果上述文獻可靠，那麼，它就是最早提到《左傳》作者的記載。《觀周篇》所言，可注意的有以下幾點：一、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同乘如周，觀書於周室太史；二、歸魯之後，孔子修《春秋經》，而左丘明作《左氏傳》，二書為同時之作；三、前稱「左丘明」，是全舉其姓名，後言「丘明」，是單舉其名，即左為姓而丘明為名；四、《春秋》與《左傳》關係密切，如衣之內（裏）外（表），共為一體。

此外，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也說：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文辭，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

《漢書》也認為是左丘明論輯《春秋》本事而作《傳》，《司馬遷傳·贊》云：

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籑異同為《國語》。

《漢書·藝文志》載有《左氏傳》三十卷，下面寫着作者「左丘明，魯太史」，並且在《春秋》家小序中說：

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

西晉杜預（二二二— 二八四）《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云：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

由此可見，《左傳》原稱「左氏春秋」或「左氏傳」。自漢至晉，學者皆認為《左傳》的作者是魯君子左丘明，而左丘明為魯太史，故能遍閱國史策書。左丘明親炙孔子而作傳，《春秋》與《左傳》具有經傳的關係，殆無可疑。「左丘明」一名，見於《論語》，《論語·公冶長》云：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這位好惡與聖人同的「左丘明」與《左傳》的作者為同一人。只是孔子與左丘明的關係，究竟是朋友，還是師徒，恐怕不易確定。

《左傳》記事，並非與《春秋》相終始。《左傳》的最後一則記事繫於哀公二十七年（周定王元年，前四六八年）。《傳》文末尾，還敍及「悼之四年」之事。魯悼公四年（周定王六年，前四六三年），上距哀公二十七年已有五年。《傳》記悼公謚號，則記事之時又當在悼公死後，悼公死於周考王十二年（前四二九年）。不僅如此，《傳》文稱趙無恤為襄子（「襄」為謚號），而趙襄子又後悼公四年而死（即死於前四二五年）。近代國學大師章太炎（一八六八～一九三六）假定《左傳》作者左丘明與孔子弟子子夏（卜商）同年，同比孔子小四十四歲，即約生於前五○八年。依此假設推算，孔子卒時（前四七九年），左丘明二十九歲，又假定他死於趙襄子之後，則至少有八十三歲（前五○八～前四二五）。章說固然只是一種推測。《左傳》敍及「悼之四年」後事，可能是作者壽考，更可能是後人續書。

從左丘明作《左傳》之後，到西漢晚期立於學官前，《左傳》一直在民間流傳，數百年間，其傳授源流班班可考。綜合西漢劉向（前七七～前六）《別錄》、《漢書·儒林傳》及唐初陸德明（五五六～六二七）《經典釋文序錄》所述，《左傳》的傳授源流大略如下：

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衞人吳起（前四四○～前三八一），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名況）（前三四○～前二四五），況傳武威張蒼（前二五六～前一五二），蒼傳洛陽賈誼（前二○○～前一六八），誼傳至其孫嘉，嘉傳趙人貫公，貫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侍御史張禹，禹傳尹更始，更始傳其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劉向、劉歆（前五三？～二三）父子發現孔子壁中古文《左氏傳》，又從尹咸及翟方進受《左氏》。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應該說，《左傳》雖為左丘明所作，但在流傳的過程中，不免摻雜了後人的緣飾附益。這是讀《左傳》者不可不加注意的地方。

 

三、《左傳》解釋《春秋》的方式

前引《觀周篇》曾說《春秋經》與《左傳》「共為表裏」。東漢桓譚（？～五六）《新論》也說：「《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相持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清楚說明《春秋經》與《左氏傳》互為依存。《春秋》記事極為簡略，如隱公十一年《經》曰：「冬十有一月壬辰（十五日），公薨。」諸侯之死曰薨。經文只用「公薨」兩字記錄魯隱公之死，不言薨於何處，亦不書葬。《左傳》則詳敍隱公薨的原委經過。魯國大夫羽父原請隱公允許他殺桓公（隱公異母弟），並要求事成後擔任執政之卿。隱公不同意，並表明桓公年少，自己代為攝政，如今桓公已長大，即將授以君位。羽父畏懼，反過來向桓公譖毀隱公並請求殺死他。羽父使賊在魯國大夫蒍氏家中刺殺隱公，立桓公為君。《左傳》曰：「不書葬，不成喪也。」說明桓公不以人君之禮葬隱公，故《春秋》不書葬。要是沒有《左傳》，只看《春秋》，便無法得知「公薨」的真相。

上述《史記》及《漢書》之引文，均談及左丘明修纂《左傳》的體例，即論輯《春秋》本事而作《傳》。《左傳》以敍事為傳體，藉事明義，與《公羊傳》、《穀梁傳》設為問答、專在說義者不同。《左傳》這種解經方式，稱為「以史傳經」。《春秋》所記，固然重於褒貶，不重於史實，但其褒貶之義又未嘗不建基於史實。因此，若脫離史實，便無法推尋經文。如桓公元年《經》曰：「三月，公會鄭伯於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左傳》曰：「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表面看來，經文的意思是說：魯桓公和鄭莊公在垂會盟，鄭莊公以璧借許田。針對經文「鄭伯以璧假許田」，《左傳》點明鄭莊公把璧玉送給魯桓公，是為了請求祭祀周公和以祊田交換許田的緣故。周成王賜周公許田，作為魯君朝見周王時的朝宿之邑。周宣王賜母弟鄭桓公祊田，作為助天子祭泰山時的湯沐之邑。魯的許田與鄭的祊田，都是周天子所賜。只是到了春秋初期，周德既衰，魯侯不朝於周，天子亦不巡守，二邑皆無所用。許近鄭而祊近魯，魯、鄭兩國君主遂因地勢之便，私下交換二邑。由於許大而祊小，故鄭莊公加璧玉作為抵償。礙於諸侯不得擅自交換天子之田，經文於是隱諱其事，說鄭莊公以璧借許田。經文這樣寫，隱瞞了兩國私易天子所賜之地的事實，何止是「斷爛朝報」（王安石語），實有誤導讀者之嫌。要不是《左傳》敍寫此事的來龍去脈，讀者只覺費解，無由得知內情，自然也無法確知經文所蘊含的大義。觀乎上舉兩個事例，可知《春秋》經義必須依據《左傳》的敍事加以闡釋發明，《觀周篇》及桓譚將《春秋》、《左傳》的關係比喻為衣服的表裏，是十分恰當的。《春秋》固然離不開《左傳》，《左傳》也離不開《春秋》。如成公十七年《經》曰：「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邾人伐鄭。」《左傳》曰：「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傳》文僅說「諸侯」，如果沒有《經》文所記的「晉侯」及以下諸人，我們也不知道《傳》文實指的內容。

《左傳》傳經的方式，除上述的「以史傳經」外，還有比之更顯明直接的「以義傳經」。而《左傳》「以義傳經」的方式，大抵可分為下列四種：一、以解釋書法的方式傳經；二、以補《春秋》的方式傳《春秋》；三、以判詞「禮也」、「非禮也」傳《春秋》；四、以「君子曰」的論斷方式傳《春秋》。今各舉一例說明如下：一、以解釋書法的方式傳經：如隱公三年，《經》曰：「夏四月辛卯（二十四日），君氏卒。」《左傳》曰：「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聲子為魯惠公繼室，生隱公。《經》文於其死後，不書「夫人子氏薨」，僅云「君氏卒」。《左傳》所言，正為解釋《春秋》書法的原意。依《左傳》之意，國君之妻死後，若以夫人之禮治喪，即死後立刻訃告於同盟諸侯、既葬反哭於寢、卒哭後其主祔於祖姑，三禮俱備，則書曰「夫人某氏薨」，又書曰「葬我小君某氏」。聲子卒，經文僅書「君氏卒」，表示不以夫人之禮葬之，故不用「薨」字，又不云「夫人」，不言「葬」，也不書「姓」。聲子，母家姓子。不書「子氏」而改書「君氏」，是因為聲子為隱公之母，依國君稱「君」而夫人稱「小君」之例，故稱「君氏」（猶言「小君氏」）。二、以補《春秋》的方式傳《春秋》：如隱公元年《左傳》曰：「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不書」，指孔子所修《春秋》不記錄此事。費伯為魯大夫。由於在郎地築城出於費伯本人的主意，而不是奉行隱公之命，故《經》不書其事。《左傳》補記此事，並解釋《經》文缺略的原因。三、以判詞「禮也」、「非禮也」傳《春秋》：如隱公元年十二月《經》曰：「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傳》曰「子氏未薨」，又申說曰「豫凶事，非禮也」。歸賵指饋贈助喪之物。「子氏」即仲子。此時猶在生，未死而贈以助喪之物，也就是預先送贈凶事之物，是不合禮的。依經文之例，天子之卿大夫不書名，而此稱「宰咺」，帶有貶抑之意。四、以「君子曰」的論斷方式傳《春秋》：《左傳》「君子曰」（有「君子曰」、「君子謂」、「君子是以」、「君子以……為……」、「君子以為」等多種形式）中的「君子」，有的指「孔子」，有的指「時君子」，有的是作者自稱。其中有解經語，如桓公二年《經》曰：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左傳》曰：「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以事實論，華督固然是先殺孔父再弒殤公。但揆諸本心，孔父為顧命大臣而華督殺之，心中早已無君。故經文先寫弒君，次敍殺大夫。《左傳》所釋《春秋》書法而被杜預統稱為「五情」者，亦出於「君子曰」。成公十四年《經》曰：「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又記：「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左傳》曰：「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稱其族名『叔孫』），尊君命也。」又曰：「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不稱其族名，即只言『僑如』，不言『叔孫僑如』），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此「五情」可分三層看：「微而顯，志而晦」，主要指字面的效果；「婉而成章，盡而不污」，主要指書寫的態度；「懲惡而勸善」，主要指其對社會的影響。三者互不排斥，如僖公二十八年《經》曰「天王狩于河陽」，可歸「志而晦」，亦可歸「婉而成章」及「懲惡而勸善」。

基於《左傳》傳經的關係，古人徵引《傳》文，往往徑稱為本《經》。如《戰國策·楚策四》記戰國時期趙相虞卿（本身是《左傳》傳人）對春申君說：「臣聞之《春秋》：『於安思危，危則慮安』。」引文見《左傳》襄公十一年。司馬遷徵引《左傳》，也往往就稱之為「《春秋》」。

總上所述，《春秋》與《左傳》具有互相依存的關係，合觀兩書，自能事義兼備、相得益彰。

 

四、《左傳》中的思想

《左傳》一書，敍事議論，歸本於禮。蓋春秋末年，政衰禮廢，《左傳》作者感於世變，故述事論人，一準諸禮。書中包含了非常豐富的典章制度和禮樂文化，如實地記錄了各種禮典，包括冠、昬、喪、祭、饗、射、朝、聘，其中聘禮尤備，還有豐富的軍禮。除敍述禮儀外，《左傳》還記錄了大量的春秋賢人君子論禮的精義。

德和禮是《左傳》作者臧否人物、評議成敗的依據。在《左傳》作者看來，德和禮是人立身處世的根本，也是國家的基石，與人的生死、國家的興亡攸關。實踐德、禮，是奉行天道的不二之途。有禮，即順天，能保有福祿；無禮，即逆天，難免於禍難。這正是《左傳》作者的一貫主張。

《左傳》的倫理思想和政治思想，圍繞德、禮這個核心，還提出了忠、信、敬、讓、仁、義、智、勇等道德概念。

這些概念，不少可與先秦儒家思想參照比較、相互發明。

 

五、《左傳》的文學性

《左傳》文章，垂範千古，其敍事技法，工侔造化，最為後人稱美，被奉為圭臬，桐城文派所標舉的古文義法，即根源於《左傳》。作為史書，《左傳》主要以歷史事實作為依據，只有在不可能做到完全實錄的私語、心理及其他細節上，才加插虛構和想象成分，以保持敍事的完整性。如《左傳》記晉靈公派鉏麑去刺殺趙盾，鉏麑清晨前往，趙盾寢室的門已經打開，趙盾穿好朝服準備上朝，由於尚早，坐着閉目養神。鉏麑感歎說，趙盾不忘恭敬，實為百姓之主，因此不忍殺之，但又不能棄君之命；兩難之下，便把頭撞向趙盾庭中的槐樹而死。鉏麑死前的自言自語，誰能聽到？應是《左傳》作者潛心揣摩當時情景而代人擬言的結果，鉏麑不一定說過這樣一番話。又如《左傳》寫秦晉崤之戰，對戰爭的具體過程寫得很簡略，但對戰爭前後的一些場景，卻寫得活靈活現：蹇叔哭師、揮淚送子，幼童王孫滿的預言，鄭商人弦高犒勞秦軍，文嬴請求晉襄公釋放三帥，秦穆公素服郊次、向三帥謝罪，先軫不顧而唾，等等精彩場面，從不同角度、全方面演繹了這場戰爭。《左傳》作者在安排情節上有很深厚的功力，他以小說家的用筆，來寫史家的著作，非常引人入勝。由此可見，《左傳》確具有故事、情節、人物、刻畫技巧等小說元素。不過，《左傳》畢竟是史書，它的主要任務是記錄歷史，雖然具有一定的文學性，但並不像後世的小說那樣屬有意創作。

 

六、《左傳》的現代意義

《左傳》據事直書，以史傳經，得史學之真；書中闡明經義，含有豐富的道德倫理思想，得哲學之善；其敍事寫人，精妙絕倫，引人入勝，得文學之美。《左傳》兼真善美而有之，其現代意義不容置疑，值得我們珍視和細讀。

茲以《左傳》言辭為例，說明其所具現代價值和意義。現代漢語（尤其是粵語）中的熟語，大多源來有自，其中有許多可徵實於《左傳》。時至今日，這些熟語仍在中國人的口上筆下廣泛流傳，指導着人們的道德思想和言行舉止，只是人們習焉不察罷了。細讀《左傳》，可以加深我們對熟語的理解，掌握其所處的歷史語境，在欣賞敍事之真、言辭之美的同時，更可以藉此觀察人性的善惡，從而汲取傳統智慧，立德行善。茲略舉今日仍然習用而源於《左傳》的熟語如下：

「多行不義必自斃」（隱公元年）

「信不由中」（隱公三年）

「眾叛親離」（隱公四年）

「大義滅親」（隱公四年）

「怙惡不悛」（隱公六年）

「城下之盟」（桓公十二年）

「人盡可夫」（桓公十五年）

「一鼓作氣」（莊公十年）

「風馬牛不相及」（僖公四年）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僖公五年）

「假途滅虢」（僖公五年）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僖公五年）

「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僖公十年）

「玉帛相見」（僖公十五年）

「（行將）就木」（僖公二十三年）

「退避三舍」（僖公二十三年）

「有恃無恐」（僖公二十六年）

「知難而退」（僖公二十八年）

「食言」（語出《尚書·湯誓》，僖公二十八年）

「東道主」（僖公三十年）

「厲兵秣馬」（僖公三十三年）

「先聲奪人」（文公七年、宣公十二年、昭公二十一年）

「畏首畏尾」（文公十七年）

「鋌而走險」（文公十七年）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宣公二年）

「各自為政」（宣公二年）

「問鼎中原」（宣公三年）

「食指動」、「染指」（宣公四年）

「狼子野心」（宣公四年）

「知難而退」（宣公十二年）

「剛愎自用」（宣公十二年）

「困獸鬥」（宣公十二年、定公四年）、

「篳路藍縷」（宣公十二年、昭公十二年）

「鞭長莫及」（宣公十五年）

「爾虞我詐」（宣公十五年）

「餘勇可賈」（成公二年）

「攝官承乏」（成公二年）

「從善如流」（成公八年、昭公十三年）

「病入膏肓」（成公十年）

「痛心疾首」（成公十三年）

「無有鬥心」（成公十六年、定公四年）

「居安思危」（逸《書》，襄公十一年）

「有備無患」（襄公十一年）

「馬首是瞻」（襄公十四年）

「三不朽」（襄公二十四年）

「舉棋不定」（襄公二十五年）

「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襄公二十五年）

「班荊道故」、「楚材晉用」（襄公二十六年）

「上下其手」（襄公二十六年）

「自檜以下」、「歎為觀止」（襄公二十九年）

「賓至如歸」（襄公三十一年）

「包藏禍心」（昭公元年）

「尾大不掉」（昭公十一年）

「數典忘祖」（昭公十五年）

「尤人而效之」（定公六年）

「執牛耳」（定公八年、哀公十七年）

「三折肱知為良醫」（定公十三年）

「富而不驕」（定公十三年）

「視民如土芥」（哀公元年）

「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哀公元年）

上文所列，尚未包括一些根據《左傳》敍事而創造出來的熟語。如春秋時期，常見嬴姓的秦與姬姓的晉通婚，故後人便稱姻親作「秦晉之好」。此外，今語中有一些表達生活體驗和傳統智慧的諺語，與《左傳》古語契合無間，如今人說「欺山莫欺水」，水性柔弱，容易使人溺斃。《左傳》亦云：「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引者按：此為後世「狎玩」一詞所本），則多死焉。」（昭公二十年）說出不能因水柔弱而戲弄它的道理。

上舉熟語，古今用法，或同或異。就其適用範圍而言，如「內子」原為卿大夫正室之稱，除《左傳》外，還習見於《禮記》。香港粵語沿襲這種稱謂，但沒有等級之分。再如「玉帛相見」，語出僖公十五年。玉帛原指圭璋和束帛，執玉帛相見，表示以禮相待。香港粵語說男女二人「玉帛相見」，指他們以禮相待，諱言赤裸相見的事實，體現中華文化含蓄委婉的特點。就其褒貶義而言，「食指動」和「染指」兩詞，同出《左傳》宣公四年所記鄭靈公食大夫黿而公子宋染指於鼎之事。食指，即位於拇指與中指之間的第二指。「食指動」或食指大動，預示將有口福，古今同義。「染指」原來不過是指伸指蘸物，品嚐食品，後人賦予它整個故事的含意，使之帶有份取非份利益的貶義色彩。香港粵語則保存宋代以後的比喻義，用它來指稱參與做某種事情，不含貶義。又，「甚囂塵上」原指晉、楚對決時楚王登車窺探敵情所見，僅表示兵士喧嘩、塵土飛揚，後人用此比喻傳聞流行或議論喧騰。香港粵語仍保留其中性用法。又如「人盡可夫」，原意是指人人皆可為丈夫，而父親有骨肉關係，只有一人，兩者不能相比。香港粵語則用為貶義，指婦人不守婦道，放蕩淫亂。由此可見，《左傳》語匯豐富，後人可以按照社會生活所需，賦予這些語匯新的內涵。

總上所述，《左傳》兼真善美而有之，是傳統文化的寶庫。從古為今用的角度來說，我們可以通過閱讀《左傳》，汲取其敍事和言辭中所包含的文化養份，既可使文辭優美，也能令精神富足，其現代價值有待讀者去實現。

 

七、編著說明

本書為《新視野中華經典文庫》（以下簡稱「《文庫》」）所收錄經典名著之一，編著目的依循《文庫》的一貫宗旨，即通過對《左傳》的導讀、選編、注釋和翻譯，引領讀者學會閱讀及欣賞《左傳》，感受其魅力，「旨在為古代經典與現代生活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樑。」

篇章選取及篇題擬定，以劉利、紀凌雲譯注的《左傳》（北京：中華書局，二○○七年）為底本，共三十八篇，而若干篇章則較原本為長。至於每篇題解、注釋、譯文，皆經重新編寫。每篇題解長短不一，側重點亦有所不同，主要從下列四方面着墨：（一）從歷史的角度，撮寫篇章內容大要及交代與之相關的事件，凸顯《左傳》所呈現的敍事之「真」；（二）從辭章學的角度，析論篇章的佈局謀篇和修辭技巧等特點，凸顯《左傳》所呈現的文學之「美」；（三）從哲學的角度，探討篇章所包含的思想和觀點，凸顯《左傳》所呈現的哲學之「善」；（四）從溝通古今的角度，擷取篇章中值得我們細心體會、借鏡和反思的地方，凸顯《左傳》所具有的現代意義。辭章學部分主要參考洪順隆《左傳論評選析新編》（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一九八二年）、張高評研究《左傳》系列如《左傳之文韜》（高雄：麗文文化，一九九四），還有相關單篇論文等等，文繁不能盡錄。

《左傳》原文及標點，主要採用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年）（以下簡稱「楊《注》」），間亦參酌選用其他新注本，如趙生群《春秋左傳新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二○○八年）、陳戍國《春秋左傳校注》（長沙：岳麓書社，二○○六年）、李夢生《左傳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一三年）（以下簡稱「李《注》」）等。注釋方面，除古代注本及楊《注》外，還參考包括上列三種在內的新注，其他參考資料至為繁富，有《左傳》辭典，如陳克炯《左傳詳解詞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二○○四年）等，有文字考訂札記，如趙生群《〈左傳〉疑義新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二○一三年）等，此外，各種涵蓋廣泛的札記論著如吳小如《讀書叢札》（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許嘉璐《古語趣談》（北京：中華書局，二○一三年）及單篇論文，亦在取資之列。所出注釋，或薈萃群言，擇善而從，或出於筆者的一得之見。篇中難字，皆附加粵音和普通話注音，粵音若有兩讀，則並列出來，讀者可自行選擇。譯文部分，主要參考沈玉成《左傳譯文》（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七年）及李《注》，並參以己意，力求明白曉暢。

由於體例所限，除〈導讀〉部分，全書各處題解、注釋、譯文，所採古今學者之說，一概不加注明。謹此向上述諸位先生及未具名的其他學者一併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