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運動史：從中國之春到茉莉花革命潮

中共留學生王炳章棄醫從運，在美發起「中國之春」民主運動！
方勵之一句「民主是靠自己爭取的」，引爆「一二九學運」！

學生藉悼念胡耀邦發起「八九民運」，絕食爭民主，慘遭坦克輾殺！
「六四」後海外民運力量大團結，只因個人私慾大分裂，從此不振……

內容簡介 
《中國民主運動史──從延安王實味爭民主到西單民主牆》、《中國民主運動史──從中國之春到茉莉花革命潮》──兩冊經典跨時代剖析！

「西單民主牆」在被鄧小平利用完鎮壓後，大陸民主運動從此轉入地下，並串聯發展成全國性的民運組織，發行地下「民刊」，持續壯大。
民運思潮隨即蔓延海外，中共留學生王炳章博士於1982年在美發起「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成立「中國民聯」，開啟以推翻中共政權為主的新民運。
1986年合肥爆發「一二九學運」，擴展全國，歷時逾月。期間又以上海的學運最為壯闊，民運種子自此深植校園和社會；1989年學生再藉悼念胡耀邦的逝世引爆「八九天安門民運」，迅速席捲全國，並獲得黨政軍機關和社會的廣泛支持和參與，示威遊行隊伍動輒百萬人以上，最後並轉化為具有「革命」性質，危及中共政權，被鄧小平下令軍隊血腥屠殺鎮壓，即震驚舉世的「六四血案」。
「六四」後逃亡境外的民運人士成立「中國民陣」，與「中國民聯」緊密合作，形成了海內外民運和體制內外改革力量的空前大團結，聲勢如日中天。遺憾的是，此一蓬勃氣勢卻因1933年兩組織嘗試合併發生大分裂，使海外民運墜入谷底，從此一蹶不振。
但國內民運未曾沉寂，只是改弦易轍，繼續爭民主！
「法輪功」的抗爭運動，取代海外民運力量；「天安門母親」要求調查六四真相，嚴懲六四元兇；「維權運動」的律師藉訴訟爭民權、爭法治，期從量變到質變，達到民主化目的；「中國茉莉花革命」鼓吹群眾到各城市鬧區「散步」，表達抗爭等等，證明民運之心未歇，只待春天再臨！

導讀

01中國之春民運　王炳章首舉義幟創民聯
02九一八引領出　一二九和一二一九學運
03八九民主運動　中共史上最大規模學運
04中共視為動亂　學生被迫採取絕食示威
05全民民主運動　趙紫陽同情學運遭罷黜
06北京戒嚴令下　學生堅持不撤出天安門
07六月四日北京　中共血腥屠殺學生市民
08中共秋後算帳 海外民運組織陷於分裂
09讚天安門母親 控中共非法綁架王炳章
10官逼反法輪功 海外出現多個臨時政府
11發表零八憲章　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
12中國維權運動 接續八九民運蓬勃發展
13茉莉花革命潮 現中國顯示春去春會回

附錄一　劉曉波的《零八憲章》
附錄二　王炳章的《棄醫從運宣言》

參考資料

【王炳章首舉義幟創民聯】

鄧小平以「實踐論」結合「西單民主牆」的民運言論，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擊潰華國鋒的「凡是論」，奪得政權，開啟鄧小平時代後，開始對「西單民主牆」言論失去了耐心。特別是一九七九年一月，湧進北京的民運人士發起了三次示威遊行，高呼「反饑餓」、「反壓迫」、「要人權」、「要溫飽」、「要自由」等口號，觸及鄧小平的容忍底線。魏京生偏在此際發表《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點名鄧小平獨裁，激怒了鄧小平，決定鎮壓「西單民主牆」運動。三月二十九日逮捕魏京生，次日提出堅持貫徹《四項基本原則》指示，抵制民運言論。一九八○年一月，又取消了「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權力。這兩項成了扼殺中國民主運動的緊箍咒。
中國民主運動未因鄧小平的壓制而停滯，民運人士改弦易轍，以參選校際和工廠內的基層「人民代表」方式，宣傳民主，取得一定成果。同時期，民運人士進行全國大串連，於十月間，成立「中華全國民刊協會」，發行會刊《責任》。民主運動從西單民主牆少數人或個別的打拼，發展成為全國性組織的民運團體，不但將民主運動昇華，更給予中共極大壓力。
鄧小平除要打壓社會上民主運動外，同時也要清理中共黨政軍中的民主思潮。早在一九八○年二月，他就認為黨政軍中已受到西單民主牆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污染。為了「引蛇出洞」，他指示胡耀邦在當月召開的「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上，宣佈實行「三不主義：不扣帽子、不揪辮子、不打棍子」，鼓勵藝文界人士勇於發言。這正是毛澤東「反右」鬥爭時的「陽謀」的翻版，鄧小平用「三不主義」請君入甕。十二月二十五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透露了他「陽謀」的目的：「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
年底，鄧小平就先拿「三聯書店」開刀，查禁「三聯」創刊之「當代中國第一份思想性雜誌―《生活》半月刊」的試刊本，這是一本知識份子為爭取言論自由，大膽開啟的新刊物，卻被指控為「和黨分道揚鑣」，只出版一期，就被禁夭折。中共中央隨後於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發布《關於當前報刊新聞廣播宣傳方針的決定》，指責報刊、新聞、廣播、電視「存在著嚴重缺點」，「對一些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想言論沒有進行有力的鬥爭」，加強箝制思想言論的自由。
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續頒布《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阻斷了民運人士所追求的出版、結社和言論的自由，鄧小平在利用完「西單民主牆」後，自此與民主運動劃清界限，徹底決裂。
三月，鄧小平指示共軍總政治部，要「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問題」，點名批判軍中作家白樺的著作《苦戀》。他指責中宣部、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社說：「白樺事件」之所以發生，應歸咎於黨對思想戰線和文藝戰線的領導，「存在著渙散軟弱狀態」。
鄧小平還點名軍中詩人葉文福在北京師範大學「放肆地講了一篇話」。葉文福在一九七九年曾寫過一首新詩：《將軍，你不能這樣做》，批評軍隊高幹搞特權。他在序言中說：「一位遭﹃四人幫﹄殘酷迫害的高級將領，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後，竟下令拆掉幼兒園，為自己蓋樓房，全部現代化設備，耗用了幾十萬元外匯。」詩沒有點名是誰，但傳說是指前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文革後復出，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軍委委員、鐵道兵司令員）。
北京師大曾邀葉文福到校演講，他說：「毛（澤東）的悲劇證明了這個時代是荒誕的」，「憲法一頒布，我就給彭真寫了信，我說這樣的憲法等於一張廢紙。因為我們的國家只是共產黨執政的，這個憲法對共產黨中央領導未做任何限制，這就等於無用。」這段話被人舉發，誣陷他向學生宣傳「資產階級自由化」。據葉文福澄清事實是：「所謂我在北師大的講話，完全是捏造的」，「是我在他（鄧小平）親自設計的陷阱的所謂﹃全國劇本創作座談會﹄上的坦誠發言，經惡意歪曲」。結果，葉文福被「強行轉業」。
被鄧小平點名批判的還有一位作家―新疆烏魯木齊「文聯」主席丁一石。他有一篇講話，談到：「你要辦好文藝刊物，有兩個選擇。一個，你要想升官發財漲工資，平平穩穩，就要違背人民的意願去工作；一條道路，就真正要去替人民說話，那就請你伸出雙手，準備迎接鐐銬！」「我們的官僚主義，現在不是百分之零點幾，是百分之九十九。」被鄧小平批評為：「大鳴大放了一通」，因此挨了鬥。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召開十一屆六中全會，在鄧小平主導下，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毛澤東的功過「三七開」，即肯定又否定了毛澤東。華國鋒正式被迫辭去黨主席和軍委主席兩職務（他在三中全會後已被架空），淪為空頭的副主席，由胡耀邦接任黨主席。但是，胡耀邦和趙紫陽（黨的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都是鄧小平的傀儡。鄧小平以中央軍委主席身分實際掌握了黨政軍大權，實踐了毛澤東「槍桿子裡出政權」的理論，也坐實了魏京生「新獨裁」的預言。
鄧小平認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下令要「一抓到底」，拉開了「反自由化」的序幕。於是，《人民日報》被改組，社長胡績偉和王若水下臺，李洪林、郭羅基、阮銘、劉賓雁、于浩成等知名理論家和作家，自一九八二到一九八四年間，先後受到整肅和免職。胡耀邦於八月份召開「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主動承擔鄧小平批評的「渙散軟弱」之責任。這時，胡耀邦才出任黨主席不滿兩個月，政治地位就已開始動搖。
由於中共歷來都是「以黨領政」、「以黨領軍」。鄧小平雖讓胡耀邦擔任黨主席，內心並不踏實，深恐有變。鄧小平此一恐懼心態，在一九八○年二月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時已經存在。他透過這一次會議，決議恢復中共中央書記處，作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務委員會下的經常工作機構，由胡耀邦出任總書記。次年，六中全會逼退華國鋒後，讓胡耀邦接任黨主席，只是暫時性的安排。鄧小平一如毛澤東，不可能容忍臥榻之側，有人鼾睡。
因此，鄧小平提前在一九八二年九月召開「十二大」，廢除了黨的主席、副主席等職位，胡耀邦復任黨的「總書記」，副主席改任政治局常委。《辭海》註解：「書記」為「掌書牘奏記之人」，即「參謀」之意，「總書記」則是參謀的頭頭。從此，鄧小平不但去除了心頭隱憂，而且他可以因個人的好惡，隨時撤換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兩位前後任總書記就是這樣垮臺的。
中共自一九八一年二月下令全面鎮壓、逮捕民運人士後，民主運動轉入地下祕密活動。同時隨著中共的改革開放，派遣知識份子出國留學，許多具有民運思想的學生，開始在海外醞釀發展中國民主運動，期從外向內，再創民運高潮。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國第一批留學西方的研究生中，第一個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在加拿大留學的王炳章博士，在紐約希爾頓飯店，舉行記者會（曾邀「新華社」記者出席採訪遭拒），發起「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並創辦中國大陸留學生第一份民運刊物―《中國之春》雜誌。王炳章說：他決心棄醫從運，專職從事海外的中國民主運動。
《中國之春》創刊號，由王炳章執筆的《告海內外同胞書》寫道：「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中國的民主運動並沒有倒下去，她以更加成熟的姿態重現中國和世界的政治舞臺。在我們國家和民族處於歷史轉折的關頭，《中國之春》毅然舉起反封建專制，反官僚特權的旗幟，為在神州大地實現真正的民主與法治，自由與人權鳴鑼吶喊！」
「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八個字，便成了「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宗旨。
王炳章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生，河北石家莊人，畢業於北京醫學院。文革時，曾當過紅衛兵，畢業後下放青藏高原勞動。文革結束後考取中共公費留學。一九七九年十月赴加拿大蒙特婁，進入麥基爾大學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攻讀。一九八二年九月，獲得了實驗醫學哲學博士學位。中國大陸報紙和海外親共報紙紛紛以專稿，稱讚他是「第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博士」。誰知油墨未乾，王炳章又成了「第一個叛逆者」，讓中共顏面盡失。
王炳章在第一期《中國之春》，發表的《為了祖國的春天―棄醫從運宣言》，說明他發起「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原因：「一九七八年，我考取第一批公費留學，一九七九年上半年，出國集訓期間，西單民主牆運動蓬勃興起，給祖國帶來了初春的氣息……然而，魏京生的突然被捕，震撼了我的心靈，使我陷於深沈的思考之中。」在他留學期間，國內民運面臨的形勢，更是日益嚴峻，如魏京生的判刑、中共全面鎮壓民主運動，大肆逮捕民運志士，鄧小平親自點名批判白樺的《苦戀》等等，促使他不斷思考在海外發起民運，從國外向國內發展的可能性。
他與一位同是留學加拿大，而且政治理念相近的陸生磐瑞文（化名李林，醫科學生），經常討論如何在海外發起推動中國民運的問題。一九八二年十月，王炳章獲得博士學位後，帶著他的計畫到達紐約，找到兩位在哥倫比亞大學留學的陸生―宦國蒼（化名黃立，曾參加一九七九年上海民運，時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和梁恒（湖南民運份子，曾參與一九八○年選舉之候選人，自稱不信仰共產主義，著有《革命之子》一書），爭取二人的支持與合作。
宦國蒼回憶說：「王炳章先生是帶著一個計畫來紐約的，他是《中國之春》的真正發起人。他提議為了繼承北京之春民主牆運動，這個組織應命名為《中國之春》。」「我與王炳章長談了幾個小時，內容是對中國局勢的看法，王表示希望一起合作，在海外成立一個反對派組織，將國內被鎮壓的民運活動進行下去。我當時也覺得有在海外發展民運的必要。」「王炳章先說服了梁恒，然後王、梁二人一起說服了我，同意合作共事。」
《中國之春》創刊號，由盤瑞文擔任主編，宦國蒼為責任編輯，王炳章則是發言人（另有一位華僑徐曉雲小姐協助打字）。所以，在十一月十七日記者會，由王炳章召開發言，其他三位發起人，未在記者會上露面，身分亦均保密。但盤瑞文與王炳章後來決裂，創辦《中國之聲》，批評王炳章。宦國蒼、梁恆二人後來，亦與王不合離去。
王炳章的記者會，頓時造成轟動。世界各國，臺港澳等地的報章、雜誌，均以顯著版面和相當篇幅，進行了長期的追蹤，和各種不同深度的分析報導。新聞熱度，維持了極長的時間，《中國之春》創刊號，一時洛陽紙貴，只得一再重印，始足應付。
十一月二十四日，王炳章在哥倫比亞大學進行了第一次公開演講，湧進將近四百名聽眾，其中包括有許多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專家，和大陸留學生，把會場擠得水泄不通。王炳章在演講中，詳細闡述了「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宗旨，並回答提問。沒有人抗議或鬧場，全場靜聽王炳章的講話，奠定了「中國之春」民主運動後續在大陸留學生中發展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