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現代使命：永續發展的智慧

當過度逐利與開所發造成的問題已攤在眼前時，我們是否該停下來，重新從根本思考該如何永續發展？

多為別人著想，少為自己著想，節制私欲，樂施仁慈，成就人性的完美。
──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展開於18世紀的工業革命，帶領人類走出傳統停滯的世界，進入現代成長的時代。二百多年來，科技的進步解除了自然給人類的限制；經濟的成長解除了物質給人類的限制；政治民主、社會多元解除了制度給人類的限制。但人類過度追逐自利、無限膨脹、不知節制的結果，終將造成各種生態、經濟和社會的災害，反過來影響了人類自己。面對這樣的發展結果，21世紀的人們是否有能力扭轉這個局面，並開創出更好的未來呢？

前臺大校長、長期關懷社會發展的孫震教授，以其經濟學的專業背景和豐富的人生歷練，從先人的智慧中擷取結晶，提出「倫理必須優先於利益，義務或責任必須優先於權利。倫理和義務源自利他之心，在別人的利益上看到自己的責任，利益和權利源自利己之心」，人類的未來，應走向利他與成長的均衡，才是永續發展之道。

孫震

臺大名譽教授，國內著名經濟學者。長期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曾借調出任行政院經濟設計委員會副主委、經濟建設委員會副主委，1984年以首位臺大校友出任母校校長，1993年轉任國防部部長，後歷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工業技術研究院董事長、元智大學管理學院遠東經濟講座教授，曾任臺大校友會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孫震教授於臺大課堂上教學不倦、春風化雨，借調擔任公職期間推動臺灣經濟自由化、國際化與制度化，於母校校長任內致力建設臺大為研究型大學，拓展國際學術交流不遺餘力。臺灣解嚴後，社會與校園民主運動澎湃洶湧，他以包容態度處理學生運動，堅定引導校園與社會朝更民主與開放的方向發展，更開創臺大「校長遴選」制，確立校園民主典範。1993年出任國防部長，以人文思想推動軍事體系改革，有「溫和的改革者」之稱。孫震教授在各項職務上盡心盡力，勤於研讀、筆耕不輟，早期倡議「富而好禮」，近年結合同道，推廣企業倫理教育，希望建立一個崇尚倫理、文化豐盛的社會。

自序：讓倫理先於利益，責任先於權利（摘錄）

孫震（臺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18世紀後期以來技術不斷進步，配合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帶領世界進入現代成長階段。持續的技術進步與資本累積使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不斷提升社會最大可能的產值，因此社會思想鼓勵個人追求財富，使社會的總產值與人均產值增加。這時的代表人物是蘇格蘭的哲學家、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史密斯說：「自利是人性中無可改變的一部分，因此睿智的做法是利用私人誘因，建立一個更富裕的社會。」

過去兩百五十年，現代成長隨著全球化逐步進入世界各國。持續的技術進步、生產力提高與經濟成長克服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邊際報酬遞減效應（the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 effect），跨越馬爾薩斯（Thomas R. Malthus）的人口陷阱（the population trap），使人均所得不斷增加，人民生活水準與教育水準不斷提升，貧窮減少，健康改善，死亡率降低，壽命延長，出生率降低，使世界總人口經過長期增加，增加率漸趨降低。

現代成長為我們帶來前所未有的富裕。富裕是指可支配的資源增加，因而可選擇的範圍擴大，自由度增加，滿足的欲望增加，所得到的總效用（total utility）增加，然而邊際效用（marginal utility）永遠不足。「人心不足蛇吞象」，曹操有句名言說：「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耶？」（《三國演義》）秦始皇統一六國，富有天下，還想長生不老，然而50歲就死了。現代成長也為我們帶來前所未有的問題與危機。我在本書第一章提到所得與財富分配不均的問題，外債膨脹，國家愈富、借錢愈多的問題，企業經營的倫理危機和氣候變遷的危機。第二章提到全球經濟失衡的問題和資源耗竭的危機。

科技不斷進步，逐步解除大自然給我們的限制；經濟不斷成長，逐步解除物質給我們的限制。而物質的限制減少，使我們追求更多權利，衝撞政治與社會的限制，讓我們有更大的自由。然而大自然有其自己的秩序，經濟運作與社會運作亦有其各自的秩序，當這些秩序受到破壞，問題甚至災害就會發生，反過來成為我們的限制。

1980年代以來，全面全球化的進行，改變了世界經濟發展的面貌。例如商品價格上漲率降低，使各國中央銀行勇於增加貨幣供給，導致利率降低，資產價格上漲，也鼓勵了政府和企業借錢，使公私部門負債膨脹，風險性增加，穩健度降低。進入21世紀，美國金融部門不斷鬆綁制度，便利融資，終於導致2007年的次級房貸風暴和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海嘯；而世界各國龐大外債的累積，形成對全球經濟穩定的威脅。

2009年4月我承劉遵義教授推薦，獲史丹佛大學國際發展中心首屆梁國樹教授紀念講座獎，我的講題是“The Limit to the Unlimited Global Liberalization”（無限制全球自由化的限制），這篇演講的中文版我於同年10月在上海「浦江創新論壇」發表一次，題目是〈金融海嘯、超額貨幣與世界經濟失衡〉，收入我的《現代經濟成長與傳統儒學》（2011）。自由化是好事，但終究有其限制，我們是選擇自我節制呢？還是選擇由不斷擴大的災害對我們加以限制？

在政治與社會層面，隨著經濟富裕、政治民主、社會多元，個人主義普及，「個人價值高於全世界」，個人勇於追求自利，膨脹自己的權利，不顧他人的權利，擴充自己的自由，欲凌駕他人的自由，多數尊重少數，但少數不服從多數，民粹興起，使民主政治制度受到挑戰。

瑞典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Hannes Olof Gösta Alfvén教授說：「面對21世紀，人類要生存下去，必須回到25個世紀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我不知道Alfvén教授所說的「孔子的智慧」是什麼。我的看法是倫理必須優先於利益，義務或責任必須優先於權利。倫理和義務源自利他之心，在別人的利益上看到自己的責任，利益和權利源自利己之心。孔子說：「放於利而行，多怨。」（《論語‧里仁》）孟子說：「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孟子‧梁惠王》）真正的自由和幸福來自內心。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論語‧為政》）。所以我認為世界文化發展從傳統停滯階段的重視利他，經過現代成長階段的重視利己，未來應走向利他與成長的均衡，才是永續發展之道。


導　讀

柯慶明（臺大新百家學堂執行長‧中文系名譽教授）

二次大戰後，雖然緊接著發生韓戰，後來復有進行了長達二十年的越戰，但在美蘇對抗的架構下，東亞卻產生了新興工業國家，包括日本與四小龍的經濟奇蹟。推究其原因，許多學者以為該地區皆深受儒家文化影響，而歸功於儒學的重視知識、倡導勤儉、注重團體、追求和諧……等等德行，因而是西歐北美之外，適於發展現代經濟體系的地區。

1984年夏天，我在哈佛大學參加了一個以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崛起為題的研討會。與會發言的學者所論大抵皆朝這一方向發揮。會後我和後來以發表《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一書名噪一時的傅高義（Ezra Vogel）討論，表示他們的說法只是事實的一半，另一半是這個地區也都受到了英、美海洋文化之積極進取，富於冒險創新，注重法治紀律等觀念的影響，傅高義似乎覺得這種說法也有道理。

自然近代的產業革命所不可或缺的因素是無生能源的開發與生化機電等運用的科技進展。但在行為態度上，不論是韋伯（Max Weber）指出的基督新教倫理，或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強調的天主教修會之榮譽天主的經營精神，無疑都超越了一時享樂而能堅忍持續勞心勞力的辛勤工作與不斷的再事投資，以形成資本之長期累積與加乘擴大。儒家思想的增進團體社會福祉為目的的思想，無疑亦發揮了類似的作用。

但以無生能源為主的近代科技用在生產上，約莫同時也出現了警訊：1962年Rachel Carson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出版，指出了人類在產業上以科技破壞自然生態的殘酷事實與嚴重結果。1972年，Donella H. Meadows團隊，受羅馬俱樂部委託研究的《成長的極限》（Limits of Growth）出版，以其藉電腦模型作系統分析之研究，得出人類經濟成長將在21世紀中達到極限的結論，因為自然資源的耗竭，廢棄汙染對環境的破壞，終將超過地球空間所能負荷。1987年Brundtland Commission（布魯特蘭委員會）出版《我們共同的未來》（Our Common Future），提出永續性（sustainability）的概念。原來探討成長極限的團隊，在1993年出版了《超過限度》（Beyond the Limits），指出農業、漁產已於1980年達到了頂點，氣候變遷更造成許多國家的生產毛額下降，到了2007年繼續出版的《成長的極限：三十週年最新增訂版》（Limits to Growth: The 30-Year Update），更在書中的末兩章，主張應「過渡到一個永續性系統」，並提出「過渡到永續狀態的方法」，他們因而在方法上提出：懷抱願景，建立網絡，說出真話，認真學習，發揮愛心等要點。除了建立網絡，分享全球資訊，是現代通訊科技的產物。其他項目，對熟悉儒學經典的華人，或東亞文明的成員而言：發揮愛心，即是行「仁」；認真學習是「好學」，說出真話，則是「誠其意」或者「至誠」「盡性」的「自識明」；至於「願景」，請問，張載所謂：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是否適當呢？「為萬世開太平」不是「永續性」的絕佳說明？

因而不只是經濟起飛，經濟奇蹟，儒學可以有貢獻；面對工業革命所造成的全球生態危機，儒學亦可以有言說，有作用。尤其1980年代後，世界貿易與人員交流邁向「全球化」之後，竟然發生2008年的金融海嘯，真的是「見利忘義」而多為「以智詐愚」的大亂之道，若再參以當今中東政策情勢，豈不一再的顯示了「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以勇苦怯」之大亂的慘相？儒學因而對於人類的永續之道，有其重要的啟示。

孫校長以經濟專家而兼教育通才，多年來關心社會國家與世界的發展，提倡企業倫理，富而好禮的社會，注重品德、人文教育，以經濟的狀況為依據，論述儒學與傳統近世中國的境況。不僅信而有徵，更格外能夠鞭辟入裡，切中肯綮。不論經濟、不論教育，孫校長著眼於大局，視界甚高，立論極為接近《尚書‧大禹謨》的要求「惟和」的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以倫理為人類社會，以至經濟事務的基礎，是為「正德」；主張科技的持續創新與進展，是現代經濟成長的關鍵，是為「利用」；其目的在人類與生態生物的永續發展是為「厚生」；而入手的步驟則接近《禮記‧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格物、致知」強調的是知識的追求與技術的進展；「誠意、正心」則是「修己以敬」；「齊家」的「家」在周代的封建，指的是大夫之領邑。作為類比，未嘗不可視為是近代的企業；「齊家」正是企業倫理之實踐，也是「修己以安人」之事；「治國」則是「修己以安百姓」；至於早已成為「地球村」的「全球化」之當代，「平天下」的胸襟更是刻不容緩的有為之士的志業與識見。這些關懷和思慮充溢著他的各種著作，本書亦不例外，令我嘆服。他真是一位畢生躬行實踐的當代儒者！

對於本書的唯一商榷之點，則是品德教育，自有各種人類寶貴的經典可資運用；然而今日信仰基督教的人們，其實大半不識耶穌生前使用的猶太語言，信仰佛教的人們，更是鮮少聞知釋迦牟尼弘法時講的印度語言，但他們的話語卻經過翻譯，經過詮釋，成為世界大半地區人們的啟示與精神安頓和倫理準則的來源。道理的真諦，未必只存在於特殊某區域、某時代的語文中，否則世界的文明如何可能傳播？

同樣的，我們不正是以白話文在解說孔孟的經典嗎？因而真正的學會文言文，自然有其方便，但多讀文言文，未必攸關品格與德行。張獻忠的〈七殺碑〉，極盡荒謬與殘暴之能事，使用的未嘗不是「文言文」，而孫校長本書全以優美的白話文寫成，其知識與教化，豈是明清八股所能望向其背！總之，本書是一本仁智兼備的著作，尤其是論點深入而文辭淺出，一定能在廣大的讀者心中產生深遠的迴響與影響！

自 序 孫 震
導 讀 臺大新百家學執行長 柯慶明

壹、儒家思想的傳統意義與現代使命
貳、義利之辨、企業倫理與王道文化
參、企業倫理與企業社會責任
肆、全球化、物價、所得分配與經濟成長
伍、從孔子的教育思想看當前臺灣的品德教育
陸、我對臺灣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的一些看法

索 引

參 企業倫理與企業社會責任（摘錄）

企業倫理的意義

「利害關係者學說」批評「股票擁有者學說」最常引用的文字，就是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話：企業唯一的社會責任就是經營企業為股東賺取最大利潤。不過這只是傅利曼整句話中的一部分，傅利曼的全文是：

企業只有一個社會責任，即在遊戲規則範圍內使用其資源，從事增加利潤的活動，所謂遊戲規則就是參與公開、自由之競爭而不欺騙作假。

引申說，就是企業應誠實不欺，規規矩矩做生意，為社會創造增加的價值（added value），從而為股東賺取利潤。不過傅利曼和經濟學的鼻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一樣，對人在倫理方面的堅持不是很有信心，所以寧願借重市場競爭的節制。

時下談企業倫理或企業社會責任最常發生的誤解有以下三點。

第一，忘記企業是一種生產組織而非慈善組織。社會有不同的組織，各有不同的社會任務。企業的社會任務是組織生產因素，從事生產，創造經濟價值，分享參與生產活動的生產因素的所有主，使員工得到薪資，銀行得到利息，地主得到租金，股東得到利潤。經濟價值從實物面看是貨物（goods）或勞務（services），從貨幣面看是所得（incomes）。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引《周書》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農業生產糧食，工業生產器物，商業流通財貨，礦業開闢礦藏。我們生活所需的一切都靠農工商礦各種企業生產供應，生產多則富有，生產少則貧窮，這就是企業的社會任務，也就是企業對社會的貢獻。

第二，忘記企業和企業的擁有者是兩個不同的主體。現代企業的主要形式為公司組織，由股東大會選舉董事，組成董事會，由其聘任經理人負責經營。公司是其擁有者用以營利的手段或工具。公司和其擁有者倫理責任不同，前者止於公平，後者則包括公平和仁慈。公平（justice）是不傷害別人的利益，仁慈（beneficence）是增加別人的利益。公平必須要求，因為公平才會避免爭端，使人與人和平相處，讓社會在和諧中維持穩定，產生秩序與效率。仁慈屬於較高的層次，只能建議或期待。企業倫理止於公平而不及於仁慈，因為對其他利害關係者仁慈就是對股東不公平，而且干擾企業作為生產組織設立的目的，影響其經營的效率，也扭曲社會資源的分配。仁慈雖好，但應留給股東去做，或由股東授權去做。

第三，忘記企業為股東賺了錢是股東承擔風險、從事生產事業應得的報酬，不是以不正當手段得來的不義之財，也不是社會平白無故給與的不義之財，而且股東的報酬有時候可能是負值。陶朱公三致千金，然後分散給「貧交疏昆弟」，在我國歷史上傳為美談。美國的大富豪卡內基（Andrew Carnegie）生前捐出90%的財富，他說：「死有餘財，顏面無光。」（The man who diesrich, dies disgraced.）陶朱公和卡內基都是捐出自己的錢，而不是捐出公司的錢，慷他人之慨。

最近《天下雜誌》報導「股神慈善家」巴菲特（Warren Buffett）「贈與誓言」（the giving pledge）。巴菲特承諾在有生之年或死亡之時，捐出99%以上的財產做慈善。巴菲特很謙卑的說：這項承諾數值雖然很大，但相對而言，社會上很多人比他捐贈的更多。很多人是犧牲享受甚至生活上的必需作捐獻，而他縱然捐出99%的財富，也不會使享受減少，只會讓更多人健康幸福。

洪蘭教授在一篇《天下雜誌》的專欄中介紹美國一位黑人婦女把畢生給人洗衣服攢下來的15萬美元捐給南密西西比大學作獎學金。這位已經87歲的老人沒有車，每天得走一英里多路去買菜。記者問她何不先買部車？她說把錢花在不需要的東西上是愚蠢的行為，她只念到小學六年級，她希望別人可以有機會念書，不用一輩子給人洗衣服。洪蘭也拿臺灣賣菜阿嬤陳樹菊的善行相比。陳樹菊在屏東菜市場賣菜，收入微薄，但捐出1千萬元建圖書館，並繼續捐錢行善。

巴菲特、陳樹菊和那位一輩子給人洗衣服賺辛苦錢的女士的善行都讓人感動。但這裡有兩個要點：（1）他們都是捐出自己賺來的錢，不是捐出公司的錢或公家的錢；（2）他們自己可以說「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那是他們的美德，但社會不能主張他們「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因為社會並未平白無故給他們。所以仁慈只能期待。不過如果大家都存感恩的心，施者和受者就都有福了。

企業組織生產因素，購買原材料，從事生產。其所生產的貨物或勞務的市場價值減去原材料的成本，就是此企業為社會所創造的「增加的價值」，習稱「附加價值」（added value或value added）。此附加價值於支付各種生產因素的報酬後，剩下來的為利潤，歸於股東。如果此企業對顧客及生產因素與原材料的提供者，都公平對待：要求公平的價格，支付公平的報酬，不使任何一個利害關係者應得的利益受到損失，則此企業利潤率的高低即反映其生產效率的高低。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將社會有限的資源分給效率最高的企業，因而使全體企業生產的總價值最大。

在公平的原則下，個人的利益和社會的利益一致。這正是亞當•史密斯私利公益調和學說的要義，其中的關鍵因素就是公平。公平不僅是企業倫理的指標，也是經濟效率的指標。

一國所有企業在一定時期，例如一年、一季或一月，所創造的附加價值總和，就是這個國家在這一時期的「國民生產總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其全部生產因素的所有主以其生產因素參與生產所得到的報酬總和，包括地租、利息、工資和利潤，就是所謂的「國民所得總額」（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史密斯說：

然而每個社會的年收入永遠等於其全體產業年產出的交換價值，更準確的說，二者完全是一件事。因此當每個人盡其最大努力投資其資本於國內產業，並使其產值達到最大時，必然也使這個社會的年收入達到最大。實在說，他通常既無意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促進了多少。他選擇投資於國內產業而非國外產業，是為了自己的安全。他如此經營其產業以獲取最大產值，是為了自己的利得。他在此情況和在很多其他情況下一樣，被一隻看不見的手（an invisible hand）帶領，達成他無意達成的目的。他無意於此並非對社會不利。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比志在公益更有效的促進了社會的利益。

企業倫理的理念與實踐

嬌生公司信條內容包羅周詳，尤其對顧客和員工不僅消極維護他們的利益，而且積極創造他們的利益。嬌生對顧客的責任超越我國傳統做生意所說的「貨真價實」、「童叟無欺」，而且要不斷努力，以求降低成本，維持合理價格。對於員工，不僅要照顧他們的福利，也要尊重他們的人格和權利，並且要為他們的前途著想。公司對顧客和員工忠心，顧客和員工就會對公司忠心，倫理的目標和經濟的目標在這裡是一致的。嬌生的創辦人詹森（Robert Wood Johnson I）1935年即為公司立下他的新產業哲學：「嬌生的主要責任依序是消費者、員工、社區，最後才是股東。」

臺灣受人尊敬的企業家施振榮在《再造宏碁》一書中有下面一段話：

企業價值的高低，取決於他對社會貢獻的多寡，而企業對社會最大的貢獻，是提供高品質產品與服務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為了提供高品質產品與服務，必然要有高素質的員工，因此企業必須訓練人才照顧員工。如此，公司經營成功，利潤自然回饋給股東。而我的利益就擺在顧客、員工和股東後面。

另外一位受尊敬的臺灣企業家高清愿的經營理念是「三好一公道」，就是產品好、服務好、信用好、價格公道。對於員工，高清愿用人看成績單，操行重於學業。
他說：「學問好不如做事好，做事好不如做人好。」

嬌生對上下游經營夥伴，重視共存共榮。讓上游的供應商和下游的經銷商有合理的利潤，才能維持良好的關係，永續經營。晚近跨國公司的經營理念更進一步慎選符合倫理條件的生意上下游夥伴，例如重視環境，維護人權，以彰顯自身的企業形象，並擴大公司的倫理影響。

嬌生的倫理信條讓人感動，很多企業所標榜的經營理念也一樣令人動容。不過說得好不表示都能做到。《經濟學人》在一篇報導中說：「如果我們聽信大公司怎麼
樣講他們自己，則世間再無比他們更好的公民。」孔子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冶長》）孔子又說：「論
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論語•先進》）聽人講話很誠懇的樣子信以為真。不過他究竟是君子還是裝出一臉正經的樣子，還有待觀察。

眼前就有一個現成的例子。高盛（Goldman Sachs）於1999年上市時，其創立宗旨開宗明義就說：

顧客的利益永遠放在優先的位置。我們的經驗顯示，只要照顧好顧客，成功就隨之而來。我們的資產是員工、資本和聲譽，其中任何一項若有所減損，以最後一項最難恢復。

且不說高盛和其他華爾街投資銀行包括摩根史丹利（Morgan Stanley Inc.）、美林證券（Merrill Lynch Wealth Management）、貝爾斯登公司（The Bear Stearns Companies, Inc.）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Lehman Brothers Holdings Inc.），喪失金融機構最珍貴的品德審慎，背棄顧客的信任，製造出繁複的結構式金融產品（complex structured finance product），玩弄高槓桿操作（high leverage operation），在這次全球金融海嘯與其後之經濟衰退中應負的責任。今年（2010年）4月，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控訴高盛於2007年出售一項綜合性擔保債務憑證（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CDO）ABACUS給機構投資人，內中含有美國之次級房貸，不久爆發次貸違約，ABACUS價值跌落。高盛告訴投資人ABACUS係由獨立之擔保品經紀人（collateral manager）ACA挑選資產組成。然而實際上另外一家避險基金鮑森公司（Paulson & Co. Inc.）亦曾參與挑選，而鮑森看空ABACUS置入不利之資產。高盛隱瞞鮑森之角色，並誤導ACA鮑森亦將投資，致使投資人與ACA蒙受重大損失。

邪惡的例子固然有時候出現，不過我們不可認為大公司的倫理信條、經營倫理或企業文化都不是真誠的宣告，口裡說的是對別人的關切，心中盤算的永遠是自己的利益。畢竟大多數人都希望規規矩矩做生意，對社會有貢獻，受人信任和尊敬。林肯（Abraham Lincoln）說：「我們可能欺騙少數人於一時，不可能欺騙所有人於永久。」企業只有在公平對待所有其他利害關係者的原則下，個人利益才會與社會利益一致，企業才會永續經營。

此外，企業善盡其應盡的社會責任不僅是倫理的關懷，而且也有經濟上的效益。心繫顧客利益，對顧客忠心，可使市場擴大，邊際收益提高。照顧員工使勞動生產力提高。與供應商及經銷商維持關係良好，使生產和行銷活動順暢無阻。而扮演好社會公民與地球公民的角色，幫助弱勢、熱心公益，使公司聲譽提高。所以說：「好的倫理就是好的經營。」（Good ethics is good business.）又說：「好的倫理就是好的投資。」（Good ethics is good investment.）後面一句本來的意思是說倫理表現良好的企業就是值得投資的標的；不過也可以引申說用於加強企業倫理的支出，就是好的投資，會有好的回報。

然而企業經營者如果重視公司的經濟利益勝於對倫理的堅持，則當企業面臨重大利益的誘力或重大損失的壓力時，就可能背棄倫理而追求利益或避免損失。一個國家的文化如果重視利益勝於重視倫理，企業醜聞就會不斷發生，雖有嚴格法規和內外部監督也難防止。

所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梭羅（Lester Thurow）教授認為：企業醜聞是資本主義的常態而非異數。梭羅說，在美國歷史上每到牛市走到末尾，都會發生企業弊端。1930年代大蕭條前夕，股市盛極而衰，弊案連續爆發，催生了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及沿襲至今的大部分會計和財務法規。梭羅說，假帳從來不是會計師憑空捏造。會計師的工作是查核、簽證客戶自己所做的財務資料，如有舞弊也是客戶自己所為。會計師如果知情不報，雖有共犯之嫌，但並非舞弊的教唆者。且受人僱用，很難不予配合。當繁榮接近尾聲，好景已成過去，但大家都得達到財務目標，營收和獲利必須符合分析師預期，企業內有人達不到目標就得下臺走路，為了生存在數字上動手腳。時間一久，小修改變成大造假，很多人心存僥倖，以為一旦景氣復甦，就會讓假數字「弄假成真」，愈陷愈深，終致釀成大禍。

梭羅說，那些為了防範弊案再度發生所修訂的新法規。猶如還在打上一次戰爭的將軍，這些法規如果早存在，今天的弊案就不會發生，但是並不能阻擋明天的弊案。因為明天的弊案會從新的漏洞爆發。

梭羅的說法印證了兩千五百多年前孔子的話：「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人如果把利放在義的前面，一心一意想賺錢，而制度又是利用個人追求自利的動機，推動經濟成長，達成全民利益，將追求自利正當化甚至倫理化，則不論制度如何健全，監督如何周延，都難阻擋弊端發生，而當面對重大利害選擇時更是如此。唯有個人節操和社會文化將倫理放在比自利優先的地位，企業才會正當經營，經濟才會健全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