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勢生存：中國原生文明的核心力量（簡體書）

孫皓暉

共和國同齡人，生於陝西三原，曾任西北大學法律系教授，現任西北大學特聘教授、秦文明研究院院長。

中國當代四大歷史小說家之一。同時以創建“中國民族強勢生存”“中國原生文明”理論，成為整體研究中國文明的重要理論家。歷時十六年，創作了長篇小說《大秦帝國》。 2011年，《大秦帝國》入選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並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提名和新聞出版總署第三屆“三個一百”原創圖書獎。最新著有《中國原生文明啟示錄》（上中下）《強勢生存》《大爭之世》。

《強勢生存：中國原生文明的核心力量》以高端文明的視野回望文明發展的足跡，視圖找到與我們的歷史傳統完成精神對接，從而對中國文明未來方向作出選擇。我們怎樣確認中國文明的歷史座標？如何找到自己的文明話語權？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偉大民族，為什麼在近代以來淪落為窮弱之邦？百餘年後，當我們重新崛起的時候，為什麼仍然有著深刻而普遍的社會迷茫？

不清楚某種文明的起源根基，不清楚某種文明的原創特質，便不能瞭解這一文明的衍生傳承法則，更無法預測這一文明的變化趨勢。

作者孫皓暉，前所未有地以文明史意識，對中國原生文明與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作出歷史比較。

中國原生文明時期的歷史特質，是決定中國文明與民族精神的文明基因，同時也將繼續影響文明與名族未來的發展。

沉積兩千餘年的儒家史觀，已經使我們的歷史意識嚴重沼澤化，使許多進步思想家與外國研究家，都對中國文明產生了嚴重誤讀。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她由涓涓細流彙聚成澎湃江河的歷史中，必然有一段沉澱、凝聚、昇華、成熟的樞紐期。這個時代所形成的以民族生存方式為核心的文明形態，如同一個人的生命基因，將永遠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影響或決定一個人的生命軌跡。各個名族對其原生文明的深刻反思，從來都是各個民族在各個時代發揮創造力的精神資源寶庫。

序 尋求中國文明正源

近年，中國社會已經產生了對中國文明史再認識的新思潮。

這一新思潮，是自發的、緩慢的。但是，它所產生的根基，卻具有非常深

刻的歷史必然性，遠比“五四”時期與“文化大革命”時期極端化、簡單化、

政治化地看待中國歷史的“運動”思潮，要深厚得多。

因為，只有在今天，我們才真正擺脫了極端的物質匱乏，走向了深度改

革下相對富裕的商品經濟生活。我們的國家與民族，初步實現了和平崛

起，真正走到了向新的文明形態跨越的歷史轉捩點。這一歷史性的轉折，

決定了一個新的歷史命題必然出現在社會意識之中，並且必然引起普遍性

的思考。

這個歷史命題就是：我們的國家與民族，必須對自己五千年的傳統文明

作出全面的、深刻的重新解讀與重新認識，藉以確定我們實現文明跨越的曆

史根基。這一歷史命題第一層面的具體化，是確定：我們的文明歷史中究

竟哪些是應該繼承的良性傳統，哪些是應該拋棄的腐朽傳統？我們的統一

文明根基，究竟應該是曾經的哪個時代？我們的國學，究竟應該是單一的獨

尊，還是百家爭鳴的多元平衡？

如果不能清楚地回答這些問題，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就會始終停

留在文明話語權缺失的狀態。

2

我們陷入了奇特的“史障”困境

有一種物理現象叫音障，說的是航空器逼近聲速時產生巨大而尖厲的

音波震盪障礙。只有突破這一障礙，航空器才能達到超聲速飛行。

類似的社會現象，我們可以稱之為史障。特定的國家與民族，其社會發

展到某種文明突破的臨界點時，幾乎必然會出現一種對既往歷史根基的困惑

與迷失，以及由這種困惑與迷失所衍生的社會精神的探索波瀾。只有突破這

種困惑與迷失，只有推進並深化這種精神探索，才能實現真正的文明跨越。

這種逼近文明突破期而產生的史障，在歐洲中世紀的末期出現過。歐

洲人以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的歷史形式突破了史障，實現了文明的突破與

跨越。在中國，這種逼近文明突破期的史障正在出現，或正在醞釀，但距離

突破史障尚遠。

中國人的文明史意識，已經沉睡得太久太久了。

就普遍意義而言，在中國人文學界的視野裏，只有中國歷史，沒有中國

文明史。換言之，我們的學界只擁有如山如海的歷史資料，只擁有對無數曆

史事件的考據成果，只擁有無數編年紀事的中國通史或者斷代史，只擁有無

數個專業領域的專門史，只擁有無數個地方區域的地方誌整理與地方史記

述，等等。從考據意義上說，我們自有紀年的歷史起，幾乎達到了每一天都

有史可考的地步。

但是，我們沒有系統整理中國文明發展腳步的歷史學成果，甚至在歷史

研究中滲入文明研究理念，也還很不普及，甚或還是鳳毛麟角。許多史學著

作，雖然冠以“文明”名號，實際上依然是事件整理，或文物遺存考據，或地

下發掘考據，遠遠沒有達到文明史研究的水準。也就是說，關於五千年中國

文明的特殊歷史形態，中國古典文明的基本發展階段，中國古典文明的特殊

歷史性質，中國統一文明的正源在哪個時代，其後又經過了什麼樣的演變階

段，我們文明史的最基本座標（最重大事件與最重要人物）等，我們都沒有

一個接近於社會共識的說法。

正是這種關於文明與文明歷史的失語，形成了我們在新的歷史轉折關

口的一種無比奇特的史障。長久的沉吟迷思，既無法對浩如煙海的史料作

出基本的文明價值評判，也無法確定未來的突破方向。

突破史障的第一步：確認我們的文明根基

我們的文明歷史有5 000餘年。我們的發展道路是極其特殊的。

說極其特殊，因為我們的古典文明形態，在全世界是獨 一 無二的大文明

系統。無論相比於歐洲，還是相比于美洲、非洲，抑或是相比于亞洲其他國

家，中國文明都是一個由龐大系統構成的獨 一 無二的文明體系。對如此一

個擁有漫長歷史而又在自己的土地上綿延相續至今且龐大無比的文明系

統，世界說不清其中諸多的要害問題，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國人同樣說

不清其中最基本的若干問題，就是非常奇怪的了。

我們擁有最龐大的文明體系。

我們卻沒有與之相匹配的中國文明史研究體系。

這就是我們文明話語權的困境，就是我們的史障。

突破這一困境，突破這一史障，首先的一步，是要說清我們的文明根基。

我們的文明，從神話時代就已經開始了。雖然，鑒於缺乏文字記載的可

靠性，我們可以將神話時代大體先擱置一旁，而只在思維方式的意義上研究

中國神話的特殊文明價值。但是，從黃帝時代開始，我們的文明腳步已經是

清楚的，是越來越清楚的。之後，我們歷經了近千年族群大聯盟文明的發

展，在大禹治水的後期，我們進入了國家時代。

此後，歷經夏（早期邦聯制國家）、商（成熟邦聯制國家）、西周（經典聯

邦制國家）、春秋（突破聯邦制時代）、戰國（大分治時代）、秦帝國（大統一時

代）六個時代。

從文明史的意義上說，這六大時代，分作三大歷史階段：第一階段，夏、

商、西周，是我們的國家文明由邦聯制向聯邦制不斷跨越的歷史階段；第二階

段，春秋、戰國，是我們的文明以不斷走向分治的歷史形式，醞釀新的文明突

破的歷史階段；第三階段是秦帝國統一中國，進而統一中國文明的歷史階段。

自秦帝國創建中國統一文明開始，我們的文明形態在此後兩千餘年沒

有變化。

這就是說，歷經近兩千年的六次歷史大錘煉，我們終於實現了文明大爆

發與文明大飛躍，形成了全人類古典社會最為發達、最為成熟、最為穩定的

統一文明。在全人類的歷史上，歷經六次大翻新、大錘煉、大創造而最終成

型的穩定文明，只有我們。

我們的文明體系總根基，是六大時代。我們的統一文明根基，是秦帝國

時代。

我們的統一文明在流變中趨於僵化腐朽

自西漢漢武帝時期起，我們的統一文明開始了變形。

基於政治上的逆反心理，基於偏狹的“安定”意識，漢武帝時期的國家

政權，自覺地尊奉一種保守主義的學說體系作為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利

於對社會灌輸服從意識。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明大轉折。這

一轉折的文明史意義，是第二代中國統一政權背棄了中國文明的多元化傳

統，僅僅將諸子百家中的一個學派，抬上了國家意識形態的寶座，而對無比

豐厚的中國原生文明思想價值大體系，採取了自覺遏制的政策。

自此，儒家學說變成了國家的教化工具。

中國原生文明的多元思想價值體系，開始了國家遏制之下的萎縮過程。

由此，我們文明的創造精神漸漸趨於凝滯。其最大的危害，是中國的修

史權力，以及國家對社會文化、教育、思想的發展方向的主導權力，從此交到

了一個具有嚴重意識形態偏見的學派手裏，別種理念不能染指。

中國文明史的萎縮趨勢，由此開始，彌漫後世，未嘗稍減。

自西元10世紀後期的宋代開始，中國文明嚴重下滑，進入了整個社會精

神嚴重僵化的時期。宋、元、明、清四個時期，歷時近千年，中國社會出現了

以“存天理，滅人欲”為基本訴求的理學體系，將原本已經是保守主義的儒

家思想體系“提純”到了極端僵化的非人類精神的“絕學”境地。由此，出

現了扼殺思想活力、扼殺自由創作的文字獄；強化了迫使社會知識階層皈

依意識形態教條的科舉制。這一時期，中國民族的思想文化，已經發展為嚴

密的絕對教條體系，進而衍生出彌漫整個社會的教徒式治學風習。

中國社會的理性精神、探索精神、正義精神、百家爭鳴精神、原典創造精

神等，基本上被窒息，基本上被撲滅。知識份子只能以鑽研經書、考據注釋、

官方修史、整理筆記、撰寫遊記等方式，作為治學正統途徑。整個社會人文

領域，墮落為一種“只能解釋，不能創造”的龐大的神學院體系。秉持思想

創造精神的個別學者，被整個社會與官方視作大逆不道。社會實用技術的

研究，則被冠以“奇技淫巧”的惡名，受到正統意識形態的極大輕蔑。

在如此僵化的社會狀況之下，宋代以後的中國社會，民族進取精神日漸

委頓，國家競爭意識幾乎泯滅，綏靖主義思潮大肆氾濫。另有外部入侵，大

規模的漢奸政府、漢奸軍隊、賣國條約、割地求和、鎮壓抵抗力量等種種惡

行，孽生於中國大地，成為整個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醜陋奇觀。

這，就是今天我們腳下的社會歷史土壤。

這樣的社會歷史土壤，能作為我們實現文明跨越的歷史根基嗎？

在文明繼承的意義上，我們必須具有一種立足于整體中國文明史的大

器局、大氣魄。我們的文明視野，必須高高越過兩千餘年的文明停滯期，直

接與我們的原生文明時代實現精神對接，直接與我們的文明正源實現精神

對接。

那裏有我們的光榮，那裏有我們的夢想，那裏有我們的大陽精神，那裏

有我們的凜凜風骨，那裏有我們如山嶽如大海的原典世界，那裏有我們的國

家競爭精神，那裏有我們的民族血氣與大爭之心，那裏有我們實現鳳凰涅槃

的文明聖地……歸根結底，那裏是可供我們堅實矗立的歷史土壤，那裏是我

們實現歷史飛躍的無比廣闊、無比豐厚的文明資源寶庫。

序

尋求中國文明正源 1

我們的整體困境：世界文明的沼澤期 1

走出中國歷史意識的沼澤地 15

永續不朽的歷史奧秘：中國文明的三大歷史特質 25

中國原生文明與古希臘文明的比較 45

中國原生文明與古羅馬文明的比較 63

確立中國文明的繼承原則 77

歷史主義是理清中國文明史的根基 85

文化霸權與文明衰落：儒家獨尊的歷史解析 105

祭秦論：中國原生文明的永恆光焰 133

後記 積微深掘 理我文明 211

後記 積微深掘 理我文明

一

在戰國思想家群中，荀子的“積微”說是一劑醒世良藥。

戰國時代，是“大爭之世，多事之時”。當其時，舉凡出色的政治家、實

業家、學問家，都在關注如何通過“大事”中的“大舉”來建立煌煌功業，實

現各自不同的國家目標與人生抱負。荀子卻別有一番考量，在著名的《強

國》篇中，以兩百餘字的專段，提出了“積微者速成”的理論，主張治國做事

的要害是先扎扎實實做好每天的小事瑣事，而不能厭棄小事，一味坐等大事

來臨。

這篇短文論述透徹，語言精到，全文錄之如下：

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

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是何也？則小事之至

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為積也大。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為積也

小。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故，王者敬日，霸

者敬時，僅存之國，危而後戚之。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

亡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霸者之善箸也，可以時托也。王者之功名，不

可勝日誌也。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名者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

曰：“德如毛，民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212

我按重新整理的語序，翻譯一下這段話：

積微以成功，歲不勝季，季不勝月，月不勝日。

凡人都怠慢小事，總是在大事來臨時，才專心忙活起來。這樣的人，

實際上常常不如那些認真處置每日小事的人啊！為什麼？小事很多很多，

每天都有，耗費的精力時間很多，但累積的成果也大。真正的大事，發生

得很少，耗費的時間與精力也少，其積累的成果也少。（譬如國家大事如

戰爭，如災難，如盟約，如變法等，不會是天天都有的。）

所以，善於每日認真處置小事者，可以達到“王”的功業；能夠在一

季之中處置積壓事務者，可以達到“霸”的功業；如果僅僅是臨事修補漏

洞者，就很危險了；如果從來荒疏不理日常政務，一定是要滅亡的！

所以，能夠王天下者，看重每一日；能夠霸天下者，看重一季之事；

奄奄僅存之國，便只有在亡國後空自憂戚了。這些亡國者，總是在亡國危

機來臨時才知道危機，在死亡來臨時才知道死亡。殊不知，導致亡國的禍

敗根源，是無法用後悔來彌補的。霸者所以彰顯天下，在於尚寄希望於每

季理事。王者之大功，則在於數也數不清的每一日的積累。財寶，是越大

越重越好。國家政事則相反，能夠每天認真處置政務，積累微小之功，實

際上成功最快。《詩經》雲：“大德如鴻毛之輕，可常人很少有人能舉起它

來。”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荀子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是專門告誡那些貪大棄小好高騖遠者的。

這既是一種為政精神，更是一種做事精神。就其精神實質而言，適合於任

何一個領域的從業者。對於治學，荀子的“積微”說，更加具有深刻的意義。

二

梳理中國文明史，是一個遠大的目標。

但是，這一遠大的目標卻隱藏在扎扎實實的每一件小關節之上。

我們說的這種“小關節”，不是對於歷史事件的排列敍述，不是對於無

數細節的細緻考訂，等等。儘管，這些技術性梳理，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很需

要的。但是，畢竟我們民族對於具體歷史進程的整理與記錄，已經達到了世

界最為詳盡的地步；盡善盡美固然好，但已經不是我們的當務之急了。我

們的當務之急，我們面臨的歷史需要，是盡可能地理清中國文明史，以科學

時代的文明理念重新解讀我們的歷史，從而盡可能明晰地確立我們文明史

的若干重大座標，明確我們的文明傳統中的核心價值觀體系，為我們民族面

臨的新文明跨越創造新的語言譜系，實現我們民族的文明話語權。

為此，我們所需要的“小關節”積微，不是對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的無休

止考訂，而是對於每一重大歷史事件、每一重要歷史人物的重新解讀，重新評

估，重新定位，而是重新發掘我們文明傳統的核心價值觀，分析其究竟表現在

什麼樣的歷史形式之中，從而為我們民族提供實現新文明跨越的精神資源。

從總體上說，我們的人文歷史領域，已經沉湎於記錄工作、考訂工作兩

千餘年，迄今為止，仍然沿著這一巨大的歷史慣性在滑行。作為承擔中國文

明反思重任的基本陣地，中國的人文學界，應該到了走出對歷史進行技術性

梳理的時候，應該到了對我們民族的文明史進行大規模理論整理的新時期。

如果不能樹立這一方面的基本共識，不能跨出文明反思的新步伐，中國當代

的人文歷史學界將被歷史判定為失去感悟能力的平庸一代。

我們的文明在自己本土綿延相續五千餘年，成為世界唯 一，其中最主要

的文明生存發展的歷史經驗是什麼？我們的文明傳統所形成的核心價值

觀體系究竟是什麼，僅僅是儒家價值觀麼？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

術”，將我們民族的思想多元化傳統扭曲歸結為“獨尊”的宗教式一元化法

則，應該如何評價這一文明史上的大轉折？我們對於中國文明傳統的揚棄

繼承，究竟是僅僅以儒家體系為基礎，還是應該以春秋戰國秦帝國三大時代

的多元化思想體系為基礎？我們的政治文明傳統中，究竟隱藏了什麼樣的

核心價值觀，值得我們繼承的良性遺產究竟是哪些方面？統一的中央集權

制、宗法制、科舉制等最基本的古典社會制度，在我們的文明發展中有沒有

歷史座標的意義，有沒有值得繼承的方面？

凡此等等基本問題，以及與之相聯繫的無數文明史問題，都構成了我們

無法回避的重大歷史任務。在當代世界，中國的重新崛起，已經成為一個世

界無法回避的基本問題。世界需要清楚中國，中國也需要清楚中國。在人

類各個文明體系正在努力尋覓減少文明衝突與國家衝突的時代，重新崛起

的中國能否向全世界清楚地表述自己的生存價值觀與核心價值觀體系，是

中國融入世界的一個最重大問題，也是中國維護自己核心利益的最基本問

題。能否克服我們在中國歷史傳統、中國文明核心價值觀方面的失語狀態，

是我們民族在新的世界生存狀態下的一個歷史瓶頸。

英國政治家柴契爾夫人，曾經這樣評判當下中國的文明價值觀失語狀

態：“中國的崛起並不可怕。因為，中國是一個不輸出價值觀的國家。在曆

史上，凡是不輸出價值觀的國家，都不會構成威脅。”請注意，所謂“不輸出

價值觀”，在西方語言方式中有三層實際內涵：一則，這個國家不發動對外

革命式的改造行動；二則，這個國家的文明價值觀不明確，無法對世界清楚

表述；三則，這個國家在重大生存利益問題上，沒有基於歷史傳統而產生並

能清晰表述、嚴格堅持的核心價值觀，實際上是無可輸出，幾乎是沒有自己

的核心價值觀。

悲矣哉！擁有五千餘年文明史的中國，竟落得如此含混的一個世界形象。

不管我們如何堅持宣傳某些自認為很清楚的價值理念，譬如禮儀之邦、

德服四鄰、德治仁義、和諧太平、孔孟之道等，世界大多數國家就是不理解，

加上不相信。為什麼？基本原因只有一個，這些自我嘮叨都不是我們歷史

上曾經反復表現的堅實的國家行動，不是我們的文明根基。中國文明根基

（核心價值觀體系）究竟是什麼？中國人說不清，世界自然也說不清。但是，

外部世界對中國至少有一個最基本判斷：中國自己宣傳的那些東西，與中

國的國家歷史行為不符合，所以絕不是他們的歷史根基。

那麼，我們的文明根基究竟是什麼？

我們說不清嗎？不。許多人（譬如以儒家為根基的傳統學人）認為，我

們與我們的國家，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了，只不過世界不理解而已。

我們說得清嗎？不。許多人認為，中國文明問題、中國文明傳統所形成

的核心價值觀體系問題，還遠遠沒有說清；籠罩秦後歷史與彌漫當下社會

的儒家理念，只是我們文明史中的一家，遠遠不是全部，更不是主流根基。

我們不怕問題。問題總能解決。

可怕的是，我們回避問題，自以為沒有問題。

所以，從提出問題開始，我們民族的文明梳理工程就倍加艱難。

我們只能一點一滴地努力，一點一滴地澄清，是為積微。

三

在重讀中國文明史的大目標中，重新解讀秦文明是一個核心問題。

秦帝國所建立的統一文明體系，構成了我們民族成熟的統一文明的開

端。但是，在此後的兩千餘年歷史中，秦帝國與秦文明卻被無限度地抹黑

了，被無限度地妖魔化了。這種對軸心時代的扭曲悲劇，構成了重讀秦文明

之所以成為重讀中國文明史之核心的最基礎原因。

閣下所翻開的這本書，正是我將近二十年來重讀秦文明史的一些基本

思索。

就其本源說，這是我在各個時期關於秦文明與中國文明的部分文章的

彙集。中信出版集團總經理施宏俊先生等，在我的博客上讀了這些文章，提

出了出版動議，並進行了高質量的重新編排與編輯，使此書得以問世。

我感謝這些朋友，祝他們在出版領域取得更大的業績。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學董建橋。他是武漢大學哲學系

碩士，陝西省地方誌辦公室副主任、高級編審，是很有成就的文獻專家。在

我的《中國原生文明啟示錄》與本書成稿後，建橋為我進行了認真仔細的文

獻校對，也提出了諸多技術修改意見，為這兩部書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汗

水。儘管是數十年的老朋友了，還是要道一聲感謝。

積薪者眾，大火始能燃燒。

積微者多，大功始能告成。

我們的道路很遙遠，我們的工作很艱難。

但是，我們有信念，不氣餒，日每積微，終能積跬步以成遠足。

孫皓暉

2016年6月於海口積微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