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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縫隙中的尋常百姓:父親母親的一生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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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縫隙中的尋常百姓:父親母親的一生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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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我認為,本書有兩項重大的價值,首先,透過本書我們可以窺見新中國建立初期的一些具體細節,其次,我們可以看到,么書儀老師的父母為了應付這個變局,使出所有的生命的力量,盡力照顧他們的小孩,讓他們都能受到最好的教育。么老師的父母只是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但藉由他們的一生,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中國的老百姓如何在歷史的大變局中堅忍踏實的生活下去。他們的一生其實可以看做中國所有老百姓的縮影,由此我們可以理解中國人獨特的生命力,也許就是這種生命力的累積,才有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爆發性的發展。這是一本小書,但它所具有的歷史意義卻不可小看。


作者簡介

么書儀,1945年生。
1988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到新疆農場種地,調任中學教師(新疆、河北、北京市)。
1978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專業修習戲曲,畢業後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2006年退休。著有《元人雜劇與元代社會》、《元代文人心態》、《晚清戲曲的變革》等等。

名人/編輯推薦

……如果我們只是從一般的社會和歷史知識來論證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成就,那可能會流於抽象、空洞,正如司馬遷引述孔子所說的,「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么靄光的一生就是新中國前三十年「見之於行事」的一個最好的例子。他從成功的股票商人,一路淪落,做過行商、臨時工、還下鄉務農,但在這麼艱苦的條件下,他養育了五個子女,其中三個考上大學,而全部五個子女都有很好的職業,最後還重回股票市場,幫三個女兒賺了十幾萬到二十幾萬元。雖然他只是新中國幾億民眾的其中一人,雖然他這三十年的經歷也只是新中國三十年歷史的極其微小的足跡,但從這裡擴大想像,就可以窺視到三十年歷史的大概。
──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序一 新中國統治下的尋常老百姓

呂正惠(人間出版社發行人)

么書儀教授這本書人間出版社已於二○一○年出過一次,印五百冊,賣出的不到兩百冊,銷路不好。但我一點都不氣餒,決定重印一次,只出原書的上半部,這是原書最有價值的部分,我的序文就是要跟大家介紹它的價值何在。
么書儀教授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員,是元代戲曲的專家,我在未認識她之前就買了她的兩本專著。後來清華大學專攻戲曲的博士生先後見到了么教授,跟么教授處得很好。有一天,其中一位跟我說,么老師有一本自傳,想在台灣出,老師要不要看一下。我匆匆看了一遍,覺得非常好,就幫她出了。書名就叫「尋常百姓家」,封面上有一張么老師、她的先生洪子誠(北京大學教授,著名的大陸當代文學專家)和她女兒的合影。那時候我跟么老師還不是很熟,不便反對她的封面構想,就這樣出版了。一般人可能會以為書裡講的是她們全家三個人的故事,這些故事當然也吸引人,可是在台灣認識他們三個人的並不多,自然引發不起購買和閱讀的興趣。
么老師把這本書送給大陸的一些朋友,他們都熟知么老師和洪老師,所以都讀了,讀了以後都說好,應該在大陸出。大陸朋友的反應我完全可以預料到,因為確實是好書,特別好的是談她的父母的上半部,大陸朋友也都這樣看。這一部分涉及到大歷中的小人物,大歷史是指共產黨建立新中國的前四十年,小人物就是么老師的父母。用么老師的話來說,她的父母只是尋常的老百姓,但他們卻遭遇到了現代中國的一次極為重大的政治變動,那就是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建立了新政權。這個新政權的性質和治國模式在中國歷史上是極其獨特的,它在建國初期的重大舉措影響了中國幾億(大多書籍都認為當時中國人口在四億左右)的老百姓,每一個老百姓都被捲入大變動之中,日常生活無不受到影響。么老師從自己的經驗出發,只寫她的父母和家中小孩從小生長的環境。描寫的範圍雖然只限於一個小家庭,但仍然可以看出共產黨的建國過程對小老百姓日常生活所造成的震盪幅度之大。由小可以觀大,從一個小家庭我們可想像幾億的中國人口所受到的重大衝擊。因此我認為,本書有兩項重大的價值,首先,透過本書我們可以窺見新中國建立初期的一些具體細節,其次,我們可以看到,么老師的父母為了應付這個變局,使出所有的生命的力量,盡力照顧他們的小孩,讓他們都能受到最好的教育。么老師的父母只是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但藉由他們的一生,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中國的老百姓如何在歷史的大變局中堅忍踏實的生活下去。他們的一生其實可以看做中國所有老百姓的縮影,由此我們可以理解中國人獨特的生命力,也許就是這種生命力的累積,才有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爆發性的發展。這是一本小書,但它所具有的歷史意義卻不可小看。

目次

序一 新中國統治下的尋常老百姓 呂正惠
序二 洪子誠
序三 洪越

一 父親敘述的家族和歷史(一九四九年之前)
(一)與「雙盛永」一生相守的祖父和叔祖父
(二) 四十年代——父親的歷練和成熟

二 母親敘述的家族和婚姻
(一)「門當戶對」——外祖父和外祖母的婚姻
(二) 「客大壓店」——母親的婚姻
(三)外祖父的悲劇

三 小茶葉胡同十四號(一九五○~一九五三)
(一)父親經歷的鎮反、三反、五反運動
(二)我的快樂的童年

四 兵馬司胡同五十二號的前六年(一九五三~一九五八)
(一)父親從「做股票」到「做行商」
(二)「肅反運動」和兄長的命運
(三)父親經歷的「肅反運動」
附錄:憶學長老么(徐忠國)

五 兵馬司胡同五十二號的後十一年(一九五九~一九六九)
(一)父親在「生產隊」做了裝卸工(一九五九~一九六二)
(二)「困難時期」的父親和母親(一九六○~一九六二)
(三)父親做了「臨時工」(一九六二~一九六六)
(四)父親和母親的「文革」經歷(一九六六~一九六九)
(五)父親和母親的「自願上山下鄉」(一九六九)

六 父母的北流村十年(一九六九~一九七八)
(一)父親和母親相依為命
(二)家庭支柱「老三」和她的命運
(三)我所看到的父親和母親的北流村生活

七 回城之後(一九七九~二○○四)
(一)兩年多的臨時工
(二)十二年的「個體戶」
(三)十一年的「老股票」

八 母親是樹
(一)母親遇事有見識有擔當
(二)讓女兒們懂得做人的規矩
(三)母親的「模範掃盲教師」和「工作情結」

九 父親的哭泣
(一)無言的淚——為了女兒將要遠行
(二)喜極而泣——為了女兒的「不易」
(三)哽咽和滿眼的淚——為了對女兒的思念和擔心
(四)抑制不住無助的淚——悼念亡妻和老年的「無奈」

十 別離母親和父親
(一)母親給我留下永遠的思念和遺憾
(二)父親一去讓我的心「空了」
(三)父親和母親的恩惠

十一 歷史縫隙中的尋常百姓(二○一三年在台灣交通大學的演講稿)

後序 獻給賜予我生命和知識的父親和母親
新版後記

 

書摘/試閱


中國共產黨建國時,基於他們所信仰的馬克思主義,極為重視人民中的階級成分。他們認為,這個政權首先要考慮占人口絕大多數的、長期受壓迫和剝削的工人和農民的利益。當時的中國,工業化規模極有限,工人人口不多,農業人口占中國的絕大多數。所以,共產黨的第一要務是要照顧農民,讓他們可以穩定的生活。為此,共產黨發起了全國規模的土地改革運動,把農業人口分成雇農、貧農、中農、富農和地主,以貧、雇農為主力來鬥爭地主,口號是「打土豪,分土地」。這個運動從一九五○年進行到一九五二年,其結果是,三億多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分到了土地。
這一運動的政治效果非常明顯,廣大的中國的貧、雇農無不擁護中國共產黨,使得剛剛建立的新政權完全穩固下來。我有兩個大陸朋友,一九八○年代以後他們都移居國外,都不喜歡共產黨政權,但他們兩人一致承認,中國共產黨所有的群眾運動中最成功的就是土地改革運動。
除了階級立場之外,中國共產黨還有一種抵抗外國帝國主義侵略的理論。他們認為,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因為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受害,只有少數人(主要是買辦和大地主)才會跟外國勢力合作。所以,只要團結了大多數人,自然就能夠全國一心,抵禦外侮。既然占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都擁護新政權,新政權無形中也就達到了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目的。這也是土改的一大成就,有些人略過不提,事實上是不夠公允的。
與工、農群眾相反的,是需要整肅或管制的五類分子,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俗稱「黑五類」。地主和富農在土改運動中受到衝擊,反革命分子在一九五○年的鎮壓反革命分子運動(鎮反)和一九五五年的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肅反)中受到清除和管控,右派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被甄別出來的。在歷次運動中先後被歸入「黑五類」的人,除了在土改、鎮反和肅反中被清除的人之外,其他人就一直處在「管控」使用中(他們都不具備充分的公民權,也就是被「專政」的對象)。共產黨用這種種方式把潛在的反對者、不滿者以及他們不放心的人區別出來,分別對待,以達到進一步鞏固政權的目的。
我曾經把一九五○年代國民黨在台灣所進行的肅清運動(即所謂白色恐怖,整肅島內一切的左傾分子)講給大陸朋友聽。有些大陸朋友會說,我們也有肅清運動啊,而且規模更大,被整肅的人更多。從表面來看,兩者的確很相似,但本質卻是不同的。共產黨的肅清運動,背後是廣大的工、農群眾的支持,而國民黨的肅清靠的是以軍隊和特務的力量,兩個政權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對於兩地後來的發展,現在存在著許多議論,但我認為,再過一段更長的時間,歷史的評價就可能會更清楚了。


在這個歷史大背景之下,我們就可以簡單敘述么老師父母的一生了。么老師的祖父和叔祖父兩人繼承了三畝三分三釐的「墳地」。兄弟兩人除了種田之外,還經營一個「雙盛永」的小鋪子,由於兄弟兩人同心協力,一個在家種田和看鋪子,一個跑外面進貨,雙盛永業務蒸蒸日上,讓兄弟兩人能夠購置五十畝地。但就在他們事業的高峰期,先是么老師的叔祖父因長期在昏暗的燭光下記帳而導致雙目失明,接著祖父又因長期在外面奔走而勞累致死,雙盛永不得不關門。
么老師的父親是祖父與叔祖父兩人唯一的繼承人,而他卻在二十歲至二十二歲之間在北京、唐山和天津的股票市場,把他繼承的家產幾乎全部敗光,最後只留下六畝墳地和兩座舊宅給叔祖父的大女兒(這個女兒因丈夫抽大煙,離開夫家,回到娘家)。
經過三、四年躲債和到處尋找機會的歷練以後,父親終於東山再起,在一九四五年的三次股票買賣中賺了大錢,把所有債務還完,並在唐山買了房子,而且把叔祖父和叔祖母從農村接來奉養(祖母已在父親到處躲債時過世)。這時候的父親終於擺脫了敗家子的惡名,成為人人讚揚的成功的股票商人。一九四七年,父親又在股票市場中掙了大約一百兩黃金,決定把全家從唐山遷居北京,因為從北京到唐山和天津交通便利,又可以讓兒女得到更好的教育環境。這是一次非常正確的選擇,對兒女的將來影響非常深遠。
一九五○年,新建立的共產黨政權決定在北京開設股票市場,么老師的父親再一次展現他敏銳的眼光,又掙了一百多兩黃金,他因此買下了小茶葉胡同一座非常寬敞的房子。但這一次的成功卻種下了失敗的種子。一九四七年父親剛遷居北京時,曾為一位商人朋友的兒子李濟新開設的信義染織工廠投助資金,到了一九五○年,這一家工廠的資本已經賠得精光。手中正有錢的父親,已經了解了新社會的輿論,知道做股票是投機倒把的行為,他想轉而投資工廠,把工廠辦好,讓自己進入民族資產階級的行列,因此,再度投資信義工廠。
一九五一年年末共產黨開始「三反運動」,主要整肅黨幹部的貪汙行為。由於三反,又引發了「五反運動」,主要針對資本家和奸商的行賄和脫漏稅。在三反、五反運動期間,工廠要停廠,以便清查,但同時不許解雇工人,不許停發工資。這項運動歷時將近一年,一些小資本的工廠廠主根本撐不住,信義工廠也就倒閉了。身為最大投資者的父親,負責償還所有債務,他只好把股票賺錢以後買來的小茶葉胡同的房子賣掉,再到兵馬司胡同租房居住,從而結束自一九四五年東山再起以後的黃金歲月,時為一九五三年春天。
從一九五三年春到一九五八年底,么老師的父親是以「行商」的身分來養家活口,為此他跑過天津、山西、陝西、東北、廣州等地,從價低的地方進貨,再到價格高的地方賣出,他非常勤勉努力,把一家人的生活維持得不成問題。但是在一九五五年的肅反運動中,他卻被牽扯進來了。年輕的時候他奉叔父的命令加入五台山普濟佛教會,被推為理事,並為其募款。他很快就發現佛教會的許多大理事生活糜爛,就不再為佛教會募款,也不再參加活動。一九五○年鎮反運動的時候,普濟佛教會被共產黨列為「反動會道門」,領導人李俊傑被槍決,父親心裡還為共產黨喝采,覺得做得很對,他完全沒想到他必須向共產黨坦白交待這一件事情。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發動以後,他突然意識到,應該交待,所以就寫了一份材料交給當地的派出所。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他前前後後寫了三十份資料,共一百五十多頁。最後被定性為「一般歷史問題」。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么老師的父親接到派出所的通知,要他參加公安局組織的生產隊去當裝卸工,以便「通過勞動改造思想」。當時即將進入建國十周年,為了慶祝,首都要完成十大建築作為獻禮。當時被徵調的多達五千餘人,都是一些有輕微歷史問題的人,他們所承擔的都是重勞動。父親雖然已經不是壯勞力,但做事認真,吃苦耐勞,一年之後就被任命為班長。這些裝卸工都是有薪水的,工資每月八十多元,糧食定量每月四十五斤,要不是後來碰到三年困難時期(大飢荒),是足夠維持全家七口人的開支的。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么老師的父親終於從生產隊回家,結束了他的「通過勞動改造思想」的工作,但卻碰到了新的困難。在參加生產隊期間,「行商」已經被取消,為行商重新安排工作的部門也已撒消,父親錯過了安排工作的機會,變成了無業遊民,只好到街道辦事處申請當臨時工。臨時工工作時間不固定,工種不一,報酬也不相同。父親仍然以認真負責的態度,去面對派給他的任何一項工作。因為他一個人可以既推煤又燒鍋爐,把醫院手術室的溫度燒到恆定,因此被人醫院指定留下來,成為長期的臨時工,每天賺兩塊錢。這個時候他的長子已經就業,長女(么老師)已經考進北京大學中文系,全家勉強可以過日子。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開始,么老師的父親受到極大的衝擊,他被勒令掃大街,同時長期臨時工被取消,他只好撿馬糞,收集馬纓花、槐樹籽、馬齒菜、蚯蚓和土鼈什麼的,以維持生活,他知道哪裡收購什麼,收購價多少。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突然開始了全國性的「城鎮居民上山下鄉」運動,父親因為在城市已是無業狀態,所以就被迫「自願上山下鄉」,帶著太太和兩個小女兒到北京郊區昌平縣的北流村下鄉務農。這段時間幾近十年,從父親的五十歲到五十九歲。對於一個五十歲以前從來沒有種過田的人來講,那一種艱苦也就可以想像得到,但父親最後還是學會了所有的農活。
一九七九年,共產黨政府允許一九六九年上山下鄉、而今已經喪失勞動力的、城裡有住處的居民回城,這樣,么老師的父母又回到了北京城。雖然父親年紀已經六十歲,子女都已成家就業,可以奉養他,但他仍然繼續工作。在徵得原來雇用他的人民醫院的同意後,他回去當臨時工。這時候大陸的經濟體制已經開始改變,所以父親又開始想要經商了。一九八一年父親辭掉臨時工,申請當個體戶,每天拉車擺攤賣水果、花生,每個月掙一、兩百元,一做就是十二年。股票市場重新開放後,一九九三年父親決心回去做股票,他的三個小女兒都出資,他為每個女兒賺了十幾萬元到二十餘萬元不等,這在當時是相當可觀的財富。十一年後的二○○四年九月父親騎自行車摔倒,大部分時間昏迷不醒,二○○五年六月去世,享年八十五歲。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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