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抒情史

自序

「香港」，由無名，到「香港村」、「香港島」，到「香港島、九龍半島、新界和離島」合稱，經歷了政治地理的不同界劃，經歷了一個自無而有，而變形放大的過程。重要的是，「香港」這個名稱底下有「人」；有人在這個地理空間起居作息，有人在此地有種種喜樂與憂愁、言談與詠歌。有人，有生活，有恩怨愛恨，有器用文化，「香港」的意義才能完足。

要理解「香港」，不能單憑「香港人勤奮工作，應變靈活，悉心戮力發展經濟，成為國際商貿中心」，這幾句官方門面話；或者「香港，是一個畸形兒—富麗的物質生活掩蓋著貧瘠的精神生活」，那種居高臨下的譏諷與嘲笑。種種現象，其背後總有其文化政治的脈絡、春秋歲月的前後關聯。處於今日，或者我們有種責任，打開歷史通道，探看這個由「殖民地」到「特別行政區」，上上下下競以「忘情」隱沒身世的城市。總有些人希望「香港」只活在當下，遺落過去，沒有記憶、沒有「我」。

這本書以「抒情」為題，是因為我相信香港還是有情；情所棲遁處，就在於可以載心的香港文學。這本書也是我對「抒情傳統」思考的延續。我以為從屈原《楚辭．惜誦》的「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開始，到陳世驤於1971年發表〈論中國抒情傳統〉（“On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從「抒情」到「抒情論」，可見「情」之「抒」（或作「杼」、「舒」、「紓」），牽涉到內與外、心與物、主體精神與現實世界之間的互動，是一個雙向的過程。抒情不僅僅是抒發私我的牢騷、單向的夢囈，而是個體與外界透過某種渠道與形式的溝通與協商。「香港文學」的真義，在於身處這個地理空間的人，如何與圍繞他的時空周旋對話；情牽兩端，形諸言語文字，一個名為「香港」的「地方」由是生成。

本書各章分成三輯：〈走進文學史〉、〈可記來時路？〉，與〈申旦抒中情〉。

這幾年來，我和朋友合力彙集整理早期香港文學的資料，編成《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十二卷。這是一項「抗拒遺忘」的工程；其成效如何，還要等待時間長河的淘洗。本書各章的搆思，也出於同一種想望。「走進文學史」一輯的文章，包括我為《大系》寫的〈總序〉，試圖說明「文學大系」作為「香港文學的過去」之承載體的可行性，以及所謂「香港」、所謂「香港文學」，究竟應如何定義與劃界。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為香港政權轉換的「正當性」作說明的「中國文學史」書寫忽然湧現，〈中國文學史視野下的香港文學〉對這個現象作出一些觀察與評論。另一方面，海峽的對岸，也在八十年代開始，對「香港文學」作為一個整體概念有所關注，〈臺灣視野下的香港文學〉主要析述這份關懷的前後因緣。至於同期的本土論述，我以香港文化人葉輝之說作樣本，寫成〈書寫浮城的文學史〉一章。這幾篇文章可說是時光通道的尋覓與辨識。本輯最後一章〈詩裏香港〉，以殖民地總督履任時寫的一首詩開篇，殖民者下旗撤返之際一位學者詩人應和之詩作結，記錄了我個人疏鑿「詩之通道」的嘗試。

本書第二輯〈可記來時路？〉代表回望過去，油然而生的一種「焦慮」。論李碧華一章就以此為題，她以最貼近民心脈動的筆墨寫成《胭脂扣》等小說；從來就重視合約精神的香港，居然在歷史轉折關頭，對種種承諾諸多疑慮。這些八、九十年代的疑問，到今天，消除了沒有？「來時路」本是回憶的依據。在「香港」作文化追憶，居赫赫之勢的路標，正是「中國」二字；〈承納中國，建構虛幻〉、〈情迷中國〉二文，意在為香港千種萬種「單思」診察脈象。本輯另外三章〈「畸形香港」〉、〈香港文學的「曾經」與「可能」〉、〈「選學」與「香港」〉，則是對「來時路」的細端詳；前兩章從不同角度解說早期香港文學評論所展現的文化空間與視野；後者以二十一世紀以前的香港小說選集為討論對象，除了實錄以存史之外，還想從中探測「文學香港」意識的浮現。

第三輯〈申旦抒中情〉選樣討論在香港這個地方出現的「抒情論」。〈放逐抒情〉一章重點析述中國現代抒情詩人徐遲因為逃避戰禍來到香港，在個人詩學蛻變的過程中，重新提出「詩與政治」的議題，引發當時中國文學界對「抒情」之義的論爭。〈抒情在彌敦道上〉則以兩個香港文學文本交叉對照；一篇是「初到貴境」的南來文化人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所寫的散文，另一篇是本土作家在廿一世紀初「詠懷古蹟」的新詩；兩者都以同時代的彌敦道—九龍半島貫通南北的一條重要街道—為題材，但情感投射的方式則不一。其餘兩章以通俗文化中的「雅文本」為論：《客途秋恨》講落拓才子懷想青樓舊愛，原是最濫情感傷的曲文，緣何百年前的秋涼月色，還灑落在今日窗櫺？唐滌生《帝女花》則寫明朝末年甲申之變公主與駙馬殉情殉國，究竟在國家政治的重壓之下，人情有沒有進退頡頏的空間？這都是可供思考的問題。

本書三輯各章並不構成線性敘述的「香港抒情史」，而旨在考掘各種進路，走入「文學香港」，研詰其中「抒情」的史蹟。因為此間有情、有文學，才有「香港」的歷史，「香港史」才值得書寫。

2016年8月21日八仙露屏下

自序 / vii

一 走進文學史

1. 香港？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總序》/ 3

2. 中國文學史視野下的香港文學─「香港」如何「中國」/ 37

3. 臺灣視野下的香港文學 / 73

4. 書寫浮城的文學史 —論葉輝《書寫浮城》 / 97

5. 詩裏香港 —從金制軍到也斯 / 127

二 可記來時路？

6. 文學評論與「畸形香港」的文化空間 —《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評論卷一》導言 / 149

7. 承納中國，建構虛幻 —香港的現代文學教育 / 193

8.「選學」與「香港」—香港小說選本初探 / 227

9. 情迷中國 —香港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文學的運動面向 / 261

10.可記來時路？—文學香港與李碧華 / 311

11. 香港文學的「曾經」與「可能」 —香港早期文學評論的流轉空間 / 333

三 申旦抒中情

12.抒情 在彌敦道上 —香港文學的地方感 / 349

13. 政治與抒情 —論唐滌生的《帝女花》 / 367

14. 涼風有信 —《客途秋恨》的文學閱讀 / 397

3.臺灣視野下的香港文學（節錄）

一 前言

「香港文學」看似是很具體的存在於今，尤其當我們想到一篇一篇的作品時。然而，作為一個集體的概念，它之進入於受眾的視野，卻有一個緣起的歷程。因為「文學」一語前面冠以「香港」兩字，説不上有一段悠長的歷史。「香港」給不少人的印象，就是「浮躁」、「淺薄」。魯迅1927年訪港以後發表了三篇談香港的文章，大大嘲弄了香港作為殖民地與封建殘餘坑瀣一氣的醜陋面貌。1樓適夷在1938年寫〈香港的憂鬱〉，將今天被文學史家視作「香港文學」重要載體的副刊，標籤為「淫穢」；讀副刊上連載小説的人，是「恬然無恥」。2 1970-71年臺灣學者胡耐安在香港某所大專院校客座，寫下〈香港三筆〉的系列文章；他筆底下的香港，「一語了當，『聲色犬馬』而已」，又説：「最無聊的是那些個邪惡報紙『副刊』裏之『聲色俱厲』的『誨淫誨盜』的短長篇，其大膽的描寫，實在是不便卒讀。」3 1978年臺灣文學界的尉天驄對香港有更嚴厲的批評，他在〈殖民地的中國人該寫些什麼？〉一文説：「今天，在國際上一談起香港，就會令人想到它的販毒走私、它的色情氾濫……等等」，有些人「透過高樓大廈、燈紅酒綠、燕瘦環肥、賭狗賽馬……，不知不覺中散佈了比鴉片更令人癱瘓的麻醉劑」。4

我們明白，這些評論自有其時代帶來的「文化潔癖」，以及伴隨而至的居高臨下的視角；而香港文化於境外所受品評的出發點，往往是針對那些帶有冒犯性質的感官刺激。

從「香港文學史」的角度而言，了解「境外」的觀點其實是有其重要意義的。因為「香港文學」根本不容許一個畫地自限的論述，如果我們不希望把香港文學史寫成「地方志」中的「藝文志」或者「風土志」的話。「流動」與「越界」是香港文學的重要特色，有必要從內在與外緣的諸種因素以觀測其構成與意義。本文嘗試以臺灣與香港之間的文學流通作為審思對象，先從一個特定的流轉方向出發，討論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1997年香港政權轉移之間，「香港文學」進入臺灣視野的不同表現，作為以後更全面探討論香港文學與臺灣文學以至其他地區互動的準備。

二 香港文學在臺灣

(一）五、六十年代詩人、詩學的交流

「香港」的「地方」（place）意義，5在1949年國共戰爭帶來的中國政局變化中最容易為人感知。國民政府敗退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這個大變動的過程中，隨國府到臺的軍民有百多萬，香港人口亦大增；其中文化人因為各種原因──包括政治信念之差異和對前路的取捨，選擇了不同方向的遷徙流動。自五十年代開始，因為世界政治勢力的組合變化，英國統治下的香港與屬於社會主義陣營的大陸地區之間，區隔比較明顯；反而和臺灣的交往，屏障相對稍為少一些。港臺的文學交流，尤其五、六十年代，對兩地的文學發展有相當深遠的影響。本身從上海移居香港，以後成為香港文學代表人物之一的劉以鬯，曾據親身經歷寫成〈三十年來香港與臺灣在文學上的相互聯繋〉，對此有相當詳實的記敘。6往後鄭樹森、楊宗翰、王梅香、吳佳馨等續有補充。7這些論述對我們思索相關問題都很有幫助。

五十年代的港臺文學之間最見互動痕跡的是「現代主義」詩學的流播。例如馬朗在香港主持的《文藝新潮》與紀弦在臺灣編的《現代詩》，就有緊密的聯繋。《文藝新潮》（1956.3-1959.5）曾在第1卷第9期（1957.2）刊載「臺灣現代派新鋭詩人作品輯」，收入：林泠〈秋泛之輯〉、黃荷生〈羊齒秩序〉、薛柏谷〈秋日薄暮一輯〉、羅行〈季感詩〉、羅馬（商禽）〈溺酒的天使〉等詩；又在第1卷第12期（1957.8）刊出「臺灣現代派詩人作品第二輯」，收錄：林亨泰〈二倍距離外二章〉、于而〈消息外一首〉、季紅〈樹外兩貼〉、秀陶〈雨中一輯〉、流沙〈碟形的海洋及其他〉等詩。與此相呼應的是《現代詩》第19期的「香港現代派詩人作品輯」，當中包括馬朗〈鳥居雜詠〉、貝娜苔〈香港浮雕〉、李維陵〈秘密外一章〉、崑南〈詩兩篇〉、盧因〈追尋及其他〉等詩。此外，兩刊還有刊載兩地作者其他作品和翻譯，而「現代詩社」又是《文藝新潮》在臺的總經銷。8延續這種文壇交往的顯著例子還可見於葉維廉、崑南、李英豪在香港辦的《好望角》與臺灣洛夫、張默、瘂弦創辦的《創世紀》詩刊。兩刊的作者群常有重疊；李英豪更被邀任《創世紀》的編輯委員。9

臺灣出版的詩選正式收入香港詩人作品者，也首見於1961年出版、由瘂弦和張默主編的《六十年代詩選》，當中有馬朗〈焚琴的浪子〉等8首和崑南長詩《喪鐘》（節錄），以及已從香港到臺灣師範大學留學的葉維廉〈賦格〉其一至其三和〈逸〉。數年之後，張默、洛夫、瘂弦又編成《七十年代詩選》，當中亦有收入葉維廉、戴天、馬覺、翱翱（張錯）、蔡炎培等「香港」詩人的作品。這兩個詩選對香港詩人的介紹，可説別有會心。例如《六十年代詩選》論崑南説：

由早年的憤怒到咒罵到冷漠到認可其存在面的價值，崑南的文學經驗與教育在「淨化之爐」香港的焚燒之下是相當痛苦而深長的。10

《七十年代詩選》編者介紹蔡炎培説：

蔡炎培是僑居香港的青年知識分子。……他的詩，情感豐富極了，每一句，每一段，他把熾熱的情感鋪陳得多麽勻貼！那是一個現代中國青年，在飽受離亂之苦後所展示的心意，啊！那顆心是多麽渴望一種和平與安定。11

這兩段編者的話，大概是當時臺灣視野的反映。香港的詩人，可以被容納於一個想像的「中國」，這時「香港」指向一個「僑居」的空間；香港又可以是「淨化之爐」把詩人的「現代」意義鍛鍊成型。事實上，「現代中國」的政治和文化想像，對「香港」概念之建立，同時具有正反的作用。

至於不限於新詩的台灣文學選本而收入香港作家者，就以1972年鄭臻編的《憤怒的與孤寂的》最值得注意。這個選本以《大學雜誌》所載的文學作品為主，當中收有也斯的散文，綠騎士、翱翱的小説，溫健騮、袁則難、葉維廉的詩。在〈作者簡介〉部分，也見到幾種不同的方式介紹這些作家的身份歸屬。如也斯是「香港詩人」，袁則難是「現肄業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的香港詩人」，綠騎士則是「旅居香港的女作家」、溫健騮是「畢業於政治大學的香港僑生」。如果這些判斷出諸主編，則可以見到當時鄭臻的身份認同頗具「流動性」，其自我介紹更完全不提香港。12

(二）七十年代臺灣出現的香港文學選本

我在〈「選學」與「香港」──香港小説選本初探〉一文曾討論過各種香港文學選本中的「香港」意義，文中指出1968年由香港中國筆會出版的《短篇小説選》，其序言（由筆會會長羅香林執筆）曾揭示出一種以「香港」範圍定周界的意識；13然而正式在書題上標明「香港」二字的選本，最早可能是1973年香港青年出版社出版、由香港左翼文化人吳其敏撰寫〈後記〉的《香港青年作者近作選》。14其次就是1979年在臺灣民眾日報出版社出版，也斯和鄭臻合編的《香港青年作家小説選》和《香港青年作家散文選》。15據編者之一的也斯説，這兩個「香港青年作家」的選本初稿送到臺灣出版社後，擱置了幾年，後來突然印出，沒有讓編者寫後記、定稿和校對。16也斯另外又與范俊風編了一本《大拇指小説選》，也在臺灣出版。從出版的年份來看，《香港青年作家小説選》和《香港青年作家散文選》雖然較遲，但其編成應較1978年出版的《大拇指小説選》為先。也斯在《大拇指小説選》的序文説明他期望以此「作為香港本地作者的一個結集」，可以推想這裏的編選原則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在編選兩個「香港青年作家」選本的想法。17也斯又説：

我們在這些不同類的作品中，看見當前香港小説作者不同的面貌和可能。……〔他們〕同樣是生活在香港的現實之中，並正設法尋覓一個適合自己的表達對這現實的看法。18

由此見到也斯的關注點有二：一是「香港」作為生活中的「現實」；另一是香港作者「表達現實」的方法。

《香港青年作家小説選》和《香港青年作家散文選》書後同樣附錄了也斯一篇〈影印機與神話〉；然而，也斯這篇文章本是為他的小説集《養龍人師門》而寫的〈後記〉。19出版社把三本書同時出版，不分皂白都附載此文於其中。這種草率態度，或者可以反映了一種對「香港文學」的看法。他們還為這兩個選本的封底，撰寫了這樣的話：

有人説香港是文化沙漠，我們不信這個邪，我們硬從文化沙漠裏找出來一些散文、一些小説，讓大家來試試這些仙人掌的刺札不札手，這些仙人掌的花美不美麗！這是一群香港青年作家在「那種」地方，在「那種」文化背景寫出來的那種帶花帶刺的作品選集，你還敢説香港是文化沙漠？

這段文字沿用了「香港是文化沙漠」的陳腔濫調。所謂「『那種』地方」、「『那種』文化背景」，正是一種對異域由凝視到幻設的態度。「來試試」這些「仙人掌的刺札不札手」、「仙人掌的花美不美麗」，好比遊客採購紀念品時的想法。當然這種思維不應是選集原來的編者（也斯和鄭臻）所有，但可以憑此理解「香港」作為一個符號，一旦交付於好奇賞異者之手，很容易成為把玩之物，按自己的想像隨意放大縮小甚至扭曲。差不多同時期議論香港的尉天驄，批評香港詩人：

用一整頁的篇幅去討論散文中該不該多用引號，在忘卻中國是什麽樣子的情況下賣弄廉價的鄉愁……。20

出發點雖然不同，但冷眼旁觀、居高臨下的姿態則一，香港人如何感受「現實」？為何以這樣的方式感應「現實」？似乎不在關懷之列。

8.「選學」與「香港」──香港小説選本初探（節錄）

「選本」，在中國古代目錄學上屬於「總集」類，與「別集」相對。《四庫全書總目》的「總集類」提要説：

文籍日興，散無統紀，於是總集作焉。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并有所歸；一則删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1

據此「總集」有兩個不同方向的意義：一是盡量搜羅，以防遺軼；一是選擇淘汰，只讓其中一部分保留下來。這兩層的意義其實與客觀歷史條件有關。《四庫總目》的〈集部總敘〉説：

洎乎漢代，始有詞人，跡其著作，率由追錄。故武帝命所忠求相如遺書，魏文帝亦詔天下上孔融文章。至於六朝，始自編次，唐末又刊版印行。夫自編則多所愛惜，刊版則易於流傳，四部之書，別集最雜，兹其故歟。2

意思是早期作品都是要靠後人追錄才得保存；到後來書冊刊刻愈來愈容易，人人敝帚自珍，個人的文集（別集）變得太濫太多，無論藝術價值或歷史意義高低上下都混雜在一起，一般讀者不易掌握，於是需要有評鑒、有選擇。《四庫總目》又説：

總集之作，多由論定。3

「論定」本來就需要一個過程；再者，「論」能否「定」？也需要存疑。

總之，選本的作用，是透過一定的選汰，展示一個特別範圍（某個時代、某個地區、某種文體、某種主題……〉的代表之作。選汰的結果，以至其選汰過程，背後當然牽涉許多的文化意識和理念，可供文學史家和文學理論家研究，所以「選本之學」（anthologies and anthologization），尤其在社會體制與文化規範都比較鬆動的今天，更是理論研究的熱點之一。4然而與「香港文學」相關的「選學」，卻還未得到適當的開發。事實上「香港文學」作為一個學術概念，還是處於發展中的階段，不同的切入角度，都有助這個學術概念的模塑成型；選本之學，應該是其中值得注意的切入點之一。以下我們以「香港文學」的小説選本為考察對象，先作描敘式的評介；至於理論層面的探討，則有待另文開展。

一 五、六十年代：「合集」與「選集」

以新文學為主體的「香港文學」大概可以溯源到上世紀二十年代，但比較具體的形貌，還是從五十年代兩岸分治，香港政治社會與中國大陸有更明確的區隔開始，才得漸次呈現。至於以「香港」為採選範圍的選本，其出現的年代則更晚。從現存有限的資料看來，五十年代末曾經出現過超乎個人「別集」形式的同人「合集」。例如1959年6月5日《中國學生周報》就刊載了藍灣出版社的短篇小説集《沙漠的綠洲》的出版消息，內容有易滄〈大時代的插曲〉、白駒〈海燕〉、潘兆賢〈梅影心聲〉、李學銘〈孤寂〉、亞坡羅〈隱蔽著的閃光〉、郭冰萍〈懺情恨〉、維琪〈湖畔〉、李海眉〈三代〉。5這種形式的「合集」，大概與當時漸漸風行的「文社」活動相關，是年輕人表現自己創作力的方式之一。類似的出版物，稍前有由自由出版社發行的散文集《靜靜的流水》，作者包括潘兆賢、蘆荻、李海眉、盧文敏、黃俊東、張曼儀等；6稍後有由任畢明作序、徐訏題封面，而作者部分與《沙漠的綠洲》重複的散文集《棠棣》；7新詩、散文和小説合集有林蔭、滄海等人的《向日葵》，8又有如盧文敏主編、包括港台作者的小説集《遲來的春天》等。9至於成熟作者的合集，則有左翼陣營作家在1961年出版的《新綠集》、《新雨集》、《五十人集》，以及1962年出版的《五十又集》。10不過，這幾本都不是專門的小説集。這些合集的作品主要由作者自行提出，選汰的成份不能説沒有，但程度相當有限。

六十年代出現了兩本年輕作家的小説選集：其一是吳其敏主編的《市聲‧淚影‧微笑：青年短篇小説創作集》，其二是《中國學生周報》編的《新人小説選》。11《巿聲‧淚影‧微笑》收錄了秦西寧（3篇）、黎文〈3篇）、甘莎、鄭辛雄（3篇）、雙火、寧珠（2篇）、秋適、呂達、徐亮、黃夏（3篇）、牛琦、韋凡、田咩、沈思、谷旭、藝莎、黃辛17人26篇作品。《新人小説選》則收入江詩呂、西西、林琵琶、朱韻成、陳炳藻、崑南、亦舒、綠騎士、盧文敏、伊曲、方瑞玫、欒復、蘇念秋、張心如、古渡、松青、桑品載17人共17篇小説；據許定銘指出，選集內自欒復以下六人，均是台灣的作家。12

這兩本小説選集雖然以「青年」、「新人」為選取對象，但因為入選者的文學活動場域、主持編選者的文學品味，以至出版機關的意識形態和立場都有其代表意義，故頗能揭示香港文學在五六十年代的兩種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