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角落：美國音樂家的台灣東海岸漂流日記

「本書是關於都蘭阿美族人對我的心靈引領，
我從家鄉穿越大海來到此地，竟體驗到另一種熟悉感。」
──史考特‧伊佐（Scott Ezell）

巴奈 歌手
那布 內本鹿文史工作者
胡台麗 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張四十三 角頭音樂負責人
──推薦

一部阿美族海洋史詩，一趟心靈洗滌之旅
從美西到台東，海上來的美國人在都蘭的日子

漂流與心靈歸鄉，是文學、藝術家千年來共同追尋的國度，本書記述的，即是美國詩人音樂家旅居台東都蘭兩年多的生活、沉思與觀察記錄。

本書作者史考特‧伊佐（Scott Ezell），美國加州人、民俗音樂家、詩人，十四年前藉由唱片合約預付金搬到都蘭，他加入當地藝術團體「意識部落」，在此寫詩、畫畫、做音樂，與原住民一起打獵、生活，也在此戀愛。這裡有阿美族人用漂流木幫他搭建的錄音室，他形容美若天仙、靜如處子的女友阿秀，不多話的歌手巴奈，有仁慈笑容的那布，坦率、友善的雕刻家E-ki……頭目的妻子還給他取了阿美族名字叫「瑞卡」（Rekal）。

都蘭部落的傳統價值是自然存在、自然消失，與人分享、互助、友善、熱愛藝術，讓作者發現自己並非過客，而是歸鄉遊子。但他也看出，這種介於傳統與現代的波希米亞式生活型態，逐漸被政府、財團侵蝕傷害，與百年前原住民遭受漢人、日本人欺瞞、迫遷祖地同出一轍。多年後，即使都蘭海岸依舊赤裸而原始，布滿漂流木和石塊，但以往用來凝聚部落情誼的傳統已經毀壞，原住民族的歷史與土地正義依然不見天日，只能遠離部落，在城市間不斷遷徙漂流。

作者以文學的筆調、豐沛的情感、犀利的觀察，指出台灣原住民面臨嚴峻的生活處境，逐漸喪失的祖靈信仰，以及流逝的意識部落精神。透過本書，讓台灣人重新認識自己曾經擁有的美好，重現都蘭糖廠原住民藝術家雕刻漂流木作品，有人邀請你圍繞營火高歌暢飲，意識部落再現都蘭糖廠、金樽海灘，而非僅存在記憶與想像中。

作者
史考特‧伊佐（Scott Ezell）
民俗音樂家、詩人，出生於美國加州，華盛頓大學比較文學碩士，曾任藝廊公關、ICRT編譯、角頭音樂國外部經理。自一九九二年起，他常往返於加州和亞洲各國，二○○一年接受曾獲金曲獎最佳男歌手陳建年邀請到台東演唱，愛上東海岸的土地，於二○○二至二○○四年旅居台東都蘭山邊創作寫曲，積極倡導台灣原住民文化的保存與維護，並在台灣發行音樂專輯《海洋‧漂流》（Ocean Hieroglyphics），著有《美洲岩石雕刻畫》（Petroglyph Americana）、《河內狂想曲》（Hanoi Rhapsodies）等書。

譯者
謝承廷
台中市清水人。畢業於交通大學外文研究所，目前於台中市致用高中任教英文。曾任春霖盃等多項英文比賽評審、文藝研討會主講人、補習班主管及語文類教師。為業餘作家與譯者，曾獲青年文學獎、績優役男署長獎、台中市孝親月徵文獎、紅磚文學獎、台中市作家作品小說獎，並入圍文學創作者獎、生態組詩獎、喜菡文學獎等。作品收錄於短篇小說集《裂》、《不懼翻譯的城市》、中篇小說集《LAG》及長篇小說《透明之島》。

中文版序 都蘭的呼喚
前 言 遙遠的角落

章一 沙灘上的E-ki
章二 糖廠
章三 酋長的晚宴
章四 道路盡頭的房子
章五 皮膚之下
章六 刻一把雕刻刀柄
章七 在城市與海之間
章八 淨化
章九 檜木錄音室
章十 阿美族之歌
章十一 大小事
章十二 一位木雕師
章十三 與布農族狩獵
章十四 現場之音
章十五 太陽的庇護
章十六 雙重軌跡
章十七 頭目之死
章十八 鎮上的公寓
章十九 返鄉
章二十 長泳
章二十一 檳榔兄弟
章二十二 大道上的E-ki
章二十三 跨越海洋的E-ki
章二十四 離開都蘭

後 記 更遙遠的曠野
致 謝
譯者後記 意識，自己的美麗

那布（Nabu）甩一下他的髮辮，順順萊卡的緊身衣。他的手異常巨大，尺寸幾乎跟諷刺畫一樣誇張。手指一張開多肉厚實，但有種柔軟的特質，與他眼睛周圍一樣布滿皺紋，像是瞇眼遠眺或避開沙塵而擠出的細紋。布農文化村位於中央山脈山腳下，十一月的空氣中，整片草坪都散布著剛除過草的味道。我們一行五、六人在旅行背包裡塞滿米飯、麵條和脫水豬肉。此時，遊客四處閒晃，等待文化表演開始。緊鄰舞台的商店裡，婦女操作大型織布機，發出嗡嗡與嗶啵聲響，她們身著深藍束腰外衣和長裙，裙身繡有紅色與金色的小鑽。這些織布機對村子的工業來說算是成功，畢竟遊客都想從布農文化村裡帶點東西回去，即便這裡僅是遊覽車沿線暫停的其中之一而已。那布是文化村的文化主任，一個月前他打電話給我，邀請我進行為期兩週的「文化重建」之旅，他還特別用英文說出這個詞。
「六十五年前，日本人將我們從山上的村落遷至位於谷地的保留區。」他那天在電話中說：「現在我們打算搬回山上去了，回歸祖地可能要再花另一個六十五年，但至少我們是這樣計畫的。我們想重建古時小徑和村落，這樣我們才有家可以回去，才有個地方能留給後代子孫。你知道的，我們是狩獵民族與高山部落，我們不屬於這裡，不應在這個谷地種鳳梨維生。」
「我能做什麼呢？」
「你什麼都不用做，跟著來就好。去年我們得到政府許可，讓我們村子得到固定的位址，還用直升機空運一群老人家。我們持續上山，一年一年來建立一個基地。我們正在集結一群藝術家參與下個月的旅程，返鄉過程中，我們也想要有創意的表達。我們必須用僅存的一切來重新創造我們的文化。」
「還有誰會一起來？」
「有木雕師Vadsuku，一個台北來的作家，另外還有一些人。」
「我要帶什麼？」
「啥都不用帶，我們會搞定一切，你只要把自己帶來就好。」

★

一直以來，布農族都過著半遊牧式的狩獵與採集生活，也是日本人在同化原住民的計畫中，最後被遷居的部落之一。布農族獵取阿美族人頭的紀錄，直到二十世紀早期都還存在。因此，當布農族被遷到谷地的保留區時，其實他們的鄰區住的便是傳統的宿敵。與來自中央山脈南方的排灣族（Vadsuku的族別）不同，布農族沒有社會階層和權力中樞領導，唯有當戰事發生或出獵期間，他們才會依照過去的功勛選出一位臨時的領導者。布農族發展出一種獨特的標記來記載陰曆，其書寫系統不受外在條件影響，並刻載於木頭上。近年，布農族人以八部和聲聞名遐邇，並已在國際多次演出。
布農族人在自然景觀中悟出一種對萬物起源的認知，並漸漸連結到文化觀感、身分認同與生活方式。我老家算是個意外，那是由我父母的職涯規劃和最終的搬遷所決定──工作和遷徙，美國身分認同的兩大主要驅動力。我同意加入布農之旅，以便了解他們如何與「舊村」或「家園」連結，同時也能思索我自己的本土觀念，或者說是在地關係。

★

此刻我們身處布農文化村裡，已打包完成準備啟程。幾台遊覽車原地怠速，引擎像肚子般轟隆作響。遊客聚集在小小的露天圓形劇場周圍，觀賞布農歌舞表演。節目主持人是留有八字鬍、穿著皮製背心並戴著狩獵帽的男人，他登上舞台，兩隻姆指扣在皮帶上。
「有人問，為何我們叫做布農族。」他對著麥克風說：「布農（Bunun）這個族的名字，意思是『人類』，音譯為『布農』（Bunong）。布、農這兩個中文字，意味著『衣服』與『農業』，但句法沒有意義。」主持人將「布農」說成雙關語，也就是把「農」唸成「能」，這樣就是中文的「不能」。
「我會告訴你們，我們叫做『不能族』的原因。」他拖長聲調說：「因為我們什麼都『不能』做。」觀眾笑了。
「來吧！」那布壓根兒都沒往台上看，說：「該出發了。」除了那布和我，還包括日籍人類學家石垣（Ishigaki）、來自台北且在文化村當志工的年輕女子淑貞、剛服完兵役的十九歲男子德慶，以及九歲的布農男孩阿亮。當我們起身要離開，一位纖瘦、細髮、著軍用夾克的男人溜過來，把最後一份食物和裝備塞進袋中。
「這是Biung。」那布說。
Biung往背包塞東西時，往上瞄了一眼，對我點個頭。他看起來像是一根搭帳篷時的老釘樁，飽經風霜且憔悴不已，讓我懷疑他是否真要跟來。
「其他的藝術家呢？」我問那布。
「他們都取消行程了。你是唯一一個有來的。」他說著，一邊嘀咕一邊抬起非常大的背包。吟唱的歌曲和赤腳踩踏聲，在我們背後的舞台木板上共鳴著，文化表演已在舞台上揭幕了。我們走過修剪過的草坪，邁向大門，有一台四輪驅動、外表像一罐老啤酒瓶四處凹陷的箱型車，停在那邊等著我們。我們的司機站在箱型車旁等候，用他顎裂的脣微笑著。
就在我們通過大門之前，一群布農老者攔住我們，要為我們這趟旅程祈福。他們是最後一批在山上舊村出生者，並被迫於一九三○年往山下拘留營集體遷村。有些人當時還是懵懵懂懂的嬰兒。當年遷村時，年紀最大的孩子只有八或十歲，前一年他們還協助引導直升機探勘。
這些耆老用雙手緊握我們的手，淚水從眼中流淌而出，像是石頭中的水窪，想到我們正要前往他們或許永不得見的家園，這些老人就無法自已。因為口音差異和過多的情緒參雜，我很難聽懂他們說的話。那布將他們的中文翻譯成我聽得懂的中文，他在混亂中保持冷酷。「他們正在對你表示感激。」那布說：「還說，他們但願也能跟著去。」
「噓噓。」一位老婦人強勢的說：「我要唸祈禱詞。」
「那是我媽，她是在山上出生的。」那布悄聲說著。她身形魁梧、孔武有力，甚至比那布還要壯，臉上戴著鐵框眼鏡，背上一綑灰髮由上而下。我們隨意圍成一圈並低著頭，她說著布農族語，用省略式的中文簡短翻譯，祈求神明保護我們平安歸來。
布農族人在傳統上崇拜太陽與月亮，社會儀節則是奠基於一套嚴格的習俗與禁忌。在二十世紀，幾乎所有的台灣原住民族──包含布農族──都信仰基督教，因為被國家體制剝奪人權，信仰是他們增加信心與能力的主要形式。基督教與其他全球性或「移民」宗教一樣，神聖性皆存在於世界上，但對原住民宗教而言，神聖事物通常存於土地中、存在於這個世界裡，與物質緊密相連。雖然天主教和長老教會的傳教士引進的是外國的神話，但他們提供一個行政體系，讓原住民社群得以抗拒政府的同化政策。當國民黨只是將原住民當作另一個可剝削的資源，傳教士卻協助部族爭取自治與認同，廣設學校、醫院。對多數的台灣原住民而言，他們的宗教已經是基督教與泛靈信仰（animist beliefs）的混合物；不過，像那布或我的都蘭友人，他們這群年輕一代對基督教沒有那麼高的接受度，有些人已開始尋找他們部落信仰體系的根源了。
「阿門。」我們說著，並走向大門。
一個行政助理跑過來，問那布最後幾個問題，然後我們擠進那台外表凹陷的箱型車，開出停車場。最後停在半哩外的布農村落，那是一片水泥與合板組成的簡陋屋子，小孩子在街上玩耍，狗兒在飛揚的塵土中熟睡。Biung和司機下車走到街上，我們其他人則坐在廂型車中汗如雨下。
他們十分鐘後回來，旁邊跟了兩個老人，他們的臉開始下垂並衰老，像是牛肉的肋肉放在太陽底下太久。Biung帶了一把自製槍──單槍管的手動來福步槍，槍托是松木手雕而成，以黏水管用的膠帶包住底部，他注視槍管、瞄準，又搖搖頭，對於瞄準線不滿意。槍的後膛和不銹鋼內膛連接一條粗焊接縫，保險榫是一片塑膠，塞在插銷與雷管之間。
「槍管歪了，視線也跟著歪。」Biung說：「用這種東西怎麼能射得準？」他對著這枝槍皺起眉頭，又望著我笑，似乎想說爛槍總比沒槍好。然而，他還是在我腳邊放了兩個塑膠大袋，一個裝滿自製子彈，另一個則是裝了雷管。Biung請大家吃檳榔，細心的將來福槍置於箱型車後方。老人們緊握大夥的手，笑意中半遮掩著羨慕之情，在為我們祈福的同時，仍奢望自己也能跟去。他們僅存的少數牙齒有如哨兵，看守著下垂鬆弛的雙脣與臉頰。
傍晚時分，我們沿著狹谷底部行駛，再轉入一條布滿碎石的崎嶇道路，往西進入中央山脈。我從整條縱谷望向都蘭山的後側，山形輪廓偏暗且優雅，當我們超越頂巔時，可以看見後方海洋的餘光四射。Biung此刻變得很活躍，忙著回答淑貞我們身處何地、要去哪裡，述說一個又一個故事：關於道路建造工程、之前存在的小徑、曾在此工作的人們，以及被移墾的林地。我不知道他是何許人，只能將頭靠在冰涼的車窗，想著在都蘭山另一側我的筆記本與吉他。
當我們駛進一塊被機具碾平的空地時，天色已暗，我們一行人步出車外，走入沁涼的霧氣中。我走著走著，只能模糊看見Biung的身影。附近不知從哪傳來歡迎的呼喊聲，燒柴產生的煙味混入潮濕的空氣中。我走向霧中一片三角型的陰影，那是一間簡陋的單坡簷屋，一層層波紋狀的壁板撐起一個狀似字母A的結構體。Biung以腳踝蹲坐在火堆前，與其他三個男人快速且大聲說話，夾雜中文與布農族語──其他人正在路上，他們剛結束老林道的工作。Biung手握一瓶米酒，手舞足蹈的將酒灌進嘴裡。
「大家看過來！」當我走近時，他說：「這是我們的美國夥伴，我們要帶他進山裡。」他又轉向我說：「我們要帶你到家裡，到我們的舊村落。你不必付任何費用，但有一天你要帶我到你家，到你的山裡去──那我們就扯平了，這是一起在山裡才有的兄弟情誼。看！這是霍松安，他已經上山兩週了，但還沒想要下山。完全沒有！他要跟我們一起走，幫忙指路。他爸和我爸是麻吉，他們以前都一起打獵。」
其他男人露齒而笑、頷首點頭，任由Biung幫他們倒上米酒。霍松安則是平心靜氣地觀望著。
「這個霍松安啊，他爸都送他去上學呢！」Biung繼續說：「他是個偉大的學者……」聽到這裡，每個人都捧腹大笑。Biung環顧四周但沒笑出來，只是盯著我看：「但我爸卻讓我跟著他待在森林裡，從我十二歲開始就協助林務局搬運貨物──呼！那種額背帶（tumpline），我才十二歲，額頭上就頂了五十公斤。大家看看，這位霍松安可是哲學家，但我唯一的老師竟是眉毛上的繩帶。所以我只知道繩帶教會我的事，山間小徑、鹿隻和樹木。」
Biung持續笑著，沒有停止的跡象。他的笑聲與其他人的笑聲混合在一起。Biung把米酒倒進嘴裡，酒瓶則給了霍松安。
如果世上有體型更像豬的男人，我得眼見為憑才是。霍松安的肚子雖然沒有下垂，但從胸骨到恥骨的部分向外膨脹。一件都蘭藝術祭的T恤罩住他的身體，沾滿泥垢與髒汙。他的臉上沒什麼鬍子，有如男孩般平滑與直率，並反戴一頂棒球帽。霍松安什麼也沒說，但儘管如此，或正因為如此，他散發出一種很強的競爭力。最後，他大喝一口，再把酒瓶遞了過來。
「不，謝囉！」我說：「才剛喝過，現在休息中。」
在都蘭，我走到哪都有人要請我喝啤酒，好像大家都用喝酒來打招呼。有時候我覺得自己應該少喝點這種社交酒，確保自己沒有被這種液體溶解。這次的旅程就是大好機會，因為運送的限制，我們不管怎樣都得禁酒。
大家稍停片刻，面帶驚詫地看著我，Biung用布農族語說了幾句，讓他們又笑了起來，霍松安又給他一瓶酒。我閒晃到空地邊緣，那邊停著一台反鏟挖土機，跟這片霧氣與山岳不大相襯，卻跟這塊空地搭配得很協調。這個場地遭到開腸剖肚，處處布滿輪痕。那布走過來站在我旁邊，他帶著名牌登山裝備，看起來時髦又文雅得很奇怪，一頭長髮編成兩條整齊的辮子。
「以前其他部落都叫我們『髒鬼』。」那布說：「我們是令人害怕的民族，會出獵並強取豪奪，身上穿著獸皮衣。Biung呢！他是我們僅存的最後一個獵人了。」
「那你呢？」我問那布：「你的成長過程中有沒有出去打獵？」那布使出他招牌的微笑──那種笑既悲傷、仁慈且有耐心──摸摸他從嘴角四處竄生的八字鬍。
「我完全沒救了。」他說：「我去唸台北的學校，很小的時候就被送到城市，不像這些人，也不像這個年輕的男孩阿亮。我學會怎麼在現代世界生活，但我失去某些無法被教會的東西。」
「你會說母語嗎？」
「一點點。」
不過接下來幾天，我看見他像學習外國語言般學著布農族語，只知道一些片段字詞。
「我們把箱型車上的物品卸下來，我來泡茶。」那布說：「看來今晚我們會睡在這裡，明天一早再從小徑開始走。」
我們睡在油膩且髒汙的A字型屋內，那是反鏟挖土機司機與築路工人的暫棲之所，地上還有許多紙板墊著。霧氣凝結而成的水珠滴下，周圍充滿煤油與煙味。Biung、霍松安和築路工人徹夜不眠，說說唱唱，在火堆旁大笑，每個人在夜裡去如廁時，都會踩過夥伴的身體。
一早，我的睡袋受了潮，骨頭感到又冷又濕。早餐是在火堆上加熱的稀飯，外觀看起來和隨處飄散的霧氣沒什麼兩樣，那布窩在由瓦斯爐和擋風玻璃圍成的地方，很快的一鍋咖啡煮開了，在稀薄的晨間空氣中竄出蒸氣。
「為什麼你要在這麼冷的天氣上來這裡？」當他倒給我一杯咖啡時，我問他：「夏天來不是更好嗎？」
「夏天有太多蛇。」他說：「現在牠們都躲在地底下。而且夏天長途跋涉太熱了。等著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你就會知道為什麼我們不在大熱天上山了。」
我忍不住對眼前的稀飯感到沮喪，但那布從口袋取出一塊煙燻起司，對我眨眨眼並叫我咬一口。咖啡、煙燻起司，搭配吹拂過高山松林的薄霧。我無法想像，有比這個更享受的早餐了。
當我們準備要前往山間小徑，Biung走到空地邊緣，從一台反鏟挖土機中抽出柴油倒入米酒瓶中。「老闆不會在意的。」他說：「在這種天氣下生火，我們也許會需要一點額外的幫助。」他露齒而笑，在山上的所有動作與行為，似乎都令他開心不已。霍松安搭著遠親姪兒阿亮的肩膀，這個戴著棒球帽、穿著膠靴的男孩，幾乎帶著期待快步走了。他是個純正血統的布農族，才九歲。雖然他唸公立學校，以中文為主要語言，但每回上山他都跟著來。
「你叫什麼名字？」我問他。
他看著Biung與霍松安，但他們只是沉默回望。
「阿亮。」他聳聳肩說著。
「跟他說你另一個名字。」Biung溫和的說。
他往地上看，咕噥著說出「Li-an」，他的布農族名。霍松安揉揉他的肩膀，幫助他整理裝有衣物和睡袋的帆布背包。
德慶的包包有如惡靈在他背上搖晃，他東倒西歪的走著，直到霍松安拉緊他的背帶才好轉，但他仍舊因為太重而步履蹣跚。德慶有一半布農族、一半華人血統，這是他第一次到高山區。他的父親是一九四九年來台灣的軍人，不久前在台北的軍醫院去世，兩天前辦完喪禮便決定加入這趟征途。Biung和霍松安指定他攜帶彈藥，以及用來接通打獵頭燈的汽車電池。此外，他也會分配大家食物及設備。
石垣的外型纖瘦、長滿雀斑、臉頰紅潤，他的學術生涯就像是一張地圖在面前攤開。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間，對台灣原住民深入探查，石垣的博士論文大概就是二十世紀早期蒐集的調查資料。他在中央山脈的另一邊早已待過布農社區好些日子，稱這次旅程是他「野地實察」的一部分。
淑貞在台北的辦公室工作幾年，最後確定那種生活不是她要的。每天早上的通勤都是匆促且擁擠，辦公室狹窄、專業無法發揮，四季都下著灰色的雨，彷彿連雨水都無法逃離台北這個群山環繞的盆地。她拋下一切，搬到此地當文化中心的志工，也確認自己下一步該去哪。
石垣扛起背包，雙眼突出。淑貞做了吐息運動，來迎接前方的小徑。司機發動箱型車，把裝備都放到地上。搭車下山的築路工人從車窗向我們揮別，好像我們或他們是一艘正在離岸的船。Biung手握來福槍，踏上舊日的伐木道路，我們則跟著他走上小徑。
我們穿越一陣霧雨，再造林的道路旁長滿粉白色花朵。走了半小時，我們發現一隻死掉的山羌，蜷曲倒臥在小徑中央。Biung凱旋式的歡呼起來。他宣稱這是祖靈的贈禮，此次旅程剛開始就有好兆頭。他和霍松安以樹枝和野草鋪一個床底，霍松安便就地屠宰山羌。牠有赤褐色的皮毛，整個背部與肋部的毛厚實且柔軟，耳朵上還黏了幾隻壁蝨。他的雙角粗短，犬齒又長又突出──鹿類動物竟然有尖牙，看起來非常荒謬，但的確長在那裡，絲毫不假。
霍松安使著大砍刀，切開頸部的肉。他扭掉頭部、折斷脊骨，再把頭放在一旁，待會要給Li-an做成帽子。他用一把彎獵刀卸掉外皮，從髖關節處切斷兩支腿，再剖開肚子，內臟便流了出來。霍松安用手探入山羌的身體內部，把肝臟拉出來，放在獸皮上切成小塊，請大家品嚐。Biung從背包裡拿出一小袋鹽，撒在上面，我們就坐在潮濕的獸皮上吃完肝臟。那布咀嚼時，臉上帶著淺淺的微笑；石垣對著高山生魚片沉思著。肝臟有如充滿纖維、外型黏糊且深紫色的食用凝膠，讓我手指沾滿血跡。黃綠色的排泄物從山羌的腸子流溢到體外，在我們用餐時惡臭瀰漫。霍松安用刀子的平坦處撐著第二塊肉遞給我，金屬刀鋒上有赭色的糞便混合著血水。
Biung切掉山羌的一對睪丸，嘴巴發出咂咂聲響，把睪丸放進背包裡的袋中，說等一下要拿來搭著酒喝。「有人射中這頭鹿，」他點起菸，說：「但牠逃走後傷勢嚴重而死。」他用野草及樹葉將兩隻腿包起來，綑綁在他背包的布蓋下方。霍松安把肋骨和背部放到塑膠袋裡交給德慶，使得原本就很重的包包變得更重，而Li-an則拿到獸頭。我們把獸皮和內臟扔到草叢裡，讓狐狸和山鼠吃。
霧氣在兩小時後散去，取而代之的是清澈明亮的早晨，幾棵老針葉樹佇立在我們上方的山脊，而雲霧仍舊飄流其間。我們整天走在斜坡路上，遇到土石流沖走山坡的地方，就會看到新的原木橋置於其上。黃昏時，我們在一間傾斜、破舊、被棄置二十年左右的小木屋前停下，波紋狀金屬屋頂已生鏽且處處破洞。半燒毀的木板散布在火堆的灰燼裡，上一個獵人沒有尋找柴薪，而是從牆壁上拆下木板。「漢人啊！」Biung看了一眼牆角的垃圾，以及用木炭畫在牆上的情色塗鴉，便這麼說著。
「從這個坡一直下去，就是一片有十三棵樟樹的小樹叢。」霍松安對我說：「都是老樹，至少五百歲，而且每一棵都跟五十個你加起來那樣寬。像這樣的樹沒剩幾棵了，但去年它們全給砍了。老樟樹的殘根會長出一種特別的菌類，是美味佳餚，非常稀少又昂貴，這些傢伙就來找這些老樹，砍掉它們，一年後回來採收並大賺一筆。」
樟腦是台灣始於十八世紀的主要產業，一八九○年左右，台灣出口的樟腦比全世界加起來還多了三○%，大多數銷往美國。早期安撫山胞的目的就是要讓客家樟腦工人，能安全的在森林裡工作。
「但他們怎麼知道去哪找這些樹？」我問。
「他們賄賂林業局官員，拿到樹木分布圖的影印本。日本人對中央山脈的森林進行過調查，你只需要那張地圖，想找什麼有什麼，剩下什麼也都找得到。管他的！我們都知道這是誰幹的好事，但無能為力。」
「什麼無能為力？為何不舉發他們？」
「因為我們在這裡所做的事情也是非法的。要是我們舉發，他們也會舉發我們。不過，那些樹被砍掉之後就永遠消失了。古樹永遠不會再回來了。」
Biung攬著一綑枯枝回來，生起火，在烈焰正旺時將燒毀一半的木板扔進去。晚餐我們吃烤山羌和米飯，之後那布架起一組鍋子和擋風玻璃用來煮茶。霍松安把山羌的下巴從頭部折斷，Li-an用一支氧化的錫湯匙，從上翻的頭骨裡挖出灰白色的組織吃著。他吃完後，霍松安把那顆露齒而笑的頭放到火上烤乾。骨頭緩緩變黑，冒著煙。

（摘自章十三：與布農族狩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