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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靜怡與中國教會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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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靜怡與中國教會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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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清末列強侵華,宣教士藉此時機大舉向華人傳福音。外籍宣教士若要傳講上帝的話語,需要華語翻譯。因此,培養本地傳道人便是宣教策略的首要。但過程中,宣教士與受訓者難免呈現地位高低之別。如此,不論從神學教育、薪資結構來看,中國教會活在宣教差會的豢養之下而無法自立。或有宣教士意識到這問題,卻也難以翻轉此等結構性問題。
誠靜怡攪動了這個僱傭結構。因著父親海亭公的教育,及多位宣教士的栽培提拔,誠靜怡有機會前往英國進修,同時翻譯聖經。誠靜怡的修業回歸,象徵華人傳道人不再只是外籍宣教士的助手,而是與外籍宣教士並肩侍立於上帝面前的傳道人。誠靜怡的自立,象徵中國教會自立的起點。


誠心推薦:
「趙牧師的文章分析性強,一向暢順可觀。……我……很想一口氣把全書讀完——雖然只及誠氏前半生。非因辭藻華美,表現手法生動;而是內容翔實,分析和綜合到家。文學故事與歷史研究,大概分別在此。」
香港中國宣道神學院前教務主任——麥炳坤

作者簡介

趙天恩 (Jonathan Tien-en Chao,1938-2004)

牧師,生於中國遼寧省,早年在中國、香港與日本接受教育,並畢業於美國的日內瓦大學(文學學士)、威斯敏斯特神學院(道學碩士)與賓夕法尼亞大學(哲學博士)。
他創建香港的中國神學研究院(1975)、中國宣道神學院(1987)與中國的中福神學院(2001),而且先後擔任台灣的中華福音神學院第一任教務主任(1971)、道生神學院復校後的第一任院長(1988)、基督書院院長(1989)等,一生致力於中國的高等神學教育。
趙牧師於1978年在香港設立中國教會研究中心,專注當代中國基督教研究,開始出版《中國與教會》、China and the Church Today等期刊與《中共對基督教的政策》(編著)、《扶我前行》、《洞燭先機》、《靈火淬煉》、《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合著)等研究書籍,開墾當代中國基督教的研究。
1978年重返中國,接觸中國教會與領袖,在家庭教會開展「野地神學院」來推動神學教育,並在大江南北促進教會合一,傳遞「三化異象」(中國福音化、教會國度化、文化基督化),心懷中國,成為中國教會的「良師益友」。
趙牧師自1970年代初至離世為止,在世界各地以「三化異象」為宗旨,大力鼓吹中國宣教,並向海外中國知識分子傳道,更創建中國福音會(1986),讓「中國宣教」成為世界宣教的重要部分,是中國宣教的推動者。

探索誠靜怡的生平,彷彿趙牧師的影子

今年8月10日,我趁訪問台灣基督書院之便,順道參觀北投趙天恩檔案中心。得趙師母誠摰接待,囑我為本書作序。當時我表示,自己已久未閱讀清末民初中國教會史,其生疏程度,近乎荒廢武功,理宜推卻。
回港後,我先後閱覽中譯和原作。趙牧師的文章分析性強,一向暢順可觀。這一回,我看過導言,即誠氏的家庭背景,就很想一口氣把全書讀完—雖然只及誠氏前半生。非因辭藻華美,表現手法生動;而是內容翔實,分析和綜合到家。文學故事與歷史研究,大概分別在此。
上世紀60年代後期,趙牧師開始研究基督教在華史,1970年就出版了一本書目。我見聞有限,在半個世紀以前,華人基督徒學者之中,罕有先為研究範圍產生書目的。據說,趙牧師原擬研究誠靜怡,作為博士論文的範圍,故本書應可視為論文的預工,甚至論文的部分。後來題目調整為1920 年代中國本色教會運動,部分原稿於1978 年在中國神學研究院發表。倘拿本書與論文比較, 即見論文蘊涵本書的諸多內容,二者可謂一脈相承。在那個年代,鮮有華人基督徒學者研究上世紀之交的教會人物。
可以說,趙牧師在華人基督徒學界,啟動了中國教會研究的潮流,並創辦了中國教會研究中心。而他的切入點,正是誠靜怡研究。今日,中國教會史學者人才輩出, 成績斐然;超越前輩的亦不在少。然而,若論開張一代研究風氣者,則非趙牧師莫屬。
同時我發現,趙牧師的文章,無論中、英文,除了具備學者應有的嚴謹外,還隱隱然透露了他對基督教世界的深度熟識,又蘊含了國際視野和福傳、文化使命感。這是許多研究固定範圍、特定時間的教會史專著所欠缺的。至於聖經的根柢、神學的造詣、宣教的知識,培訓的實踐, 趙牧師在其有生之年,都能以「基督化」一以貫之,即個人、教會、社會、文化的基督化。探索誠靜怡的生平,彷彿也看見趙牧師的影子。
麥炳坤
香港中國宣道神學院前教務主任
2016年10月10日

目次

推薦序 探索誠靜怡的生平,彷彿趙牧師的影子/麥炳坤
導言
第1章 傳教士主導模式
第2章 中國人對基督教的回應模式
第3章 中國牧職人員的依附模式
第4章 教化的模式:誠靜怡的教育背景
第5章 解放的過程:誠靜怡在英國的旅居生活及其按立
結論:總結與分析
附錄

書摘/試閱

在誠靜怡思維成形的這些年間,他可能領悟到:隨著中國的本色化進程需要建立一個聯合的中國教會。1890年代的維新運動和排外的民族主義,特別是義和團運動,肯定使他意識到同時具備中國人與基督徒雙重身分的張力。理一視似乎對誠靜怡具有相當重要的個人影響,因為在後來的歲月裡,在成熟的誠靜怡身上能夠清楚地看到理一視的品格特徵。理一視被視為一位性格直率和純樸高尚的人。在人們的眼中,他也是一位性情中人,氣度寬宏。他具有開放的心態和寬廣的眼界。作為一名基督徒,他虔誠、全心奉獻給上帝,並具有超凡魅力、執著、信仰堅定。作為一名傳教士,理一視熱情而又堅定,並且熱愛傳揚福音。他有洞察時代徵兆的遠見,並以作為人們的領路人而聞名。72 後來,這些性格特徵在誠靜怡身上都是顯而易見的。另一種來自理一視的影響體現在誠靜怡對處境的關懷,以及對發展適應中國情勢的教會事工的種種方法的關注。理一視欣賞儒家教育,即使他並不完全贊同儒家教育的內容。他試圖抵制將西方制度性基督教作全面的移植。理一視對福音佈道的熱情也在誠靜怡身上留下了痕跡,這一點可以從追溯他後來的事奉生涯中看出來。73
誠靜怡於1900 年5 月從天津的神學院畢業。在同班的四名同學之中,他排名第一。首先他被派往倫敦會位於天津和北京之間的一個傳教站事奉。74 然而,義和團運動的爆發阻止了他在畢業後返回北京,這致使他未能就任這一新的職位。到了五月底,義和團運動已經從直隸與山東的邊界區域開始往北,向天津和北京擴散。運動鋒鏑之處,義和團焚燒、掠奪和殘害中國信徒,並且常常綁架婦女信徒。75
在北京的英國傳教士於6月7日接到命令要他們躲進英國使館,但是英國公使竇納樂(Sir Claude Maxwell MacDonald,1852-1915)卻全然拒絕為中國基督徒提供保護。石牧師(Rev. J. Stonehouse)描述了倫敦會信徒們的驚恐:
因為我們是基督徒,我們將被我們自己的同胞殺害。你們的政府和我們的政府都不保護我們,我們的處境真是可憐。76
幸運的是,美國公理會(American Methodist Mission)願意接納他們進入他們的駐所,該駐所由二十五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守衛。6 月13 日,義和團進入北京,傍晚,他們在搶掠之後縱火燒毀倫敦會的東城傳教站。6 月20 日,德國公使克林德(C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1853-1900)在臨近東城傳教站的哈德門(今崇文門)遇害。這一事件造成了恐慌,所有的外國公使和傳教士連同中國信徒湧進了英國使館,因為這是唯一有防禦能力的駐地。77 連同誠靜怡的家人一起躲進英國使館避難的倫敦會信徒有180 名,可是在當時,誠靜怡並不知道他們是生是死。78
到6 月20 日,清政府開始與義和團合作,在自己的指揮下組織義和團,開始圍攻英國使館。該使館由400名士兵在傳教士和中國信徒的幫助下苦苦堅守,這些傳教士和中國信徒提供了主要的勞力。次日,清政府向八國聯軍宣戰。79 圍攻持續了八個星期,直到8月14日營救的部隊趕到,危機才得以解除。隨後,誠靜怡擔任了八國聯軍在北京的翻譯員和擔架手。80
倫敦會在華北的損失非常慘重。東城教會損失了過半數的教友。81 西城傳教站的156名教友中有46名遇害,其中包括傳道人及其家屬,另外還有27名失蹤。在位於義和團起源地附近的冀州(Chichou),有2名傳道人,9名執事,200名信徒遇害。在冀州北邊的燕山(Yenshan),當地的傳道人,女傳道和80名信徒被殺害並拋入火海。82 根據倫敦會的記錄,義和團通常會先掠奪差會駐地和信徒的家,並綁架年輕婦女;之後,他們將信徒斬首、剜腸或分屍;最後,他們有時會縱火焚燒信徒的房屋,並將屍首拋入火海。但總體而言,大多數基督徒寧可死,也不肯放棄他們的信仰。83 當時十九歲的誠靜怡後來參加了在北京的市民救濟工作,義和團的暴行、殉教者對信仰的堅定,肯定讓他深深體會到作為一名基督徒要付的代價。然而,有資料顯示,在此之前,就如他在義和團事件中的表現,誠靜怡認同的是傳教士及其政府的立場。由此看來傳教士通過教育而馴化的計劃看來是成功的。

79 Martin, pp. 85, 93-94; Tan, p. 96.
80 Kepler, p. 35.
81 1899年,東城教會224名教會會友中,成年信徒有197人,但到了1900年,僅僅只剩107名,其中35名為成年信徒。AR (1902), p. 93.
82 George Owen, “Martyrdom in North China,” Chronicle (1901), p. 61. 對倫敦會災難的其他描述,見Chronicle (1901), pp. 6-7; A. D. Peill, “Out of Great Tribulation: How Our Christians Died in North China,” Chronicle (1902), pp. 86-87.

83 W. Hopkyn Rees, “Massacre and Pillage in Chi Chou,” Chronicle (Feb. 1901), pp.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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