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外交年代：孫運璿英文顧問的外交進擊

本書特色
中華民國在紛紛與歐美各國斷交之後，是如何突破困境？如何爭取和建立國家尊嚴？作者從一九七○年代起，先後擔任過駐美大使館一等秘書及參事，退休後亦出任中歐貿易促進會秘書長與顧問等職，見證了中華民國近五十年在外交上的轉變。透過其親身外交經歷告訴我們，中華民國如何在國際逆境中奮起！

書籍簡介
作者從一個無名的小兵到台灣第一批兩棲作戰教官，歷任金門八二三砲戰兩棲作戰參謀、台灣經濟推手孫運璿先生的英文顧問、外交部駐美大使館一等秘書與參書、中歐貿易促進會秘書長，並曾參與中美貿易談判及中歐（盟）貿易談判。卸任外交官之職後，依然憑藉其外交專業與為國服務的熱忱，不斷地為中華民國外交奔走。
本書內容論及國共內戰末期搶救教育界知名人士胡適、錢思亮、梅貽琦等人的計畫經過，作者親歷的台美斷交衝擊過程，中歐貿易促進會在經濟領域外的外交開拓，書中並詳實記錄了台灣在五○到九○年代的經濟蛻變以及影響兩岸關係甚鉅的辜汪會談等重要大事，帶領讀者走過國家發展的關鍵歷史事件，了解在外交艱困的處境之中，要如何為國家外交爭取國際空間與國家尊嚴！

仉家彪

1929年，在上海出生及求學。
1946年，參加海軍，派赴英國皇家海軍受訓。
1948年，接收重慶號巡洋艦，歸國後考取海軍軍官學校赴青島入學。
1949年，隨海軍官校撤退至廈門及台灣左營海軍基地。
1952年，自海軍官校畢業，在海軍服役十七年。嗣後轉經濟部任孫運璿部長的英文秘書。
1971年，擔任新創立的觀光局主任秘書。
1974年，應外交部之邀擔任駐美大使館一等秘書及參事。
1978年，自請退休，爾後出任中（台）歐貿易促進會副秘書長及秘書長。

【代序】二○一六年春日偶感／仉家彪
冬日已過，春燕已在小樓前飛來飛去覓食，吱吱鳴聲，令人喜悅不已，我的冬日鬱悶也日漸消失中，因此打算好好地來敘述今年進入八十七歲的心態，並引用教會已故田老弟兄的詩句，自勉自勵。
「人生八十第三春，不做三等大國民，字典裡面無難字，滿懷喜樂向前行。」
人老了，就會常憶往事，老友們常笑我事業上無恆心，否則必在宦途上出人頭地。謬矣！我天生無大志，中英文尚佳，因此調職都是被挖走的。老長官們雖惜才，但都念我多年來為本單位的衝刺有成，為了我更好的前途，他們都樂於割愛。所謂人之相合，貴在知心，因此一九七八年美國和我斷交後，我應行政院孫院長之召，銜命去美國連繫國會友人助我。孫院長中風轉任總統府資政，我義務為他撰寫英文函件十多年，以迄他作古為止。
一九四九年隨國軍撤退來台後，初時竟存有人間已換，天亦滄桑的感覺，每年在中秋節和舊曆年關時，更覺深刻，漸漸地也就相忘於月，相忘於年，相忘於江湖。
近時老同學聚餐，大家談及一九五八年金門砲戰，各自在海軍個別崗位上奮戰情形。我還記得當年砲戰初期，我在旗艦上指揮水鴨子（LVT）及登陸小艇搶灘，下卸人員、車輛及物資的情景。當砲戰進入第二階段單打雙不打的時候，有一天（雙日）我站在灘頭上西望落日在海面上慢慢地消失，退潮的沙灘升起了雲氣，內心也不禁響起了詩句：「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然後，夜色悄悄地從四面八方籠罩過來，我心中淒然。
即使已經是半個世紀前的往事了，我們這一代海軍老同學們談起當年參加金門砲戰的話題，各自回憶自己的角色時，是我們眼神最亮的時候，也是最深，也可能是最淡然的時候。那是一種經過了大時代生離死別，多災多難的動盪環境裡，才有的一種「情緒式記憶的眼神」，那一種來自大江南北不同的臉，卻有著相同的一種眼神，反映著那個不知道要怎麼過，可是又得過下去的時代。
西方或謂中國文化不重科學精神，不求實效，總是大而化之，這大概是中國人的基本感情，或說是中國思想的精髓。都不盡然，又皆無可不可。談玄卻也十分執著於某些事物，不說別的，幾千年歷史發展，多少次失據動搖以為從此崩衰，卻又柳暗花明如旭日東起，仍是四平八穩，永遠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主角。

珍貴照片與資料
代序　二○一六年春日偶感

【第一輯　海峽兩岸關鍵年代】
台灣經濟的蛻變時刻
中國大陸演講之旅（一）
中國大陸演講之旅（二）
走過關鍵的年代

【第二輯　源自英美的民主變革】
英吉利民族的特性
自由《大憲章》與英國議會
接受皇家海軍水兵訓練
多變世界中的不變人物―伊莉莎白二世女王
美國兩棲作戰訓練
充滿希望與改革的二戰後美國
台美斷交前後
前白宮副總統幕僚長Richard Moe的一封信
一九七○年代的台美關係
追憶美國太空先驅―參議員葛倫
美國共和黨智庫「傳統基金會」創辦人佛納訪台的意義
風雷動盪的一九七○年代大事記

【第三輯　中歐貿易促進會的開拓】
兼具理性與感性的法國
諾曼第弔古戰場
詩人與思想家國度的德國
德國演講之旅
義大利與羅馬
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
出口希特勒、進口貝多芬的奧地利
布拉格之春
丹麥、瑞典與挪威之旅
歐盟簡介

附錄　詩人歌者巴布‧狄倫
讀後感　上山會打柴，下田能插秧／劉瑛

【接受皇家海軍水兵訓練】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與南京國立第一臨時中學十多人，投筆從戎，考進海軍赴英學兵大隊，送往上海虹口區的原日軍兵營，接受海軍初步訓練，並於同年十一月搭乘英國澳大利亞號皇后號運輸艦赴英國接受皇家海軍訓練。
該時，二次世界大戰才結束一年餘，英國海外駐軍開始復員，海運及陸運都很繁忙，主要的火車站都設有軍方的鐵道運輸處（RTO），駐有士官多人及婦女志願服務隊，在火車站照顧登車、下車或換車的軍人，親切招呼慰問，並提供熱茶點心。我們六百多名中國海軍官兵，坐的是一列專車，載運我們去英國最大的普列茅斯海軍軍港（Plymouth）。列車在中途Bristol大站停車休息，並由RTO士官及志願服務人員招呼我們下車，進用熱茶和點心，讓初抵異國的我們，從心中感到一陣暖意，也第一次覺得作為一員軍人的被尊重，在七十年後的今年回想起來，仍有溫馨的感覺。
抵達普列茅斯後，我們登上了在軍港中戰功輝煌的（H. M. S. Renown）「榮譽號」戰鬥巡洋艦，該艦有三萬噸左右，曾參加第一次大戰及第二次大戰，現被用作訓練艦，專門訓練中國海軍。英國海軍的入伍訓練一開始就在艦上，我們早晨起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撩起褲管，赤著腳在零度左右的冷風中沖洗甲板，每個人都冷得發抖。
入伍訓練約有半年，包括船藝、通信、槍砲、輪機等基本常識，一方面從書本上學習，一方面在艦上各部門實際操練，非常具體，也非常有效。我們的入伍訓練大約半年左右，然後舉行考試和性向測驗，以及填寫專科志願，依成績和性向分派專科訓練。我的志願是魚雷，而且被選上，於五月初與十多位同學被送去位於泰晤士河出口附近的柴塘（Chatham）軍營的魚雷學校受訓。
柴塘受訓約三個月，然後返至「榮譽號」訓練艦，參加日常工作，大概是一九四七年的九月中，我被挑選為魚雷隊四人先遣部隊之一員，去普茲茅斯英國第二大軍港在船塢中大修的H. M. S. Aurora巡洋艦，參與修護工作。
一九四八年初，Aurora巡洋艦大修完成了，由船塢移靠碼頭，不久後「重慶號」官兵六百三十一名登艦，另中國海軍官兵一百六十七名分發至另一艘小型租借艦「靈甫號」，這是一艘護航驅逐艦。經過一段整理工作後，兩艦實施八週之組合訓練，先是港內操演，繼之是近海巡弋和實彈射擊訓練，及夜間全科綜合操演等。經過八週艱苦訓練後，準備正式接艦回國。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九日舉行「重慶號」與「靈甫號」交接典禮，由我國駐英大使鄭天賜博士親臨主持，兩艦旋於五月二十六日啟程返國。航行經過直布羅陀、馬爾他、蘇伊士運河、紅海、亞丁、可倫坡、馬六甲海峽、新加坡、香港。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駛抵吳淞口，兩艦返國航程總計七千六百一十四海浬，歷經八十天方抵上海。
回首前塵，我覺得非常幸運有機會經歷了英國皇家海軍三大基地―普列茅斯、柴塘和普茲茅斯的訓練。因此，海峽兩岸的前「前重慶號」與「靈甫號」的水兵們，非常、非常珍惜當年的英倫歲月。

【台美斷交前後】
一九七三年冬，我奉調外交部北美司擔任專門委員，並於一九七四年派至華盛頓駐美大使館擔任一等秘書，有趣的是我未曾經過外交特考，但我已是具有文官簡任七級的公務員。因此我的職稱很是特別，我收到的派令是：「本部專門委員派駐美大使館服務，以一等秘書對外」。爾後我常開玩笑言道，我的職稱之長可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當時，駐美大使館設立國會組，由我的老長官胡旭光公使擔任組長。他負責與國會參、眾議員的連繫，我則擔任與國會助理的連繫工作，以爭取美國國會對中華民國的支持，可謂任重道遠，乃是一項新的挑戰。
美國國會參議員辦公室幕僚人員約三十多人，眾議員幕僚約十多人，其中重要幕僚是行政助理（相當於我國的辦公室主任）和機要女秘書，他們都是議員的親信人物；其次是立法助理和一般助理，所以我的工作目標是行政助哩，機要女秘書和首席立法助理。
擔任國會連絡工作兩年後，我終於打進民主黨自由派議員助理的圈子。一九七六年夏天，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在紐約市麥迪遜廣場花園舉行，推舉「卡特」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我在美國國會民主黨的友人建議我應去紐約活動，加強和民主黨自由派人士的連繫，於是我向胡公使及沈大使呈報並前往紐約活動。當時我在車上載了半打威士忌酒，開車去紐約並住在麥迪遜花園廣場對面的「廣場大飯店」（Plaza Hotel）。每天下午四時左右在飯店附近店鋪買一打啤酒及一包冰塊，就在房間內招待國會民主黨友人，人多時有十多人，大家坐在床上或地毯飲酒聊天。飯店也很合作，特應我之請送來十多只水晶雞尾酒杯及啤酒杯，因此我又結交了更多的民主黨人士和增強了我已經認識的民主黨國會人士的友誼。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國總統「卡特」宣布美國承認中國人民共和國，並與中華民國斷交，同時廢除「中（台）美共同防禦條約」。但是美國國會親中華民國人士非常不滿卡特的做法，於一九七九年初尋求替代方案，四月十日參、眾兩院通過「台灣關係法」。民主黨和共和黨人士一面倒的支持這項法案。眾議院以三百三十九票對五十票通過，參議院則是八十五票對四票。
「台灣關係法」有兩個作用―試圖保證美國對台灣的軍事協助會繼續下去；與台灣的外交連繫，則維持一種高規格但表面上並不正式的高度。國會要求美國提供台灣的防禦性武器，無論質與量「必須讓台灣足以自保」。為了維持與台北的實質關係，該法還規定必須在台灣設立一個美國機構，除了名稱之外，功能與大使館完全相同。
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雖然令中華民國人民感到沮喪，但是也促使台灣政府與人民認清國際現實，再接再厲，將全部精力集中於經濟發展，高科技的突破，以及政治走向完全民主化的境界。因此，台灣在一九八○年代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外匯存底為世界第二，僅次於日本。
卡特出任總統後，許多民主黨自由派國會助理紛紛出任政治任命的各部會司長和副司長，他們依舊和我保持友好連繫。當時我雖然已經自外交部退休，但仍應老長官之請，我以平民身分赴美協助當時在華府談判的特使楊西崑次長，拜會與我有交情的參、眾兩院議員及國會助理。但因楊次長在大使館宣稱仉家彪是向行政院孫院長自動請纓來美幫忙，也引起老長官和老同事的反感，因此我的心情很壞，
當時，我的國會好友Sally A. Shelton女士，已任命為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她與另一位在國務院擔任特別助理的猶太裔女士，邀我午宴敘舊。但在餐聚中我拜託她們有機會時，幫助一下中華民國，豈料那位猶太女士變臉對我言道：「C. P.你已自外交界退休，作為一個平民向美國國務院官員遊說是違法的。」當時我生氣極了，站起來對Sally說：「Please forgive me for leaving」，立刻揮袖而去，離開餐廳，令鄰桌的美國人士大為驚訝。
然而，也有一些轉入美國行政部門的國會助理友人向我表示，他們從我當年對國會工作的活動情境，學到了如何應對國會人士的監督和批評，令我很是高興。
如今，美國與美國人已不如當年那麼神氣，和老朋友們聚談時事，有人批評美國時，我會不自禁地為美國辯護一番。因此，我已被友人歸類為親美派，妙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