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現代史卷五：從滿州事變到日中戰爭

多元觀點論述，重新審視日本的近現代發展進程
《岩波新書‧日本近現代史》叢書：
① 《幕末與維新》井上勝生　著
② 《民權與憲法》牧原憲夫　著
③ 《日清、日俄戰爭》原田敬一　著
④ 《大正民主運動》成田龍一　著
⑤ 《從滿州事變到日中戰爭》加藤陽子　著
⑥ 《亞洲、太平洋戰爭》吉田裕　著
⑦ 《佔領與改革》雨宮昭一　著
⑧ 《高速增長》武田晴人　著
⑨ 《後戰後社會》吉見俊哉　著
⑩ 《應該如何認識日本近現代史》岩波新書編輯部　編

第五卷《從滿州事變到日中戰爭》：
「讓我們拿下滿蒙的沃土吧！」 ── 在這煽動的背景下究竟隱藏著甚麼？所謂的「滿蒙」在以前指哪些地區？日本眼中的「滿蒙特殊權益」是甚麼？
關東軍策動的滿州事變（九一八事變）最終帶來了日本政黨內閣制的垮台、退出國際聯盟以及二‧二六事件。
日中戰爭（抗日戰爭）爆發後，日本智囊和軍方曾未將其視為戰爭，而看作是一場「討伐戰」，是為了「懲處」與「報復」？推進分離華北活動的日本究竟有著怎樣的企圖？
從充滿危機的三〇年代初始到轉入日中戰爭的長期持久戰，本書細緻地展現了在作者看來日中雙方的「戰爭邏輯」。

《日本近現代史》叢書第一卷於2006年出版，於2010年完成整套叢書出版。2006年出版的幾卷，目前已重印第16次，最晚於2010年出版的，亦已重印了第9次；這樣的再版情況甚為罕見，反映這套叢書在日本讀書界所受到的重視及歡迎程度。

叢書作者為1945年至1960年間出生的各大學相關學科教授，學術功底深厚，寫來深入淺，態度比較持平公允。


出版說明 
中國讀者對於與我們有著複雜情緣的鄰國日本，一直抱有高度的關注。尤其是進入近代以後，其發展軌跡與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差異—經歷了前近代國家向近現代的轉化、發展和崛起，對外的武力擴張並由此導致了戰敗。戰後的日本重新出發，社會政治體制發生了質的改變，在一九七○年代一躍而成為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體，而在近年又出現了長期的經濟低迷，整個社會在沉悶中孕育著躁動與不安。對於這樣的一段近現代歷程，日本人自己是如何來描述的呢？對於自己的近現代史，他們又是如何來認識的呢？這是廣大中文圈讀者所關切並抱有相當興趣的。出於這樣的目的，我們選擇了日本岩波書店近年（二○○六—二○一○年）來以「岩波新書」的形式陸續推出的十卷本「日本近現代史」，聘請了一批在此領域上頗有造詣的學者將其譯成中文，推介給各位讀者。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在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上卓有建樹的學者或教授，他們運用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對完備的史料，力圖對日本近現代史的各個階段作出接近史實的描繪。這套叢書可謂是日本學者在這一領域內最新的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史料豐富，敘述脈絡清晰，問世以後在日本國內廣受好評，一版再版，很多都出到了十版以上。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本叢書的作者都試圖秉持學者的立場，但其對許多歷史場景的理解、尤其是涉及與中國的部分，自然是以日本為本體，與我們的立場必然有差異，我們出版這套叢書，並不意味著我們認同原作者的觀點，而是為我們了解和理解一般日本人對於自己近現代史的認識提供一個較為完整的素材。

這套叢書在翻譯和編輯的過程中，對正文未做任何刪節。原有的插圖和大事年表，一概保留；原文中專門詞語的表述，一般均予以直譯（必要時譯者也會給予適當的解釋）；對原文中出現的重要的人名、事件等，譯者會以腳註的形式進行適當的註釋；對原著中的參考文獻，中文翻譯後再列出原文，以便有需要的讀者可查閱原文文獻；原著中的索引，考慮到對中文讀者的意義不大，略去不用。

加藤陽子（Yoko Kato）
1960年出生於埼玉，1989年東京大學大學院博士課程結業後退學。專業領域是日本近代史，著有：《摸索中的一九三〇年代》《徵兵制與近代日本》《戰爭的日本近現代史》《戰爭的論理》《解讀戰爭》《即便如此，日本人還是選擇了「戰爭」》。

譯者
徐曉純
先後畢業於復旦大學日語系本科和日本關西大學大學院文化交涉學專業博士前期課程，獲文學碩士學位，現為上海杉達學院日語系講師。著有論文《日本人作家から見た1920年代の上海――芥川龍之介と村松梢風を中心に》，編著《初級日語常見錯誤分析》，譯有《血型AB：潛伏著的人生智慧》。

緒論 歐洲戰爭

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八月，經歷了空襲和原子彈爆炸的慘痛體驗的人們，面對往日熟悉的家園只留下一片廢墟的時候，日本的戰爭結束了。牧野伸顯的外孫、吉田茂的公子，精通英法文學的文學家吉田健一在比較歐洲人和日本人的戰爭觀時，曾經這樣說過，戰爭並不是離別親人奔赴戰場，亦或是由於原子彈的爆炸而使得人們瞬間或慢慢死亡，「而是一旦宣戰了，敵人隨時都可能出現在家門口，並且必須接受這樣的事實，同時也要做好自己的國家和本國的文明會消亡的思想準備」。（《歐洲人民》）

如此說來，對於歐洲人來說的戰爭，和對於日本人來說的戰爭，無論從實體上來看還是從記憶中來說，顯然都是不同的。除去傀儡國家滿州國、殖民地統治下的朝鮮、以及沖繩等個別例外（這些例外都迫使人們經歷了嚴峻而殘酷的體驗），對於大部分的日本人來說，戰爭不過是那些在遠離故土的地方發生的事件而已。

那是否算作戰爭

政治思想家橋川文三一生都在研究「對日本人來說中國究竟是甚麼」，他曾經就日中戰爭提出過設問：日本人是否將它視為戰爭？現在我們或許可以重新關注一下這個問題吧。橋川在戰爭時期與日本浪漫派思想產生共鳴，戰後又為此深深感到懊悔，也只有他才會有如此傑出的洞察力。

橋川這樣說道，一九三七年七月爆發的日中戰爭是一場奇妙的戰爭。戰爭在日中雙方都未宣戰的情況下持續進行。而另一方面，直到太平洋戰爭末期，日方都私下堅持著對華的和平工作。日本人究竟是否把它認作是戰爭呢？是否因為日中戰爭的本質和日方對於日中戰爭的認識之間的差異成為了一種致命傷，導致上至為政者下至國民在作出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判斷時都失去了理智？

橋川提出的以上問題，讓我們先前只能用「泥沼化」一詞將日中戰爭與太平洋戰爭連接在一起的僵硬頭腦產生了巨大的震動。（《專題論文集 日本歷史21法西斯與戰爭》）

不是戰爭，是懲處

以上問題橋川沒有回答，但日本人是如何認識當時被稱作「支那事變」即日中戰爭的呢？這的確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京都的陽明文庫所藏有關近衛文麿的文書中，有一篇題為《對當前時局的基本認識及其對策》（一九三八年六月七日）的史料。從內容上判斷，這篇推定由近衛首相的智囊團昭和研究會等學者執筆的史料中，可以窺見如下的日中戰爭觀：

「此戰爭的性質，並非領土侵略或以政治經濟利益為目的，而是為了排除阻礙日支邦交恢復的殘存勢力的討伐戰」。對華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卻把戰爭的性質形容得像是在討伐土匪。當然我們也要考慮到這篇史料是在連接華北與華中的戰略要塞徐州被攻陷後所寫的。

那麼，軍部是如何考慮的呢？我想從一九三九年一月中支派遣軍司令部編定的文件《揚子江開放相關意見》中引用他們的日中戰爭觀。「此次事變並非戰爭，而是懲處。為了懲處而採取的軍事行動是被國際慣例所認可的」。這份文件強調了日中戰爭不是戰爭而是懲處這一觀點。那麼，「懲處」究竟有著何種意義呢？

懲處在法律用語中與報復同義，被定義為為了終止、糾正國際不法行為而採取的強制行為。具體表現為對方國出現了違反條約的行為時，為了終止其行為，採用扣押對方國的貨物、船舶、佔領其部分領土等強制性行為。在這樣的情況下，此種強制性行為在法律上不算違法行為。

近衛的史料也好，中支派遣軍的史料也罷，均不是為了對外宣傳而撰寫的，而是面向內部的機密文書，因此可以認為昭和研究會的學者以及中支派遣軍的軍人們真的將眼前的這場戰爭看作是一場征討匪賊的戰鬥，是為了懲處與報復。

本書的目的

當時，讓日本方面堅信不移、甚至不惜訴諸懲處和報復的手段也要阻止的中國方面的不法行為，究竟是甚麼呢？在橋川看來，日中戰爭使得日本的判斷能力失去了理智，以此為契機，日本人竟然不惜挑起了太平洋戰爭。而這場日中戰爭，我們的祖輩竟然將其看作是一場討匪戰，是懲處，是報復。現在人們已經明白，這場日中戰爭緣起於一場偶發性的武裝衝突，這就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由關東軍參謀策劃發動的滿州事變。

如此看來，我們可以推測，在製造滿州事變的階段，日本人的腦海裡已經有懲處、報復的想法了，事實也確是如此。李頓調查團在一九三二年三月訪問日本時，大阪商業會議所將以下備忘錄交給了調查團。即「滿州戰亂之所以會引起（中略），是因為支那不尊重條約中所承認的日方權利，日本為確保其權利，作出了正當防衛，僅此而已」。

這份備忘錄也被李頓報告書的附錄所收錄。在附錄中，日本政府及工商業者報告了如下幾點內容：①中國抵制日貨的行為是非武力的敵對行為，我們認為這違反了非戰公約的第二條（為了執行政策的戰爭是不正當的）；②我們「真心地」相信日方採取報復措施是正確的。在李頓報告書的第七章中更是清晰地記錄了在調查過程中日本的工商業者認為抵制日貨行為是「侵略行為，主張日本應該為報復此行為而採取軍事行動」等事實。

當時日本的為政者及國民是緣何會從心底裡認為要對中國採取報復行動呢？筆者想對此一探究竟。筆者完全不認同將滿州事變、日中戰爭的原因歸咎於中國方面的違反國際法行為。相反，在以國際聯盟為舞台的論戰中，中國方面反駁道，正是為了抵抗日本的違法出兵行為才採取了抵制日貨的行動，中國的抵制是報復行為。這一主張也在國際聯盟大會通過的指導方案中得到了反映。中日雙方都主張對方實施了違反國際法的行為，自己採取的有力措施是正當防衛，因此不算違法。這就是一九三〇年代日本與中國的情形。

幾個問題

為甚麼會變成這樣？三十年代的危機是世界規模的經濟危機，也是英美蘇日等列國角逐的遠東軍事危機。因此，將危機爆發的導火索滿州事變僅僅歸於日本為了阻止中國國家統一而採取的軍事行動是不全面的。

本書一方面將滿州事變的起源追溯到二十年代，必要時追溯到日俄戰爭時期。另一方面，也將敘述的時期向後定為一九四〇年十月，這一時間點日本成立了大政翼贊會，而此時日中戰爭獨自解決的通道事實上已經被堵塞了。在本書的敘述中我想努力回答如下的問題。

①滿蒙特殊權益是甚麼？
②圍繞兩個體制的角逐讓二十年代的中國有了怎樣的變化？
③李頓報告書對日本的特殊權益論下了怎樣的判斷？
④對於聯盟抱著強硬態度的內田外交的背後有著怎樣的理論邏輯？
⑤一九三三年後，對日似乎轉為綏靖態度的中國究竟採取了怎樣的戰略？
⑥推進分離華北活動的日本方面究竟有著怎樣的意圖？
⑦日中戰爭的特徵究竟是甚麼？產生此特徵背後的要因是甚麼？

在第一章，筆者將重點放在滿州事變形態的四個特徵上，嘗試描繪出這個瞬間改變世界情形的事變的整體圖像。若能蒙您一直閱讀到後記，筆者將不勝榮幸。

本卷所記敘的時期從表面上看來和第四卷有所重合。但對三十年代的危機這部分，必須要從外交和軍事幾個方面來加以描述，因此難免會上溯到第四卷的時間軸。這一點，尚祈讀者的理解。


後記
以「常言道，人死留名，虎死留皮」作為開場白之後，後面往往可以接許多不同的句子來打趣。小松座劇團的內部雜誌《the 座》的總編小田豐二曾接道「獅王死留牙膏」。如果仿照這種說法，筆者這裡就是：沒寫成的一覽表就留到「後記」裡吧（目前還沒有死）。

《岩波書店的新刊》（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上刊登的《日本近現代史系列 全10卷》開始發行的說明文中寫道：「這是在顧及到家人、軍隊的實際情形及殖民地動向的同時，探究從幕府到現在的日本近現代歷程的新通史」。重要的是家人、軍隊、殖民地這三點。

以這個尺度來衡量的話，筆者寫的這一卷是不及格的。有關軍隊的部分寫得都要令人生厭了。有關殖民地部分，只在涉及到帝國內經濟秩序的時候提到一點，至於家人部分，連索引中都找不到吧。關於戰爭時代的家人家庭問題，由於這一領域中已有了許多出色的研究，筆者對於自己的無能感到慚愧。

沒寫成的原因在於，筆者沒有將家人家庭作為主語描述這個時代的能力和思想準備。我腦子裡怎麼也形不成這樣一個想法：「不是家人家庭也很重要，而是家人家庭很重要」。藤井忠俊的《國防婦人會》正確地指出了日中戰爭的後方最大的特徵是女性的組織化。從市町村的團體動向來說，不能說戰爭也將女性組織了起來。這個時期只有女性團體才新建或成員的增加。應當說，正是戰爭將女性組織了起來。筆者無法超越藤井這個敏銳的視角。

此外，當父親、丈夫、兄弟、兒子為國捐軀，家人成為「遺屬」的時候，國家及當地社會是如何對待他們的呢？一之瀨俊也的《後方的社會史》，深入探討了戰前和戰後處理方式的差異、國家在遺骨的處理上所盡的責任等問題。筆者沒有超越這本著作的能力。有關家人家庭問題，請參閱上述兩本著作。筆者自身也繼續進行研究，期望能夠捲土重來。

最後，對於成功拽住了天馬行空的我並讓我愉悅地撰寫了此書的編輯部的上田麻里氏，謹表示由衷的感謝，確實給她添了不少麻煩。

二〇〇七年五月
加藤陽子

第1章 滿州事變的四個特徵

柳條湖事件發生後被佔領的北大營的航空照片，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每日新聞社）

一、對手不在場

四個特徵

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九月十八日晚上十點二十分，在中國東北部（滿州）遼寧省瀋陽（奉天）附近的柳條湖，一部分南滿鐵路被炸毀。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等人終於實施了他們自一九二九年就開始精心策劃的作戰行動。

從歷史角度思考滿州事變時，人們總是會先思考這場事變為何會發生。從歷史因果關係的角度考察這場事變是很自然的，且是很重要的。

然而，例如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美國發生系列恐怖襲擊時，我們把這次恐怖襲擊稱為「史無前例的戰爭（war like no other）」，首先關注到它新的戰爭形態上。因為在試圖了解那些瞬間改變世界情形的暴力真相時，我們會本能地認為從它的「形式」角度切入是最合適的。再回到我們剛才的話題，其實主導滿州事變的石原本人，就是在日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對於戰爭形態的變化和特徵有著最為縝密研究的人物。

因此，本章將闡明滿州事變所具有的形體上的特徵，來作為本書整體的導入部分。滿州事變有著以下四個顯著的特徵。①看準對方國領導人不在而發動的；②由原本不允許干涉政治的軍方主導的；③明知觸犯國際法，卻設法躲避因違反國際法而受到指責；④不斷擴展滿蒙作為一個地域概念的範圍。那麼，為何會選擇此種「形式」呢？另外，選擇了此種「形式」，滿州事變又會給日本社會帶來怎樣的變化呢？為了弄明白這些問題，我們首先從第一點來看。

當時的兩個人

當時，蔣介石不在首都南京。蔣作為國民政府主席、海陸空軍總司令，無論在政治上還是軍事上都處於中國的最高位置。張學良也離開了他的根據地瀋陽。張是被稱為東三省（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的東北地區實質上的領導人，身居東北邊防司令長官要職。

離開原本應該駐守陣地的這兩個人，當時究竟在做甚麼呢？

事變發生之前，從一九三一年七月至九月，蔣介石率領了約三十萬國民黨軍，正對以江西省為根據地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發動第三次剿共戰爭。自上一年十二月的第一次剿共戰起，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軍隊就陷入了苦戰。蔣直面的軍事威脅不止於此。以國民黨內部反蔣勢力的汪精衛為中心，於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成立了「廣州國民政府」，其中又加入了廣東派和廣西派的反蔣聯合部隊。事變的五天前，即九月十三日，蔣介石率領的國民黨軍隊在湖南省與這些反蔣聯合部隊展開了激戰。當時的蔣介石在江西省和湖南省這兩個不同的地方，分別與兩支不同的隊伍陷入內戰。（參照圖1 - 1）忙於應付內戰的蔣介石不是在南京，卻是在江西省省會南昌獲悉了事變的消息。

另一方面，張學良此時又在做甚麼？事變前的張為了應對華北的石友三的部隊挑起的戰亂，正帶領其麾下的東北邊防軍（以下簡稱為東北軍）的十一萬五千名精銳位於被稱作關內的長城以南的華北地區。一九三一年八月四日被鎮壓的這場戰亂實際上是由日方特務機關買通了石軍挑起的。關東軍為了準備這場事變，特意事先安排將東北主力軍牽制在華北地區。（黃自進《滿州事變與中國國民黨》）

張學良由於在一九三〇年五月的中原大戰中沒有加入反蔣聯合部隊而到得了國民政府的感謝。因此，北平（北京）天津的衛戍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等重要職位都由其黨派的人佔據，到了一九三一年，他開始著手將勢力從東三省擴大到華北的政治經濟領域。即便沒有石軍的叛亂，張學良留在東北的可能性也不大。而事實上，他並非在瀋陽，而是在北平聽到事變的消息的。

謀略的深度

從以上過程來看，事變是趁著蔣和張離開根據地的時間點發動的。那麼為何必須要採取這樣的形式呢？

關東軍是在日俄戰爭後，為了守衛關東州以及保護滿鐵線而設置的軍隊。一九一九年四月，在廢除了武官制的關東都督府、設置了關東廳的同時，關東軍作為獨立的駐紮在滿州的軍事機關成立了。除了守衛鐵路之外，還逐漸利用其軍事力量來強化對日本在滿州權益的維護、實行對蘇戰略等任務。（山室信一《怪獸 增補版》）但是這支兵力在事變之前，只有從日本本土派來兩年輪換的一個駐紮師團和六個大隊的獨立守備隊，合計約一萬零四百名兵員。（江口圭一《十五年戰爭小史》）這個數量與東北軍的十九萬人相比，雙方兵力之懸殊可謂一目瞭然。

以當時關東軍的兵力想要在短期內壓制住整個滿州地區，就必須解決兵力懸殊的問題。而為了除去此心頭大患，就不得不考慮趁著張學良和東北精銳部隊離開老巢，蔣介石忙於剿共戰、對付反蔣聯合這一時期發動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