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簡體書）

本書顛覆了關於絲綢之路的一般印象：絲路上的貿易物品並非只有絲綢，還包括多種貨物；更關鍵的是，它並非只關乎貨物貿易，還涉及思想的傳播。絲綢之路並非一條或幾條線狀的道路，而是一個網絡，縱橫交錯。絲綢之路並非已逝的歷史，它一直延續至今，從未消亡，而且延伸到了更加廣闊的天地。

“絲綢之路”一詞讓人想到的畫面往往是，商人牽著駝隊去東方巴紮交換異國物件，朝聖者走過萬裏之遙以踐行信仰。作者在本書中探究的是這些表面意象背後的真實，描述了絲綢、香料以及行者的傳說，解釋了歐亞大陸中部歷史的驅動力量，正是這種力量促進了絲綢之路上的交流互動。作者表明，生物、技術和文化交流對舊世界影響深遠，一如全球化之於今日世界；而絲綢之路現象其實持續至今，在大眾文化中如此，在當代商業、政治和外交領域亦如是。

米華健

美國喬治城大學埃德蒙•沃爾什外交服務學院歷史學教授。1983年獲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士學位，1993年獲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研究領域為中國、中央歐亞以及廣義的絲綢之路。另供職于亞洲研究協會和中央歐亞研究協會理事會，2001年任中央歐亞研究協會主席。

本書通過生物、技術、商業和文化的透鏡，為一般讀者打開了世界歷史的一扇窗。對於所有渴望求知、思想開明的世界公民來說，這都是一本必讀之書。

——古典音樂家、絲綢之路合奏團創立者 馬友友

作者不時把古代的事件、名物與我們身邊的事情和所接觸的物品聯繫起來，讓讀者易於理解。這正符合“牛津通識讀本”叢書的品味，也是一本非常具有學術含量的通識讀物，雅俗共賞，相得益彰。

——北京大學歷史系暨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榮新江

序言
榮新江
在我所閱讀過的以“絲綢之路”為名的著作中，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教授的這本《絲綢之路》，既不是篇幅最長的，也不是出版時間最新的，但卻是我閱讀時最感到愉快的一種。本書英文原名The Silk Road: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2013年出版，是列入牛津大學出版社一套雅俗共賞的小叢書Very Short Introductions（簡稱VSI）中的一本；譯林出版社已經漢譯過叢書中的多種，稱此系列為“牛津通識讀本”。因此，米華健的這本《絲綢之路》，也是按照叢書的總體要求，撰寫的一本極為簡明的絲綢之路導論性質的書。
作者分析了從李希霍芬提出“絲綢之路”時最初的概念，到百年來學者們的不同理解，在綜合前人論說的基礎上，總結出他本人對“絲綢之路”的定義，即“‘絲綢之路’一詞所指的不僅僅是中國和羅馬之間長達幾個世紀的絲綢貿易。它是指通過貿易、外交、征戰、遷徙和朝聖加強了非洲—歐亞大陸融合的各種物品和思想的交流，有時是有意為之，有時則是意外收穫，在時間上始自新石器時期，一直延續到現代”。
如何駕馭這樣一個縱貫遠古到當今、橫貫地中海到華夏大地的話題，對於所有作者來說，都是具有挑戰性的。但作者的確很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其優點或者說特點，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這本書最大的一個優點，就是小而精，從宏觀的視野，非常簡明扼要地講述了絲綢之路的各個方面。第一章主要講環境，與目前西方史學界的主流思潮相適應，強調中央歐亞大陸上游牧民族的重要性。第二章按照時間順序講述不同時段裡絲綢之路的歷史。第六章以“絲路將通往何方？”為題，強調了16 世紀以後絲綢之路並沒有斷絕，並概述了古代絲綢之路向現代的轉型。作者的文筆高度概括，而且對於相關的文化傳播、游牧農耕等理論也了然於胸；這顯然是基於多年來在美國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歷史系教授中央歐亞歷史的經驗和積累，所以才能娓娓道來，提綱挈領，給讀者一個能夠輕鬆閱讀的“極簡介紹”。
但絲綢之路的話題，從人類起源和最初的遷徙，到全球化時代的“大合流”，各種各樣的內容都可以納入其中。作者對此作了非常有眼光的選擇。在第三到五章中，他提取絲綢之路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方面，以某個具體的事項，來加以深入細緻地闡述，包括人類的遷徙，瘟疫的傳播，馬匹的馴化，葡萄酒生產與東傳，生物物種的移植，食物、紙張、醫學、戰車、火藥的東西傳播，以及文學內容體裁的借用，樂器和繪畫、雕刻、建築、織物、陶瓷等視覺藝術的交互影響。這些是講述絲綢之路時所不可或缺的內容，其中既有和平交往的結果，也有征服戰爭的推動。總體而言，對貨物、思想、藝術和人群本身的交換與流動的描述，使讀者認識了絲綢之路如何在遙遠的聚居地之間建立聯繫，從而推動了不同地域的人類得到的繁榮和發展。
米華健教授的學術專長是清代新疆史，是美國所謂“新清史”學說的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嘉峪關外：1759—1864 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歐亞十字路口：新疆歷史》（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London, Hurst & Company，2007），蜚聲學林。這方面的專長，也體現在這本小書中。他以堅實的數據，闡明在18—19世紀清朝把江南大量的絲綢運到中亞以換取馬匹，而同時代的俄羅斯則用馬匹交換來自印度的棉紡織品；茶葉、大黃、陶瓷、白銀和絲綢在清帝國邊境上自由流動，充分證明1500年以來絲綢之路並沒有終止。在絲綢之路的歷史作用上面，國內外史學界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我一向持有絲綢之路對東西南北文化交流具有積極意義的態度，讀了米華健此書，頗有海外遇知音的感覺。
本書還有一個優點，就是文筆優美，而且時時帶出一些美國人的幽默，讓人讀起來十分輕鬆愉快。作者還不時把古代的事件、名物與我們身邊的事情和所接觸的物品聯繫起來，讓讀者易於理解。這正符合“牛津通識讀本”叢書的品味，也是一本非常具有學術含量的通識讀物，雅俗共賞，相得益彰。憶1992 年秋天，米華健和我都受已故楊鐮教授之邀，參加在烏魯木齊舉行的“西域考察與探險”學術研討會，然後下南疆，從阿克蘇團場，順和田河南下，經過四天露營，抵達絲路南道重鎮和田。由於專業不同，又不在一輛車上，所以交談並不多。但多年來我一直關注他的學術研究成果，他的《絲綢之路》這本書，更是我近年來在絲路上考察時攜帶的參考書。今譯林出版社邀請我為本書中譯本作序，欣然應允，這也算是一種絲綢之路的緣分吧。

2016 年12 月20 日
於北京大學朗潤園

第一章 環境與帝國

6月的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跟絲綢之路上的很多地方一樣炎熱，但不像中央歐亞的無樹大草原和沙漠那樣乾燥，那裡的群山擋住了來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濕氣。華盛頓這裡的濕度更像印度，令亞歷山大和巴布爾1 等征服者無法忍受，也像中國的長江下游流域，那裡是歷史上的絲綢生產中心。因而2002 年6 月的華盛頓天氣不算反常，彼時史密森學會正在國家廣場舉辦一個以“絲綢之路”為主題的民俗藝術節。

在國會大廈和華盛頓紀念碑之間的狹長公園臨時搭建了一個帳篷，開幕式就在那裡舉行。由於廣場剛剛改造完畢，換氣扇吹進來的風裡夾雜著塵土、乾草，甚至還有駱駝的氣味。學者、記者、使館代表及一眾特邀嘉賓都坐在折疊椅上汗流浹背，台上就座的貴賓也是大汗淋漓： 大提琴演奏家馬友友雖燥熱難忍，卻對自己參與組織的藝術節成果露出了滿意的微笑；先知穆罕默德的後人、什葉派伊斯瑪儀派領袖阿迦汗也是藝術節的資助人，他滿臉通紅卻神情凝重。唯有演講嘉賓美國國務卿科林? 鮑威爾清爽利落地穿著襯衫、打著領帶，瀟灑地走上舞台，看起來頗為涼爽。 “9?11”襲擊過後不到一年，美國軍隊正佔領著阿富汗（那裡是絲綢之路的中樞），還在幾個街區之外的賓夕法尼亞大道上醞釀著對伊拉克（絲綢之路沿線的重要一站）的開戰計劃。當時在華盛頓出席開幕式的諸位知道鮑威爾是布什政府中唯一一個反對入侵伊拉克的重要成員，因而向他致以熱烈的歡迎。鮑威爾後來改變了立場，但那天他說到絲綢之路藝術節的主題“連接文化，建立信任”時，還是很有說服力的。

以哥倫比亞特區作為探訪絲綢之路的起點難免顯得奇怪。但在今人看來，絲綢之路—或陸海雙線絲路—的概念早已遠遠超越了錦緞和商隊，而馬友友和史密森學會的組織者都了然於胸，在其最廣泛的意義上，絲綢之路所代表的觀念是，只有通過貨物、思想、藝術和人群本身的交換和流動在遙遠的聚居地之間建立聯繫，人類才能得到最繁榮的發展。這種對人類共同世界史的理解強調不同民族之間的交流與互動，而不是差別和衝突。這一觀點當然有意識形態的成分，但也不乏實證性考古學證據和史學文本的支持： 在最早期的歐亞大陸人類棲息地上，我們注意到跨大陸遷徙和貿易的跡象；晚些時候，在亞洲、歐洲和撒哈拉以北的非洲若干地區游牧和農耕社會相輔相成的發展中，我們看到了那種交流的協同效應。農業、畜牧業、冶金術和其他技術、音樂、繪畫藝術，甚至宗教和政治思想，雖形式多樣、異彩紛呈，但都不是互不往來的文明各自獨立的發展成果，而是歐亞大陸共同佈局發展的不同面相。

顯然，古代的跨大陸融合在程度上無法與如今的全球緊密連通相媲美。但就其性質而言，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所實現的成就，與今日“全球化”的成果大同小異。而如果沒有始於數千年前、長期持續的交流—儘管其數量和速度不一定可觀—把我們稱為歐洲、西南亞（中東）、波斯、印度、中國以及東南亞和中亞的這些地方之間連成網絡，我們生活的世界會大不一樣。

非絲又非路

傳統上，“絲綢之路”一詞用於指代東亞和地中海之間、貫穿歐亞大陸中心的一條或多條道路，所謂歐亞大陸中心，如今被冠以不同的地名： 中央歐亞、中亞、內亞、河中地區，有時則特指那些名喚“斯坦”的國家［阿富汗（Afghanistan）、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土庫曼斯坦］。我們想像著一隊隊負重的駱駝沿著那條路走過草地、沙漠和山口，在綠洲城鎮歇腳，那裡的集市充斥著絲綢和香料。然而雖說這些生動形象早已深入人心，“絲綢之路”到底是什麼或位於何處卻十分含混。

1997 年11 月，當時的美國第一夫人希拉里? 克林頓對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進行了友好訪問。為準備在吉爾吉斯斯坦的演講稿，克林頓夫人的一位高級助理打電話到喬治城大學問我：“比什凱克是絲綢之路上的城市嗎？”這位官員想要一個非此即彼的簡單答案，但問題並不簡單。絲綢之路可不像66 號公路那樣，是一條貫穿大陸的高速公路。要說清什麼東西是否位於絲路沿線，取決於我們在地理上和時間上如何看待絲綢之路的歷史。如今身為吉爾吉斯斯坦首都的比什凱克是由俄羅斯殖民者在19 世紀創建的，蘇聯時期為紀念一位布爾什維克將軍而改名為伏龍芝，直到1991 年後才恢復早先的名字。如此看來，這座城市似乎過於年輕，無法被歸為“絲路”城市。此外，它坐落在地圖繪製者們通常所畫的絲路大概位置的北方；比什凱克更像是大草原和大山之間的十字路口，而人們一般會把撒馬爾罕或布哈拉等古代綠洲城市作為絲綢之路的象徵。然而否定比什凱克在絲綢之路上的地位，不僅讓克林頓夫人的演講撰稿人失去了一個現成的話題，還可能會誤導，讓人們錯以為游牧民族頻繁穿行的大草原路線和以俄羅斯人征服中亞為標誌的現代歷史時期都與絲綢之路的故事無關。

“絲綢之路”一詞的首創者是德國旅行家和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男爵（他是史努比剋星、“紅男爵”曼弗雷德?馮?李希霍芬1的伯父）。實際上，馮?李希霍芬在1877年的一次講座上，以及他的多卷本歷史地理學著作《中國》（1877—1912）中，同時使用了這個詞的單數（Seidenstrasse）和復數（Seidenstrassen）形式。他用這個詞指代中國的絲綢離開漢帝國（公元前206—公元220 年）抵達中亞的多條路線，漢朝則從那些路線中學到了一些西方地理知識。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概念並不包括漢朝之後的時代，但他確實詳細討論了後期的其他路線以及除絲綢之外的其他貨物的交易；此外對他所謂的Handelsverkehr，意即商業交通或貿易路線，他也論證了其偉大的歷史和文化意義。因此，儘管叫法不同，狹義的“絲綢之路”概念的提出者也對如今我們簡稱的“絲路”所涵蓋的跨歐亞交易這一普遍現像不無興趣。

第一個將“絲綢之路”用在標題中的人是另一位德國地理學家奧古斯特? 赫爾曼，他在20 世紀初期出版了有關這一主題的幾本專著和地圖集。他完成於1915 年的論文的標題“從中國到羅馬帝國的絲綢之路”突出了絲綢之路概念的另一個常見但誤導性的意義，時至今日，這仍然牢牢盤踞在人們的頭腦中： 絲綢之路的重要意義主要在於把中國和地中海流域，即“東方”與“西方”聯繫在一起。這一說法關注跨歐亞貿易的終點，是可以理解的，實際上關於這段較早時期的最佳史料也都以中文、希臘文和拉丁文寫成。此外，在如今中國的領土上發現古羅馬的玻璃，或是讀到羅馬貴婦們穿著來自賽里斯1 的純絲綢翩翩而行，這些之所以會讓我們大吃一驚，恰恰是因為兩地相隔如此遙遠。但只關注絲綢之路的兩端卻難免錯失要領，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