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故”事（簡體書）

北京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城市，尤其是在告別帝制、民園建元的時刻，承載著古老文明意識的歷史遺跡隨處可見。而如何看待、處理和安置這些“歷史與記憶”，使它們不斷融入“現代”中國的現代生活之中，相關討論、爭議貫穿了整個民國乃至共和國初建時期。在大量典籍、詩文、建筑、城市規劃、民族國家等問題的“書寫”互動下，作者直面各種形態的材料，條分縷析、抽絲剝繭，既結構化地呈現了古都北京逐漸消逝的氣息，又在現代性理論上做出推進的嘗試，是“歷史與記憶”本土化思考的范例。

季劍青，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文化所研究員，主要從事民國北京都市文化和中國近現代文學及思想研究，著有《北平的大學教育與文學生產：1928-1937》，編有《北平味兒》，在《文學評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近代史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若干。

導論

從帝京到文化城

宮苑的轉變

文化城的建構

旅游指南與城市景觀

城市規劃的發明

懷古的終結

寺廟與掌故

地志的變遷

名勝的名與實

“古城”憂思

重述多民族都城史

民族主義者的想象

旗人的表述

另一種建筑史

余論 從“新北京”到“古都”

主要參考文獻

后記

北京是一座過去的遺跡隨處可見的城市。對生活在這座城市中的人們來說，這些歷史性的建筑和景物意味著什么？劉心武的小說《鐘鼓樓》為我們探討這個問題提供了有趣的個案。這部小說描寫鐘鼓樓地區一戶四合院的眾生百態，鐘樓和鼓樓這兩座古老的建筑，只是充當胡同生活的背景，它們是被保護的文物，游離于市井煙火和街衢繁華之外。但歷史上的鐘鼓樓是作為公共報時裝置而存在的，每天晚上和次日凌晨，鼓樓上的大鼓敲擊出有節奏的鼓聲，鐘樓隨后撞鐘報時。而在整個夜間，每個時辰撞鐘一次，鼓樓則保持沉寂。暮鼓晨鐘構成了城市生活的自然節律，鐘鼓樓因而深深地嵌入普通市民的日常起居之中，即使在清朝覆亡民國建立之后，這種狀態仍然在持續，直到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溥儀被迫出宮，原來負責鐘鼓樓報時的鑾輿衛隨之取消，鐘鼓樓的報時功能才被徹底廢棄。

有趣的是，劉心武對歷史上鐘鼓樓與城市生活這種有機的聯系，完全持否定的態度。鐘鼓樓傳統的計時和報時方式，被當作落后的象征。小說中隨處可見的對時間和歷史的思索，顯然是建立在現代化觀念基礎上的。充當公共報時設備的鐘鼓樓必然被現代鐘表取代，它們只有作為文物才具有價值。這部獻給“在流逝的時間中，已經和即將產生歷史感的人們”（小說題記）的作品，對歷史采取了毫不留情的棄絕的態度。

鐘鼓樓的命運，可以看作當代北京城市身份的一個隱喻。在《鐘鼓樓》出版前不久，1982年，北京被定位為“歷史文化名城”，市政府編制的總體規劃提出了保護“古都風貌”的明確要求。“古都”和“風貌”這兩個詞經常放在一起使用，這提醒我們“古都”是一個處于一定距離之外被觀看的對象，定義古都的那些建筑與景物及其承載的歷史，屬于一個從當代北京分離出去的過去的世界，它們與當下的現實并不發生直接的聯系，就像鐘鼓樓疏離于人們的日常生活一般。事實上，我們之所以能夠去建構和把握“古都”，恰恰依賴于這種把歷史對象化和客體化的策略，依賴于將過去從現在分離出去，將歷史從日常生活中分離出去的邏輯，這些都是現代歷史觀塑造的結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古都”乃是現代的產物。

在一部介紹古都北京的著作的序言中，作者把北京稱作“偉大東方古代文化藝術博物館”。博物館的比喻，很容易讓我們想起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的觀點。他用博物館的陳列品來比擬傳統事物的現代命運，傳統的價值體系崩塌后形成的碎片，被安置在博物館中，它們只有歷史和審美的意義，而不再具備現實的能動性。就古都北京作為被觀看的對象以及它與當下生活的關系而言，把它比作博物館是很恰當的。

不過，在博物館作為一種現代制度出現之前，今天我們視為藝術品的許多器物，都曾在政治體制和社會生活中行使著各自的職能，就像鐘鼓樓在被當作文物古跡之前，曾經作為公共報時裝置存在一樣。想象一下我們回到了清代的北京，如今構成“古都風貌”的那些古建筑，都在一個幾近完美的秩序空間中各安其位。宮殿、苑囿和壇廟等皇室建筑，既是行使政治權力的場所，同時又以其莊嚴神秘象征著皇權的至高無上，遍布城內外的諸多寺廟滿足著各個階層宗教生活的需要，有的還發展為市集，或者因其景色風物成為文人士大夫游賞雅集之地。它們構成了這座城市的內在肌理，為居住其中的人們提供了現實的活動空間。

更重要的是，古代北京城的各類建筑和景物提供給人們的現實生活經驗，本身就充滿了歷史感。鐘鼓樓的暮鼓晨鐘，在日復一日有節律的報時聲中，已經獲得了深沉的歷史意味，一種莊嚴的“紀念碑性”。中國是具有深厚歷史感的國度，北京是擁有數百年建都史和上千年建城史的都城。在清代的北京，人們隨處都能碰到歷史悠久的古跡，城闕、宮苑、寺廟乃至街市，都有漫長的過去可以追尋。然而古代中國人與現代人的歷史意識卻存在著根本的區別。按照黃俊杰的說法，中國古代的歷史意識的基本特點是對古今之間連續性的體認。中國人具有強烈的歷史感，他們把從歷史中獲取的啟示作為當下生活和行動的指南，過去和現在緊密而有機地聯系在一起，中國人就生活在從過去綿延至今的歷史之中，他的意義世界就是由他身處其中的歷史而被揭示、闡釋和塑造的。現實生活本身就浸潤著對歷史的感受。

古代歷史意識中對古今之間連續性的體認，在有關城市的文獻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城市以及城市中的某處古跡，作為一個具體的空間，構成了聯結過去與現在的紐帶。我們翻開《天府廣記》、《京城古跡考》、《日下舊聞考》這樣記述北京歷史的著作，很容易看到“考古證今”、“案古證今”、“茹古涵今”一類的詞匯，它們把作者對古今之間連續性的體認表達得再清晰不過了。對乾隆皇帝來說，他統治下的帝京超越了前代都城，這種今昔的對照顯示了盛世的氣象，皇權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也由此得到重申。而仕宦京師的文人士大夫，則常常以特定的古跡為中介，將自己與前賢聯系起來，表達個人的道德理想和政治關懷。康熙年間馮溥因希慕元代名臣廉希憲而重建萬柳堂，嘉靖年間法式善考證明代李東陽“西涯”舊居，為表示仰慕而自號“小西涯居士”，不過是其中兩個例子，凡是文士經常詩酒雅集的勝地，大多具有類似的意義。無論是皇帝還是文士，他們面對北京或北京的某處古跡時生發的歷史意識，都充滿了政治和倫理的領悟，這些領悟是活躍的現實經驗的一部分。歷史不是外在的客觀認識的對象，而是像一條長河從過去流來，攜帶著豐富的意義融匯到人們的心靈中。

近代以降，在現代性的沖擊下，以古今之間連續性為核心的歷史意識漸漸失去了存在的依據。“現代性”是一個聚訟紛紜的名詞，中國的現代性究竟起源于何時，是否有其本土的內在脈絡和獨特性，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話題。我在這里并不打算介入有關現代性的理論論辯，只是在一般的意義上，將現代性界定為十九世紀中期以來，在全球資本主義擴張的過程中對中國產生巨大沖擊的力量，以及伴隨這一力量而在中國產生的種種新的器物、制度、觀念和文化實踐。現代性使中國偏離了原先的軌道，與此同時，在新的視野和觀念下，中國人身處其中的歷史傳統也開始被相對化和客體化，不再成為價值體系和意義世界的自然源泉，而是構成了被批判地加以審視的對象。正如王晴佳所指出的，現代中國的歷史學家從一個新的視角看待這個國家的過去，對過去與現在的分離的感知，成為新的歷史意識的基礎。

現代性給北京這座古城帶來了巨大的變化，1900年庚子事變后，北京開始了它的現代化進程，引入了現代市政管理制度，道路交通得到改善，西式房屋到處拔地而起。在新出現的現代建筑、設施和生活方式的映襯下，沉淀著久遠歷史的北京城顯得陳舊起來，它像是屬于一個過去的世界。過去與現在之間出現了裂痕，分離在所難免。1912年民國建立后，北京徹底告別了帝京的身份，在觀念的層面上，帝京的歷史也已成為過去。然而，整個民國時期，帝京遺留下來的大量建筑、古跡和空間格局依然存在，很多人還保留著對帝京的歷史記憶。換言之，過去的北京有很大的一部分仍存留了下來，民國時期人們如何對待和處理這個“過去的北京”，是我要討論的課題。

我用“舊京”這個時人經常使用的詞匯來指稱這個“過去的北京”，它包含兩方面的涵義，一是帝制時期遺留下來的建筑、古跡和空間格局，二是北京作為帝京的歷史。如果說在前現代的北京，人們是生活在歷史之中，那么到了民國，“舊京”已經屬于一個被對象化的過去。但過去與現在的分離本身是一個過程，借用列文森的術語，舊京的“博物館化”（museumification）并不是隨著現代性的到來立刻就實現的。民國時期出現了將舊京客體化和博物館化的認知模式和文化實踐，但不同的群體，出于不同的動機，與舊京仍保持著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情感與態度上的維系。隨著舊京日漸遠去，對舊京的歷史記憶漸漸淡化，博物館化的認知模式和文化實踐最終占了上風，“舊京”于是變成了“古都”，以穩定的形象定格在時間之中。

這個復雜的過程同時也揭示了現代歷史意識的特點，雖然人們意識到舊京屬于過去，但在“舊京”成為“古都”之前，面對舊京時所生成的歷史意識，往往包含著過去與現在之間的某種張力：過去尚未完全作為博物館中的陳列品而存在，它們以某種新的形式活在現代人的記憶之中。重新去探訪民國時期關于“舊京”的各種書寫中表達的歷史意識，也有助于我們去思考在現代性的條件下，如何重建人與歷史、過去與現在之間的聯系這個更大的問題。

所謂“書寫”，在這里泛稱以文字形式呈現的各種表意實踐，它既包括各種類型的書寫文本（文學作品、學術著述、旅游指南等），也包括圍繞某些事件展開的公共性的輿論，乃至借助文字展開的命名、規劃等實踐性的活動。我希望通過不同形式的“書寫”，來把握人們面對舊京時生成的歷史意識的豐富性，不同的書寫者，賦予舊京以不同的新的內涵，“書寫”實際上就是“重寫”。在對舊京的“重寫”中，過去的北京獲得了新的意義，成為民國北京的現代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

民國時期的“重寫舊京”，凝結了人們對這座城市的過去的豐富體驗。因而本書并不是以民國北京為對象的嚴格意義上的城市史著作，而是關于對北京之過去（“舊京”）的認知、理解及想象的歷史的研究，更接近觀念史和心態史。在這里，“過去”作為一個書寫的對象，本身就是那種將過去與現在區別開來的現代歷史意識的產物，正如“傳統”往往是現代性的發明一樣。過去的北京（“舊京”）如何被對象化和客體化，最終成為博物館化的“古都”，這個過程是我想要描述和分析的主要內容。

這本書在時段上大體民國時期（1912—1949年）為范圍，不過在具體論述過程中，為了使整體思路更加清晰和完整，某些章節會突破民國的時限，將視野上下延伸至晚清和共和國時期。就全書的結構而言，并不完全以時間為線索，而是以問題為導向，大致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關注帝京的物質遺存（建筑及空間布局）在民國時期的命運，它們如何從皇權的象征轉變為文化遺產，這是一個客體化乃至符號化的過程，它體現在一系列城市書寫中：民國初年宮苑形象的轉變，30年代關于“文化城”的爭論，旅游指南中帝京景觀的再現，以及從城市規劃的角度對帝京空間布局的文化價值的確認。第二部分則把目光轉向舊京的其他古跡，它們不像皇室建筑那么受到重視，大多在北京的現代化過程中淪為廢墟乃是消失。其中一部分古跡先前主要依托文人士大夫的風雅傳統，如今隨著士人階層的衰微而陷入無人照料終至破敗的境地。盡管有舊式文人試圖復振前朝風雅，卻難免時代錯置的尷尬，或傳統歇絕的傷懷。現代作家和知識分子對待這些古跡則表現出兩種態度，一種是以寫實和科學的眼光對其加以描述和記錄，將其轉化為對象化的客體；另一種是把這些廢墟遺跡看作北京這座“古城”衰老不堪的表現，特別是在30年代面臨嚴峻的政治危機的語境中，出現了許多以“古城”為母題的詩文，其中常常流露出對歷史的深沉憂思。

第三部分討論的是對北京多民族都城史的歷史記憶和認識在一系列書寫中的表現，以及它們是如何被納入一個整體性的中國歷史敘述中去的。清末和民國初年的民族主義者視少數民族王朝統治北京的歷史為恥辱，潛藏的種族記憶被激活，形成負面的北京形象。而早已視北京為故土的旗人則在民國時期被壓抑的處境中，發展出自身的北京表述，他們有意忽略身為滿族的族群記憶，強化自己作為北京人的地方認同，并將自己的北京書寫構造為中國文化史的一部分。對北京多民族都城史的不同看法，也滲透到建筑史的研究中，這些論述在30至40年代民族危機的背景下，透露出不同的政治意味。最后，在一個整體性的民族視野中，擁有數百年都城史的北京，被定義為“民族藝術”的載體。這也構成了舊京博物館化的一個環節。

在全書的余論部分，我將從40年代末關于北平文物整理的爭論入手，重新梳理新中國建立至當代北京舊城保護的討論與實踐的大致線索，探討舊京博物館化的復雜過程和后果，特別集中于舊京與市民生活的關系方面，最后嘗試對歷史、記憶與現代性的關系問題作理論上的思考和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