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

這部傑作的兩個主題是：如何發展中國政治研究和怎樣分析詭譎的中國政治變化。鄒先生在運用豐富的中國政治題材，從而作出詳盡獨到的理論分析的同時，更主張以兼收並蓄的學術態度融合和超越理論與實踐，超越西方與中國的界限。──陳志讓教授

《二十世紀中國政治》不僅僅是一部中國研究著述，更是一位知識份子對中國切身經歷的感受和政治見解的主張。──湯維強教授

鄒先生全書的結尾是略有悲愴之音的，他說他仍然相信，中國政治「向民主過渡」的前景，亦即中國人逐步建立以談判妥協機制去解決政治衝突的前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他說他現在已不再相信他自己活着還能看到這一「村」。我們這些比鄒先生晚生數十年的人，是否就敢相信我們活着能夠看到這一「村」？
──甘陽教授

鄒讜（Tsou Tang 1918–1999）
政治學家。1918年生於廣州，中國國民黨元老鄒魯之子。1940年畢業於西南聯大，1951年獲得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利文思敦講座教授（Homer J. Livingston Professor），1988年退休。曾擔任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理事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高級研究員、北京大學名譽教授。英文著作有《美國在中國的失敗 1941–1950》（獲1965年度美國Gordon J. Laing Prize）、《中國的危機》（合編）、《文化大革命與毛後改革》，中文著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中國革命的再闡釋》均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序言( 節錄)
甘陽

鄒讜教授的《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一書即將與讀者見面。鄒先生命我為該書略作引言，我竟不揣淺陋而冒然應命，蓋因為我深願向海內外讀者廣為推薦此書，尤其對那些關心中國政治發展、關心建設民主的制度和規範的朋友們，此書乃不可不讀。
鄒先生這部著作包括後記共由十章組成。儘管各章並非寫於同一時間，所處理的具體問題也不盡相同，但它們可以說都是圍繞着鄒先生經年累月思考的一個中心問題而展開的，這就是：中國政治如何「向民主過渡」(transitionto democracy)。不消說，這也正是許許多多人所共同關心的時代性大課題。但鄒先生的不同之處在於，他所關注的重心，與其說是「民主」這個詞或概念包含着多少好東西，不如說是集中在「過渡」這一具體過程的複雜性和困難性。因此，與時下許多人不同，鄒先生很少高談闊論西方自由主義是如何如何，以便來證明或批判中國政治的不民主性。相反，他所着重探討的是，在中國社會歷史的給定條件下，向民主過渡是否可能？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是哪些「機制」(mechanisms)阻礙了過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是哪些「機制」可能發生作用？在北美研究中國當代政治的學者中，鄒先生的分析一向被公認為以細膩見長，我以為事實上是與鄒先生不以單純的否定批判態度為然，而始終着眼於對具體機制進行分析這一立足點有很大關係。
作為在西方政治學界的理論氛圍之內從事研究工作的資深政治學家，鄒先生對於晚近以來西方政治學研究的發展，特別是西方學者對「向民主過渡」這一重大課題上的研究進展，可以說比任何人都更瞭如指掌。但也正因為如此，他或許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意識到，西方學術界所建立的種種理論、模式及方法，並不能簡單照搬而用來分析中國政治的發展。鄒先生數十年來的政治研究，可以說直在摸索如何立足於中國政治的經驗之上而又充分利用西方政治學研究的成果，以逐步建立發展能夠用來說明和分析中國政治現象、總結中國政治經驗的「中國政治學」。

vii 序　言 (甘陽)
1 中國二十世紀政治與西方政治學
13 中國政治學的發展與西方社會科學
27 如何發展新中國的政治學
49 二十世紀中國政治與中國文化
67 二十世紀中國政治與中國知識份子
81 全能主義政治與中國社會
87 毛澤東思想：為繼承權的鬥爭和毛以後的時代
127 鄧小平時代：歷史性轉變及與過去的連續性
159 天安門：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
• 最壞的可能與最後的希望
• 國家與社會關係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形成
• 文革後國家與社會關係之變化及其問題
• 民間公共空間與官方媒介系統的各行其事
• 黨內政治遊戲規則與權力同心圓
• 黨內改革派妥協努力之失敗
．vi．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
• 學運的激進化與中國的兩極化
• 重謀國家與社會的和解：政治轉型與道德贖救
之路
237 後記：從傳統權威政治系統到現代全能主義政治系統
• 引言
• 社會經濟的變遷與翻天覆地的政治轉型
• 理性選擇論與研究中國革命和政治轉型
• 社會結構所容許的範圍以內的理性選擇
• 戰略上的理性選擇
• 理性選擇的創新性、系統性與戰略互動性
• 全能主義：學術上的名詞，政治上的含義
• 全面危機，社會革命，全能主義：一個提綱性
的初步解釋
• 天安門事件的分析：從宏觀結構到微觀個人選
擇與行動的兩條綫索
• 歷史的變化與延續
305 作者的話

中國二十世紀政治與西方政治學
今天，北京大學授予本人名譽教授的稱號，又蒙各位領導各位學長以溢美之詞對我鼓勵，這是一個極大的榮譽。
更重要的是，北京大學和教委的決定，繼承了北大老校長蔡元培先生所堅持的「思想自由原則」和「兼容並包主義」，這是北大的光榮傳統，在今天看來更有重要的時代意義，因為這個傳統是三中全會以來提倡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實現社會主義高度民主，發展精神文明的一個最重要的前提。今天這個富有象徵性的儀式，一定能鼓勵海外中西學者對中國劃時代的各種改革更加重視，對改革的前途，作出更正確的估計。
我今天要特別指出：我做學問的態度是西南聯大培養出來的，我對政治的基本看法也是和抗戰期間的時代背景分不開的。
當時西南聯大聚全國造詣最深的學者於昆明，集三校優良傳統的精華，鄰近的雲南大學又有生氣勃勃的新起之秀，西南聯大老師的嚴謹的學風、勇於創造的精神和敢於提倡改革的言論，一直到現在還是我的榜樣。
在西南聯大時期，我不過是一個一般的學生，遠不如陳體強等同學，可是，我以後有機會繼續不斷地研究政治學，而新中國成立後，曾經照搬蘇聯的教育制度，廢除了政治學，反右擴大化以後，即使討論一般政治也有更多的有形或無形的禁區，自然也談不到基本政治理論的探索。
最近幾年北大正在積極的有計劃的從事恢復政治學的工作，我非常樂意參加這項工作，不過我在西南聯大的老師、學長和同學之前，一方面有班門弄斧之感，另一方面又在僥倖和惶愧的情緒中，去尋找一個歷史的教訓。
西南聯大學風的另一面反映了潛伏在無數人心中的時代精神，這就是在內憂外患交逼的時候，國家生死存亡之際，聯大師友仍然看到了中國有一股新生的力量，堅信中國有美好的前途，保持發奮圖強的樂觀態度，建國以後，中國國運坎坷，個人之錯失造成嚴重的挫折，但即使在十年災難中，我對中國的美好前途始終保持審慎的樂觀態度，而且不斷的力圖把西南聯大的治學態度和時代精神相結合，去分析中國革命和建國的成就與挫折，並在這個基礎上去提出政治科學上新的個別概括和改進完善當前的理論框架。
要這樣做，我們一方面需要有選擇的應用西方社會科學包括政治學來研究中國二十世紀政治及中國歷代政治的演變，另一方面也必須用中國政治的實踐與歷史去檢驗西方社會科學的個別概括和理論框架，然後再進一步將中國政治的實踐與經驗結合西方社會科學包括馬克思主義中經得起歷史考驗的原理，去提出政治學上新的個別概括和比較完整的理論框架，這樣做可以突破西方社會科學的個別概括和理論框架，創造中國政治學，然後再在這個基礎上對發展世界性的政治學作出重大的貢獻。
現在讓我簡單的談一談，如何結合中國二十世紀的政治經驗和西方社會科學原理，如何在應用西方社會科學原理的時候，同時也突破這些原理，去創造中國政治學，發展世界性的政治學。
中國二十世紀可以讓西方研究政治理論的學者更容易看到社會革命與全能主義政治的共同歷史淵源與內在關係，並且提供我們論證這個共同淵源和內在關係的豐富事實和材料。社會革命的概念大家都很清楚，「全能主義」(totalism)一詞卻需要解釋，我所用的「全能主義」的概念與三十年代中國和西方現在一般理論家所用的「極權主
義」(totalitarianism)一詞不同。我用「全能主義政治」這一個專門名詞來表達政治與社會關係的某一種特定的形式，而不涉及該社會中的政治制度或組織形式。「全能主義」僅僅指政治機構的權力可以隨時無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會每一個階層和每一個領域的指導思想，「全能主義政治」指的是以這個指導思想為基礎的政治社會。「全能主
義政治」一方面和我所謂的「權威主義政治」如中國傳統君主專制下的政治，可以劃分得很清楚，另一方面和德意志和意大利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的極權主義政治和個人獨裁在理論上和實踐上也不相同。這一點，我等一下就會解釋。
現在我要指出，中國的社會革命與全能主義政治的共同淵源是二十世紀初期面臨的全面危機，社會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機的方案，全能主義政治是應付全面危機的一種對策，並且從事社會革命就必須用全能主義政治為手段。因此社會革命與全能主義既有共同歷史淵源又有內在的關係。中國二十世紀初期，國家在軍閥混戰中解體，社會中的各個領域的傳統制度都在崩潰，日常生活中湧現出不少問題不能以傳統的思想和常規的方法去解決。在國家生死
存亡的時候，有些仁人志士認為只有社會革命才能從根本上克服整個國家、整個社會和各個領域中的危機。他們看到只有先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政治機構或政黨，然後用它的政治力量、組織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個階層和每一個領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會國家和各領域中的組織與制度，才能解決新問題，克服全面危機，因此社會革命一開始就
蘊藏着全能主義政治的因素。但是全能主義政治的擴大和縮小也決定於社會革命的形勢，各個革命階段不同的目標，敵我力量的對比，人民內部矛盾的消長，政治集團內部鬥爭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