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以忘憂：薛仁明讀論語

學習孔子的處身之道，在逆境中仍能安定身心
了悟當下的心理狀態，在煩憂時還能保持樂觀

與生命相激盪，與現實相對應。薛仁明以淺顯直白的語言，多面向解讀《論語》，在孔子師生的對話間，一一尋找古人如何活得風光愉悅的奧義，再印證現代人怎樣才可以活出「樂以忘憂」的境界。
孔子深諳「因材施教」的教學方式，因應學生的生命態度大不同，答案自然不一樣。儒道與俠義精神有何共通之處？現代人要如何用儒與俠來修身養性？人生如果可以「不忮不求」，面對情感與名利的追求與渴望，心就可以不煩亂、不執著、不陷溺。人為什麼要修養？就是修一個中庸之道，修「喜怒哀樂之未發」，修到心中無事。
相較於弟子「修己」，孔子著力於「安人」，讓周遭的年長者都能心安，朋友間相互信任，年少之人能被關懷與照顧。在這個躁鬱的年代，可以先問自己是否心安理得、修己修了多少？讓自身成為一個自在安然的人，就是一種圓滿，如能進一步讓身邊的人安定，則能共創安穩的社會。
今天我們讀傳統典籍，重點不是要了解孔子是什麼思想，莊子有何哲學，而是想要治身心之道。本書引導你：
• 「看透煩惱」――一日三省吾身是真正的反省嗎？應該心如明鏡般時時觀照，是否對誰的批評耿耿於懷，為何看這個人怎麼都不順眼，從這類經常有的煩惱省思起。
• 「追尋悅樂」――如何才能悅、樂？一個好東西、一件好事情，讓人常常感受愉悅，我們要慢慢調整身心，讓自己和他人都能心生歡喜。
如果你經常為負面情緒與焦慮困擾，孔子教你積極正面的人生道理，讓我們自由自在地成為心的主人，使你能安定惶惶不定的心靈，有寬廣心胸駕馭世間百態。

薛仁明

作者，講者，行者。
台灣台南南邊的漁村茄萣人，係福建漳州長泰縣山重村薛氏來台第十二代。高中二年級開始，長期困惑於安身立命之道，十八歲因之休學半年。十九歲之後，有心於儒釋道三家。關注的焦點，是生命之修行與文化之重建。
民國八十二年起，長居台東池上鄉下。直至民國九十八年，才開始在兩岸的報刊發表文章。文章聚焦於中國文化的發展以及個人的生命實感，長於從淺近之處，推及中華文化的核心。在禮崩樂壞的當下，總能以文化的角度切入，使人即使面對劫難，仍處處見到生機。尤其能夠將中國文化中的人間興味，在不知不覺中，給挑撥開來，霍地亮出一片寧靜祥和的天地。已經出版的繁、簡體著作，有《胡蘭成‧天地之始》、《孔子隨喜》、《天清地寧》（以上爾雅出版社）、《教養，不惑》（時報出版社）、《進可成事，退不受困——薛仁明讀史記》、《天人之際——薛仁明讀史記II》、《樂以忘憂——薛仁明論語講課錄》（以上九歌出版社）等書。
目前除了寫作之外，主要在兩岸講授中國文化課程。先後在北京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講授《史記》與《論語》等短期課程，也連續擔任南京審計大學三年的中國文化客席講座；並曾應台灣大學、北京大學、北京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京大學、陽明大學、中山大學等高校邀請，做過多場關於中國文化的講座。
至於開設長期課程的地方，有台北書院、上海恆南書院、北京辛莊師範以及包括上海、廣州、成都、杭州、北京、深圳、重慶、長沙、鄭州、石家莊、西安、濟南等等各地的機構與民間單位，課程因與生命相激蕩，與現實相對應，回響甚大。

自序
《論語》怎麼讀
儒與俠
顏回有靜氣
修己安人
管仲之仁
君子儒與小人儒
「經」與「權」
簡易法門有副作用
真實世界的反省
舉重若輕
儒與黃老的平衡
因材施教
動態平衡之道
不忮不求
陰陽調和
孔子的大實話
身邊有大師
氣象大，不必純粹
接地氣
君不君，故臣不臣
民主與民本
正人君子馬英九
由之？知之？
風乎舞雩
恕道
如得其情
興於詩
天地之始
為君難，為臣不易
讀經教育

 

《論語》怎麼讀
讀《論語》，我建議先只讀原文，也就是所謂的「素讀」，讀沒有任何注釋的白文。歷代的《論語》注釋已經多得嚇人，單單為了一、兩個字，常常就可以眾說紛紜、糾纏半天；至於整句的解釋，更是各說各話、各持己見。最後，就成了讓所有人尋章摘句、「死於句下」的無底深淵。讀《論語》，首先別掉入這個陷阱。

在原文之外，另外去找些注解參考書，當然可以。三十年前我念大學時，最認真讀的，是朱熹的《四書集注》。但如果你現在問我：用《四書集注》好不好？我只能說：「最好不要」。那是另一個無底洞，是理學家的一套所謂「義理」系統；那系統剛進去時會覺得很迷人，似乎非常有道理；可不知不覺的，人會被桎梏住，全身發緊。至少，我就曾經跳進去這個誤區；換句話說，那時我全身發緊，而且，還緊了很久。

時下各種注解書實在太多了，在這麼多注解書之中，到底哪一個最好，其實我也說不上來。不同的《論語》注解版本，很多字句的解釋完全是天差地別，沒有人知道到底哪一個才是對的；除非問孔子本人。但話說回來，即使是孔子再世，你真問他，也未必有用；恐怕他看了某些章句之後，也得遲疑片晌，說：「隔了這麼久，其實我也忘了當初是什麼意思。」而且，同樣的詞句，在不同時空之下，意思也常不一樣；就算問孔子，他也還要仔細回憶當天是跟誰講的、是在什麼情境下說的。在這回憶的過程，肯定有些是錯置、有些是模糊、甚至有些根本就是忘掉了。更別說《論語》中經常可以看到，孔子回答不同弟子所提的同一個問題時，會談出兩個完全顛倒的觀點。那麼，到底哪一個才是對的？

事實上，如果我們把《論語》原文中那些具體的情境給抽離掉，將孔子的話當成一條條顛撲不破的真理，那就遠離了《論語》。所以，讀《論語》的第二個前提是，不要去糾結那些字句到底什麼意思，可以先看我們看得懂的。講句老實話，單單那些看得懂的，就夠我們受用一輩子了。《莊子》說的，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讀書不要貪心，別讀太多，也別想要把什麼東西都搞懂。

更進一步說，倘使搞懂了，對你當真就有幫助嗎？那也未必。那些自以為搞懂很多道理的人，常常也是讀書對他最沒幫助的人；因為，懂越多道理，越容易產生我執；懂越多道理，學問與生命也越容易割裂。

所以，別貪心，別啥東西都想搞懂。有些章句不明白，就先擱著。什麼東西都想搞懂，啥事都「打破砂鍋問到底」，那是西方式追求客觀知識、追求邏輯正確的態度，不是中國人踏實過生活的態度。中國人面對事物會保持一份基本的虔敬，知道有些東西是在我們的能力邊界之外，有些東西我們是沒有能力知道的，甚至，有些東西我們壓根就不應該知道。這就叫「止」，就是要懂得踩刹車。因為懂得「止」，所以陶淵明才會說「不求甚解」。「不求甚解」其實是種大氣。

所以，一開始讀《論語》，我們先建立起簡單的大方向，就兩個字——「受用」。我們讀了感覺到受用，這樣就好。其他的，統統無關緊要，統統都可以放下。所有問東問西、枝枝節節的問題，我們沒那個閒功夫來理會，就留給學院的教授先生去操心吧！

接下來，我們談談《論語》的編排。《論語》整本書的編排當然有一定的架構和脈絡；但大家別忘了，孔子當初可不是為了這個架構和脈絡才來說話的；換句話說，這個架構必然是事後建立的。孔子的門人把孔子語錄記載下來，而後在整理編排時，按照一定的脈絡安排，形成今天我們所讀的《論語》。這裡面，必定有編輯群的思路與喜好，甚至也有他們的偏見所在。因此，不要把整本《論語》的編排看得太理所當然，想成必然有一個完整架構、有一套密碼，我們可以把它破解……不是的，事情沒有那麼複雜。真把《論語》的編排想得太複雜，多少就有子夏說的「致遠恐泥」那個「泥」的毛病了。

現在講《論語》，一開始都從〈學而〉篇開始，單單講「學而時習之」五個字，就可以講一、兩堂課，甚至還可以更久。不過，這五個字前面，還有兩個很重要的字，可能倒被忽視了，就是——「子曰」，孔子說。我們要特別留意的是，第一章的開頭是「子曰」，而第二章呢？是「有子曰」，第三章又是「子曰」，至於第四章，則是「曾子曰」……這個編排很有意思，透露了一個很清晰的訊息。

我們從《論語》開篇一路翻下去，頭一個講話的是孔子，其次出場的是有子，然後孔子再講一下，曾子在第四章登場，接著，第五、六章是孔子，第七章是子夏，然後後面又是曾子。從這樣的登場順序，我們可以看出，當時《論語》一書的編輯群，顯然跟有子、曾子和子夏關係很密切，主編很可能就是他們的弟子。其中，整個〈學而〉篇之中，除了孔子本人之外，就屬有子出現了三次，頻率最高，可是我們仔細看有子說的話，怎麼看，都不覺得有那麼重的分量足以擺在如此顯要的位置。那麼，他憑藉的又是什麼？
原因之一，可能是因為他的弟子是主編。原因之二，更可能是有子有個特殊之處，因而取得了某種特殊地位——有子長得很像孔子。孔子去世之後，有一群學生因為孺慕太甚、思念太過，於是愛屋及烏，便有人提議讓有子坐在上位，大家每天像當年侍奉孔子老師一樣向有子行禮。不過，這個當時看來似乎動人、可事後多少顯得有些搞笑的建議，不多久，就被曾子否決掉了。
至於曾子、子夏，應該也是因為主編的特殊考慮，才會編到這麼前面去。這事提醒我們，看一本書，還真得注意編輯是哪些人，也得留意編輯後頭的思路與偏好。如果，《論語》換成總編輯是顏回，首席編輯子路，責任編輯子貢，《論語》的樣貌與氣象應該會跟今天我們看到的不太一樣。如果是這樣的編輯陣容，第一個出場的，肯定還是孔子；可緊接著的第二個，大概就不會是有子了。
所以，我不覺得讀《論語》一定得一章章按順序讀下去，也不認為每一章統統都是金科玉律……沒這回事。我以前教學生背《論語》，就跟他們說，有子的部分可以跳過去不背，因為有子說的話未必有那麼透。真論對生命的領會，有子的境界不見得高到非背不可。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我不認為讀《論語》非得要從〈學而〉篇開始講。如果讓我挑，我更願意從第五篇〈公冶長〉篇的第二十六章講起。自然，這也透露出我的成見與偏好。

儒與俠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第五》第二十六章

如果我能「穿越」回兩千五百年前，而且當上了《論語》一書的總編輯，我會把這一章選為《論語》全書的開篇。原因之一，是重要的人物全部都登場了。《論語》的第一號人物，當然是孔子；第二號人物，肯定是顏回；至於第三號子路、第四號子貢，這個順序基本上歷朝歷代都沒有太多異議。開篇第一章，就先讓前三號人物登場，我覺得比較符合位階。原因之二，是除了出場順序合理之外，這一章還非常具有代表性，我們能看到孔子的魅力所在，也讀到孔門的氣象所在。

這一章不是現代概念下的課堂討論，而是孔門實際生活的剪影。因為是生活剪影，所以最真實生動。一開始，「顏淵、季路『侍』」，顏回跟子路侍奉在孔子身旁；「侍」，這是以前師徒制的特點；老師在哪裡，學生就跟在哪裡。老師不見得會針對學生特別說些什麼，學生就只是跟著老師過生活；看老師所有的應對進退，看老師處理事情，也包括看老師怎麼開開玩笑、說說反話，甚至還包括如何面對南子那樣有爭議的女人。這些，都是學習，都是最大、也最根本的學習。一個老師在課堂上所講的，都是有限的、且經過篩選的，未必就是他生命的實相，更不是他生命的全體；所以，以前的師徒制，一般都是學生陪侍在側，因為只有這樣才會看到老師的整體生命，這時，老師就不只是「經師」，而更是「人師」。所以，「侍」這個字非常重要。

顏回、子路侍奉一旁，孔子閒來無事，忽然有了興頭，說道，「盍各言爾志」，你們怎麼不說說自己的志向呢？事實上，孔子之後，我們就不容易看到有個儒者會老跟學生提這句話。這是孔子很特殊的一點，他不時就要問問他的學生：來，說說你們的志向吧！你們將來想幹麼？大家尤其對照一下孟子，箇中的氛氛與口吻，就完全不一樣。

大家如果了解孔門弟子的性格，可以確定，這時候頭一個回答的，百分之百是子路，不會是顏淵。（這就像《史記》中如果樊噲跟張良同時出現，第一個說話的，肯定是樊噲，不會是張良搶著說話。）於是，孔子言未落定，可能剛剛那個」志」最後的下滑音都還沒結束，子路就說話了，「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他最大的志向，就是他的寶馬與貂皮大衣，與朋友共用，譬如現代的一輛頂級好車四個輪子借出，最後變成是吊車拖著回來，輪胎還少了一個，鈑金也凹了一塊，可他心裡面沒有一點點的不爽，這叫「敝之而無憾」。

對我們來說，做到這樣是有點困難的。一般人在正常情況下，都是嘴巴說「沒事！沒事！」可心裡多多少少還是會嘀咕抱怨一下，「早知道，就不借給你了！」有這種嘀咕，就是心裡「有憾」了。一個人在這種情況下，能徹底「敝之而無憾」的，並不多見。子路所說的這種生命狀態，在中國的典型，並不於儒家，而是「俠」。《史記》裡面的遊俠，就有這種氣質，也就是「俠氣」；中國武俠小說的傳統裡，也有這種「俠「的精神。如果在諸子百家裡面找，可能是墨家那種「兼愛」更接近一些。看墨子在當時的所作所為，救人之危、急人所急，真會感受到一種俠義的精神。墨家雖然在秦漢之後看似沒落了，可這傳統從古至今一直都有，尤其是在民間。

「俠」的民間傳統有正、反兩面，若說負面，就變成了所謂「黑道」。可即便是黑道中人，真上了檔次，也講究個黑亦有「道」。台灣以前有幾個黑道大哥，對中國文化的情感都很深。早先在黑道裡，只要能當到大哥級的人物，基本上都得要有可讓人佩服的人格特質，不然，又怎麼能服眾？單單靠手段、靠耍狠，只能混到某個級別，不太可能成為真正的「大哥」；換言之，他肯定有某種人格魅力，有某種「德」，必須符合某種「道」。台灣的竹聯幫老大陳啟禮幾年前去世時，作家張大春還幫他寫了一幅挽聯，這蠻有一點古風的；有些文化人後來因此批評張大春，那其實只是他們過度西化，壓根不知道啥是中國文化。陳啟禮年輕時當然也逞兇鬥狠，可通常這種大哥過了一個年紀之後，對於進退取捨的拿捏，還是挺讓人佩服的。台灣有個資深的社會記者劉益宏，接觸過很多的黑道人物，後來言道，他所接觸的黑道大哥的可敬程度，基本都超過當時的台灣政治人物。我相信他講的是真話。

如果能理解這點，就可以明白為什麼司馬遷要把「遊俠」寫到史記裡，也可以明白相較於後來的中國史書為什麼《史記》明顯高了一個檔次。後代讀書人多半不屑這些黑道中人，可在司馬遷眼裡，他們的是非善惡固然可以爭議，可卻有其動人之處與光芒所在。能看到這點，就有著司馬遷閱人觀世的高度。同樣地，孔子也有這樣的能耐。就這層次而言，司馬遷的生命狀態非常相近於孔子。孔子也會看到某些被世俗非議之人仍有其過人之處。這個能力，按說是儒家最該有的核心處，也就是孔子所強調的「恕道「。「恕」是「如心」，將心比心，穿透表相，看到人的最骨子裡去。這也是最重要的「格物」。關於這點，後面我們會慢慢展開來談。

從子路的生命形態，我們可以看到早期的孔門裡，儒家與俠客可以有某種程度的接軌，換句話說，本來儒跟俠是可以交通、並非對立的。可惜，後來的儒者鮮少有子路這樣的生命狀態；加上儒者越來越強調純粹性，「純儒」越來越掌握話語權，從此，俠義的精神淡薄了，儒門的氣象也變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