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

台灣雖然有很多問題，卻都是可以解決的。

書中文章主題，有最能代表時代的關鍵詞，例如：熱血、小確幸、狼性、走出舒適圈、人脈存摺。

也有台灣當下最深刻的焦慮，像：國際觀、高等教育、兩岸競爭力、機器取代人力。
有的課題並非台灣獨有，分析必須具備全球視野，例如：民粹、富人稅、國族主義，募兵取代徵兵。

作者總能看到別人沒看到的盲點，想到別人沒想過的問題。

•關於工時太長，她重新思考「龜兔賽跑」這則寓言：
同樣是受過教育，為何有人進職場是烏龜，有人是兔子？最大原因不就是烏龜當年在學校都在睡覺，兔子則都在練跑？如果烏龜進職場後竟然以為自己可以維持慢吞吞步伐，只憑兔子貪睡就跑贏兔子，是在做夢！

•關於大學生太多，她問：
高等教育快速膨脹，怎可能只膨脹到學生人數，卻沒膨脹到辦學者與教授人數呢？為何大家只質疑大學生念大學的資格，卻不去質疑辦學者的資格？只怪大學生不用功，卻不質疑教學品質？

顏擇雅

2014年金鼎獎雜誌專欄類得主。著有《愛還是錯愛》(親子天下，2015年)、《向康德學習請客吃飯》(印刻，2016年)。譯有珍‧奧斯汀《理性與感性》(印刻，2017年) 。2002年創辦雅言出版公司，出書極少，卻屢屢創造暢銷風潮。像《世界是平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都是雅言出版旗下代表作。

作者序 
我寫這本書的初衷很單純，就是受不了大家在唱衰台灣。對我來說，台灣問題就是最低的水果摘完了，如今應該趕緊打造工具去摘更高的水果。

先進國家都老早摘完伸手能摘的水果，之後又經歷多次「摘完某一高度水果」的時刻。一九八二年我去美國念書，美國就處於如此窘境，媒體都是關廠、裁員新聞，大學生畢業即失業，街頭遊民暴增。但在此之前，自從一七七六年宣布獨立，美國已有過四十幾次衰退，每次都挺過來了，因此我沒聽到美國人自己在唱衰美國，或嫌年輕人一代不如一代。

台灣如今盛行唱衰台灣，一大原因是從前都沒遇過悶經濟，缺乏經驗，因此特別徬徨，感到無望。

那麼，台灣為何會遲至二十一世紀，才第一次感受到悶經濟？美國經濟頻頻摔跤，台灣自從一八五八年開港，除了兩次政權暴力更迭的短暫動盪，可說一帆風順，是因為台灣比較厲害嗎？

當然不是。美國走在前面，每次遇到危機都必須花時間辯論，嘗試錯誤，才漸漸學會如何產業升級，維持市場秩序。美國付學費學到的寶貴經驗卻是全世界皆可參考。美國人工成本上升，就發展出國際分工體系，Made in Taiwan玩具、成衣因此在六、七○年代大量湧入美國，台灣卻無需自己研發生產技術。先行者跌撞，追隨者平順，道理在此。

換成果樹的比喻，就是台灣光靠發展落後這一點，手摘水果數量就注定多於美國，才能摘這麼久。中國又在台灣後面，手摘水果又比台灣多，目前好多還沒摘完。這是中國成長率高於台灣的最主要因素。扯年輕人只追求小確幸是扯遠了。就算年輕人真是小確幸世代，這也是悶經濟的果，不是因。

我說台灣從前摘到的水果比較低，並無對前人不敬的意思。台灣在六○年代從進口替代轉型為出口導向，八○年代又發展成高科技電子大國，都是了不起的成就。問題是過往的成功經驗已經無法複製。如今，我們只能記住「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專注為現有問題尋求解方，而不是緬懷過去。

緬懷過去最常見的一種形式，就是「典範在夙昔」。記住尹仲容、李國鼎的貢獻雖然重要，但是「典範在夙昔」卻常有一種弦外之音，就是經濟下滑都怪官員不如從前能幹。

在言論自由的時代，官員被嫌笨是正常的。就算官員真的能幹，其政策也往往三五年才見真章，讓批評者沒話說。但要以為台灣問題是因為官僚今不如昔，卻是思考怠惰。尹仲容、李國鼎成功，是因為抓住國際分工體系初步成型的機遇。台灣的經濟奇蹟放在東亞也不奇特，前有日本，後有中國，同期則有其他三小龍。

我們要如何確知，今日檯面上那些大家公認很笨的官僚，把他們丟去五十年前，就無法創造經濟奇蹟？換一個問法：倘使尹仲容、李國鼎重返人間，憑他們的眼界，就有辦法處理今日難題嗎？

例如中國崛起，就是尹仲容、李國鼎從沒處理過的一道難題。自家果樹可以手摘的水果摘快完時，鄰居突然邀你去摘他家水果，而且他家果樹還特別多株，株株都水果低垂，這時你會想留在自家果樹下嗎？

李登輝於是鎖起門來不准自家人去隔壁。理論上，「戒急用忍」很正確，因為人除非不敢覬覦別家的低垂水果，不然不可能認命好好研究自家越來越難摘的水果應該怎麼摘。問題是，在自由民主時代，鄰居說歡迎我去摘，自家人憑什麼不准我去？

這又是尹仲容、李國鼎不必面對的另一難題。他們手裡的政策工具，例如管制外匯、限縮金融業務，後來皆已消失。威權時代要執行「戒急用忍」也許容易，但其配套是各種法規鉗制市場，一定打擊經濟。

這是「典範在夙昔」反映的另一種思考怠惰：明明威權已經結束很久，我們卻還在期待強人。從前人民無法當家做主，因此思考不是人民的事，是強人手下官僚的事。緬懷尹仲容、李國鼎，很大成分是在緬懷那個重要決策都天高皇帝遠的時代。

台灣進入民主時代後，政治人物都很愛講「拚經濟」。這三個字的頭號問題是空洞，讓人誤以為目前瓶頸只是意願問題：只要政府有心，經濟就能上去。第二個問題是「拚」字很誤導。難道台灣還停留在拚就能贏的階段嗎？許多企業主顯然這麼想，工時才會越來越長，終於逼出大減工時彈性的「一例一休」。

事實上，任何經濟體只要「摘完某一高度水果」，面臨的一定是知識問題，還有取捨問題。所謂知識問題，就是人力水平必須提升。尹仲容、李國鼎規劃的產業環境只需要少數菁英念大學，台灣要挺過悶經濟卻需要大量高階人才，因此本書有多篇文章討論高等教育。

至於取捨問題，是指改革一定會侵犯某些人利益。台灣上次有嚴重侵犯少數人利益的改革，就是「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推行當時如果像今天一樣自由民主，地主一定也天天上街抗爭，提起行政訴訟，並發動連署罷免立委。

某些取捨的重點則不是利益分配，而是價值。尹仲容、李國鼎的時代人民普遍都窮，因此沒人在講公平正義。但如今人民已有十分之一大富或中富，三分之一目前不富不貧，但正漸漸趨貧。公平正義已是目前社會上正進行的最重要討論。本書多篇文章，例如關於富人稅、房屋稅，都是我加入討論的嘗試。每人重視的價值不同，我個人較重視自由。

當然我無法說服所有人同意我主張。但我至少希望說服大家能夠跟我一樣樂觀，更懂得欣賞台灣的優點。例如我就認為，台灣只會代工這一點並不可恥。

只要行銷與製造分流，製造都叫代工。看來二者還會繼續分流，因此只要台灣依然擅長代工，就會製造業很強。

很強的製造業，一定是建立在穩固的智慧財之上。像鴻海、台積電在美國都是專利大戶。相反的HTC手機即使全盛時期，專利也不多。Nokia與Motorola賣掉手機部門，賣的其實是智慧財而不是品牌，因為智慧財比品牌長久。在科技快速變革的時代，品牌可以樓塌樓起，智慧財卻不能平地起高樓，必須一樓樓往上蓋。因此，代工創造的附加價值也許沒有少數成功品牌高，它提供的就業質量與穩定度卻大大勝過品牌。代工也代表我們擁有製程上的珍貴智慧財，不是別人可輕易取代。

許多人對台灣悲觀還有一原因，就是動不動拿台灣跟中國比。書中很多文章討論中國，就是要指出這種類比的不恰當。兩邊地理條件不同，發展階段亦不同。中國年輕人狼性，是因為狼性在中國依然有用。等中國亦摘完最低水果，年輕人自然會變另一種性格。

還有一種悲觀，是凡事都怨怪中國。台灣產業沒升級，某一階段的確可以歸咎中國磁吸，如今卻較多是我們自己的問題。很多時候，中國只能說是照妖鏡，照見我們有哪些缺失。

我在書中分析這些缺失，用意是要指出，台灣雖然有很多問題，卻都是可以解決的。水果不等人，成熟就會紛紛落地，爛掉，因此我們不該浪費時間。只要我們這次學會摘取伸手搆不到的水果，後代就會更有自信，將來再度「摘完某一高度水果」時，就不會再有那麼多人唱衰台灣。

序

第一輯
熱血是兩面刃
小確幸不該是沙漠
狼性不是解方
菲律賓最懂「走出舒適圈」
該跳的槽，不該跳的槽
「投資自己」的潛台詞
人脈存摺值得商榷
別亂鼓勵「大膽走出去」
為何面試表現不佳？
投履歷別看走眼
要有創業腦
創業成為職人

第二輯
富人稅是頭痛醫腳
房屋稅不見得是富人稅
當兵不該變笨
公投門檻不該太低
國族主義的幽靈
民粹不必然是壞事

第三輯
中國不值得台灣自慚形穢
中國還需要學習強國風度
幹嘛怕競爭？
兩岸競爭力 vs 全球競爭力
值得借鏡的中企經驗
平常心看人才赴中
學術明星為何選擇中國？
英文為何看不見中國崛起？

第四輯
多少人可以念大學？
高等教育適合市場機制嗎？
出國攻博值得重金鼓勵
高等教育的科技海嘯
為什麼要學歷史？
文組無用論
什麼是國際觀？

第五輯
為什麼超時工作？
不該小覷小創業
企業家太老
企業家也要有志氣
企業家要有國際觀
機器一定取代人力？
麥當勞啟示

後記

別亂鼓勵「大膽走出去」
張愛玲有篇散文＜重訪邊城＞，寫她唯一一次訪台。開頭寫她初抵台北機場，就有個西裝男子上前問她：「你是尼克森夫人？」張愛玲以為尼克森夫人真要飛來，覺得很奇怪，她與這位美國前副總統夫人膚色不同，人種不同，怎會被誤認？搞半天，那位仁兄原來天天都來機場迎接美國大人物，是精神異常。
「我笑了起來，」張愛玲描述她意會過來的反應：「隨即被一陣抑鬱的浪潮淹沒了，是這孤島對外界的友情的渴望。」
那年是一九六一，艾森豪總統前一年才來訪，我們還是聯合國的一員，五十幾個邦交國，其中不乏日本、法國等重要國家。因此讀到張愛玲這段敘述，我難免驚訝：原來在台灣國際處境還不算孤立的五十幾年前，就已經充滿被世界遺忘的焦慮了。
如今，這種焦慮的表達方式已不是接機強迫症，而是媒體常見的「出口轉內銷」報導。本來，外電編譯的工作應是譯介國際新聞：敘利亞內戰、日本憲改等等。曾幾何時，他們的首要工作變成注意台灣又上了哪家外媒：八仙塵爆上了BBC、高雄氣爆上了CNN。即連民眾在颱風過後排隊跟歪腰郵筒合照這種純八卦，閱聽大眾也需要知道它受到多少外媒關注。
如果外媒有提供奇特觀點，閱聽大眾當然就應該知道。但是絕大多數時候，「被外媒當作新聞」本身就是一種新聞，即連八仙塵爆這種壞新聞也強過沒新聞。這是台灣特有的媒體現象，套句對岸用語，就是台灣很「缺乏存在感」。
這種缺乏，也反應在近年特別流行的「台灣之光」標籤。出國比賽獲獎，才是台灣之光。沒出國、沒獲獎則不算。同是侯孝賢佳作，《刺客聶隱娘》是台灣之光，《海上花》則不是，因為《海上花》沒在海外獲獎。
如果獲獎者感謝台灣栽培，我們當然與有榮焉。但獲獎就自動戴上「台灣之光」帽子，卻有強迫沾光之嫌。跟誰分享榮耀，不該是個人的選擇嗎？更糟的是，這四字代表為台灣爭光是一種使命。王建民原本只是個熱愛棒球的男孩，赴美追求自己的夢想。一旦被叫台灣之光，就必須為全台灣打球了。他腿傷復原沒多久，二○○九年又肩傷，應該就是四個字壓力太大所致。
與「台灣之光」同時流行起來了，還有「大膽走出去」。常聽到的說法，是要年輕人跨出舒適圈。言下之意，就是台灣太舒適。奇怪：明明大家都同意跟別國比起來，台灣有低薪、過勞、房價離譜的問題，怎還覺得台灣是舒適圈？
其實，已經大膽走出去的台灣人，追求的並非不舒適，而是為了投奔更好前程。近年對岸、新加坡挖走不少高階人才，或澳洲吸引大學畢業生去打工，憑的都不是不舒適，而是較佳的薪資或工作條件。這種現象，我們應該引以為恥才對，有什麼好鼓勵的？
何況，鼓勵「大膽走出去」還會造成一種不幸副作用。這句話的假設是有出去強過沒出去。這會給國外回來的年輕人一種優越意識，以為喝過洋墨水，想當然爾較有國際觀。
其實，因為資訊科技進步，海外居住經驗已不見得會帶來國際觀了。如今不少留學生上網只看台灣新聞，臉書也只跟台灣互動。許多人住台灣時根本不看偶像劇、政論節目，移民加拿大或新加坡卻變成天天看。這種人哪有因出國而擴大視野？
其實，出國收穫多寡，最重要因素往往是學習動機。出國若只為一張文憑，收穫就是一張文憑。若只是為了償清學貸，收穫就是學貸償清。賈柏斯十九歲的印度行讓他學會直觀，養成迥異於其他科技人的思考方式，前提是他本就是為了心靈追求而去印度。
因此，如果是針對年輕人，重點應該不是要不要出去，而是抱著何種目的出去。年輕人出去了，我們就應該努力營造讓他們想回來的環境。不然，高齡化加少子化，工作人口已在縮減，萬一人口外移，稅基豈不縮小再縮小？
如果希望年輕人只為增廣見聞，而不是為投奔前程而出去，我們就要想辦法讓產業走出去。瑞典人口不到千萬，音樂產業就非常走得出去。近年美國《告示牌》百大單曲中有三分之一，不是瑞典人作曲就是瑞典人製作。瑞典音樂人卻不必搬去美國住。斯德哥爾摩的錄音室與音樂科技公司可接受英美唱片公司委託，全球最大音樂串流商Spotify也是在斯德哥爾摩創立。
要讓產業走出去，大膽是不夠的。瑞典的音樂實力靠的是一流的音樂教育。台灣的半導體與光學器材可以走出去，靠的也是大學培養出眾多優秀工程師。
跟張愛玲訪台的時候比起來，台灣的外交處境已經更孤立。但也拜經貿實力之賜，台灣的能見度已比當年更好。雖然要美國現任總統訪台已是不可能，但卸任政要、商界鉅子、影歌巨星來訪卻已是稀鬆平常。也許是這個原因，國際機場已沒人隨便問來客：「你是錢尼夫人？」想通這一點，也許我們可以稍微撫平「缺乏存在感」的焦慮。
但是不管焦不焦慮，都不應該再鼓勵年輕人「大膽走出去」。讓更多產業有辦法走出去才是真的。

當兵不該變笨
二○一六年台灣大選前，媒體冒出一種指控，說時代力量候選人﹁閃兵﹂，是只會挑起台海緊張，卻不願上戰場的﹁嘴砲台獨﹂。 指控很難聽，挨罵的對象卻依然高票當選，打敗連任多屆的軍系立委。
這種結果，在南韓就會很不可思議。在南韓，閃兵指控是可以終結政治生命的。二○○二年，梨花大學前校長張裳正是因為兒子閃兵，才遭國會否決，無法出任總理。
閃兵在台灣卻不會引起類似公憤，一大原因即閃兵管道很多元。焦慮症是一種︵林昶佐︶，高度近視也是一種︵黃國昌、吳志揚︶。吳奇隆若是新加坡人，慣性脫臼雖可讓他免除許多操課，役期卻不能少一天。連勝文若是新加坡人，則要比別人多當兵九週，由國家強迫幫他減肥。
問題來了，焦慮症、高度近視雖是小毛病，但依然是毛病。為什麼在台灣，聽說某人因為焦慮症、高度近視而不必當兵，別人反應不是同情，而是質疑閃兵？
只有一種可能，就是免服兵役引來的羨慕眼光，遠超過一般人對焦慮症、高度近視的惻隱之心。當兵是大家都不想要的，乖乖去當兵則是沒選擇。如果可以選，大家都寧願選焦慮症、高度近視。
如果是因為當兵辛苦，閃兵就算值得羨慕，也必須扛負﹁好逸惡勞﹂的可恥標籤。這次，閃兵卻當選立委，可見選民並沒把閃兵聯想到怕吃苦。
其實，只要看看時代力量另一位新科立委，就可明白閃兵在台灣既可羨，又不必蒙羞的箇中原因。洪慈庸本來默默無聞，是二○一三年七月爆發的洪仲丘案，才把她推到鎂光燈下，累積出日後參選的政治能量。
洪案發生一個月，就有二十五萬白衫軍上凱道怒吼，為冤死的男孩討公道。台灣從沒出現過如此不靠政黨動員，卻集結速度如此之快，聲勢又如此浩大的街頭運動，可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盧梭曾在︽社會契約論︾中主張，徵兵制可加強全民與國家之間的一體感。洪案卻揭露，徵兵制在台灣的效應正相反。役男發現，﹁死老百姓﹂在軍中是學不到戰鬥技巧的，成天工作就是打掃、搬東西。許多文書皆沒必要，而且資料造假嚴重。但役男不能提出建言，不然下場可能和洪仲丘一樣。
這是閃兵在台灣既可羨又不必蒙羞的真正原因：軍中管理太糟了，把兵役變得毫無功勞只有苦勞。這苦勞不只沒意義，還可能不公不義。討厭當兵的出發點並非好逸惡勞，也不是怕死或不愛台灣，而是為了拒絕不公義。
軍方如果對症下藥，就應該強化內部管理。沒想到，軍方拿出來的解方是停止徵兵，二○一八年起改推全募兵。
如果看國際趨勢，全募兵好像是潮流。法國在一九九六，波蘭在二○○八，德國在二○一一，都陸續改全募兵。倡議者主張，現代軍事已經越來越複雜，軍事訓練需要投入越來越多時間精力。若是採用徵兵制，好不容易訓練成稍微可用，就要放兵員重返民間，新兵又要從頭訓練，非常浪費國家資源。不像志願兵役期長，訓練起來較划算。
台灣卻狀況特殊。首先，中國從沒放棄武力犯台，我們若不願以當兵為義務，要怎麼向對岸與盟友展示防衛決心？
二來，上文已強調，人民不愛當兵，並非不願保家衛國，而是不信任軍方。無法取得民間信任的軍方，怎可能靠募兵就募到足夠兵員？果然，二○一七年九月︽聯合報︾就報導：﹁全募兵尚未落實，國軍人力已跌破最低防衛需求。﹂
因此，全募兵反映的，就是軍方的鴕鳥心態，不願面對現實，不想改革。軍方不改革，可能比台獨更能挑起台海緊張。這不是危言聳聽。國防太弱會讓敵國覺得有機可乘而輕啟戰端，這是戰略學的一項真理。
因此軍方此時最該做的，不是全募兵，而是重新打造當兵的尊榮感。至少不要讓人民感覺當兵是在浪費生命。
﹁當兵會變笨﹂這話在台灣太常聽見了，我們可能都沒想過，有些國家的軍隊可以是人才搖籃。美國是一例。在美國，軍方給人的印象就是效率、專業主義、應變能力強。︽財星︾雜誌︵Fortune︶二○一○年三月就有封面是年輕持槍美軍，內容是退役軍官如何變成﹁商界領袖的新面孔﹂。
不過，軍方扮演經濟引擎的最成功案例絕對是以色列。眾所周知，以色列是創新創業大國。徵兵制對以色列創業文化更是居功厥偉。
首先，以色列沒有﹁死老百姓﹂在軍中受欺負的問題。大家都十八歲入伍，軍官都是從義務役拔擢，當然就不會區分是否自己人。只有少數高中成績特別優秀，將來準備用醫學、法學、工程專業去效命軍方的，才獲准念完大學再當兵。
兩位美國作者丹恩．席諾與所羅．辛格曾在二○○九年合寫︽新創企業之國︾︵Start-Up Nation︶一書，解釋為何徵兵制在別國都培養不出創業文化，以色列卻獨獨可以。一來，是以色列不講官階大小，將軍給小兵倒水是常有的事。這種扁平組織跟創業團隊最相契。
二來，是以色列人不愛面子，只重視從錯誤中學習，因此沒有爭功諉過的習性。軍中開會，大家經常互相檢討得面紅耳赤，沒人在自我辯護。自我辯護是沒有學習價值的，追根究柢才有。像洪仲丘那種有話直說的個性，在以色列一定如魚得水。
三來，以色列軍方不要求內務，只講一個人要如何當好幾人用。因此當完兵，人人都變得三頭六臂，會修飛機也會修電腦。
這樣的軍方當然不會浪費任何腦力。︽新創企業之國︾有一章﹁哈佛、耶魯、普林斯頓﹂，講的不是菁英大學，而是負責資訊戰的菁英部隊，例如塔爾皮約︵Talpiot︶、八二○○單位，只收數理最頂尖的高中畢業生，讓他們既可在軍中接受最先進的資訊教育，還可運用腦力保鄉衛國。
這種單位說是服兵役，其實卻是國家負責把你訓練成高科技頂尖人才。先是四十個月的密集上課，由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負責授課與頒贈學位。上完課還要服役六年，加起來總共服役九年，役男役女卻都認為是賺到。
他們退伍後，許多成為企業高管、創業家、天使投資人，定期聚會聯誼，人脈網絡好比哈佛校友會。以色列人從小就嚮往進入這種部隊，就跟美國人從小嚮往進入哈佛、耶魯、普林斯頓一樣。
我們不能指望台灣軍方也可以打造創業人才。但當兵不該變笨應是基本要求。如果哪天，當兵可以變聰明，別說不必全募兵，應該連女生都會爭取當兵了。

中國不值得台灣自慚形穢
來台陸生抱怨，常被台灣人問「你們那邊是不是上廁所不關門」，覺得受辱。問這問題不只沒禮貌，也透露出問話者對中國的無知。這種無知的另一徵候，就是只要去一次上海或北京，就馬上自慚形穢，回來改口說：「人家進步那麼快，台灣跟人家比什麼？」
若看整個中國，的確進步飛快，經濟規模無疑即將超越美國，有人預估在二○三○，有人預估二○一八。但別忘了，中國人口眾多，GDP雖高居全球第二，人均GDP卻僅是台灣三分之一，還不如巴西、墨西哥。在未來經濟規模超越美國之日，其人均GDP也只會到台灣一半而已。選一個還低度開發的對象自慚形穢，似乎挑錯對象。
不同意的人一定可以舉出許多實例：比台灣先進幾十年的機場、車站，比台灣氣派幾十倍的表演廳、美術館，比台灣蓬勃的網路創業動能。看數字：中國如今人均GDP雖只在全球排名八十幾，卻已是一九八○年的四十倍。再看言論：微博流行以後，市井小民言論空間已放大不少，發文只要不危及黨領導，想批評什麼都可以。
這種人會說：今日中國就等於二三十年前的台灣，台灣榮景無以為繼是因為台灣太小，領導者又搞民粹。但中國幅員那麼大，黨領導又與時俱進，前景當然一片大好。
問題來了：二三十年前「台灣錢淹腳目」，別說大學畢業生不可能自稱「魯蛇」，連高職畢業生亦不可能。但中國今日明明處於高成長階段，年輕工作者卻已自稱「蟻族」了，意即生活品質低，成天只有工作，卻不敢對未來抱任何希望。
「屌絲」這種自稱則更難聽也更普遍，意即不奢望有城市戶口，是醫療賤民，下一代則會是教育賤民。
經濟成長尚能保八之際，年輕人就自稱「屌絲」了，將來降成五怎麼辦？
這就是亮麗的機場、車站背後掩蓋的事實：經濟成長最大功臣明明是廣大勞工，國家卻遲遲不給他們平等的醫療權，也不願給他們下一代平等的教育權，寧願把錢花在面子工程。
中國與台灣的差別，有一項是發展起步時間差距四十年。起步時間的差距顯現在科技應用，就是中國常見的「青蛙跳」現象。台灣都是家戶先裝市話，才有個人陽春手機，進而智慧手機。中國卻不少人第一支電話就是智慧手機，上網經驗也是整個跳過電腦，直接就是手機上網。
「青蛙跳」另一例是領先全球的行動支付。在中國，大多數民眾都是從現金支付直接跳到手機支付，整個跳過信用卡。信用卡不普及，則有保護主義因素，因為中國遲遲不對VISA與Mastercard這些外商開放銀行卡清算業務。
另一例是電子商務(淘寶網、京東商城)。實體零售落後，買東西不方便，因此更容易養成網購的習慣。但勞力廉價是另一原因。像「餓了麼」那種隨叫隨到的送餐服務可以快速發展到兩百個城市，只能說在大小城市，都有眾多風雨無阻，騎著機車跟時間賽跑的底層青年。他們工作辛苦，收入卻極微薄，才自稱「蟻族」與「屌絲」。
再來就要講到中台之間另一差距：規模。所有大國都一樣，地區差異一定大，發展不可能等速。因此中國這種一線城市比台灣光鮮亮麗，其他地方卻落後的現象應會持續下去。正因為很多地方都落後，窮鄉出外謀生的青年沒挑選工作的本錢，「餓了麼」APP在兩百個城市才不缺送餐小弟。
其實，台灣看中國若抱平常心，看它落後就可以理解，看它光鮮亮麗也不必自慚形穢。大家各有各的困難，各有各的長處，如此而已。
重點是，彼此制度不同，發展階段不同，中國值得我們效法的地方真的不多。不值得效法，有什麼好自慚形穢的？
只要搞清楚自己問題在哪裡，就知道哪些國家才是值得我們自慚形穢的對象。如果問題是民主不夠優質，那優質民主的國家可多了，英國、德國都是。
至於產業創新不足的問題，可以效法的對象就更多了，例如瑞典之於流行音樂、荷蘭之於電視製作、以色列之於高科技研發。中國卻起碼還要十五年，才會遇到我們已經遇到的經濟瓶頸，真的還不值得我們自慚形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