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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修訂版)(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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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修訂版)(簡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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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三聯生活書店出品。“中國社會學經典文庫”《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修訂版)――轉型中的中國城市、流動人口、經濟與社會,“浙江村”與“浙江村人”三十年生活記錄研究,持續至今的真實“北漂”史
“浙江村”,20世紀80年代起漸次於北京天安門以南5公里的南苑地區彙聚成形。30年來,其經濟生產與社會再生產的特殊面貌、內部空間與外部環境的互動演變,已成為研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流動人口與城市社會經濟發展,體制、權力與政策的鮮活樣本。
作者借同鄉之便,於90年代中期6年時間裡對“浙江村”進行實地調查,深入“浙江村人”的日常生活,以近乎白描的寫作手法,細緻呈現了“浙江村”這一流動群體的落地、發展和變化中的諸多細節。對於“浙江村”的形成、結構、運作、變遷,“浙江村人”作為“外來人口”在北京的生活、生產經營、鄉情民願、與流入地及戶籍所在地管理部門的互動等等,均加以極近距離的分析記錄。
本書時隔20年後修訂再版,除對前版內容進行補充訂定外,於新增序言部分特別回顧了“浙江村”和中國社會自2000年以來的變化,對“正規化”及“分割―攫取模式”進行了分析闡述。同時為便於歷史比照,增繪了2017年“浙江村”疏解前分佈示意圖。

作者簡介

項飆,1972年生于浙江溫州,英國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除《跨越邊界的社區》外,著有Global Body Shopping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08年度美國人類學協會安東尼利茲獎。中譯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合編Return: Nationalizing Transnational Mobility in Asia (杜克大學出版社 2013)。獲2012 William L. Holland 獎、英國科學院中期職業發展獎等。最近的中文文章包括“中國社會科學‘知青時代’的終結”等。

目次

目 錄

序一(修訂新版序)讓他們看到飽滿的自己

序二 正規化的糾結:北京“浙江村” 和中國社會二十年來的變化

序三 2005 年英譯版序言(節選)

第一章 引論:從日常行為的角度為什么要寫這本書

“奇怪”的社區

現代和傳統

總體和具體

第二章 走進“浙江村”

創造中的社區

在互動中認識對方

“溫州的大學生”

本書的寫法

第三章 周家一日

看圖說話:區位與擴張

兩撥人

各人的年譜

住房、設備和投資

一天的生活

一天中的來客

兩年以后

小姊夫家

第四章 1984:來到北京

史前史

哥倫布的故事

來到北京

松緊兩條鏈

一起干

擺地攤—游擊戰

第五章 1986—1988:站穩腳跟

登堂入室

進攻

聯手:出租和引廠進店之爭

執照

發明代銷

“無本生意”

能人、自己人和永嘉人

“不宜久留”

第六章 1988—1992:擴張

皮夾克熱

定銷

邊貿

老外進村和發包

批發點

打通:“全國性流動經營網絡”的形成

為什么擴散

布料市場

輔料市場

勞務市場

資金市場

“家”還是“家鄉”?

改造家族

生活體系

居住格局

糾紛的解決

“打天下”

房東和房客

逃跑

第七章 1992—1995:亂里掙錢

進入大商場:關系的藝術

大轉包

小轉租

營業員

“京溫”故事

市場熱和攤位熱

新招數

辦手續

保護人

生意圈的擴大和競爭的加劇

大院

多人合作和多向投資

亂極了

自衛組織和公安系統

幫派的形成

幫派組織

幫派和大人物

聯絡處和聯防隊

第八章 1995:波折和回潮

建立愛心小組

“搭架子”和合同策略

對弈策略的挫折

劉家大院

風波乍起

突然的變化

自拆階段

強行拆除

3 個月以后……

大院卷土重來

新熱點

第九章 討論:關系叢

分離和重疊

大小相配——社區的基本格局

“鎖住”

親友鎖客戶

關系叢

關系中人

比較:開放下的聚合

第十章 未來:新社會空間

新空間

“套”

跨越邊界的社區

后記:理解的知識

參考文獻

附件

致謝

索引


書摘/試閱

史前史

大姊夫在講他過去經歷的時候感嘆:我這一輩子做過的事真是能寫好幾本書!在“浙江村”我經常聽見這種感慨(有的是說能演電影,有的說能編戲)。

1994 年春節,我向樂清縣工商局的領導打聽有關樂清人口外流的情況。他張口就不容置疑地說:“樂清人嘛,‘文革’的時候就全國到處亂跑!”這位干部50 多歲,本地人,一直在樂清工作。他的經歷給了他這樣的印象:“浙江村”是這些人自己多年“跑”出來的結果。1994 年10 月我隨北京市有關部門在“浙江村”開展外來人口調查,發現,這里30 歲以上的男性業主60% 以上在80 年代以前就有了出省的流動經歷。王春光(1995:64)對“浙江村”的調查也發現,這里年紀在32 歲以上的男人80% 在改革前有過外出的經歷。很多學者也強調溫州地區有人口外流的傳統。(費孝通,1992;林白,1986;王春光,1994)但是“浙江村”的出現,并不是簡單的“傳統加改革政策”的產物。

在來到“浙江村”之前,“浙江村人”有三種流動經歷。

一是在“文革”后期,以“師傅帶徒弟”或者“先走帶后走”帶出來的。當時主要是去西北地區打家具和去湖北等地做木工、彈棉花,以及換銀圓、去內蒙古淘金沙等等。

“浙江村”村民姚信安告訴我:“我是71 年,18 歲時第一次出遠門,去甘肅敦煌。我們都是趁亂出去。有段時間火車不都是白坐的么!本來溫州人去上海一帶的多,但是這邊管得嚴。在西北革命雖然鬧得兇,但沒人認真管事。”1975 年首次外出、1986 年來到北京的周年滔說:“當時從村里出來并沒什么障礙。我們家祖祖輩輩都講和氣生財,我年輕時,這個運動那個運動中對別人都沒怎么樣。出來時生產隊長也是本家,攔你對他沒什么好處。反正在家里也沒有真活可干。大隊長也是睜只眼閉只眼,公社就管不過來了。出去工分當然是沒了,每月再交2.5 元給生產隊,用以贍養五保戶。我78年回家結婚,還當了一年生產隊長。因為在村里的也搞兩派斗爭,選不出人,倒把我這個中立派選上了。”

“文化大革命”所導致的混亂給人們提供了自發外出的可能。而能抓住并利用這個機會,離不開“師傅帶徒弟”這種網絡的結成。

姚信安說:“我出去不用帶錢。那時我的一個堂伯,解放初曾跟他的師傅到外面做過家具,家里有一點工具和錢。他跟我爸分析,覺得當時可以出去試試,勸我爸讓我跟他去。學手藝在農村是件頂好的事,就答應了。在外面吃住由他管,年底再給一兩百塊錢。

“我們這里有幾批知青曾到西北支邊,他們常寫信回來,所以我們知道那里的一些事。而且想,萬一到那邊不行還可以找他們。”

“師徒”是中國農村中由來已久的關系。各種手藝、行當因此得以傳承。人們現在在新的形勢下重新利用這一關系,使老一代能夠把他們在手工業合作化以前所積累的資源(包括在過去的流動中所得到的經驗、信息和資金等等)重新動員起來,成為在國家之外的,資源組合的一個渠道。

外出后,人們主要靠開辟“地下市場”討生活。姚信安說:“我們不敢去大城市,一般住到縣城或郊區的村里,挨戶問要不要做家具。給哪家做就住在哪家,付房租。米、煤請他們幫忙買。西北人家具做得不行,我們很容易找到生意。按當時的說法,我們是典型的投機倒把,黑市。但老百姓沒有天天真搞階級斗爭的,兒女結婚總得有柜子、床。怕的是他們鄰居間有矛盾,或者嫌我們吵,才去‘報官’。我們半夜里躲到豬欄、牛棚里也是常有的事。我自己就被公安遣送過兩次,但我們無所謂。基本還能做得下來。”

當時他們不可能到市場上買木材,也不可能賣家具,只能偷偷摸摸由客戶提供木材賺點手工費。資源積累和群體擴大的速度極慢。

根據樂清、永嘉的杭郭、錢家埕、河深橋等村村民的回憶,當時外出的人占本村的大約二十分之一,而且整個70 年代沒什么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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