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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通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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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通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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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商品簡介

中國文化從「崇道尚賢」的先秦開始,經歷「懷憂喪志」的魏晉南北朝、「行禮如儀」的隋唐、「自我作古」的兩宋,然後成為「務實圖功」的明清,最後終於「利慾薰心」而「與世偃仰」的民國,中間是如何發展與轉折的呢?

王世宗教授繼《東方的意義:中國文明的世界性精神》之後,再次針對中國史的意義與精神撰寫專著。本書的特色在於對中國歷史發展提出深刻且獨到的見解,依據朝代劃分章節,從文明起源、三代、春秋戰國、秦、漢......一直談到明、清、民國,用超然的筆法,書寫各個朝代的文明發展與歷史意義。附錄談到成語的濫用、誤用,其原意與現今被世人所誤解的用法相去甚遠,也呼應了中國文化的轉變與沈淪。

作者簡介

 王世宗,英國里茲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文明的末世:歷史發展的終極困境》、《東方的意義:中國文明的世界性精神》、《古代文明的開展:文化絕對價值的尋求》、《必然之惡:文明觀點下的政治問題》等書。

獻 給
所有為追尋生命意義而受苦的靈魂
 
 
寫一部「中國通史」從來不是我的志願,但這竟是我所不能罔顧的義務,人生的責任若非天命,誰須勉強為之,而所謂勉強其實不是心有不甘卻是盡力以赴,由此可知,稍感可為即當有為,雖然其事未必是當務之急。
 
數年前,當我深覺必須為文闡釋東方文明之義時,撰述中國歷史便成無可迴避的事,但因其業並非立言之至,故我改以解說中國的道學(真理觀)為務,於是乃有《東方的意義》一書問世。如此,我想我的「中國因緣」可以了結,隨後「世界」超越「天下」又成我的論道範疇,由是《文明的末世》產生,東方西方都已消失殆盡。在「入境問俗」的任務將除之際,我欲有「天何言哉」的宣告,這即注定事情不能就此打住,因為「人不學不知道」而「天不說誰知道」,若我所知無誤則我所輕者當非微不足道,何況替天行道不得知足,淑世者只能愛世,所以「可為終於有為」,是謂「事在人為」。然後,《中國歷史通釋》一定要出現,這不涉及我的好惡,卻關乎祖先「蓋棺論定」之事,但願前人苦難的遺訓因此顯示、天道不虛的真相可以應驗,而中國的文明使命既了,天下太平與世界大同的奢望與之俱滅,中肯的知識乃有眉目。
 
歷史既是往事、更是往事的解釋,往事往往不堪回首,往事的解釋則大有可為,因為人性醜陋,其所為充滿罪過,但人具理性,所有不好的事蹟一旦化作知識即為有美無惡;這不意味解釋歷史應當隱惡揚善,而是表示知道真相使人超越現實,從此錯誤變成可貴之物,它以痛苦的代價服務於求學者,且以合理的啟示拯救被世間錯誤折磨的天真心靈。
 
歷史是人類整體的記憶,而凡人大都只關心自己,因此沒人可以忽視歷史,但了解歷史的人無幾,正如自尊者比比皆是,自省者則寥寥可數。人類自有共通之處,但人際差別亦復不少,自我認識有賴認識他人,歷史或許是人的夢魘,逃避惡感卻是自欺欺人,所以歷史是人人必須面對的大我,任誰都不能準備好迎接它,而它也不會對你因材施教或等候你主動親近。這即是說,沒有人真正喜愛歷史,而錯愛歷史的人卻很多,凡夫總以自我肯定之心讀史,只因「上友古人」的可能性(可行性)極大,故歷史始終流行於世。事實上,歷史是人對一切之所知,此即歷史是人可能知曉的真理信息,有人反對求道,但無人反對求知,反對求道是因不信真理,反對求知亦是一種知識立場,而求道其實是求知,所以歷史由不得你高興不高興必是你依附及貢獻的對象(有若人之於生死)。
 
歷史絕不討喜,中國歷史更令人痛苦,因為中國文明的現實性既強,其歷史乃富有人性表現,情理衝突處處可見,似乎世上原罪在此作用最烈,雖然中國史上並無原罪一說。緊張使人痛苦,而緊張是「不一致」的感受,中國歷史頗多矛盾對比之況,故其學者若不將之盡付笑談,便常有不忍卒讀之困;易言之,中國的讀史者特需精神力量,否則不陷於憤世嫉俗、玩世不恭,即淪為世故老成、俗不可耐,確是激濁揚清之變。中國是四大古文明中最晚出者,然而中國文明的起源極為神秘,其歷史且持續最久,在風格上也與眾不同,最後它成為東方的代表,實有不可忽略的研究價值。正是因此,探討中國歷史所致之苦有如分娩之痛,乃是上天對於有志者的最佳壓迫,必有後勁,且甚可期。
 
中國文明延續長久但改變不大,其過程不可謂平凡,然創發突破幾無,似乎歷史一早安排已定,於是智者認命從事而愚者默默行事,唯有逐鹿英雄自以為造就時勢。中國的政治多有殘酷之情,中國的文化卻幽雅清恬,二者關係緊密更顯世道澆薄、人心險惡,尤其文士屢受武夫迫害,是非因以強弱分別,治史的要務竟成臧否人物,史筆的道德化其實反映史事的野蠻,可不悲歎哉。以歷史大勢而論,中國的政治愈來愈獨裁、中國的經濟愈來愈興盛、中國的社會愈來愈平等、而中國的文化愈來愈庸俗,四者同時發展,其傾向證明中國文明既早熟且早衰,可謂長期墮落。政治獨裁化與社會平等化均是由於貴族沒落,菁英主義的式微與真理探索的失敗是文化庸俗化的原因,而經濟興盛是物力開發的自然成果,此乃歷史常態,卻於社會與文化的大眾化有推波助瀾之害;政治獨裁是粗暴的、經濟興盛是勢利的、社會平等是普通的、文化庸俗是無知的,整體所示是精神文明的頹廢或是心靈物化的危機,難怪獨裁政治強化之時民主勢力也漸長,因其共同動機乃是人性的自私。
 
政治不應追求權勢(以力服人)、經濟不應追求享受(玩物喪志)、社會不應追求解放(無法無天),然則政治獨裁、經濟興盛、社會平等皆非進化,因為此三者均以人慾為主而缺乏目的與意義,故其歷史發展沒有「功德圓滿」可言。相對於此,文化是求道事業而有其極致之境(止於至善),所以史上的文化成就可以「盛世」名之。中國的文化盛世是春秋戰國時代,其次是兩宋,春秋戰國是政治亂世而宋朝是貧弱的國家,可見文化與政治的關係不是善緣;中國文明所以自古至今長時敗壞,殆與政教互動太密有關,雖然學仕交通也是中國文治得以維持活力的關鍵。不論如何,中國文化一路沈淪的事實使近代(明清)成為中國最乏教化的時期,亦使外國——尤其西方——對於中國文明誤解甚深,而中國民眾也不免因此錯認自己的歷史,此種數典忘祖之過確為現代漢人的厄運,其矯正實有賴於「中國為文化上邦」一義的溫習。
 
物質文明的發展大勢舉世皆同,精神文明則為民族差異的關鍵,故中國歷史不同於西方之處以文化最著,政治次之,社會與經濟則非重點,軍事更不足為訓;蓋經濟的物質性自不待言,社會是集體求生的環境而「民以食為天」,所以社會的物質性亦強,至於政治,因與文化關連密切且具大公之度,乃富有精神性。文明是人道創作,於此人性作用愈大則成績愈微,天性的發揮實為文明提升之所恃,因為人性是物性而天性是神性,靈魂不進則退,所以歷史演變非善即惡,絕無停滯之相。中國文明「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其歷史困境乃特多且鉅,由於思想「不盡合理」,是非混淆與天人交戰的問題叢生,「真理越辯越明」的說法所以盛行即是因此,而其實正證實事實不然。中國的政治充斥著不義,正邪對抗嚴重一情便呈現中國文化「上不去下不來」的窘態,是以權臣、宦官、外戚、藩鎮屢屢亂政,而長城修築、吏胥用事、文字獄、酷刑、避諱、朝貢等事都表現統治者的狂妄暴虐,閹人、婢妾、小腳、薙髮、鴉片、雜耍、迷信(如淫祀、厚葬、冥婚、相命、風水)諸惡則暗示儒家教育的失敗,如此「上下交相賊」透露「一個願打一個願捱」的全面愚昧,中國政治的黑暗顯然與中國文化的失誤息息相關。即因中國文化「方向正確但層次不高」,故其菁英主義難以保持穩固、而其愚民政策難免誤入歧途,難怪「愚忠愚孝」成為中國的特產,似乎中國人只是偏執而不固執。
 
中國文明精神原與任何文明一樣,皆是以人文主義為本,蓋文明發展的根基是「人為萬物之靈」,由此上達即有「天人之際」的探索、下達則陷於「人獸之間」的心態,君子與小人之分正由此生。就思想境界而言,春秋戰國已達天人之際,然而上帝觀念終究未能形成,所以秦漢以下「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天道信仰式微而人道主張愈甚;但因凡人總需神聖之感,故魏晉以後宗教興起,儒家既不能宗教化,玄學清談乃代之而起,然佛教與道教終成信仰主流,中國的「異化」開始出現;至隋唐時代,儒學已經教條化,人文主義轉趨人本主義,文藝創作有成而知識卻呈偏枯,於是唯心主義產生,理學以「存乎一心」之道自強,一時思想大振;宋明理學既然拋棄傳統儒學的理想主義,個人式的真理觀必定現實化,而現實化必定物質化,所以清代學術以「經世致用」為旨,經驗主義達於極盛;此一趨勢與西方近代文化取向相符,加以列強來襲所致之富國強兵改革風氣,清末至今中國的思潮更趨於功利主義,使得正統道理在「現代化」運動下幾乎傾覆。如此,中國與西方文明相較,既有所不及且缺乏變化,但因世俗化或大眾化為舉世共業而盛行於今,竟使中西有殊途同歸的結局,彷彿其高下之別已無實質意義;然而現代中國「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能力與效果頗佳,其以此復興乃至稱霸天下的意念強烈,這一方面激發中國的自尊,另一方面卻使其減損自覺,總為自迷。易言之,中國文化從崇道尚賢(先秦)出發,經歷懷憂喪志(魏晉)、行禮如儀(隋唐)、自我作古(兩宋),然後務實圖功(明清),終於利慾薰心而與世偃仰(民國)。
 
整體而言,中國是一個道德世界,這不意味中國民族極其善良,而是表示中國文化以「仁」為宗,其極致超越「美」而臻於「善」卻未達「真」;然知識是道德與藝術的源泉、而現實不如理想美好,所以中國君子常受困於道德問題,凡夫俗子則恆受限於禮教規範,悲情似為國格。在此痛苦之下,中國人一方面尋求生命的解脫(不圖永生),另一方面追求現世的成就(沈溺功名),所以佛教流行的同時,爭權奪利之事絲毫不少,「達則儒家、窮則道家」,人生總在進退兩難之間「順其自然」。這樣的社會是心性修養的勝地,故中國的賢人多是「聖之任者」,其精神虔篤非比尋常,而中國的老百姓則富有忍耐力,雖然逆來順受的態度未必有理。苦中作樂的文化(例如中國菜的立效)是悲觀而積極的態度,中國之可敬若非在於其智便是在於其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中國解惑的學問雖不極高明,但中國處約的韌性卻甚驚人,如此自力更生的薄命若非可敬便是可憐,而可憐在可悲之外猶有可愛之處。
 
近代真理信仰衰微,故傳統史學論道之風如今已滅,「後現代史學」重視個人感受的表達,這使治史的意義大失,甚至有適得其反之虞。原來史學的惡化並非突然,自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興起之後,所謂「社會科學」開始盛行,於是史學以人文學之身投靠社會科學,物質主義的史觀逐漸當令,史料考證的重要性凌駕史事解釋,歷史愈來愈成一種專業而乏通識。人性重物輕心,物化的理論不期而與俗見相合,於是專業的史學隨即變成大眾的史學,歷史探討雖因此大受歡迎,但其知識素質也深受輕忽與貶抑,誠然得不償失。自十九世紀以來,理性不為人所重的程度漸增,經驗與感性的重要性則日長,而理性為一貫之由、經驗與感情則因人而異,所以大眾史學又與個人史學並進共榮,歷史知識的完整性益加瓦解分裂,終至於史學成為庸俗、平淡、瑣碎、簡易的課題,其價值唯有憑藉學者「敝帚自珍的雅量」支撐。
 
歷史是人類文明進化的事蹟,其義乃基於「時間的延續性」與「空間的統一性」而出,此即史識是以時間感認知往事所致,而史論的正確性是以概念的全面性評判,缺乏脈絡及體系的歷史觀點必為偏見,此為史學常有的「見樹不見林」窘況。當今多元主義盛行,歷史成為讀者作主的學術,史學的局部化與片面化已是常態,如此「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的意義從「有為有守」變作「自由自在」、「舉一反三」的想法從「一以貫之」變作「和光同塵」,治史小題大作未能「異中求同」卻成「以管窺天」。現代史學使所有人的個性可以合理化,而個性化的史學使一般人以今非古,「鑒往知來」的史學希望從此破滅,「活在當下」的人生態勢因此蓬勃;既然大我與小我的關係已由「主從」改為「群己」,而個人主義反對「社會重於個人」,所謂「整體大於部分的總和」於今乃是「唯我獨尊」的本位思想。要之,史學是總體學問,人雖可自外於知識,卻無法獨立於歷史之外,不正視史學無異於自我蒙蔽,當知「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凡人常以情感(認同感或歸屬感)讀史,其患不是「不對」而是「不足」,蓋理優於情,以情求知可能維持興趣、卻將導致曲解,初學者因喜好而治史,此為良緣,但長此以往則成惡緣,不可不慎。史學向為政治教育的要目,民主政治興起以後其勢依然不變,但貴族政治強調道統而大眾政治主張自決,一公一私,殊異甚明;正因民主之道常破除一統而趨於分化,國家在民意轉變時,歷史教育所擁護的觀點也隨之丕變,其見往往「濟弱扶傾」而挑戰權威。如今中國歷史是否重要或重點為何,極受輿論左右或民情影響,彷彿史學不具本質真相與永恆價值而僅是政治的工具,此一變局及其錯誤唯有經由治史乃能察覺,可見史學本是超然的致知路數。
 
作者所以著述此書,自有生命境遇之為由,然其終極關懷實在於天道,弘揚中華文化不是我的初衷,宣示政治立場更非我的本意,任何追求真理的學子都不可能誤會我的用心。「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事過二三千年,孔孟時代的亂象至今猶存,教育顯然無效、傳道顯然無功,但教育的意義與傳道的德澤仍然浩大,「意在斯乎!意在斯乎!」臺灣原非華夏的領域,後來進入中國的版圖,又從而離開,其後再度「重歸祖國」,反以中國文化正統所在自居,現在臺灣人民卻頗有獨立建國之意,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世事滄桑,情有驟變。作者立足臺灣而胸懷宇宙,其學躍島登天,不求同情而要同感,然所務迄今未獲共識,反對者多而支持者少;惟其障礙並非源於愛鄉或愛國的紛爭,而是來自愛己或愛世的衝突,亦即超越性真理的主張惹人嫌惡,道德性準則的提倡令人不悅。不幸者,多元主義是當代顯學,臺灣民眾以此可能熱愛中國、更可能熱中立國,雖有可能注意全球、卻不可能開展世界;因此,作者藉由中國歷史闡繹天理的建言,必得咎於臺灣論者(愛鄉者)、中國論者(愛國者)、以及多元主義者(愛己者)。這樣的事在文明末世實為常情,但我期期以為不可,即使如今淑世已無可能成功,淑世的必要何曾稍減,若人未嘗「就有道而正焉」,則「知我者,其惟《中國歷史通釋》乎!罪我者,其惟《中國歷史通釋》乎!」
 
王 世 宗
臺北花園新城挹塵樓2018年5月

 

目次

自 序
第一章 中國文明的起源
 第一節 史前進化歷程
 第二節 古史傳說的意義
 第三節 中國文明的神秘性與特殊性
第二章 三代的演變趨勢
 第一節 夏朝的歷史定位
 第二節 商朝的文明層次
 第三節 周朝承先啟後的角色
 第四節 三代的傳統及其變遷
第三章 春秋戰國:中國古典文明的建立
 第一節 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特質與重要性
 第二節 政治霸業與國家統一
 第三節 諸子百家與中國文化取向
第四章 秦朝:中國統一的初步實驗
 第一節 秦朝政治規劃的帝國精神
 第二節 秦政失敗的文化意義
 第三節 秦代的歷史遺緒
第五章 漢代:中國傳統的確立
 第一節 漢朝政治與中國確實的統一
 第二節 漢代文化與儒家主流地位的成立
 第三節 漢代的傳統性與獨特性
第六章 魏晉南北朝:中國文化發展的挫折
 第一節 魏晉南北朝的政治亂象及其歷史意義
 第二節 魏晉南北朝的文化取向及其精神困境
 第三節 魏晉南北朝的中古性
第七章 隋唐帝國:中國文明的重整與轉變
 第一節 隋唐政治的傳統性與新趨勢
 第二節 隋唐文化的轉型性風格
 第三節 隋唐的歷史定位及其迷失
第八章 兩宋:中國歷史的古今分野
 第一節 宋代政治與中國本位立場的形成
 第二節 宋代經濟與中國近世社會的定型
 第三節 宋代文化與中國道統的中衰
第九章 元朝:文明的失敗與中國的淪替
 第一節 蒙古統治與中國文明的迷亂
 第二節 異族政權下的中國傳統進展
 第三節 元朝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第十章 明代:世俗化與中國文明的衰敗
 第一節 政治現實性的加劇與明朝官紀的惡化
 第二節 物化趨向與明代世風的俗氣
 第三節 思想僵化與明代學術發展的困境
第十一章 清朝:異族統治與中國的改變
 第一節 滿清政權對中國定位的衝擊與影響
 第二節 清代文化所反映的中國歷史衰勢與變局
 第三節 晚清的新中國觀念及其迷失
第十二章 民國:中國文明歷史的終結
 第一節 中華民國的處境與去向
 第二節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追求與失落
 第三節 民國歷史與文明末世
附 錄:從成語濫用的現象論中國文化的沈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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