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神話到歷史:神話時代與夏王朝
從神話到歷史:神話時代與夏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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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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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簡介
  • 目次
  • 書摘/試閱
  • 歷史不會從天而降,所有的「現在」都有時間的軌跡

    從神話時代到夏王朝,一段沒有文字,
    唯有等待考古學家的手鏟慢慢挖掘出的歷史……

    本書從神話時代開始談起,延續至進入歷史時代的商朝,橫跨將近兩百萬年。從考古現場如姜寨遺址、大汶口遺址、良渚遺址......等,帶領讀者解讀遠古中國所留下的訊息,建構中國文化形成的起源與發展,其豐富遠超出我們的想像,史前社會與接之而來的商周社會非但緊密相連,影響至今。

    三皇與盤古開天傳說不只是單純的故事,
    其流傳的背後隱藏著什麼樣的真相?
    考古學又是如何解開創世神話的謎團!

    本書討論到的時代,大半被區分在史前時代,不會被當成歷史記述,也不會記載在文獻史料上。西漢的《史記》沒有記述到的伏羲、女媧等三皇事蹟,到了唐代卻以補寫的形式,被編纂成〈三皇本紀〉。西漢初期的女媧是獨立存在於圖像中的,中期以後,伏羲、女媧卻被組合在一起,經常同時出現在一個圖像之中。當神話不再只是神話,考古學家如何根據出土的史料與遺址,分析神話背後所蘊藏的真相與價值觀。

    東亞地區,為何中國最早出現古代國家?
    商王朝藉由祭祀儀禮、身分秩序等象徵的禮制,形成以王權為中心的宗族、氏族等社會階級組織;同時以進貢系統為基礎,建立古代國家的模式。這「東亞最早的古代國家」出現的主要契機是什麼?史前時代多地域的文化發展,為何會演變成政治性地域統一的一元化的中國?而「文字」――歷史時代的開端,源於什麼樣的需求而生?這種種的疑惑,且看考古學家如何在眾多考古遺址中,慢慢拼湊出答案。

    作者宮本一夫教授,是著名的考古學家,而不是歷史學家,這是本冊與其他11冊非常與眾不同之處。史前時期沒有文獻資料,因此本書主要以考古挖掘的資料分析為主。宮本教授以其簡樸的文筆,帶領我們從器皿、農業、建築、文化等多個面相觀察史前時代人們的生活風貌與社會發展。不同於史家的記述方式,讓我們開啟不同的閱讀體驗,認識不同於以往的史前社會。


  • 宮本一夫(1958-)
    一九五八年出生於日本松江市,京都大學文學部畢業,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碩士、博士。曾任京都大學文學、愛媛大學法文學部助教,現任九州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院教授,專攻東亞考古學。主要研究項目包括東亞新石器時代到初期鐵器時代的比較考古學,及比較文明論。
    二○○三年獲第十六屆濱田青陵獎。主要著作:《中國古代北韁史的考古學研究》(中國書店)、《東北亞的考古學研究》(共同著作,同朋舍出版)、《岱海考古(二)──中日岱海塘考察研究報告集》(共同著作,科學出版社)等。

    譯者
    郭清華

    淡江大學東方語文學系畢業。曾任出版社日文主編,一直沒有離開翻譯的崗位。譯有《殺人人形館》、《魔神的遊戲》、《我愛廚房》及《天璋院篤姬》等推理、文學小說,及其他生活散文和實用書。
  • 前言
    為何中國大陸會早早就出現了古代國家?
    中國的古文明,被譽為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而這四大古文明,都發源自大河流域。埃及文明發源於尼羅河流域,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孕育自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的兩河流域,印度河文明萌芽於印度河流域,而中國的古文明則在黃河流域蓬勃發展。由此,我們可以認為:孕育了四大古文明的那些發源地擁有共同的發展條件,那就是河流與河流兩岸的肥沃沖積地。而其共通點則是在沖積地形成的平原上,都曾有發達的農耕社會。
    儘管我們可以發現,各地域的農耕社會形成的內容有所不同,其發展階段與歷史性過程也不盡相同,但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共同點,其一就是這些區域都出現了以王權為中心的古代國家。
    不過,為什麼中國大陸會早早就出現古代國家呢?為了尋求這個答案,我們必須先來看看古代國家誕生之前就已經存在的農耕社會,了解其出現的原因與發展、以及變遷的過程,並思考關於農業社會何以形成古代國家的結構問題。
    然而中國大陸幅員遼闊,不是只有黃河流域,還擁有其他許許多多的地理環境。近二十年來,人們開始注意到這個事實,於是將之前針對以黃河流域為中心所展開的一元化文化、文明的看法,轉換成重視以中國的多種地域觀為基礎的、多元化社會的歷史解釋。
    主導這個想法的人,便是具有巨大影響力的中國史前時代研究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蘇秉琦先生。近年來,更出現了不少強調長江文化在史前文化中的先進性,並認為長江文明不僅不亞於黃河文明,甚至更勝於黃河文明的研究者。
    也就是說,以各種自然環境為背景,中國各地固有的地域文化,很明顯早在史前時代就已經存在了。了解這樣的地域文化的實際狀態,當然是我們首先要重視的事情,我們還必須知道這些地域文化,在歷經古代國家出現、王朝更迭、政治變動之後,都還是今日我們所知的各地域文化的基礎架構。
    要了解今日的中國地域社會或地域風土時,絕對不能忽視史前時代的地域文化實態!或者說,即使身處在王朝的更迭、或瞬息萬變的政治之中,也絕不能忽視那些超越歷史事實而存在的地域文化的脈絡。否則,這些地域文化的脈絡,將消失在歷史的記述當中。本書將針對這些難以把握的地域文化的基礎部分,進行考察。
    為了解史前農耕社會的形成,到史前時代的地域文化,我覺得必須使用考古學式的解釋方式來進行研究。希望讀者們也能藉此了解一部分的考古學,尤其是以考古學為對象的地域調查研究。無論如何,這都是與一個地域的近、現代史息息相關的事情。
    包含挖掘文物在內的考古學調查史,各現代國家之間有著差異,其研究方法與調查行動,當然有其共通之處,但有些差異確實大到讓人覺得不可思議。那些差異的原因可以簡單歸納為民族性的不同;民族性是一個國家自古以來就累積而成的歷史產物,又或者是近代國家在成立之後所產生的民族意識。
    從中國近代考古學的步伐,窺見現代中國的面貌
    本書想從中國近代考古學的步伐開始說起。
    今日中國考古學的發達讓人瞠目結舌,資訊過多的情況已經和日本不相上下。然而這樣的現象正好與這十年來,或者說這五年來的中國經濟發展相呼應。因此,人們也能從考古學一窺現代中國的面貌。
    西元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前後,一般外國研究人員幾乎無法直接看到在中國挖掘出來的古代遺物,更別說是參與挖掘文物的行動。只能從發表在《考古》、《文物》、《考古學報》等三大學術雜誌上的挖掘報告文章中,看到一些研究成果,然後再做評論。但是,進入八○年代之後,中國大陸政策轉換成改革、開放路線,許多地方陸續出版了考古學專門雜誌,更多的文物挖掘報告出爐;甚至到了九○年代的後半,外國研究人員也可以和中國研究者共同進行調查,直接參與挖掘考查的行動。
    貝塚茂樹、伊藤道治兩位老師所著的《從原始到春秋戰國》(「中國的歷史」1,講談社,一九七四年),引用了中日建交以前的資料,但在當時卻無法對這些資料進行直接檢證。雖說這本書是二次戰前培養出來,具有深厚東洋學傳統學術素養的兩位大學者的著作,但很遺憾的,還是難與近年來陸續發表的挖掘成果論著相提並論。講談社學術文庫後來將此書以《古代中國》重新再版發行時,伊藤道治老師大幅改寫了殷商以前的史前時代部分。但是,把史前社會和隨著學術的進展所看到商周文獻史料總結在一起,看起來總是有點不太自然。
    本系列書是將史前社會到商周社會作為獨立的一冊,可以更多元且深入地說明。另外,因為本書主要探討的對象是農耕社會,其時期相當於新石器時代,以日本列島而言,則相當於繩文時代。
    中國的新石器時代社會和日本列島的繩文社會,大致是在更新世末期相同的時代,皆已經開始使用陶器,也進入定居型的生活,但是後來隨著社會變化的速度與各自的發展過程,而有了極大的差異。就像之前所提出來的,「為何東亞最早出現的古代國家是在中國大陸」,該問題是本書探討的重點之一。此外,本書還想把日本列島的史前社會,與該課題做對比,進行討論。
    本書在探討史前社會階段性社會構造的變化時,試著進行地域間的物質文化,及地域間的社會構造之比較。
    中國大陸的地域區分大致可以分為黃河流域的華北地區、長江流域的華中地區,南嶺山脈以南的華南地區,及東北與西北等地區。這些區域因各地不同的氣候、植被、地形等環境因素,自然衍生出不一樣的作業經濟、生活形態,造就了地域文化間的差異。這些差異早就受到關注,因此本書要探討的,是這些差異文化的母體,也就是社會內容,或構成社會的人們,其精神生活與信仰等問題。這些問題的內容非常豐富,例如伴隨占卜,或是以動物或人物為崇拜對象所進行的祭祀活動等等。本書要探討的,就是這些構成社會實態的種種內容。
    從整體東亞的角度,看中國大陸的史前社會
    同時,本書還要從考古學的立場,掌握史前社會各地域的文化變遷,同時嘗試橫跨地域,根據歷史法則做綜合性的解釋。
    針對這樣的綜合性的歷史變遷,提出多元化史前社會學說的蘇秉琦先生,曾經嘗試以「古文化」、「古城」、「古國」等名稱,從發展階段的角度來掌握古代國家形成的過程。
    著名的哈佛大學考古學者張光直教授,也運用了艾爾曼.塞維斯(Elman Rogers Service )的新進化主義的人類學理論――也就是進化論述的社會發展階段論,來分析說明中國從史前社會到初期國家階段的發展過程。
    本書將特別關注史前社會的發展階段,希望能帶領讀者們重新認識各地域的歷史發展過程,其內容可能遠超出我們所想像的呢!史前社會的發展過程,與接之而來的商周社會,事實上是非常緊密相連的。
    這裡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以中原為中心的中國觀是在商周社會漸趨成形,因此,「從史前社會穩定地朝向商周社會發展的意義」也難免受到後來的中華思想影響,而被定位在以中原為中心的中國觀的成立過程之中。但問題是:用這樣單純的中華史觀來看中國史前社會,真的適當嗎?
    八○年代以後的考古學界,在史前時代的看法上,除了支持以蘇秉琦先生為中心的多元性地域觀,也重視有地域特徵的社會發展階段。另一方面,到了歷史時代,強調的是商周古代國家以黃河中游流域為中心,實現了統一的歷史發展的歷史觀。目前中國正以舉國之力,要用科學的方法來證明夏商周三個朝代的存在。
    啟動國家級的考古工程計畫,證明夏王朝的存在,證實商周的年代,這是提高中國國家威信的手段,也是試圖建立國民對國家認同的方法。現在的中國在考古學的觀點上,史前時代之前採用的是多元化的地域觀,到了歷史時代改以一元的地域觀。問題是:要如何解釋這樣的轉變呢?
    史前時代地域社會的發展除了是一個政治性的地域統合過程外,更是先前所述的,中國觀的形成過程。我想在本書中闡述個人對這個展開過程的看法。我個人認為,從多元到一元的變化過程,應該還可以做出更廣泛的解析。就像前面所說,以單純的中國觀來思考中國史前社會的統合化是否恰當,其疑問就在於此。我覺得應該就中國以及其周邊國家在內的整個東亞來看,才能探討從多元轉變到一元的過程。
    還有,中國大陸的史前時代演變,絕對不是只在中國大陸內部就完成的封閉體系。在史前時代,中國大陸和其周遭地域,就算沒有直接的往來,應該也會有某種意義上的間接接觸,這就是日本研究者為何要關心中國大陸的原因。基於這個立場,我不想把中國大陸的考古學窄化,不想把它封閉在只侷限於一個地域的研究裡。
    本書以「從神話到歷史」為題,想要闡述的就是政治性地域統一的一元化的中國──也就是商周國家的出現過程。在此同時,當我們放眼看廣大的東亞時,希望能把中國放在這個龐大的多元性之中。我想以這個論點,做為擴展這次論述的目標。

     

  • 考古學家寫史,歷史學家導讀
    前言
    為何中國大陸會早早就出現了古代國家?╱從中國近代考古學的步伐,窺見現代中國的面貌╱從整體東亞的角度,看中國大陸的史前社會
    第一章 神話與考古學
    五帝神話與地域性
    傳說中的五帝所活躍的領域在黃河中游流域到渭河流域一帶╱「三苗」與「蚩尤」和五帝系統是不同的地域群體╱洪水傳說與藉著強大王權來治水的關係
    三皇神話與盤古傳說
    〈三皇本紀〉是唐代司馬貞的補筆之作╱漢民族的祖先是開天闢地的「盤古」
    《山海經》與地域諸神
    史前時代的諸神
    神話與考古學
    存在於史前世界的各地域的眾神
    第二章 中國的文物挖掘物語
    中國考古學的歷史
    近代歷史學的黎明╱被譽為近代考古學開拓者的濱田耕作的業績╱殷墟出土資料受難史╱一九二○年代~一九三○年代持續發現的重要遺址
    現代中國與文物挖掘
    陸續成立的各地文物考古研究所╱周王陵的發現與造成轟動的周原文物挖掘調查
    戰後的日本與中國考古學界
    七○年代末開始,年輕的研究者能前往中國留學
    國際共同調查與共同挖掘文物
    日本與美國在共同挖掘上的差異╱首次參加共同挖掘──陰湘城遺址調查╱經濟蓬勃發展與擴大挖掘調查
    第三章農耕活動的出現
    人類誕生與中國舊石器時代
    人類起源於非洲說與多元說╱與非洲早期石器文化有密切的關係╱因八千公尺高山的出現而變得安定、孤立的中國南部╱猛獁象的祖先與非洲象是近親
    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
    定居的形態確立後才開始農耕╱出現烹煮用的陶器
    粟黍農耕的起源
    至今尚未被了解的粟、黍栽培化過程╱發現能夠儲藏五萬噸粟穀的土坑群
    稻作農耕的起源
    遭否定的瓦維諾夫學說與小麥的新起源地╱藉由植硅石分析而了解稻作的起源╱暫時性的氣候惡化時期帶來稻作的起源
    東亞定居社會的三種形態
    華北是粟黍農作,華中是稻穀農作,遠東、華南是採集和狩獵
    笫四章區域文化的發展
    從地理看區域
    劃分為八個自然區域的中國風土與氣候
    從陶器文化看區域
    中國南部是圓底深缽形的陶器,北部是平底深缽形的陶器
    新石器時代的時期劃分
    新石器時代前期形成的三種陶器
    古環境的變動
    海平面達到最大最高的全新世最暖期
    區域的文化系統
    以紀元前三千年為界,區域文化產生了巨大變化
    第五章社會的組織化與階級化
    仰韶、龍山文化
    從聚落與墓葬的型態來比較、檢討社會構造的發達度╱性別的勞動分擔╱從在姜寨遺址發現的環壕聚落,得知兩個群體╱群體擴大後開始分村的姜寨遺址後期╱圍繞著聚落的城牆遺址
    大汶口、山東龍山文化
    後李文化與北辛文化以雜穀農耕為基礎╱創造墓制身分標識與墓葬基本構造的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後期,聚落規模已分為三個等級
    馬家濱、崧澤、良渚文化
    發現稻作栽培的河姆渡遺址與發現水田的草鞋山╱出現結合女性勞動力與男性勞動力的集體化農耕╱階級高者的墳墓,多有大量陪葬玉器╱王權社會尚未成形,尚處於首長制社會的良渚文化
    彭頭山、大溪、屈家嶺、石家河文化
    以特殊人物像或動物像作為特徵的石家河文化的玉器╱長江中游發現擁有兼具防洪功能的巨大城牆遺址群
    社會進化的異與同
    男女分工體制在農耕專業化的過程中落實╱領導階層的出現是新石器時代後期最引人注意的特徵
    第六章非農耕地帶和農耕的擴散
    北方的非農耕地帶
    緊鄰北方非農耕地帶的粟黍農耕社會的特質
    遼西地區
    住居範圍內有先人墳地的興隆窪文化╱牛河梁遺址特徵的「女神廟」
    遼東地區
    氣候溫暖化促成農耕活動往北擴散
    華北型農耕活動的擴散
    往東擴散的華北型農耕活動
    稻作農耕文化的擴散
    山東半島是稻作農耕的傳播據點╱彌生文化與朝鮮半島農耕化的第三階段內容
    南方的非農耕地帶
    四川盆地的寶墩文化與稻作農耕╱華南的大改變,石峽文化與稻作的出現
    農耕地帶與非農耕地帶
    從新石器時代起就有農耕民與狩獵採集民的分別
    第七章畜牧型農耕社會的出現
    農耕社會與畜牧型農耕社會
    動物考古學解析了氣候變化與家畜化動物的種類╱寒冷乾燥的氣候推動了畜牧動物的家畜化╱因為交流與接受,陶器的樣式有了重大的變化
    長城地區文化帶的形成與青銅器
    中國的青銅器時代始於何時?
    鬲社會與非鬲社會
    從鬲的傳播了解來歷與接受的祕密╱中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栽種小麥的?
    第八章區域間的交流與社會的統合
    社會威信與交流
    從彩陶的交流看做為威信物的彩陶的功能╱與外來群體的交涉權力就是領導權╱常被當成陪葬物品的貨貝的作用
    玉器的交流
    玉器的普遍化讓玉器的交流變得頻繁
    住屋構造的變遷
    住屋說明了階級的差別與建築物的機能
    城牆遺址的出現與戰爭
    城牆的最大作用在於防洪╱陶寺遺址的城址內已有具有初期國家的機能劃分╱認為陶寺遺址是「堯」的所在地的根據與適當性
    第九章 犧牲與宗教祭祀
    人物像與動物像
    女性全身像是從遠東到遼西、渭河流域的特色
    階級化與儀禮的出現
    從墓地的變遷得知階級社會的出現╱從不同種類的陪葬品,了解儀禮活動的實際情形╱刻在大口尊上,比甲骨文字更古老的記號之謎
    玉器與祭祀
    玉琮的中空部分是「神域」
    犧牲與樂器
    農耕祭祀的犧牲是動物,社會化祭禮的犧牲是人類
    卜骨與祭祀
    使用羊、牛的骨頭做卜骨
    從祭祀、儀禮到夏、商文化
    政治性的群體統合不可欠缺的,就是共有相同的信仰觀念╱已知的饕餮紋的源流
    第十章 邁向初期國家的曙光
    二里頭時代的開端
    二里崗遺址與夏王朝、殷商王朝的關係╱尋找二里頭文化的淵源
    二里頭文化與二里崗文化
    二里頭文化以鼎為主體,二里崗文化以鬲為主體
    夏王朝、殷商王朝的紀年年代
    二里頭文化已經達到王朝的階段了嗎?
    夏王朝的發展
    開始宮廷儀禮的二里頭文化╱蘊藏豐富銅礦岩鹽的中條山脈,是二里頭文化的關鍵
    青銅器的出現
    重視酒器的二里頭文化╱從陪葬品的內容可以了解死者生前的社會階層和身分地位
    殷商王朝的出現
    最新發現的大型都城遺址╱採用商王朝特有墓制的棺槨構造╱支撐王權的種種供品祭禮
    夏王朝與殷商王朝的擴展
    想像夏王朝的文化領域與統治範圍╱殷商王朝前期與後期的統治範圍╱發展出獨自的青銅器文化的三星堆遺址之謎
    結論
    初期國家的形成╱從殷商王朝的統治開始,中國正式進入初期國家的階段╱以中華為名的想法╱從中國通史看兩個文化軸

    歷史關鍵字解說╱參考文獻╱年表

  • 第一章 神話與考古學
    五帝神話與地域性
    傳說中的五帝所活躍的領域在黃河中游流域到渭河流域一帶
    在中國殘留至今的史料文獻中,有系統地整理出中國最古老的王朝為夏商周,並記述了夏商周之前階段的歷史書,就是西漢時代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編纂的《史記》。《史記》不僅是中國最早的正史,其文學性的敘述手法,也深深吸引著後世的閱讀者。《史記》是一部浩瀚鉅著,全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及七十列傳,共一百三十篇。其中本紀的記述內容為到漢王朝前期為止的歷代帝王歷史。
    殷商王朝因為甲骨文的發現,而被證明確實存在。但殷商王朝之前的夏王朝的存在證明,主要見於《史記》的〈夏本紀〉。關於夏王朝的存在,近代中國考古學界或歷史學界,認為二里頭文化相當於夏王朝時代的文化,二里頭遺址裡的宮殿區,就是夏王朝的都城。但日本或歐美的學者針對此一看法卻有不同的見解,他們認為若無同時代的文字資料做佐證,很難認定夏王朝是確實存在的王朝。
    在《史記》的記述裡,〈夏本紀〉之前還有〈五帝本紀〉,記述了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等五位帝王治國的功業與德行。舜的時候,因為禹治水有功,於是把帝位禪讓給禹,而禹開啟了王權世襲的制度,形成了最初的王朝,也就是夏王朝。本書敘述的內容除了史前時代外,也包含了五帝的時代、夏王朝的時代。
    司馬遷編纂《史記》時,曾兩度遍訪全國,當時他所探訪的各地長者,莫不稱頌黃帝、堯、舜。換成現在的說法,就是司馬遷兩度進行鄉土調查,求證五帝是否真實存在,並且得到了正面的答案。
    此外,記錄古代帝王言行的《尚書》,雖然只記錄了堯以下的帝王言行,但是在魯國的編年紀《春秋》,或春秋時代依國別記錄的《國語》等書當中,確實可以看到「五帝德」、「帝繫姓」的記載,可見司馬遷編寫的〈五帝本紀〉實非憑空杜撰,而是選擇確實可信的內容,再加以記錄編纂的。
    看到兩千年前的史學者以科學的態度進行調查的姿態,確實打動人心。但是,司馬遷所記錄的,很有可能是「當時的人口耳相傳的傳說」,這樣的疑慮確實是存在著。又或者是,司馬遷選擇了屬實的記述,但那也是他基於既有的一個史觀下,所做的意圖性的選擇,很可能並沒有客觀地如實傳達史實。
    根據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松丸道雄先生的看法,所謂的「五帝」,其實是來自於戰國時代之後的人所創的「五行說」。
    「五」是很重要的數字,所蘊含的內容因文獻而異,或許追究「五帝」究竟是哪幾位帝王,並不是什麼有意義的事。
    也就是說《史記》裡的五帝,與其他文獻中的五帝,或許根本並不相同。但不管怎麼說,《史記》中所提到的五帝說,確實是今日考古學有必要去辨明的課題。本書試著做了以下的探討。
    根據《史記》,從黃帝到舜的五位帝王來自同一氏族,都是姬姓。第二代顓頊是黃帝的孫子,第三代帝嚳是黃帝的曾孫,而堯是帝嚳的兒子。就如同司馬遷自己所述的,《尚書》只記載了堯之後的帝王言行,所以《史記》裡對堯、舜的記載,也相對詳細許多。另外,從舜往上溯到第二代的顓頊的話,舜是顓頊的第六代孫,和堯雖然是親族,但兩人的關係很遠了。至於堯和舜到底是什麼關係,史書裡沒有記載,他們不像前幾代的帝王般,他們不是親子,也不是孫子或曾孫。
    至於前幾代的帝王到底是不是真的父子或祖孫,也很值得懷疑,因為為了保護為政者的威嚴,很多所謂的親族關係,其實是後世虛構而成的。即使在這樣的記載中,舜也只被列為遠親。在《史記》,舜為冀州人(今山西省)。
    〈五帝本紀〉裡記載,黃帝死後葬於橋山。這應是司馬遷藉由鄉野調查,從耆老那裡聽來的記述吧!根據《史記》的注釋書──南朝宋人的《史記集解》的記載,黃帝陵在上郡橋山;而唐代的《史記索隱》或《史記正義》也說黃帝陵在上郡陽周縣橋山。可見司馬遷說的橋山,應是陝西省北部的橋山。
    然而黃帝確實葬於橋山嗎?從文獻被採用的時間點來看,司馬遷採用的是漢代以後的耆老的傳說,很明顯地缺乏可信度。橋山的地理位置距離周王室的出身地很近,所以,黃帝葬於橋山之事,不得不讓人懷疑是周王室編造出來的說法。周王室也是姬姓,強調自己與黃帝同一血脈,正好可以顯示自己的正統性。
    不過,現在有很多人會去陝西省北部黃陵縣的黃帝陵參拜,觀光客絡繹不絕。但這個黃帝陵是以後世的傳說為根據打造出來的陵墓,絕對不是歷史上的真正黃帝陵墓,這就像日本的神武天皇陵一樣。
    假使〈五帝本紀〉的傳說是正確的,那麼黃帝就是以陝西省北部為根據地的氏族。又如果說傳說的系譜無誤,那麼從黃帝到堯是以陝西省北部為根據地,而舜是以山西省為據點。
    總之,從黃河中游流域到渭河流域,應該就是傳說中五帝當年活躍的地域。
    「三苗」與「蚩尤」和五帝系統是不同的地域群體
    根據〈五帝本紀〉,在黃帝成為天子之前,神農氏這個氏族以德治理天下,黃帝因為討伐蚩尤建功,於是被眾諸侯推舉為天子。這裡暗示著蚩尤是與五帝的系譜對立,另一支擁有龐大勢力的族群。
    〈五帝本紀〉又說黃帝與蚩尤大戰於涿鹿。前面說過了,黃帝是以黃河中游流域到渭河流域為據點的氏族,可以想像與黃帝對立的蚩尤,其據點應該也在那一帶。這一點暗示著彼時華北已存在著地域性的政治單位了。
    在堯、舜的時代,「三苗於江淮、荊州,屢屢作亂」。是說以江淮、荊州──漢水下游流域到長江中游流域為據點的三苗這個氏族,經常發動戰事。根據《戰國策》魏卷第七的記載,在舜、禹的時代,「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從這段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出三苗的居住據點在長江中游流域。
    就上述的兩項記載,到底是說三苗和五帝系列的戰爭有兩次,一次是在堯、舜的時候,一次是是舜、禹的時候;還是其實是同一次的戰爭,卻被後世記載成兩次的戰役?不過,在此探討此事似乎沒有什麼意義。
    總之,不管是三苗還是蚩尤,都是和五帝不同系譜的族群,並且是以五帝系列之南的區域為根據地。這個傳說告訴我們,在黃河中游流域到渭河流域、黃河下游流域、長江中游流域等地,存在著不同的族群。
    再回到〈五帝本紀〉。話說巡行歸而來的舜對堯進言:「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
    上一段文字裡提到的北狄、南蠻、西戎、東夷等地域族群,是周代,尤其是在春秋、戰國時代的地域概念下,對當時周邊民族的稱呼。五帝的時代是否就已經有周邊民族的概念了呢?我覺得未必是那樣。就像我覺得司馬遷在編纂《史記》時,所反映出來的地域概念或民族概念,未必與傳說時代的史實相符一樣。不過,這裡我們知道了除了三苗之外,與五帝系列不同的族群還有驩兜等等。
    同樣的地域統治的疆域概念也見於〈五帝本紀〉中,歌頌已成為天子的舜功績卓越,並讚揚他平定天下的記述中,例如「南撫交阯、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這些地理概念也反映出戰國時代到西漢時期的地理概念,那些地域在那個時期,被認為是邊境地帶。但,這未必是五帝時代對周邊地域的認知。
    五帝活躍的領域是黃河中游流域到渭河流域,當時與五帝對立的蚩尤或共工以其周邊為據點,三苗則占有長江流域。但這就是傳說時代的世界觀了嗎?或者說,由這些地域概念所形成的世界觀,至少在商周時期以前就存在了,而且商周時期以前的五帝人民,就已經知道其他的地域存在著與自己的祖先不一樣的族群。〈五帝本紀〉的最後說:五帝從黃帝到舜、禹,屬於同一家系,都是黃帝和他的妻子嫘祖的子孫。可是,五帝卻各有各的國號,司馬遷認為這是各個天子想要彰顯自己的功績、德治之故。
    「黃帝為有熊,帝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帝舜為有虞。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姒氏」。從黃帝到舜,都同樣姓「姬」,但禹建立了夏王朝,並以「姒」為姓,是個獨立的氏族。同樣的,〈五帝本紀〉裡還說商的始祖姓「子」,周的始祖姓「姬」。
    總之,從黃河中游流域到渭河流域的各族群,都有來自相同祖先的意識,而建立新王朝的夏,不過是從中獨立,自稱姓「姒」而已。
    洪水傳說與藉著強大王權來治水的關係
    從黃帝到舜皆有同族意識,但這是基於有著血緣關係的背景嗎?就像司馬遷說的,五帝雖然各有各的國號,但都是黃河中游流域到渭河流域這個小區域族群的霸主,以王者之名流傳到後世。
    在此,我想以「華夏系諸族」之名,來稱呼從黃帝到舜在位期間,生存在黃河中游流域到渭河流域的這個族群。而華夏系諸族與蚩尤、共工,及南方的三苗等族群的關係,是對立的,換句話說,異地而居的不同族群相互對立、交流的世界觀,此時已經形成了。
    這個世界觀影響了包括《史記》在內,以及後來的商周時代的中國世界觀,而司馬遷就以華夏系諸族為中心,在這樣的世界觀下匯集傳說,完成了《史記》。但我們現在有必要暫時跳脫司馬遷的主張,重新看這個時代。
    在這一點上,這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研究,那就是佐藤長先生對於傳說的研究。根據佐藤先生的研究,在山西南部有一個崇拜日神、水神的族群。日神是堯,水神是禹。水神禹來到黃河中游流域後,受到夏王朝的崇拜。而農耕之神舜,則在山東西部受人崇拜。〈五帝本紀〉就有這樣的記載:「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
    前面已經說過舜是冀州人士,所以是出身自山西的帝王。在探討歷山、雷澤到底位於何處時,自古以來就有兩種說法,有一說是歷山、雷澤位於山西,另一種說法則是位於山東以西。關於傳說中的地名,各時代都有歷史評價,無須論斷哪一個才是正確的。在此也不需要進一步詳細討論佐藤先生的說法,之所以提出佐藤先生的說法,就是為了讓各位讀者知道:司馬遷是在他個人的觀點下,對傳說進行解釋。另外,關於堯、舜的傳說與考古學上的事實,將在第八章再重新討論。
    〈五帝本紀〉裡還記載另外一件令人矚目的事情,那就是與洪水有關的傳說。
    〈五帝本紀〉裡說:堯帝的時候,舜「肇十有二州,決川」,又說:「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為不可,嶽彊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與此相關的記事,也出現在〈夏本紀〉的文章之初。帝堯之時,洪水為害,百姓受苦,於是向天下尋求可以治水的能人。他接受了群臣的薦言,用了自己並不喜歡的鯀來治水,但鯀歷經九年,還是不能提升治水的效果。
    取代鯀治水的舜巡視全國時,認為鯀的治水確實無效,於是處死了鯀。後來舜即帝位,起用了鯀的兒子禹,讓禹繼承父業治水。禹勤奮有德,又有優秀的測量技術,不僅在治水的事業上展現功績,還讓百姓在低溼地種植水稻,提升糧食的生產。
    禹也是夏王朝的建立者。禹治水的故事或許能說明:治水事業藉由國家形成期時的強大王權,有了明確的效益。還有,這或許也說明了五帝的時代洪水屢屢氾濫成災,給百姓帶來極大的痛苦。
    另外,不少學者認為新石器時代晚期,已經在各地域發展出來的地域文化突然消失,與屢屢氾濫成災的洪水有關。但是,時至今日,能夠證實這一點的考古學證據並不足夠。
    不過,禹的治水傳說至少說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在農耕社會裡,治水這件事的意義重大,並且治水的事業必須有強大的政治力做為後盾。至於治水之事是否是史實,且留待討論國家階段時,再做進一步的說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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