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椅背後的財政祕辛:文治武功?財稅金融才是國家盛衰存滅的深層原因。「中文世界的國富論」
龍椅背後的財政祕辛:文治武功?財稅金融才是國家盛衰存滅的深層原因。「中文世界的國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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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紹
  • 商品簡介
  • 作者簡介
  • 目次
  • 書摘/試閱
  • 大陸新京報年中榜好書推薦、豆瓣讀書會最佳書榜單、
    中華民國前財政次長、金融司長、上投摩根基金獨立董事戴立寧,
    羅輯思維強力推薦:宛如中文寫就的《國富論》。
    本書用一個個財稅金融故事,解釋中國各朝代盛、衰、存、滅的真正原因:

    暢銷書作家郭建龍「中央帝國三部曲」──財政軍事與哲學,
    第一部曲:財政。
    當當網破紀錄99.8%好評、超過萬人給予五顆星評價,半年銷量超過5萬本。

    漢武帝做了什麼好事?影響中國兩千年。
    為何曹魏稱霸三國?別以為挾天子就真能令諸侯,原因是曹操振興了農事經濟。
    宋代國力很弱?宋朝人發明了集權政府最強力的斂財工具:紙幣。比西方早七百年。
    唐太宗建立唐朝,為什麼功勞也要算北魏馮太后的?
    紙鈔崩壞亡了宋、元,明代紙鈔通膨反而產生安定經濟的銀本位,怎麼回事?

     誰說只要國富就一定民強?政府太有錢會亡國。
     使國家走向極盛或衰敗的邏輯,到底是什麼?
     政府有三大撈錢途徑,看了這本書,你會發現現代執政者其實作風不難預料。
      
     探索中的集權帝國:維持天下統一,歐洲沒辦到,古代中國辦到了!

    .秦、漢一統帝國的誕生,也是皇帝財政僵局的開始
    秦國為何如此強大?因為實行軍爵制,將社會生活和軍事連結在一起,
    到了漢武帝時代,多數聚斂之臣都是大商人出身,管鹽、管鐵,
    統治者甚至默許人民開發自然資源,然後按比例收取「山澤稅」。
    想發財?你得打入皇帝的小圈子:內廷。

    .戰爭時期的財政競爭
        三國蜀、吳忙著搞軍事,只有曹魏靠屯田掌握天下。
    蜀國長期糧食不足、運糧困難,即使諸葛亮神機妙算,也算不準戰爭的後勤補給。
    最終只好讓給財政專家司馬懿,執行他的統一大計。

       財政失控,但帝國繁榮:戶口、稅收不嚴明,反而國祚長久
     
    .照亮也葬送唐朝的土地改革
       一個朝代結束亂世、迎接盛世至少要五十年,但隋朝只消短短九年就贏來盛世,
    而且土地比現今的中國還大!那為何只延續了兩代就滅亡?
       歷史告訴你:國家稅收查得太有效率,會亡國。

      .最簡單的財政,最複雜的問題 
       查不清戶口、行政效率低下,竟保護唐朝免於步上隋朝後塵。
       那稅收不足該怎麼辦?唐太宗便設立「捉錢令使」,要官員放(高利)貸,還要
       求提供4,000錢的利息(年利率高達96%)!

       邁向最完美的集權機器:這麼「完美」,好嗎?

      .如何建立最嚴密的集權皇朝
      明朝能維持三百多年,歸功於開國皇帝朱元璋不懂金融,發放的紙幣一文不值,
       使得當官、當百姓一樣窮,民間只好私下用白銀流通,竟使明代的財政最穩定。

      .抵達高峰,卻掙扎在傳統與現代之間
      三大措施迎來康雍乾盛世,當時清廷到底多有錢?
    歷經鴉片戰爭、中法戰爭、割地賠款都動搖不了國本。
    原來,外國船堅砲利並非衰亡關鍵,而是龍椅上的思考模式。

     開創盛世就一定是明君?發生叛亂、朝代滅亡,全都是昏君的錯?
       國家的興盛或滅亡,全都藏在財政祕辛裡。
  • 郭建龍
    旅行者、文字作者獨立作家、社會觀察者,曾任《21世紀經濟報導》記者。輾轉於經濟、媒體、探險等各個領域。對於社會、財經和歷史皆很熟悉,視野廣闊,知識結構深厚,對中國社會觀察深刻,立志於寫出有深度的傳奇性現實題材小說。
    出版有小說《告別香巴拉》、文化歷史遊記「亞洲三部曲」:《印度,漂浮的次大陸》、《三千佛塔煙雲下:東南亞五國文化紀行》、《騎車去元朝》,以及經濟類書籍。此外還有人物傳記《一以貫之》、商業傳記《勢在人為》、歷史遊記《穿越百年中東》。
  • 自序
    一部新視角下的中國財政史詩

     中國是一個早熟的國家,在兩千多年前就發明中央集權制,在這之前,人類幾乎不可能在數百萬平方公里的疆域內,建立統一國家。由於交通和科技的限制,統治者無法讓遠在千里之外的所有人俯首聽命。周代雖然建立諸侯制,但由於天子無法控制諸侯,因此各個諸侯逐漸獨立、形成國家。秦漢採行的中央集權,在地方建立一整套的官僚系統,由中央任免、控制官員,同時官員再統治人民,彼此相互監督、相互制衡。中央政府控制官僚,最重要的手段是財政,除了中央之外,其餘機構無權收稅,也不能發放工資給官員。
      這麼一來,官員就成為中央政府管理地方的工具,而政府再透過官僚網路,牢牢的控制民間。但是,中央集權制卻有一個很大的問題,也就是隨著政權的發展,這個維護社會穩定的系統,卻變得越來越龐大,使得古代的農業社會逐漸養不起它。
      在王朝建立初期與和平時代,官僚機構的規模還比較小,這時,可以透過正規的農業稅來養活。可一旦進入戰爭狀態,或者到了王朝後期,系統膨脹過於快速,無法僅靠正規的稅收支撐。這時,財政就會進入快速擴張期,皇帝為平衡支出,便發展出正規稅收之外的各種手段,從民間攫取財富。
      皇帝最早發現的是國營企業。早在漢武帝時期,就已經摸索出一套建立國營企業的方法。漢武帝繼承文景之治所帶來的成果,當時本來是富裕的時代,但因經常對匈奴發動戰爭,迅速耗空國庫,財政產生嚴重赤字到無法僅靠農業稅收彌補。
      為了得到更多收入,漢武帝決定壟斷自然資源,也就是當時的鹽和鐵,建立一系列的國營企業。他靠著鹽、鐵資源,壟斷經營權,形成最先進的工業部門,可謂漢代的科技產業。民間為了購買鹽和鐵,必須付給政府更高的價格。壟斷前後形成的價格差,就成了漢武帝的戰爭經費。
    除此之外,漢代還首開先例,將貨幣發行權,獨攬到中央政府手中,藉由貨幣貶值(鑄幣時代主要是透過在用以鑄幣的材質「銅」中,摻入其他賤金屬來實現),從民間抽取財富。漢代之後的大部分朝代都繼承漢武帝的衣缽,在壟斷資源上大做文章,形成對中國民間經濟的第一道緊箍咒。
      而唐代則為中國現代經濟,提供另一個版本:土地公有制。唐代的土地公有制來自北魏,經過北周和隋朝,最終傳給唐朝。它規定當一個人出生時,就由政府分給他一塊耕地;作為交換,一旦他成年,就必須向政府繳納土地稅;當他死亡時,政府把耕地收回,以便發給其他的新生人口。這種制度下,政府是全國最大的地主,農民只是終生的租客,稅收就是租金。在1978年之後,中國農村也曾經實行過類似的分地制度。另外,與現代中國類似的是,唐代也是一個政府參與經營的時代。皇帝允許每一級政府、每一位衙門擁有土地經營權和資金,這些衙門都可以參與市場活動,賺錢籌措一部分財政資金,維持自身的營運。
      可以說,唐代的政府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但唐代的官營效果很差勁,常常處於虧本狀態。主要原因在於,政府控制土地的成本太高,雖然可以短暫獲利,但從長遠來看,不僅會攪亂民間秩序,也無法保證政府持續獲利。而政府由於不懂經營規律,所做的商業活動多半無法盈利,或是只能實行強買強賣。結果,政府不僅沒有從中獲得足夠的財政收入,反而導致唐代的中央財政捉襟見肘,持續惡化。
      正是由於糟糕的財政,唐玄宗在盛世時期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建立節度使這個官職。在此之前,中央政府總是把一個地方的軍權、財政權和行政權,分派不同的官員。但隨著中央財政崩壞,皇帝往往拿不出錢來養活邊關的軍隊,於是,他把邊關地區的軍權、財權、行政權合併起來授予同一人,讓他自己想辦法收稅,再用這些稅收養活軍隊打仗。但設置節度使破壞了正常的官僚制度,無法產生有效的制衡,使得節度使反而大權在握,有力量反抗中央,最終導致安史之亂。可以說,唐代的衰落首先起源於財政問題,再擴大成軍事問題。
      在漢唐的財政經驗之外,宋代則為中國提供最後一個強有力的工具──紙幣。從宋代開始,中國的每一個朝代(除了清代),都有劇烈的紙幣通膨,中央政府突然發現,紙幣是種更容易獲取財富的工具,並且迅速濫用。即便到了現代,世界各國也都發現,紙幣是個快速籌款的工具,並想要過度使用,最近世界各國都有流動性氾濫的問題就是這樣的結果。從前面的回顧也可以看出,國營企業、土地公有制、金融壟斷,在中國古代都有非常深入的實驗。而它也帶來一次次重複的結果,雖然每次的重複中略有新意,卻又有許多規律可以追尋。
      本書在敘述這些歷史教訓時,會試圖尋找其中的規律,為現代社會經濟的池塘中,摻入一點古人的眼淚。
     本書的寫作目的,不僅僅是回顧歷史,而是透過研究古代問題,來研究現代。當了解古代的財政邏輯之後,再看待現代問題,可以獲得更廣闊的視角,並能夠理解現代經濟和社會的脈絡。
    推薦序
    推薦序
    推開讀歷史的一扇新窗

    歷史評論家╱公孫策

    國家的興、亡、盛、衰全在財政,是本書的主旨,而本書為我們讀歷史開了一扇新的窗戶,增加了一個新的視察角度。
    國家興,因為「槍桿子裡出政權」,而槍桿子若無財政支持肯定不行,例如楚漢相爭,項羽強而劉邦弱,但是劉邦據敖倉而能拖垮項羽;國家亡,因為「天下之亂本於飢」,但荒年每隔數年就會發生,卻未必一定生亂,人民因吃不飽而造反,通常伴隨著政府財政出問題,例如王莽搞垮了原本穩定的五銖錢貨幣秩序,一旦發生饑荒,立即民變四起。
    讀本書最大的感慨是,中國古代的財政思想不發達,乃至「興利之臣」跟「聚斂之臣」幾乎同義,於是儒家學者恥言興利,最終使得近代中國完全無法抵擋西方的船堅砲利。而列強敲開中國大門之後,起初只要求通商,及至不平等條約數簽,最重要的就是攘奪財稅權,而中國的大臣還死守「土不可喪」觀念,不曉得國家命脈已經給人家掐住了。
    本書作者蒐集史料完整,並能拉長歷史縱深思考問題,透過他的剖析,很多傳統史書上的「功」卻成為「過之源」,例如漢武帝的雄才大略,大漢天威其實埋下了大漢帝國由盛轉衰的因子;有些「不作為」卻又因禍得福,例如大明王朝濫發紙幣,民間擔心通貨膨脹,於是自覺性的發展出銀本位貨幣體系,反而明朝的金融秩序在歷代中相較穩定。而史書稱讚的一代良相張居正,他推動的財稅改革「一條鞭法」,本書評論他其實只是「瞅準機會做些『理順式』的變革」,如此評論固然有作者的根據,然而在儒家學者普遍缺乏財政知識的中國古代,張居正能夠「瞅準機會」,還能「理順問題」,絕對稱得上是一位治世能臣,忍不住在此幫他「平反」一下。
    現代四大史學家之一的錢穆大師教我們「在現實裡找問題,到歷史裡尋答案」,也就是所謂「歷史實用論」,可是在此之前,遇到現實中的經濟、財政、科學等問題時,常嘆中國歷史記載這些方面太少,有了本書之後,對於財政在歷代興亡盛衰的影響,乃有了清楚的脈絡,良有益也。
    作為一個歷史評論人,不能已於言的是,本書沒有對「貪汙」多加著墨。事實上,史書中對貪汙奢侈的記載很多,而貪墨之風直接影響的就是政府財政。這一點,期待本書再版時能夠加入。
  • 推薦序 推開讀歷史的一扇新窗
    前 言 一部新視角下的中國史詩
    序 章 漢武帝:兩千年帝國財政的教科書

    第一部 探索中的集權帝國
    第一章 秦代:中央帝國的誕生
    第二章 漢代:皇帝的財務僵局
    第三章 莽:一個幻想家的財政實驗
    第四章 穿越朝代的制度惰性
    第五章 魏晉南北朝:戰爭時期的財政競爭

    第二部 財政失控,帝國繁榮
    第六章 唐德宗:吝嗇皇帝的中興悲歌
    第七章 北魏馮太后:照亮也葬送唐朝的土地改革
    第八章 唐代:最簡單的財政,最複雜的問題
    第九章 宋代:改革之殤
    第十章 紙幣:溫水煮宋朝青蛙的遊戲
    第十一章 金融大崩潰──宋朝的印鈔奇觀

    第三部 邁向最完美的集權機器
    第十二章 元代:財政的能力,支撐不了帝國的野心
    第十三章 明代:如何建立最嚴密的集權皇朝
    第十四章 清代:抵達高峰,卻掙扎在傳統與現代之間

    後記 本書不只是歷史,還希望能以古鑑今
    附錄
    各朝田畝丈量尺度
    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統計資料
    中國朝代示意圖
  • 偷鑄假幣成為流行

    在武帝之前,漢代的貨幣主要是文帝時期推出的四銖錢,錢幣6枚重一兩,其面值和所含銅的價值相近。朝廷甚至允許民間鑄造貨幣,只要鑄幣達到政府規定的規格,都可以進入市場流通。漢武帝採納酷吏張湯的意見,依靠政權的力量創造兩種新型的貨幣:皮幣和白金。這兩種貨幣的面值與真實價值嚴重不符,皇帝借助它們從民間抽取大量的「鑄幣稅」。
    由於皮幣兌換率不合理,近乎是明目張膽的搶劫,所以市場拒絕接納皮幣。因此要推行皮幣,必須依靠政權的強制力量。依照漢代的禮儀,諸侯朝覲、祭祀祖先需要使用玉璧,漢武帝就看上這塊市場,他規定諸侯在貢獻玉璧的場合,都必須用皮幣當墊子,襯在玉璧下面。一個玉璧有時只值幾千錢,而它的墊子卻要40萬錢,等於讓諸侯花大錢買一塊不值錢的皮子。
    如果說,皮幣是為了搜刮諸侯的錢,那麼白金則是直接從民間搜錢。所謂的白金是銀、錫合金,漢代的法定貨幣是黃金和銅幣,銀並不屬於法定貨幣,所以皇帝決定利用它。漢武帝製作的白金貨幣有三種:一種重8兩,圓形,上面有龍形圖案,叫做白選,一枚價值3,000錢;另一種小一些,方形,上面有馬的圖案,價值500錢;第三種更小,橢圓形,有龜形圖案,價值300錢。由於民間本來不使用銀和錫做貨幣,加上白金的價格被嚴重高估,官方估值已接近金的2/3,出現巨大的價差。
    民間一方面在交易中抵制這類貨幣,另一方面又大量偷鑄假幣,希望以此牟利。短短幾年,越來越多人加入偷鑄錢幣、使用假幣的行列。為了應付上述問題,政府必須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監控市場,官僚階層也因此變得更加龐大。這件事導致日後政府更加深度的介入金融業,將其收歸國有。
    另外按照法律規定,那些偷鑄貨幣的人會被判處死刑。但由於這個行業可以謀取暴利,在嚴刑重法之下人們仍然趨之若鶩。當所有的人都參與犯罪時,法律就像是靠概率決定的射擊遊戲,誰被打中誰就自認倒楣,沒有被打中的繼續犯罪。但是,沒有被打中的總是大多數。
    對於白金持有異議的官員,也遭到排擠甚至被殺害。這位倒楣的官員是掌管財政的大司農,名叫顏異。漢武帝聽從張湯的意見創造皮幣時,派人徵求顏異的看法,主管財政的顏異表示不贊同,說道:「諸侯朝天子使用的玉璧,才值幾千錢,而現在規定玉璧必須墊上皮幣,但其價值卻值40萬錢,這不是本末倒置嗎?」武帝聽了很不高興,張湯便乘機找人告發顏異,說他有意見不好好提,心懷不滿、犯下腹誹之罪,應當將其處死。
    顏異之死向百官指明方向,哪怕有一點不贊成,他們也不敢表示。此後武帝開始變本加厲,用張湯的標準懲罰那些不聽話的人。在官員的推波助瀾下,武帝的政策已經被執行到荒謬的程度。在高峰時期,西漢每100個人中,就有5個人因偷鑄貨幣而被判死罪。在這些犯罪的人中,有大約1/5的偷鑄犯被抓,剩下的則繼續逍遙法外。
    五年後,漢武帝意識到政府不能靠滅絕人民來施行政策,所以他推行挽救措施,簽署赦免令,赦免幾10萬偷鑄犯的死刑。由於朝廷保證犯人自首就可以獲得赦免,因此又有一百多萬人自首,而沒有自首的人至少還有一半。到最後,白金終於支撐不下去而被廢止。這次貨幣改革不僅沒有滿足皇帝的需求,反而造成市場的混亂。如果要解決財政危機,必須從其他方面想主意。
    到這時,國家壟斷制度已經呼之欲出。漢武帝最終找到的出路是,如果要無止境的獲得收入,就必須把政府變成一家龐大的企業,為的就是為創造利潤,政府想要多少,就供應多少,此為官營壟斷之源頭。這個辦法也影響了未來兩千多年中國的經濟和財政。

    司馬懿的統一大計,重點是財政

    魏齊王正始4年(西元243年),司馬氏逐漸掌握曹魏的實權。司馬懿開始著手籌劃統一三國的大計。這時距離蜀漢滅亡還有整整20年,距離東吳滅亡還有37年。司馬懿有一位叫做鄧艾的謀臣,是三國時期最著名的戰將之一。二十年後,正是他率兵滅蜀漢。
    鄧艾除了敢冒險、能打仗之外,還是有名的財政專家。在司馬懿籌劃統一時,鄧艾寫了一篇〈濟河論〉,向宣帝(晉武帝追諡司馬懿的廟號)提出他的觀點。鄧艾看上許都以東壽春地區的土地。在三國時代,魏國要進攻吳國,兩條路中幾乎必選其一:一條經襄陽、一條經壽春。當壽春被魏國占領時,這裡還是一片尚待開發的土地,位於與吳國對峙的正前線。但是,這裡的土地非常肥沃,當北方的土地都已經被開發得差不多時,鄧艾發現,壽春正是一個天賜的糧食生產基地。
    他認為由於缺乏水利設施,這裡的土地雖然肥沃卻產量不高,如果開鑿運河灌溉,土地產量可以提升3倍。只要5萬士兵參與耕田,加上充足的水源,就可以每年上繳500萬石的稻穀作為軍糧。經過六、七年後,就可以湊夠3,000萬石的糧食,為戰爭做好準備。這個提議受到司馬懿的大力稱讚,並立即實行。曹魏在此大修水利、興兵屯田,南方的氣象也為之一變,官田和民田交錯其間,一片繁忙景象。
    司馬懿之所以能夠接納鄧艾的方法,是因為他本人也是有名的財政專家。起初,作為曹操的手下,司馬懿也是早期提醒曹操要注意屯田的大臣之一。根據他的計算,當時有二十多萬人因為戰亂,而脫離農業生產。正是因為看到這些閒置勞力的存在,曹操才對屯田有了足夠的信心。
    洛陽以南的中部地帶,也就是荊州以北,靠近吳、蜀的前線。當蜀將關羽入侵這片地區之後,許多老百姓逃走了。曹操決定收攏這些逃走的百姓,把他們遷往北方安置。司馬懿阻止曹操的做法,他認為關羽的侵襲不會持久,日後,這些人還會返回家鄉耕種,如果把他們遷往別的地方,反而使民眾因思鄉而降低耕種意願,還讓前線變得更加空虛。曹操再次採納司馬懿的意見,這片肥沃的土地仍然保持著繁榮,為日後進軍江南做好準備。
    司馬懿除了理解財政之外,更懂得拿捏人民與政府之間的距離。他認為雖然要重視財政,但是一定要避免擾民過甚。隨著魏國擴張,一些新的邊境地區加了進來,這些地區的人民大都沒有戶籍,因此,政府想透過核查來落實戶籍制度,便於未來徵稅,但司馬懿不贊同這麼早清查戶籍。他說吳國和蜀國,正是因為建立嚴密的戶籍制度來防範百姓、徵收苛稅,所以百姓才拋棄了他們。我們應該反其道而行,不要建立嚴密的戶籍網絡,也不要干擾人民的生活,要讓他們安樂。只有人民安居樂業,政府才會富足,否則,登記戶籍也沒有用。這件事表明,他的看法比起一般人都高明得多。

    隋代的土地,比21世紀的中國還大

    隋文帝對於財政之用心,在還沒有當皇帝前就已經顯現出來。他擔任相國時,北周的大臣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預感到他要篡權,一一起兵發難。在鎮壓他們的過程中,僅賞賜士兵的錢就上億,也讓隋文帝感受到財政的重要。
    得天下之後,由於興修新的首都大興城,從山東地區(崤山以東的河南、山西等地)徵調大量民工。這個地區原屬於北齊,戶籍制度本來就不夠清晰,許多人逃避政府徵調,於是文帝心中有了清理戶籍的念頭。
    由於隋代(包括之前的北齊和北周)是按戶納稅,在北齊地區內,許多大家庭都有幾十甚至上百口人,這些人共同算是一戶,只納一份稅。隋文帝乘機打散大家庭,規定叔伯兄弟必須分家,避免逃戶現象。經過這次大檢查,政府從民間獲得44萬3,000戶新勞力,人口也增加164萬。
    調查山東地區十分成功,隋文帝為此感到非常滿意。群臣立即抓準皇帝的心思,渤海郡公高熲乘機上本,要求向全國推廣整理戶籍的經驗,同時要把這些成果改為制度。在高熲的建議下,隋文帝建立起一套更加嚴苛的戶籍制度。政府統一制定稅收戶籍冊發給各個州縣,而各州縣的戶籍是一年一清理。每年的正月初五,各地都要進行一次人口普查。
    經過隋代君臣的共同努力,隋代的戶籍制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朝廷幾乎掌控社會的各個角落,沒有人能夠逃避稅收和勞役。可惜的是,為了引起皇上重視,官員開始迎合與浮誇虛報,在隋文帝的號召下,戶籍和土地資料都被誇大,而且誇大得很嚴重。
    最能反映浮誇情況的,是隋代的土地資料。開皇9年(西元589年),根據政府統計,隋代的土地達到19億4,000萬畝。這個數字放在隋代,可能人們不會覺得異常,但如果放在現代,就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
    因為隋代的一畝是240平方步,每步6尺,每尺大約30公分,換算下來,比現在的一畝多0.1畝。19億4,000萬畝換算成現代算法,大約是21億3,000萬畝土地。而根據2013年的統計資料,中國的耕地數量不到20億3,000萬畝。也就是說,隋代的耕地面積竟然比21世紀的現在都大!隋代的統治疆域比現在小得多,而官方的耕地數量已經超過現代,這怎麼可能?答案就是官員浮誇。
    事實上,在漢唐時期,中國耕地數量大約在5億畝(現代畝)左右,明代之後才大幅度攀升。隋文帝的土地普查資料,已經偏離實際資料的4倍。當皇帝重視農業,希望農業取得發展時,地方政府必然投其所好的誇大統計資料,但這也意味著更高的稅收,使民間的負擔猛然加重。
    隋文帝雖然生活節儉,卻常大興土木。他當皇帝之後,修建新的都城大興城,又在岐州北面建造仁壽宮,開挖一條從大興城到潼關的廣通河。這三大工程都耗費大量的物力和人力。隋煬帝之所以熱衷於建設更加宏偉的工程,靈感就來自於他父親的三大工程。
    在建設仁壽宮時,開山填谷,工期緊迫,大批勞工死去,因而被扔到坑裡,僅蓋上土石了事。宮殿建成後,文帝來視察,路的兩旁就堆滿死屍。由於臨時無法處理,監工的大臣楊素只能命人燒掉屍體。
    但即使全國有這麼多的災難,在徵稅機構的高效運作下,隋文帝仍然國庫滿盈,從來沒有空虛過。皇帝彷彿有發不完的錢,給百官的俸祿和功臣的賞賜優厚,對出征陳朝的將士的賞賜從京城的朱雀門開始,一直排到京城的南郊,一次就發放高達三百多萬段布帛。就算這樣,政府的錢仍然花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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