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辯論：左派與右派的起源

美國Amazon.com選書
第一本完整介紹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起源

推薦序文
吳景欽 真理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強力推薦
沈清楷 輔仁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徐世榮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兼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主任
陳宜中 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陳芳明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顏擇雅 作家、出版人

媒體讚譽
《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洛杉磯時報》
《外交雜誌》（Foreign Affairs）、《旗幟週刊》（The Weekly Standard）
《評論雜誌》（Commentary）、《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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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極右派勢力崛起！
民粹思維抬頭、國家主義盛行
台灣向左走？向右走？
選前喊左派，選後變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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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聽說的「激進左派」「保守右派」，到底是什麼意思？

一般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難以解釋清楚，但這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影響我們的價值觀與世界觀，更牽涉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以及社會文化。

本書作者李文（Yuval Levin）曾任美國總統小布希的公共政策官員，也是著名政論雜誌《國家事務》（National Affairs）創辦人，他引領讀者回到二百多年前，藉由知名政治家：主張自由激進、支持美國獨立的潘恩（Thomas Paine），以及保守主義健將、主張改革應循序漸進的柏克（Edmund Burke），兩人之間對立的大辯論，進而理解當今人們為何會有如此壁壘分明的左、右派之分。

兩個世紀以來，世界由兩個涇渭分明的陣營組成：以潘恩為代表的激進黨和以柏克為代表的保守黨。法國大革命期間，兩位意識形態巨擘在「改革的保守主義」與「重建的激進主義」之間爭執不下，左派與右派由此而生。

面對社會，我們是要對運轉良好的政策心懷感激、鞏固現狀，還是要對措施不當的政策心懷憤怒、破舊立新？為了減貧，我們是希望由政府出資補貼窮人，還是由民間社團幫助窮人？
左、右派對婚姻平權、土地正義、賦稅改革、基本薪資、社會福利，又有何不同主張？

《大辯論》深刻檢視了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這兩個哲學信仰系統對於自由、正義、平等、人性、歷史、理智與改革等概念的不同理解，並進一步說明二者的對立，對當今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影響，凡試圖理解個中要義的讀者，都可以從本書尋得答案。

李文（Yuval Levin）
芝加哥大學政治哲學博士，曾任美國總統小布希的公共政策官員、《國家事務》（National Affairs）雜誌創辦人暨編輯、道德與公共政策中心（the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赫托高級研究員（Hertog Fellow），也是《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與《旗幟週刊》（The Weekly Standard）特約編輯。

李文經常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曾出版《分裂的共和國》（The Fractured Republic），目前住在美國馬里蘭州。

譯者簡介
王小娥
中國國防科學技術大學畢業。曾任軟體工程師和媒體編輯，譯有《艱難時代》、《把世界的重量擔在肩上 》、《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導讀》、《超越平凡：自我的力量》、《非常性心理的自我診療》。
 
謝昉
中國政法大學畢業。曾在中國政府機關和網路媒體工作，譯作有《柏拉圖導讀：不經考察的生活不值得過》。

名人推薦
沈清楷 輔仁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徐世榮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兼第三部門研究中心主任
陳宜中 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陳芳明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講座教授
顏擇雅 作家、出版人

推薦序
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吳景欽

《大辯論》這本書的兩位主角，即柏克（Edmund Burke）與潘恩（Thomas Paine），除了是十八世紀於歐美相當活躍的政治人物外，更可能是左、右，或者保守與自由派的先驅。面對如此重要且影響至今的政治人物，似乎很難用一種簡單與截然兩分的意識形態來加以闡述，這也是《大辯論》這本書，想從兩位主角的出身與行動過程，甚至是兩者的針鋒相對，來描述其中思想差異的原因。而很奇特的是，雖然這本書所描述的年代，是距今已超過兩百多年的歐美社會，但就台灣讀者而言，似不會有任何時間、空間的距離感，或許還有相當程度的貼切與親切感。畢竟，這兩位十八世紀的思想巨人對某些政治哲學的爭辯，至今仍然存在。

什麼是保守派、什麼是自由派
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光譜上，常有所謂保守派、自由派的區分，並以保守派定是屬於傳統、守舊，自由派定是屬革新、前衛，來作為兩者的界定。而這種區分方式，似乎可以為一種從政治人物到一般人，於任何政治決定的重要判斷依據，如保守派會傾向於保持現狀、自由派會強調改革與變動。而這種意識形態的區別，也會影響到某些議題的想法與決定，以在台灣，常引起爭議的話題，如死刑來說，保守派會堅持不能廢，自由派會主張廢除。又如同性婚姻的保障，保守派傾向反對，就算保障也應立專法，反之，自由派者則主張直接於民法中保障等，都顯現這種光譜於具體決定的關鍵性。
而這種相當簡潔的區分法，甚至也被運用於司法體系。如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選任來說，既然其象徵最高的司法權，則對於法官的選擇標準，理應置重於法律專業素養與中立客觀的人格特質。惟如此的期待，總敵不過人類自私的本能，於大多數的情況，美國總統在遇有聯邦最高法院法官提名機會時，選擇與自己的執政理念相當者，遠超過公正無私的考量。也因此，在法官就任時，就已被冠上保守、自由派或中間偏左、偏右的標籤。由於聯邦最高法院所審理的案件，往往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與爭議性，故有關法官的意識形態，是否會影響判決結果，一直是法律學界關注的焦點，也是預測案件能否成功翻轉的重要指標。
惟如此的思考模式，不僅過於簡化，也可能產生未審先斷的偏見。這同樣可以著名的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華倫（Earl Warren）為例，其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以加州檢察總長之身分，挺身支持與執行對日裔美人的隔離政策。如此的做法，雖得以成就競逐加州州長之目的，卻也留下反人權的烙印。二次大戰結束後，即便有人不斷質疑，華倫卻不曾對其過往種族歧視與隔離的作為有所道歉。而在一九五二年，艾森豪當選總統後不久，提名華倫為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Chief Justice，台灣習稱院長），最高法院即推翻了「隔離且平等」（Separation but Equality）這個著名的判決，也從此開啟了華倫法院所代表的自由、人權與前衛傾向，致與之前的保守作風截然不同。從此歷程，既凸顯出最高層級法官的任命所存有的高度政治性，更反映出人格的複雜與可變性，致很難以保守或自由派來預測其想法與行為。
只是極端化約的保守與自由派之區分，為何於現今，仍普遍被運用於學術研究與具體政治行為的評估，卻也值得玩味與探究。而從《大辯論》這本書中，藉由對柏克與潘恩兩位主角的描寫與辯論，正可找到一些答案。

出身與環境決定人格特質
在《大辯論》這本書一開始，並未直接切入柏克與潘恩的思想差異與論辯，而是從兩者的出身與歷練說起。如此的描述方式，乍看之下，似屬枝節，卻象徵人的思想形成，絕非一觸即發，而是成長過程的知識與經驗之累積。
雖然，柏克與潘恩，在當時的法律定義上，原都算英國人，但柏克卻是出生於愛爾蘭，潘恩才能算是道地的英國人，只是後來成為美國獨立革命的先鋒。而如此的出生背景，作者也自然而然描述兩人的宗教背景，這又牽扯到十八世紀當時，甚至到今天，仍纏繞於英國與北愛爾蘭間，因宗教信仰不同所造成的政治分歧與對立。而如果仔細觀察這兩人父母的教派區別，也可以發現，所謂信仰不同所產生的區隔，絕不可能是先天的，對於任何人的判斷，肯定也不能以宗教的區別為基準，只能說，宗教信仰或影響個人的人格發展，卻不是全部。也因此，以宗教不同來為區隔，甚至是敵我的區分，實找不到任何政治、倫理或法律的正當化基礎。
再來就兩人所處的時代背景，正處於關係到現代民主與法治發展的兩大事件，即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而每個人在如此巨大的歷史洪流裡，或只能是被動的接受者，卻也有人，藉由各種方式，來推動這股浪潮。當然，對於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一般想到的，總是武力抗爭，卻往往忽略了，這兩個大事件背後，可能產生巨大影響，卻備受忽略的思想力量。而不管是柏克，抑或是潘恩，就處於此等重大社會變動的推動者。

保守與自由之爭
就柏克來說，雖然並非貴族出身，卻受有大學教育，且之後也進入英國國會從政，若以現代用語，可以稱之為人生的勝利組，這或許也可以解釋，柏克為何傾向於體制內的改革，致屬溫和的保守派。相對來說，潘恩不僅出身貧寒，也沒有受到很高的教育，大部分的知識，可以說是自學而來，在英國，最多就是地位極為卑微的收稅官。這樣的出身背景，若以現代用語，就可能被歸類為所謂魯蛇（loser），也或許是因經歷了社會底層生活，對於現狀的改變，自然會傾向於體制外改革，致屬於所謂自由，甚至是革命派。
雖然，在某種程度，柏克與潘恩對於當時英國國王的角色與定位，都有不應介入政治運作，以維持得來不易的民主制度。但對於國王為惡，尤其是大惡時，到底該採取如何的手段來反制，卻有著極大的差別。柏克的議會路線，強調人類社會的漸進改革，完全符合其保守派的性格，也完全反映在其著名的著作，如《為自然社會辯護》（A Vindication of Natural Society）或《論歷史的研究和運用》（Letters on the Study and Use of History）等。潘恩，則完全走的是另一路線，尤其在美國獨立戰爭前，為了鼓勵美國人勇敢脫離英國獨立，還出版了《常識》（Common Sense）一書。這本小冊子，內容不僅白話，也嚴厲批判英國的殖民暴政，更描繪了國家獨立後的願景，這不僅與柏克有著極大的路線差異，事實上，在一七七六年獨立戰爭之前，諸多後來的開國元老，恐也未必如此大膽，卻注定為後來美國獨立，最重要的論述與正當化基礎。
而在美國獨立之後，緊接而來的法國大革命，恐更清楚顯現柏克與潘恩於思想與行動路線的更大分歧。尤其在面對法國大革命後的無秩序，以及隨之而來的恐怖統治，讓柏克對於激進的改革，產生極大的憂慮。相對而言，潘恩卻對法國大革命充滿著期待與激情，即便不是鼓勵暴力統治，卻總認為人類可以理性的重建社會。兩位十八世紀的思想巨人，既反映了當時知識份子的兩種典型，也開啟後世，保守與自由的左右之爭。
雖然，如果仔細閱讀《大辯論》這本書，對於柏克與潘恩的政治思想與哲學，找出其共同點，恐比找出其差異點，來得更多，但對於溫和與逐步的社會轉型與激進的革命手段的選擇，就將兩人區隔成意識形態光譜的兩端，而這又涉及兩人對於人類本性與本質的認知差異。很明顯的，柏克並不相信人的本性，只有成就社會，才可能賦予具體個人在法律上的權利，反觀潘恩，卻是堅持對人的本性之信任，致更推崇天賦人權、更不相信政府的權力正當性。故保守與自由派之爭，其根源或許不在一些旁枝末節的政治主張或是法律修正，而是對人的本性之相信與不相信。這或許也是《大辯論》這本書，所要傳達給讀者的重要訊息。

文字與思想的力量
從讀大學直至現今在法律系教授法律，包括我自己及我的學生，常會有一個疑問，即為何要修一門法哲學（或稱法理學）的課。因這門科目，律師與司法官考試不考，且內容極為艱澀與天馬行空，根本於具體個案或紛爭之解決，毫無助益，那修這門課，到底有何用？當然，如此的疑問，既帶有功利性，也多少是對哲學這門學問的歧視，只是面對學生的質疑，有時也很難清楚的回答。不過，在讀完《大辯論》這本書後，看到柏克與潘恩，不僅身體力行去實踐自我的哲學主張，更以一般人認為不可能的文字力量，去影響與引導那個時代，甚至是後代人的想法，致成為改革的動力。凡此種種，讓人無法輕忽思想的力量，既可以很渺小，卻也可以很偉大，也是強力推薦《大辯論》這本書的原因所在。

推薦序
前　言
導　論

第一章　舞臺上的兩種生活
第二章　自然與歷史
第三章　正義與秩序
第四章　選擇與義務
第五章　理性與慣例
第六章　革命與改革
第七章　世代與生活方式
結　論
致　謝
注　釋
參考文獻

社會中不同世代的人，應保持什麼樣適當的關係？僅因為我們父輩以某種特定的方式行事，我們就應該和他們一樣？或者是將他們的習俗拋在一旁，開闢我們自己的道路？我們是否必須為了孩子保留我們所繼承的社會和政治制度，好讓我們的後代像我們一樣生活？或者，我們是否必須給予他們自由，讓他們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式？如果涉及我們出生時繼承的政治秩序，因而選擇中沒有自主權，我們是否能夠根據許可和選擇自由，來理解我們的生活。我們所繼承的社會以及我們在社會的地位，是否具有決定我們生活方式的合法權威？
我們已經看到柏克和潘恩之間的爭論，告訴我們為什麼要思考這些惱人的問題，以及如何思考。在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不同世代的人之間的這種兩難問題，會在他們的政治思想中變得異常明顯，就存在於將它們區分開來的許多爭論的表象之下。潘恩和柏克經常在許多不同的背景之下提及這個話題，因此它不僅是他們爭論的另一個主題，更是形成一條主線，貫穿我們所討論的主題。
潘恩試圖脫離社會環境去理解人，而柏克認為離開人出生時所處的境況（很大程度上是前輩人創造），人是無法理解的。柏克所描述的是一個層次密集的社會整體，決定每一個成員的地位；潘恩則認為，每一個人生來就有決定自己命運的平等權利。根據潘恩基於理性政治的理由，他認為在面對建立已久但不合理的習俗時，應該直接回溯到原則。柏克對慣例的支持是基於世代相傳的延續性，這種立場讓柏克更青睞漸進式的改革，將過去繼承的東西保留下來；而潘恩追求的卻是突發革命，並將其視為擺脫長期不公、重負的唯一途徑。
在他們的爭論中，世代問題被如此頻繁地提及，是因為柏克與潘恩之間的辯論關乎的是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它最基本的世界觀不可避免地會帶出世代問題。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強調的是基於許可、自由主義和社會平等的政府，所有這些和人類狀況中一些突出的現實是衝突的：我們出生時的社會已經存在於那裡；我們沒有經過自己的同意就進入這個社會；我們進入這個社會時，並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而是身處複雜的社會關係之中，這種關係有助於確定我們在社會中的位置，但通常成為平等的障礙。
這些現實表明：從某些重要的意義上來說，考慮不同世代之間的特定關係，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在現實中是行不通的，或者這些關係必須有所改變，讓這種自由主義變得可行。當啟蒙運動的自由主義變成現實問題，他們開始爭論這個問題，因此柏克與潘恩尤其關注這些問題，將世代之間的關係當作一個極其實際且公開的問題。

潘恩：永恆的現在
潘恩的政治生活觀點，指向一種永恆政治。個人在社會中的權利和地位，應該與他出生之前的事情無關。每一個世代中的每一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和其他世代中任何一個人同社會的關係是一樣的，因此過去世代的政治行為、決定、規則和成就，不會限制也不能決定現在。現在是由同最初原則的直接關係決定的，它們如今簡單而準確，就像它們在人類歷史剛開始時一樣。對不同世代的人來說，它們都一樣正確，就像對不同的個人而言都是正確的一樣。因此，潘恩堅信「每代人和前代人擁有平等的權利，依據同樣的原則：每個人生來就擁有和同代人同等的權利。」
不同代人的平等，並不意味著前代人和當代人對當前的政治判斷有平等的訴求。過去曾有過自己的機會，當前也有權力決定自己的命運，就如同後代人有朝一日也會如此。「無論如何，每一個時代和世代必須為自己的自由採取行動，就如同之前的時代和世代一樣。」在這個意義上，世代的傳承與其說是積累，不如說是重複。潘恩認為：「所有人生來就是平等，並具有平等的天賦權利，就像後代始終是造物主創造出來，而不是當代生殖出來，雖然生殖是人類代代相傳的唯一方式；但最終每個孩子的出生，都必須認為是從上帝那裡獲得生存。世界對他就像對第一個人一樣新奇，他在世界上的天賦權利也是完全一樣。」
同最初原則產生直接關聯的渴望，可能讓人很難抵抗世代更替所產生的影響，如同這樣的事實：人們是出生到這個世界上來的。「許可」，要求每一代人將這個世界視為完全開放，而不是它降臨時那個樣子。自由人必須能夠自由地活在當下，如果要求他們去遵守前人的法令，就無法做到這一點。在潘恩幾乎所有的政治作品中，法國大革命之前、期中和之後，他都將這一點表述得異常明確。寫於一七九五年的《論政府的首要原則》，表現得最明顯：「與原則有關的時間，就是一個永遠存在的現在：時間對原則毫無作為；沒有絲毫改變它們的本質和性質。我們和一千年前有什麼關係？我們的一生非常短暫，如果我們在開始生活的時候就發現存在的錯誤之處，那才是我們一生開始之時；我們反抗的權力，就像它從未存在一樣。」
現在，對於「永恆的現在」這一特殊觀點，以強有力的方式闡明潘恩對政治生活中時間的理解。他所理解的是基於當前的政治。如同他在《人權論》中所說，在政治生活中，「要適應的是活著而非已經死去的人」。潘恩並不否認世代相傳的歷程，他否認的是過去積累起來的習俗和權威。事實上，他將國家歷經世代的恆常發展，當作支持政治中永恆現在的理由：

國家儘管一直存在著，但總是處於更新接替的狀態。它永遠都在變化，每天都有嬰兒出生、有未成年人長大成人、有老人死去。世世代代奔流不息，在這個過程中，沒有哪一代比其他代更具權威。我們是否能確定這種優越性出現在哪一個時間點，或出現在哪一個世紀？它又源於什麼？我們可以利用什麼證據來證明？我們要以什麼樣的標準來理解？

正因為生活本身不是永恆，潘恩堅信政治必須是永恆：過去，在本質上比當前和未來更好或更糟嗎？正因為潘恩相信進步，相信政治朝向對永恆的公正原則，更好的理解發展，他認為這種進步指向的是以永恆原則為基礎的政治，其中是真理而非習慣佔據主導地位。因此，他認為世襲君主和貴族不僅是對個人自由不公正的侵犯，還是過去對當前不公正的要求。
柏克宣稱，英國人民永遠忠於君主制國家。潘恩對此做出的回應，特別強調這一觀點。普萊斯認為，光榮革命讓人民有權選擇君主制國家，在《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一書中，柏克試圖反駁這一觀點。他指出，一六八八年的議會向威廉國王和瑪麗皇后宣誓：「上下兩院議員們，謹以上述人民（指當時在世的英國人民）的名義，最謙卑、忠誠地表達他們自己和他們子孫後代，永遠順從之意。」潘恩在《人權論》的起頭引用這段話，指責柏克認為特定一代立法者的這種效忠，是建立在所有未來英國人的基礎之上。「一六八八年的英國議會，代表自己和他們的選民做了某件事情，他們有權這麼做」，但他們無權代表後世之人這麼做：

在任何國家，從來不曾有，從來不會有，也從來不能有一個議會，或任何一類人，或任何一代人，擁有權利或權力來永遠約束和控制後代子孫，或永遠規定世界應如何統治，或由誰來統治；死後統治的狂妄設想，是一切暴政中最荒謬而又蠻橫。人不能以他人為私產，任何世代也不能以後代為私產……每一代人都符合且必須符合，那個時代所要求的一切目的。

潘恩的個人主義和他拒絕承認過去權威，在以上這段文字表現得最明顯。潘恩認為，不同世代是截然不同、彼此毫無關聯──不是彼此的延伸。事實上，他認為我們現在活著的人，那些曾在我們國家生活過的人，以及那些將來會生活於此的人，不是任何政治意義上的一個民族。「每個國家暫時有權按照自己樂意的方式統治自己，必須永遠承認這一點；但透過繼承延續的政府，是為另一個種族而非自己服務的政府。」
潘恩解釋，世襲政府一直都是被強加的，而非選擇的。這是因為在出現第二代統治之前都是世襲政府，而那一代被統治的人不能選擇自己的統治者。如果人類永久地存活下去，就有可能出現一個合法的君主制國家。但是，既然他們不能長生不死，每一個世襲政權在一代之後必定會成為暴政。下一代人被迫接受，上一代選出統治者的後代的統治。暴政就這樣取代了選擇，這個政權也就不再合法。「一六八八年的議會可能透過一項法案，讓自己有權永遠存在，從而讓它的權威永遠存在下去。」
統治的權力在本質上就是許可，在理想狀況下是透過展示美德獲得。潘恩在《常識》中寫道：「無論何時為後世打算，我們應該記住美德是不會遺傳的。」出於這個原因，沒有人可以透過美化自己同過去統治者的關係，而宣稱自己具有統治權。
事實上，潘恩的個人主義及其由此導致的平均主義，讓他認為至關重要的東西是不會世襲的，他將社會中不同世代之間關聯的重要性降至最低。人類應該根據他們自己，而非他人的選擇和行為被統治。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時恰好繼承的社會關係，不應成為決定一個人生活軌跡的主要因素。
差不多出於同樣的原因，過去的政治安排和實踐，不會僅因為它們曾經實施過一段時間，就對當前或未來具有與生俱來的權威。說到英國憲法，潘恩寫道：

在純粹的原則基礎上說到這個話題，古代和先例都不再具有權威性，年代久遠的錯誤失去效力，必須根據習俗和習慣來抽象地審視事物的合理性和主權；從這個觀點來看，如今已演變成習俗的這種權利就像一種權利，在原則和理論上是古老的，就像它接受一千個時代的慣例認可。原則與實踐沒有關係，性格與名號也沒有關係。

公正而正確的道路，無須長期傳統的庇佑。在一個逐漸適應正確原則，並以理性作為指導的政體中，它們會因為自己的價值被採納。「凡是值得遵循的事，都是因為它本身具有價值而受到遵循，它之所以有保障，原因即在於此，而不在於任何會使它受到阻礙的條件。」
在一個以繼承為前提的政體中，無法保證值得遵循的東西真的被遵循，不僅因為慣例可能是盲目的，還因為「自然」在天賦分布方面可能非常不規則，一位能幹君主的孩子，很有可能是個傻子。
世代的承襲導致天賦才能的重新分配，而時間的流逝意味著，即便是最富才幹的領導者，最終也必定會離開歷史舞臺。一個成功的政治體系，即便堅持永恆的理念，並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每一代人，也必須應對這兩個問題。對潘恩而言，這樣一個體系的關鍵在於「共和」特性，其本質在於來自社會任何階層能幹的人，可能透過證明自己的價值因選舉獲得權力。只有共和國才能讓各個世代免於彼此踐踏，防止因為失去能幹的領袖而毀掉國家。潘恩寫道：「正如文壇要出現最優秀的文藝作品，就得給天才作家公平且普遍的機會，政府的代議制要制定最明智的法律，就得盡其所能廣羅人才。」
共和國能夠解決政治中世代循環問題。透過運用自由主義的前提，就創造了這樣一個國家：應用啟蒙運動自由主義的假定，透過重新定位各個世代之間的傳統關係，保證每個人都擁有許可和平等的權利，儘管每個人都是出生於一個已經存在的社會。它還為繼承而來的秩序的嚴重實際缺陷，提供可行的解決方案。君主制國家不僅是來自過去不公正的強加，同時還被不斷出生、死亡，以及青年人和老年人的缺陷干擾。潘恩寫道：「要使君主制符合政府的需要，下一個繼承人生下來就不應是個孩子，而應該立刻是個成人，而且還應當是一個所羅門。要國家等到孩子長大成人，並使政府中斷，這真是荒謬絕倫。」一個共和制國家就避免了這一問題。「使政府始終處於成熟狀態。正如已經看到的那樣：永遠不年輕，也永遠不老；既不年幼無知，也不老朽昏聵；從不躺在搖籃裡，也從來不拄拐杖。」
潘恩認為共和國的特性是：有能力逃離時間的蹂躪，所有制度終結之後不具備永恆性，否認各個世代具有平等權利的制度是不合法的。潘恩寫道：「死亡是人的特性，人不斷生下來，也不斷死去。」但是政治不必用人類的這一事實來決定或削弱。一個基於選擇和許可的政權，可以克服人類死亡所造成的有問題的政治後果。
在這個意義上，現代自由主義政治如潘恩所理解的那樣，是一項更大事業的組成部分，旨在克服人類的自然狀態加諸在人身上的限制，尤其是生死。啟蒙自由主義不僅要求恆常的成熟狀態：永恆的限制，同時也（透過共和主義）使之成為可能。它避免了這種結果，從而否認世代流逝以及世代之間關係的重要性。就像之前所提，潘恩明確否認這些關係具有任何權威，即便是經歷幾個世代仍然有效的法律：「一項未被廢除的法律之所以繼續有效，並不是因為不能將它廢除，而是因為它未被廢除，而未廢除就可被認為是得到同意。」
潘恩堅信，不重要的東西不會世代傳承。在《土地正義論》，他認為繼承稅是利用政府收入來扶持，他理想中福利系統最公正的方式，這是因為在繼承的時刻（世代之間的聯結），沒有值得保護的交易發生。因此，世代之間的關聯不能成為政治制度，甚至是財產的基礎。相反，政治必須著眼於當前，而不是已經死去或還未出世的人。「那些已經去世和那些尚未出世的人，彼此之間相隔遙遠，遠超過我們所能想像的最遠距離。那麼，在他們之間可能存在什麼義務呢？」因為不可能代表那些無法再行使，或還不能行使同意權的人立法，立法者必須著眼於那些能行使同意權的人。
潘恩並沒有忽視未來世代的需求，但認為他們的需求類似當前這一代人的需求：依照他們的天賦權利對自由的需求。潘恩都以積極的態度談論繼承，對其總是抱持否定態度：就像以不公正的方式強加給後代的義務。當代人不應該束縛未來的方式生活。
政治制度當然不止存在一代，但在制定的時候必須能得到許可。存在一代的立法制度不應過分束縛下一代，每一個時代應該在可能的時候專門為自己立法。潘恩寫道：「隨著世世代代的人們每天出生死亡，因此發生公共行為時，會自然而然地假設那一代人所處的時代、即將到來的時代，和生命自然終結之間的時間間隔，這就是它有權經歷的時間區間，可能三十年左右；儘管有很多人會死，其他人會活過這個期限；時間對所有世代的人而言都是平等的。」潘恩認為在三十年左右的時間區間之外，一部法律不再加諸在那些實施的人身上，必須將它清除。
要求所有法律在一個世代之後失效，也有助於避免英國政體出現混亂。「英國人需要這種一般性的管束；有許多過時的法律，儘管不再實施且被遺忘，但仍具有效力，偶爾會因為特定目的被提起。」透過立法設置時間限制，明智的立法者可以讓每個世代統治自己，因而鞏固值得持續存在的法律（讓它們重新獲得認可），並有系統地淘汰不值得保留的法律。在立法的時候，就像立法者的理性可以區分所有世代的渴望和需求。潘恩寫道：「『永遠』這個詞很荒謬，是沒有效力的。下一個世代會為自己思考，就像我們曾經做過的那樣，不會承認我們強加在他們之上的任何權威。我們的『永遠』結束之時，就是他們的『永遠』開始之時。」
從本質上講，沒有什麼能以合法的方式跨越多個世代。潘恩認為個人的權利和自由是政治生活的核心，積極意義上的繼承是難以承擔的。我們欠未來的就是自由，這也是我們要求從過去那裡得到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政治的存在目的就是為了當下。允許當代的公民為自己立法，不受前人強加給他們的東西束縛，同時讓未來的公民可以做同樣的事情。這種實際的個人主義，是潘恩宣導的自由主義的核心。

柏克：永恆的秩序
柏克從一個截然不同的前提出發，得出有關世代之間關係的觀點也完全不同。他對政治的理解，其核心不是抽象的天賦自由，而是實實在在的繼承，對義務的強調多過選擇。柏克認為，我們欠未來的不是自由，而是累積的智慧以及過去的成就：任何一代的任務就是保留，在必要和可能的時候保留前輩人留給這一代的東西，並將這些成果留給後人。每一代人都必須意識到自己的時間轉瞬即逝，或與永恆的現在相反。
就像之前提過的，柏克認為社會不單單是活著的人之間的關係，還包括活著的人、死去的人，和生活在未來的人之間的關係。社會存在的目的不是方便個人選擇，而是滿足這些人的需求。為了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利用前人的智慧，必須以這種規則為指導：讓這種智慧也能為後人所用，再附之以當代人在這個過程中得到的教訓。在對赫斯廷斯的彈劾審判過程，柏克告訴上議院：「我發誓，過去的世代和即將來臨的世代，我們身處其間，是永恆秩序中的重要一環。」

（摘自第七章：世代與生活方式）